山東省民營經濟對經濟的貢獻研究
——基于江蘇、浙江和廣東省對比分析

□ 周金杰

(齊魯工業大學(山東省科學院)，山東省科技發展戰略研究所 山東 濟南 250014)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召開的民營企業座談會上指出：“我國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推動我國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為創業就業的主要領域、技術創新的重要主體、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政府職能轉變、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國際市場開拓等發揮了重要作用”[1]，習近平書記的講話充分肯定了民營經濟的地位和作用，山東省積極響應習書記講話號召，出臺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解決民營經濟發展中的問題，促進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為進一步釋放民營企業的活力和潛力做好了充分準備。

一、現狀分析

(一)民營經濟的就業人數及所占總就業人數的比例

由下圖1可以看出，2014年以前江蘇省私營企業和個體就業人數要多于其他省份，其他三個省份就業人員的數量由多到少依次是廣東省、浙江省，山東省，三省份就業人數比較接近；2014年之后四個省份的就業人數排名有了新變化，廣東省就業人員數量超過江蘇省居于首位，增長趨勢大于其他三個省份，江蘇省居于第二位，山東省超過浙江省位于第三位，浙江省就業人員近兩年呈現下降的趨勢排在第四位。

圖1 四省份私營企業和個體就業人數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分省年度數據

從下圖2可以看出，2008-2018年四個省份私營企業和個體就業人員占各省份總就業人員的比例呈現上升趨勢，其中江蘇省這一比例大多數年份處于第一位；浙江省大多年份處于第二位，2015-2016年超過江蘇省居于第一位；廣東省這一比例處于第三位，增長趨勢較快，2018年這一比例超過了浙江省居于第二位；山東省這一比例一直處于第四位，到2018年這一比例剛剛接近50%，而在2015年除了廣東省這一數據幾乎接近50%，另外兩個省外遠遠超過50%。

圖2 四省份私營和個體企業就業人員占各省總就業人員的比例

(二)私營工業企業數量

圖3顯示，四個省份2011年私營工業企業數量相對于2010年有明顯程度的下降，原因在于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統計口徑發生了變化，2010年及以前是主營業務收入500萬元及以上的工業企業，從2011年開始將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主營業務收入提高到2000萬，因此出現了圖中整體的大幅度下降。2011年以后，江蘇省私營企業單位數一直領先于其他三個省份，近幾年有稍微下降的趨勢，浙江省數據居于第二位，近幾年數量有增長的態勢，逐漸趨于江蘇省企業數量，山東省私營工業企業數量比較穩定，一直處于第三位，近兩年有下降的趨勢，廣東省私營工業企業的數量居于第四位，近幾年有上升的趨勢。

圖3 四省份私營工業企業單位數量

(三)主營業務稅金及附加

本文用各省份私營工業企業主營業務稅金及附加這個指標作為對經濟的貢獻。這一指標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最新的數據截止到2014年，因此這個指標的統計截止時間為2014年，無法獲取最近幾年的數據。山東省作為全國的納稅大省，數值遙遙領先于其他三個省份，其次是江蘇省，這兩個省份數據較為接近，與廣東省和浙江省有較大的差距，浙江省和廣東省分別位居第三第四位，其中浙江省略高于廣東省。

圖4 四省份私營工業企業主營業務稅金及附加

二、對比分析

有眾多文獻關于山東省民營企業的分析，孫駿堃(2019)以2019年山東民營企業61家入圍中國民企500強為例，指出第二產業入圍有47家，比例高達85%，制造業仍是我省實體經濟的重要產業[2]；婁紅民(2019)通過調研發現民營企業在政策制定中企業家的思想反映不上去、政策實施中“雷不少、雨不多”、政府履約有諾不踐、企業維權中“執法、司法保障不力”、惠企活動中“表面親近、實則疏遠”、融資中存在銀行強加企業互保附加條件等方面存在問題[3]；彭玉珊等(2010)運用層次分析法得出山東省民營企業的綜合競爭力水平總體上低于江蘇、浙江兩省[4]；王馨(2020)通過分析晨曦集團作為民營企業做大做強的代表，從曾經魯東南最大的石油化工生產基地和我國最大的大豆進口民營企業到轟然倒塌，原因在于沒能逃脫資金斷裂的困境[5]。本文第一部分通過數據分析山東省、江蘇省、浙江省、廣東省在各個指標的位次，了解到山東省目前現狀，為找到山東省民營企業下一步可能發展的空間和方向提供了理論支撐。

從民營企業就業人數及所占總就業人員比例方面來看，從2008-2017年10年時間中，山東省就業人員一直處于第四位，直到2017-2018年浙江省就業人數出現下降的趨勢，山東省就業人員位居第三位，且距前兩位有較大的差距；在私營企業和個體就業人員占總就業人員比例方面，山東省這一比例從2008-2018年間一直處于第四位，在近3年其他三個省份遠遠超過50%情況下，山東省這一比例僅僅接近50%，可預見山東省私營企業和個體可以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這一方面有進一步發展的潛力；山東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量一直處于第三位，與排在第二位浙江省數量不相上下，近幾年出現差距拉大的趨勢，而與處于第四位廣東省數量差距在縮??；主營業務稅金及附加這一指標作為對全國稅收貢獻率，山東省一直處于首位，且遙遙領先，與處于第二位的江蘇省差距拉大，兩省都處于增長的趨勢，處于第三四位的浙江省和廣東省這一指標比較穩定，增長趨勢也是相對平穩。

三、政策建議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11月召開了民營企業座談會，充分肯定了民營企業的作用，“我國經濟發展能夠創造中國奇跡，民營經濟功不可沒！”，為了大力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壯大，要抓好6個方面政策舉措落實[1]。包括四省在內的全國各省份認真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民營經濟的重要講話精神，為了進一步釋放民營經濟的活力，四個省份陸續出臺眾多文件和政策以解決民營經濟發展中的問題，促進民營企業高質量發展。

江蘇省在2019年底出臺了《關于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提出營造公平市場環境、降低民營企業負擔、暢通企業融資渠道、增強科技創新能力、提升民營企業實力、構建“親”“清”政商關系、健全服務保障體系、保護企業合法權益等八大重點任務30條具體舉措[6]；浙江省發展的最大亮點和最顯著的特點是民營經濟，2018年12月初浙江省為了支持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出臺了10方面31項舉措，在創新、融資、用工、用地、降成本、走出去、產權保護、公平競爭、市場退出和訴求表達10方面進一步創新政策舉措，重在切實可行、解渴管用，實現穩當前和促長遠有效結合[7]；廣東省民營企業門類齊全，涉足國民經濟各個領域，形成了涵蓋一二三產業的完整產業體系，2018年11月初廣東省發布《中共廣東省委辦公廳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簡稱民營經濟十條)?！懊駹I經濟十條”正文共10個方面，59個政策點，圍繞進一步優化審批服務、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降低民營企業生產經營成本、緩解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健全民營企業公共服務體系、推動民營企業創新發展、支持民營企業培養和引進人才、強化對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保護、弘揚企業家精神、構建新型政商關系等方面提出10條措施，用于解決民營企業反映的痛點難點問題[8]。三個省份都結合本省的情況，分別有側重點提出了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促進了各省民營經濟的進一步高質量發展。

山東省認真學習十九大報告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民營經濟的系列重要講話，在深入基層調研、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對照梳理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講話、學習外省市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了從“支持民營經濟怎么辦”和“民營企業家怎么干”兩個方面提出政策舉措：第一個方面包括更加扎實地抓好政策落實、更加精準地推出政策創新、更加有效地提供要素保障、更加貼心地提供涉企服務、更加有力地優化營商環境；第二個方面包括民營企業家永葆創業激情、勇于改革創新、加快隊伍建設、擔當社會責任、重視企業黨建[9]。山東省陸續出臺一系列促進民營企業發展的利好政策，我認為在以下幾個具體方面需要繼續努力：

(一)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知識產權直接關系到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的切身利益，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要一視同仁，不能因所有制不同而有差別，不能在國家需要民營企業時，就對民營企業政策放松一些，在國家經濟發達時，民營企業就重新受到限制，也不能認為民營企業只顧個人私利，而是客觀的認識到，民營企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是平等的。

(二)更加公開透明市場規則

民營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只需要規則平等就足夠了，按照法律、法規、市場規則進行，而不需要國家給予更多的照顧?，F實情況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總是把項目里留給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受到排擠，形成了國有企業的市場壟斷。這種機會不平等的現象在各地比較普遍。另一方面是，各類企業的運行離不開政府的監管，在政府監管不到的領域，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都有可能違規違法，當他們突破法律底線和道德底線時，理應受到同樣的處置，不應該出現差別對待的情況。

(三)政策重在落地

政策要有“執行力”，一個政策實施涉及到省市縣政府部門聯動，也涉及到眾多金融機構、央企、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人行等等部門，各部門之間能否連接順暢關系到政策有效性。此外，各級相關部門還將結合所在地的實際情況和自身的職責，出臺更加具體的工作計劃和細則，因此政策要有效力，需要狠抓落實推進落地。

(四)對企業要精準施策

政策制定中存在前期調研不足，或是未能充分捕捉到企業發展中的難題，或是前后實施的政策不協調，或是政策實施中方式簡單，導致政策實施效果不佳，達不到政策制定時預定結果。哲學的觀點“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針對不同的企業情況使用不同的政策，不能一刀切。甚至對有些企業要實施“一企一策”，更加精準解決企業發展問題，為企業高質量發展提供一個寬松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