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編考異法與編年體的演進

桑 兵

清季以來，傳統與近代的分際演變為中西新舊的對立，以此為尺度，在歷史研究領域，中國原有的幾種主要史學著述體裁，即紀傳體、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越來越邊緣化，外來的章節體一枝獨秀，成為史學論著的主要撰述體裁。雖然后者具有易于分析綜合等等便利，但也容易產生所謂史論關系糾結的困擾，濫用者論人議事，總有擺脫時空束縛的沖動，不愿忍受任何羈絆，以便思想任意馳騁，以致脫離材料與事實固有的內在聯系，依主觀取舍剪裁，拼湊論據，編造論點，看似自圓其說，實則隨心所欲，穿鑿附會者不在少數。表征之一，不少歷史傳記，好將生平與思想分離，尤其是思想評傳一類，似乎人的活動交際與思想學術無關，或是雖然有所關聯但是無關痛癢，因而具體聯系反而可以略而不計。表征之二，敘述一人一派的思想學說，往往不顧時空差異，脫離前后語境，將自以為相似的文字拼湊一處，其聯系解釋不過是撰述者心中的勾連認為而已，與所論之人說話撰文時的本意并無多少關系。尤其是近現代史的研究，一方面材料極大豐富，事實更為繁復，另一方面研究的起步較晚，積累較少，訓練不足，上述問題更加突出。如何在固守歷史天然的時空聯系的基礎上揭示背后的邏輯關系，成為考驗治近現代史的學人能否統一主觀與客觀的一大關鍵。而善用以長編為形式的編年體，或有矯正時弊的奇效。應當用心揣摩參考研治中古的諸位前賢大家的有效良法，結合近代材料多史事繁的實情，認真探討應用改進的途徑，推動近現代史研究由粗放走向精細。

一、長編的本義與演化

近年來，有學人針對以近代范圍為主的長編體裁著述激增的情形提出嚴厲批評，其主旨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其一，長編本是有遜于正式專著、有待于繼續提煉的初稿。長編就是更正式、更莊重的“博而得其要，簡而周于事”的編年體史學著作之“初級階段”，或“前期成果”。長編的“義例”和特點，司馬光一言以蔽之：“寧失于繁，無失于略?！彼?，“長編初稿”的名目，已經不懂長編固有的本意了。

其二，民國以前從未見古人在編撰年譜時用長編作書名。近人最早所撰年譜長編，應數1932年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印的《總理年譜長編初稿》。而最為人所知的年譜長編，是 1936年夏完成的《梁啟超年譜長編初稿》。此后近 50年間，一般僅知 1976年臺灣地區出版的沈云龍《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1979年上海出版的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和1984年臺灣地區出版的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近30年來，內地忽然涌現了數量驚人的年譜長編，所過目的60來種當中，譜主除少數古代人物外，多為近代以來著名人物。還有好多正在編輯出版過程中的書稿，一些發表在刊物上的年譜長編和一些以年譜長編為題的碩士、博士論文；還有的原先叫長編，最后出書時去掉“長編”二字。臺灣和香港也出版了尤侗、趙翼、沈家本、釋印光、閻錫山、蔣介石、張君勱、孫連仲、李玉階、唐才常等人的年譜長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和中華書局還相繼特設了專門的年譜長編叢書。

其三，這些撰著者和出版者全然沒有今后“刪削之”以為定稿而再版的打算，相反，有些撰著者本來就是先出了“年譜”而后再出同一譜主的“年譜長編”的。也就是說，長編在現在的意思和做法都已有了很大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變化?！澳曜V長編”，現在只是“年譜簡編”“年譜略編”的反義詞，略與“年譜詳編”同義。在好多場合，年譜長編成了年譜或年譜簡編的擴大版和升級版。對絕大多數年譜作者來說，長編并不是原來意義上的謙辭，恰恰相反，是一種自信、自豪的說法；甚至是一種時髦的說法，連有些字數并不太多的年譜也非得叫長編不可，大有好像不長編就不高級、不完善之概。

其四，這一現象似也未可厚非，甚至應該有所肯定。因為對于研究者來說，年譜所載史料越豐富、越詳細越好；對于普通讀者來說，也多有求全求備心理。但是必須知道長編的本義，而且補充的都是“干貨”而非“水分”?！伴L編寧失于繁”之“繁”，亦自應有度，絕非毫無節制的堆砌?！胺薄币囗氂袃r值，無史料意義的“繁”就是不能允許之“失”[1]。

之所以不厭其詳地征引其說，是因為作者指出了近代人物的年譜大有變身為長編的普遍趨向，而編撰者卻忽略了長編本來不過是年譜的初稿。更為重要的是，長編的激增表明，年譜的形式難以容納大幅度擴張的史料，不得不訴諸長編。而忽略長編本義的情況，則顯示編撰者沒有了解和把握長編與年譜的既有關系，更沒有自覺地認識清楚長編脫離年譜意欲何為，因而除了增加篇幅外，未能體現長編的繁究竟有何意義。由此可以進一步探究的問題是，長編是否必須作為年譜的初稿，能否使長編脫離年譜初稿的局限，成為編年體的一種變相，甚至真正變身為一種新的體裁。尤其是史法當與史料的繁簡相契合，長編有無可能成為容納整理數量龐大的近代史料的適宜形式，以及如何才能成為適宜的形式。

雖然修《資治通鑒》的長編今已不見，但長編原來的確是為了編撰編年體史書準備資料，以備刪削。不過，史無定法，隨時而變，長編見于宋代，顯然與史料的擴張關系密切。而民國時陳寅恪用長編考異之法，并非是為年譜或編年做準備。雖然他在一些方面堅持仍舊，不肯趨新，寫史體例卻改用章節體。不僅如此，陳?？蹬e例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編撰者丁文江也是另有打算。1929年 7月8日，他致函胡適，明確談到其編書的初衷與妥協：“只可惜他家族（按：指梁啟超家人）一定要做《年譜》，又一定要用文言。我想先做一個《長編》，敷衍供給材料的諸位，以后再好好的做一本白話的‘Life and Letters'[生平和書簡]?！盵2]（P518）根據夏曉虹的解讀，此處所謂“Life and Letters”，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例言第二條，已明確指向倫納德·赫胥黎（1860-1933）為他父親托馬斯·亨利·赫胥黎（1825-1895）所作傳記：“本書采用英人《赫胥黎傳記》（The 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Henry Huxley）體例，故內容方面多采原料，就中尤以信件材料為主?！盵3]（例言P1）以此，趙豐田接手后，丁文江給他的指示中，便包括“本譜要有自己的特點，即以梁的來往信札為主，其他一般資料少用”[4]（前言P3）。如此強調，是由于作為科學家的丁文江深受達爾文（1809-1882）與赫胥黎進化論思想影響，連帶對其傳記所用體裁也心向往之[5]。據此，丁文江的本意是仿英人《赫胥黎傳記》的體例，內容以信件為主。只是礙于梁氏家族一定要做年譜、又必須用文言的要求，不得已，才想先做一個長編，敷衍提供材料者。也就是說，丁文江壓根兒就沒有準備將來把長編刪繁就簡，做成年譜，而是整理書信，做成長編的樣子敷衍梁氏家族，同時為撰寫以書信為主要內容的白話傳記準備素材。

與丁文江的情非得已不同，現在大量涌現的長編，在大幅度增加篇幅的同時，似乎并不能自覺擴充材料的意義何在，相應的體例是否應當有所改進。此事在近現代學界或許具有相當的普遍性。連陳?？底约阂蔡钩?，他原來已經編輯出版過年譜，并且已經補充修訂再版，本想再次大規模增補修訂，之所以改用長編，一是為爭取國家科研經費，二是“從俗”“隨大流”，三是若將“長編”作為“簡編”“略編”這樣的近代才有的名詞的反義詞來用，語言邏輯上倒也可以成立。由此可見，他同樣并未自覺分別年譜之后再做長編的價值和意義，只能回到長編的本義自我反省，未能進而探究發掘長編體裁的潛力。這樣一來，長編與年譜就僅僅只有繁簡之別，毫無深意。曾有編輯專門史料經驗的學人坦言，編輯資料，一卷選本和多卷全本對于基本事實而言作用可能大同小異；另有學人先寫傳記，后用十余年之功窮搜傳主的檔案等資料，可是修訂傳記時發現，似無必須更動之處。果真如此，則竭澤而漁地搜集編輯史料，便有多此一舉之嫌。將年譜擴充為長編，也不過如此而已。

現行的各種長編，包括編年等其他多卷本編年體著述，可以大致分為兩種類型，一是資料長編，二是僅僅譜主的言行錄或特定物事的大事記，這兩種類型大致可以反映長編僅僅作為年譜之類簡單放大的通病。

資料型長編又可以細分為不同情況，有的偏重于某一類資料，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陳垣年譜長編與此類似。陳?？嫡J為：“梁啟超年譜長編最大的特點就是大量引用梁氏家屬手中保存的譜主書簡，這當然對研究者來說很有用；但此譜最大的缺陷也正在此，即除了這批書簡以外，撰寫者幾乎就沒下過大力，不曾去查閱浩如煙海的報刊、檔案以至譜主的全部著作。梁氏是著名的著作家、政治家、思想家，而他有很多重大的活動和重要的作品、演講等卻不能在此譜中看到該有的記載。因此，從年譜應有的標準來看，此譜實際是并不合格的。梁氏一生所寫文字、所編報刊、國內外媒體對其之報道等等，幾乎從不間斷，編寫他的年譜并非特難之事?！盵1]

此說有些地方未免冤枉了丁文江等人，例如報刊資料，編撰者專門從《申報》中輯出數百頁的“康梁事跡”，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以《〈申報〉康梁事跡匯抄》為題，于2008年出版。經夏曉虹考訂，雖然名為“康梁事跡”，內容顯然是以梁啟超為主。進一步比較文本，足可證明這份資料乃是專為編寫《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而輯錄，抄錄者另有其人，且水平很高。梁啟超經歷的時代，報紙數千種，期刊上萬計，僅僅征引《申報》，當然不夠?？墒嵌∥慕瓕τ诹簡⒊幙?，凡與其著述、活動關系密切之報章，都會盡力搜求，梁氏本人的著述，包括尚在出版過程中的《飲冰室合集》，也有所借鑒。只是為了與同時展開的《飲冰室合集》收文相趨避，長編才盡量少引1926年中華書局出版的《（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以及正在出版中的《飲冰室合集》所收書、文?！读喝喂壬曜V長編》例言稱：“本書所用材料雖以信件為主，但以其離集單行，故凡信件中所無而著述中所有者，亦酌量采錄。其信件中所有而著述中亦有者，或一并錄入，俾相互發明，或僅列其目供讀者參考，借求不失年譜之價值?！盵3]（例言 P1）夏曉虹的解釋是：“此處的‘酌量采錄'與‘僅列其目'，均指已入《飲冰室文集》或《合集》者。顯然，《長編初稿》的編撰是以這兩種梁集作為依托，故設想讀者應同時配置，俾便互相觀看。而優先錄入其中不曾收入的書信，亦可與《合集》相輔相成，體現年譜不可取代的獨特價值?！?/p>

盡管如此，陳?？档幕九袛?，即梁啟超年譜長編的最大缺陷與最大特點恰是一事兩面，從年譜應有的標準看，梁啟超年譜長編的確并不合格。盡管另有吳天任的《梁任公先生啟超年譜》，鑒于大量新材料的陸續出現，整合新舊史料，重編一部符合標準的長編的工作，已經展開。

那么，是否取材多樣化，搜羅詳盡，甚至大量使用檔案、日記、書信等新材料，作為長編就算是合格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多數資料性長編普遍存在的問題，恰是僅僅將各類材料按照時間順序羅列堆砌，既沒有比較鑒別，也沒有選擇取舍，材料與材料、材料與事實之間，缺乏必要的梳理整飭，顯現不出內在聯系。這樣的長編，如果材料收集比較充分完整，還有其價值，如果僅僅排列了常見材料，等于是歸類存放了一堆未經加工的原料，作為學術著作的價值就會大打折扣。

這樣說是因為即使像《梁啟超年譜長編》那樣以某一類型的特殊資料為主，如果沒有對文本比較鑒別的流程，也會發生很大的問題，影響歷史的認識。根據趙豐田《翻閱復旦校注本〈梁譜長編〉（初稿）第三、四冊的一些初步意見》，梁啟超年譜長編的編撰“程序及依據情況”為信札約六千通，絕大部分為副本，另有電報手稿，其他筆記類材料，亦皆抄本。這批原料在抄錄過程中已存在一些錯漏字句。根據上述資料加上乙丑重編本《飲冰室文集》、他人發表過的文章和有關事實的陳述，編成一套資料匯編（或稱長編之長編），裝訂為 22冊，基本按年排列，中加簡單說明聯系的文句。這份資料有墨筆鈔本一部以及據此曬蘭印成二部，篇幅內容約多于后來出版的《梁啟超年譜長編》百分之三十。謄寫抄錄過程中，又出現部分錯漏字句，似較原料副本更多。根據22冊本編撰的長編稿本，分量約前者的十分之七，墨筆鈔成。編鈔過程中改正了部分錯字，可能又產生了一些錯字。根據上述稿本用蠟紙刻印現在流行的12冊《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陳垣年譜長編與此類似。陳?？嫡J為：“梁啟超年譜長編最大的特點就是大量引用梁氏家屬手中保存的譜主書簡，這當然對研究者來說很有用；但此譜最大的缺陷（初稿），刻印過程中又產生許多錯漏字，其數量可能較前三次更多。這些錯漏，有的僅僅是字句，有的則錯置了時間或收發信人，很容易導致對史實的誤判。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在注釋《梁啟超年譜長編》的過程中，訂正了其中的一些錯誤，近年來相關研究者也陸續發現并考訂更正了一些錯誤，但是仍殘余一些錯漏。重要原因，一是許多信件只有抄本，沒有原本進行?？?，二是部分有原稿的信札，也散佚不見。要完全依靠本校、理校的辦法逐一發現并予以訂正，難度太大。目前只能隨著相關專題研究的深入，陸續解決。

更為重要的是，12冊油印本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灣和上海后來編印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梁啟超年譜長編》以此為本），是在22冊本的基礎上編撰而成，在此過程中，曾經分由梁啟超的同門及親友簽注，根據簽注的意見，刪去了一些重要的信件或是信件中的重要內容，例如庚子前后梁啟超等人與革命黨的聯系，以及?；蕰陌禋⒒顒拥?。上海版保留了部分簽注的痕跡，但是很難看出有意隱藏的部分。22冊本已于2015年11月由中華書局分訂16冊影印出版，初步比較，應是簽注之前的完整資料匯編，研究者可以仔細比對，進一步坐實刪削的部分、程度等整體情況。

除了資料長編，一般而言，長編對于資料倒是有所比勘驗證，剪裁取舍，只是完全局限于譜主本人的言論行事，等于是年譜的簡單放大，形同譜主的言行錄。這樣的做法可以說是一般編撰年譜的常規套路，可是既然要擴充為長編，如果仍然囿于譜主的言論行事，其繁就難免畫蛇添足之譏。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歷史人物始終處于時代中心位置，其親身經歷牽涉多方面人事，僅僅搜集譜主一方的材料，記錄譜主的言行，無形中以譜主所記之事即為事實，甚至演變為以譜主之是非為是非。須知歷史人物的言論行事，都有因時因地因人因事的因緣考量，如果不能前后左右上下看，頂多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以直接材料眾多而影響極大的《胡適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和《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為例，兩位譜主在近代中國的地位極為突出，個人的日記、書信、檔案又極多，而且資料屢經學人接力式的搜集整理，研究也相當廣泛地持續展開，在此基礎上編撰或修訂（胡適年譜長編的編撰起步較早，且為編者一人之力）年譜長編，視野應當更為開闊?；蛟S是因為拘泥于年譜的體例，加上譜主的各種直接材料已經數量繁多，編撰者盡可能采納，反而忽略了對其他相關資料的廣泛收集和充分利用。

由此產生的偏蔽就是，只見譜主單方面單向度的言行，既不能查知譜主的言行緣何而來，指向何在，更無法了解其言行得到何種反應，引發了什么變化，以及由所有相關當事人的言行組合而成的事情的全過程和各方面。如此一來，難免導致以譜主的是非為是非的印象。如1934年北京大學中文系胡適、傅斯年以及蔣夢麟等人與林損、馬裕藻的沖突，雙方各執一詞，占據主導的胡適、傅斯年等人的說法，與兼顧各方比較而來的實情，差距相當大。全面抗戰初期，國共合作卓有成效，中共的軍事將領還出席過蔣介石主持的一些軍事會議，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建議，與之相關的會上會下的活動，在蔣的長編中很少有所反映。盡管長編要以譜主為中心，可是如果變成譜主的自說自話，多少也會失色。

胡適常說：“做學問要于不疑處有疑；待人要于有疑處不疑?！盵6]（P7）這句話也可以用在胡適自己身上。胡適和蔣介石都寫日記，而且寫得很詳細。至于如何看待兩人的日記以及如何利用兩人的日記做研究，見仁見智。胡適寫日記學李慈銘，蔣介石學曾文正，都有留作史料的用意，疑其凡事假惺惺，的確過甚其詞，但是照單全收，奉為信史，也未免簡單化。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日記同樣如此。不能因為記錄了一些看似見不得人的事實，就以為所記全都是事實，更不能拿著日記當尺度準繩，凡事只要本人的日記未記，就斷言子虛烏有。有時本人不記，正是需要搜集證據、反復琢磨講究之處。

有些重要事情，或許當事人當時沒有預料到后來影響至關重要，所以直接材料中沒有記錄，必須由相關資料予以佐證。如1945年5月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出人意料地通過決議，撤銷軍隊黨部和學校黨部，相繼關閉了全國各大學的黨部。三個月后，中共中央指示各（局）分局、各區黨委“在國民黨占領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進行合法斗爭”，派遣大批干部，潛入國民黨重要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黨務機關和鐵路、工廠、礦山、市政、銀行、學校里邊建立工作，合法團結群眾，以便將來更有力地進行民主運動[7]（P256）。國共兩黨的舉措正相反對，中共成功開辟了第二戰線，兩黨在大學里的優劣態勢迅速發生逆轉[8][9]（P1-27）。蔣介石此舉表面上是為了實行憲政，背后另有隱情，其中之一便是試圖遏制黨內派系惡斗?？墒窃谑Y的各類資料中，很難找到直接記錄，而顧頡剛日記恰好有所記載。1945年4月11日，他受邀到蔣介石官邸吃飯，蔣表示，將使三青團“脫離政治關系，成一與童子軍銜接之教育性的團體。并擬此后禁止學生入黨，免得各黨競拉學生，使學校不能安定”。顧頡剛覺得“此事固好，惜太遲矣”[10]（P440）。另如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對日政策應該如何表述，直接認定為不抵抗，在相關文件中找不到依據，可是要說抵抗，也與事實不符。況且作為他指的不抵抗并非后來強加，“一·二八”事變后，有人就抨擊不抵抗主義，并指名道姓稱：“蔣介石、汪精衛所作所為在過去事實的表現，完全是取‘不抵抗'的投降政策?！盵11]（P8-11）盡可能延緩與日本的正面沖突，以便爭取時間做好準備，是國民政府和一些知識精英鑒于近代以來戰與和得失做出的戰略判斷，自有其理據，可是在日本的步步緊逼面前，一味持重、忍讓，反而助長了侵略者的囂張氣焰，造成國土淪陷和主權喪失，陷入被動，勢必引發社會民眾的強烈不滿。完全按照蔣介石的自述，無視社會各方的觀感，很難恰當呈現其言行的歷史地位。

由此可見，長編的編者在增加篇幅的同時，并沒有發現和把握與年譜等一般編年體裁究竟有何不同，只是簡單地進行材料擴張的工作。這樣的繁雖然未必就是不能允許之失，但是長編應有或潛在的價值的確未能充分發掘發揮。其結果長編既不是作為刪繁就簡的初稿，又不能顯示獨立存在的意義，多少有些不倫不類。眾多學人不約而同地采用長編的體裁作為獨立著述的形式，反映了學人尤其是研治近代史者解決資料繁多與敘述簡要兩難的迫切需求，可是不能得法，非但未能顯示增加篇幅的意義，反而授人以不知本義別有所圖的口實。如何才能充分發掘長編的功能，使之不僅起到一般編年體的作用，而且能夠脫離初稿的局限，進一步發揮潛在價值，真正擺脫附庸的尷尬，破繭而出，蛻變成為一種適應材料極大豐富的研究領域的變相新體，應該引起近現代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視，并積極探索。近代史研究起步較晚，在方法的講究與應用的合理方面，應當更多地借助于中古研究大家的成熟經驗。而陳寅恪等人關于長編考異法的各種論述，最值得認真揣摩取鑒。

二、近代學人的編年體觀及其應用

今人所認為的近代或現代，大體是指晚清民國時期，而在當時，因為時間相近，學人很少選取這一時段作為專門研究對象。近現代進入學人的眼界，起初主要還是出于學術以外的目的，例如優先政治考量的中國近代史，即具有相當程度的宣傳功能以及權力的合法性論證，在觀念、取材、敘事、說理等方面，自然不像研究古代那樣旨在求真。不過，在當時趨新學人看來，也就少了舊史學的種種束縛。其他不論，關于體裁，主張改造舊史的梁啟超就認為，舊史之體，或為紀傳，或為編年，雖非盡屬陳腐，而不盡適用于新史[12]（P27-36）。也就是說，破除舊史學，創立新史學，不僅內容必須脫胎換骨，形式也要改頭換面，包括編年體在內的傳統史書體裁，不能很好地表現新史學的內容。盡管近代學人一般并未明指章節體就是新史學的適當體裁，可是近代以來史學論著主要或普遍的形式就是章節體卻是不爭的事實。

后起的近現代史研究的確較少傳統的負累，梁啟超所宣稱的舊史之體，在開創期的近現代史研究領域幾乎沒有什么遺留可以承繼。但是，這并不等于說固有史學及其體裁對于近現代史研究沒有影響。按照金毓黻的敘述，中國傳統史學各種體裁大體成熟于唐宋尤其是宋代。而對于宋代史學，陳寅恪、傅斯年、蒙文通等人極為推崇。整理國故之際，新銳學人大都標舉清代學人治學近于科學方法，陳寅恪則認為：“有清一代經學號稱極盛，而史學則遠不逮宋人?！蓖圃S陳垣的《元西域人華化考》“材料豐實，條理明辨，分析與綜合二者俱極其工力，庶幾宋賢著述之規?！盵13]（P269-270），仍以宋代史學為標的。

同時代學人當中，傅斯年對于宋代史學以及宋代學術文化整體的觀點與陳寅恪較為近似。留學歸國之后，傅斯年一改從前在歷代學問中以清代為最佳的看法，認為宋代史學最發達，“《五代史》、《新唐書》、《資治通鑒》即成于是時，最有貢獻而趨向于新史學方面進展者，《通鑒考異》、《集古錄跋尾》二書足以代表。前者所引之書，多至數百余種，折衷于兩種不同材料而權衡之，后者可以代表利用新發現之材料以考訂古事，自此始脫去八代以來專究史法文學之窠臼而轉注于史料之搜集、類比、剪裁，皆今日新史學之所有事也”[14]（P4）。將以《通鑒考異》等書為代表的宋代史學與20世紀歐洲的新史學相提并論，評價可謂高矣。如果說宋代為中國歷代史學的高峰，且具有新史學的特質，則對梁啟超批判舊史學創立新史學的主張，以及指編年為舊史之體應當改造的說法幾乎是釜底抽薪。一方面，宋代史學的主要體裁之一便是編年體，另一方面，在宋代史學日漸成熟的各種體裁中，陳寅恪、傅斯年等人最為推崇的就是編年體著述。兩人關于編年體史學的認識，對于材料極大豐富的中國近現代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也關系到編年體應用于近現代研究如何才能更具成效的大問題。

陳寅恪治學首重宋賢的長編考異之法[15]。據蒙文通說，陳寅恪贊譽有加的“宋人之史學”，具體包括“歐陽永叔、司馬君實，亦略及鄭漁仲”[16]（P44）。其中既有紀傳體的斷代正史，又有總輯各史仍用紀傳體而著為通史的《通志》，而在長編考異法方面與傅斯年共鳴最多?！锻ㄨb考異》是兩人共同標舉的代表作。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稱：“在中國詳述比較史料的最早一部書，是《通鑒考異》。這里邊可以看出史學方法的成熟和整理史料的標準。在西洋則這方法的成熟后了好幾百年，到十七八世紀，這方法才算有自覺的完成了?！盵17]（P308-309）對此陳寅恪當無異議。任教于清華國學院時，陳寅恪曾對畢業的陳守實談及自己的“史之見解”，“謂整理史料，隨人觀玩，史之能事已畢；文章之或今或古，或馬或班，皆不必計也”[18]（P42）。這與主張近代的史學就是史料學的傅斯年并無二致。

不過，對于陳寅恪推崇備至的《資治通鑒》，傅斯年多少有所保留。他雖然列舉了《五代史》《新唐書》和《資治通鑒》作為宋代史學最為發達的表征，但是覺得最能代表新史學發展的，還是《通鑒考異》和《集古錄跋尾》[14]（P4）。傅斯年認為，“史料越生越好！”不贊成史籍加入義理及感悟的成分，陳寅恪則始終思索整合融貫義數分別的破解之道。傅斯年指《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所記“多有怪事”[17]（P339-340），并以此作為遠人的記載比不上近人記載可靠的典型事例。陳寅恪《陳述遼史補注序》則對該書贊譽有加，他說：

裴世期之注三國志，深受當時內典合本子注之薰習。此蓋吾國學術史之一大事，而后代評史者，局于所見，不知古今學術系統之有別流，著述體裁之有變例，以喜聚異同，坐長煩蕪為言，其實非也。趙宋史家著述，如續資治通鑒長編，三朝北盟會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最能得昔人合本子注之遺意。誠乙部之杰作，豈庸妄子之書，矜詡筆削，自比夏五郭公斷爛朝報者所可企及乎？……回憶前在絕島，蒼黃逃死之際，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抱持誦讀。其汴京圍困屈降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環，國論是非之紛錯，殆極世態詭變之至奇。然其中頗復有不甚可解者，乃取當日身歷目睹之事，以相印證，則忽豁然心通意會。平生讀史凡四十年，從無似此親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饑餓之苦，遂亦置諸度量之外矣。由今思之，倘非其書喜聚異同，取材詳備，曷足以臻是耶？[13]（P264）

陳寅恪所說長編“最能得昔人合本子注之遺意”，所謂“合本”，“蓋取別本之義同文異者，列入小注中，與大字正文互相配擬。即所謂‘以子從母'，‘事類相對'者也”?！爸型练鸬渥g出既多，往往同本而異譯，于是有編纂‘合本'，以資對比者焉?！逼渚唧w做法，見敏度法師《合維摩詰經序》：

此三賢者（支恭明法護叔蘭），并博綜稽古，研機極玄，殊方異音，兼通關解，先后譯傳，別為三經同本，人殊出異?；蜣o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無離合，多少各異，或方言訓古，字乖趣同，或其文胡越，其趣亦乖，或文義混雜，在疑似之間，若此之比，其途非一。若其偏執一經，則失兼通之功。廣披其三，則文煩難究，余是以合兩令相附。以明所出為本，以蘭所出為子，分章斷句，使事類相從。令尋之者瞻上視下，讀彼按此，足以釋乖迂之勞，易則易知矣。若能參考校異，極數通變，則萬流同歸，百慮一致，庶可以辟大通于未寤，闔同異于均致。若其配不相疇，儻失其類者，俟后明哲君子刊之從正。

在陳寅恪看來，其方法之精審美備，“即今日歷史語言學者之佛典比較研究方法，亦何以遠過”[19]（P181-185）。與傅斯年將宋代編年體史書比作當代歐洲新史學相互印證。

長編考異之法不僅可以治史，而且能夠研經。陳寅恪《楊樹達論語疏證序》所論最為透徹：

先生治經之法，殆與宋賢治史之法冥會，而與天竺詁經之法，形似而實不同也。夫圣人之言，必有為而發，若不取事實以證之，則成無的之矢矣。圣言簡奧，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語以參之，則為不解之謎矣。既廣搜群籍，以參證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滯者，若不考訂解釋，折衷一是，則圣人之言行，終不可明矣。今先生匯集古籍中事實語言之于論語有關者，并間下己意，考訂是非，解釋疑滯，此司馬君實李仁甫長編考異之法，乃自來詁釋論語者所未有，誠可為治經者辟一新途徑，樹一新楷模也。天竺佛藏，其論藏別為一類外，如譬喻之經，諸宗之律，雖廣引圣凡行事，以證釋佛說，然其文大抵為神話物語，與此土詁經之法大異?！媳背鸾檀笮杏谥袊?，士大夫治學之法，亦有受其薰習者。寅恪嘗謂裴松之三國志注，劉孝標世說新書注，酈道元水經注，楊衒之洛陽伽藍記等，頗似當日佛典中之合本子注。然此諸書皆屬乙部，至經部之著作，其體例則未見有受釋氏之影響者。惟皇侃論語義疏引論釋以解公冶長章，殊類天竺譬喻經之體。殆六朝儒學之士，漸染于佛教者至深，亦嘗襲用其法，以詁孔氏之書耶？但此為舊注中所僅見，可知古人不取此法以詁經也。蓋孔子說世間法，故儒家經典，必用史學考據，即實事求是之法治之。彼佛教譬喻諸經之體例，則形雖似，而實不同，固不能取其法，以釋儒家經典也。[13]（P262-263）

宋賢治史的長編考異，南北朝治佛典的合本子注，與近代學人治經，三法當為同源衍生而來。陳寅恪反復指出的宋賢治史與天竺詁經之法的分別及聯系，所謂形似而實不同，主要是指佛藏與儒經分別面向出世與世間，因而合本子注與長編考異，一重神話物語，一重人間事實。若就形式和方法而言，二者可謂異曲同工。最為關鍵的要素即取材詳備，匯聚異同，事類相從，參考校異。而用由合本子注演變而來的長編考異法研治儒家經典，取事實證言論，搜群籍相參證，繼以考訂解釋，可以明圣人之言行。如果說傅斯年的編年體觀還限于比較考訂史料史事，陳寅恪則可以擴張到詳究義理，將義理還原為歷史。這樣的分別，移植到史料極大豐富的近現代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方法的改進，與材料的增加關系緊密，不同歷史時段材料的多寡，很大程度上制約著方法是否適用以及如何運用。一般而言，除特殊領域外，時間越近，材料越容易獲得?？墒?，是否研治近代就比治古代容易，卻有待斟酌。近代學人普遍覺得治近代相對容易。胡適就認為，“近代史的史料比較豐富，也比較易于鑒別真偽?！盵20]（P28）而“秦、漢時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學所能整理，可讓成熟的學者去工作”。其理據是，“材料少則有許多地方須用大膽的假設，而證實甚難。非有豐富的經驗，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晚代歷史，材料較多，初看去似甚難，其實較易整理，因為處處腳踏實地，但肯勤勞，自然有功。凡立一說，進一解，皆容易證實，最可以訓練方法”[21]（P557）。治史主張搜集資料要竭澤而漁的陳垣，自謙“近百年史之研究，仆為門外漢”，但至少研治明清之際滇黔佛教史事，所掌握的史料已經讓陳寅恪感到望塵莫及。陳垣的體驗是：“史料愈近愈繁。凡道光以來一切檔案、碑傳、文集、筆記、報章、雜志，皆為史料。如此搜集，頗不容易。竊意宜分類研究，收縮范圍，按外交、政治、教育、學術、文學、美術、宗教思想、社會經濟、商工業等，逐類研究，較有把握。且既認定門類，搜集材料亦較易?！盵22]（P380）雖然承認搜集近代史料不易，可是既然覺得分類縮小就比較容易把握，言下之意，還是認為近代史不算繁難。陳寅恪對于史料詳略與歷史研究的制約關聯體會較深。他認為：“研上古史，證據少，只要能猜出可能，實甚容易。因正面證據少，反證亦少。近代史不難在搜輯材料，事之確定者多，但難在得其全。中古史之難，在材料之多不足以確證，但有時足以反證，往往不能確斷?！盵23]稍詳的解釋是：“上古去今太遠，無文字記載，有之亦僅三言兩語，語焉不詳，無從印證。加之地下考古發掘不多，遽難據以定案。畫人畫鬼，見仁見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證據不足，孰能定之？中古以降則反是，文獻足征，地面地下實物見證時有發見，足資考訂，易于著筆，不難有所發明前進。至于近現代史，文獻檔冊，汗牛充棟，雖皓首窮經，迄無終了之一日，加以地下地面歷史遺物，日有新發現，史料過于繁多，幾于無所措手足?！盵24]（P52）兩說語義略有不同，概言之，還是覺得近代難在史料太多，難以收全，至于研究，則基本材料不難掌握，因而基本事實比較容易確定。

事情往往具有兩面性。以研究古代的精細程度為準，處理近代史料研究近代的確不算太難?？烧驗椴牧咸?，照搬套用研治古代的方法，要想達到與材料的繁復相匹配的精細程度，勢必出現新的困難。

其一，關于同一人事的各種記錄得以留存，可以提供不同側面的證據，可是同樣出自親歷者當事人之手的記錄卻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羅生門的現象所在多有。盡管都是直接材料，充其量有此一說，卻不能確定都如此說，更無法斷定即如此事。梁啟超是近代許多大事的親歷者，后來又講究歷史研究法，對于近代的史料與史學不無心得。他的看法是：“時代愈遠，則史料遺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此常識所同認也。雖然，不能謂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謂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例如中日甲午戰役，去今三十年也，然吾儕欲求一滿意之史料，求諸記載而不可得，求諸耆獻而不可得，作史者欲為一翔實透辟之敘述如《通鑒》中赤壁、淝水兩役之比，抑已非易易?！盵12]（P37）也就是說，近代史料雖然增加，真的復雜性也同步增加，材料越多，有時越難以判斷事實的真偽，甚至比材料相對簡少的古代更不容易近真。

其二，材料眾多使得原來不屑一顧或無法探究的大量細節進入研究視野，成為研究對象，而無論材料怎樣增多，也不可能完璧，結果小題目演化出大問題。研究一村一鎮的歷史，同樣遭遇研究民族或國家的歷史相類似的層壘疊加問題，而此類問題往往缺乏足夠的材料確證或反證；或是立論雖然不難，反證也并非不能，可是因為事情小材料少，很難有來者繼續驗證，由求同而來的普遍意義顯得似是而非。

其三，細節的激增使得材料的主觀因素大幅度增多。如梁啟超認為近代史料不易征信近真主要有兩點原因。一是“真跡放大”。著書者無論如何純潔，終不免有主觀的感情夾雜其間，感情作用支配，不免放大事實。包括他自己20年前所著《戊戌政變記》，為后來治清史者研究戊戌變法的可貴史料，但他本人卻不敢自承為信史[12]（P91）。二是記載錯誤?！按祟愂聦嵐糯饭倘徊簧?，近代史尤甚多。比如現在京漢路上的戰爭，北京報上所載的就完全不是事實。吾人研究近代史，若把所有報紙，所有官電，逐日仔細批閱抄錄，用功可謂極勤，但結果毫無用處?！盵25]（P6）此說可以進一步斟酌，因為梁啟超指報紙官電所記不是事實，可是卻很難證明事實究竟如何。說非是因為心中有是，但心中之是如果說出來，也就勢必成非。如果說將真跡放大還有主觀故意，記載錯誤卻往往是信以為真。

其四，材料與事實的增多，導致古代史根據材料的一手二手直接間接即可判斷是非鑒定真偽的可能性降低，各種類型的材料，往往包含部分的真，同時也夾雜一些失真甚至偽。如何分辨每一處具體細節的真偽對錯，重現信史的各方面和全過程，技術難度較研治古代更高。

面對上述難題，很少專門研究近代的民國學人似乎鮮有自覺，梁啟超明知近代史料征信不易，卻聲稱：“大概考證的工夫，年代愈古愈重要，替近代人如曾國藩之類做年譜，用不著多少考證，乃至替清初人如顧炎武之類做年譜，亦不要多有考證，但隨事說明幾句便是，或詳或略之間，隨作者針對事實之大小而決定?！盵25]（P80）這與近代史難以求真的判斷適成反面。按照梁啟超近代史料不易征信近真的說法，做晚近人物的年譜，不僅頗費考訂的工夫，而且還不容易得到切當的結論。近代學人關于研治中國近代相對容易的普遍誤判，自然會影響到編年體應用于近代研究。按理說，史料繁多史事繁復，研究的取徑與辦法應該更上層樓，否則難以應對?？墒鞘芎霉胖L的誤導，誤認為晚近歷史的研究比較容易，結果非但未能取法乎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反而等而下之。各種長編于征引的廣泛，比勘的精密，取舍的講究，詳略的拿捏等等方面，頗多可議，“坐長煩蕪”則有余，“喜聚異同”則不足，尤其是以長編考異之法的應有之義作為標準，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三、長編的特有功能與獨立價值

近代史料繁多而方法粗疏帶來諸多問題，尤為突出的有下列幾點。

其一，因為取材容易，又受史論關系的誤導困擾，治近現代史者往往好用舉例為證的方式形成觀點。研究者觀念不同，立場各異，所舉材料并未經過仔細驗證，又脫離原有的時空位置，只是挑揀出來作為例證。結果令人尷尬，本來似乎容易證實的近現代史事，反而各執一偏，聚訟紛紜，而許多的針鋒相對，只是立場兩極，態度、觀念和方法大同小異。諸如此類的學術論爭，一味侈談個人的看法認識，卻不深究是否符合事實，于學術的發展有害無益。在媒體網絡時代，有據即有理，不能對證據進行專業化的驗證，更會導致人人自以為是，放言無忌，把瞎扯當爭鳴，充斥著隨心所欲的曲解和盲人摸象似的瞎說。

其二，預設架構，觀念先行，再往里面填充材料。而架構和觀念大都后出外來，遇到與先入為主的觀念架構不相吻合的材料史事，則視而不見，棄而不顧，引文則斷章取義，曲解本意，凡人都看得出的意思偏偏茫然無知，神仙也看不出的意思卻仿佛一目了然；知人則愛屋及烏，論事則順者昌逆者亡。用設定的主題或概念勾連出來的歷史，并沒有事實的關聯，只是縈繞心頭的想象。

其三，小圈子的專家式學問，不能胸有成竹，由點到線到面，以致全面覆蓋，整體之下研究具體。讀書株守一隅，其余一概不看，一概不知，治學如同打洞，貌似窄而深，實則狹而偏。因為缺少通識，少見多怪，好拾人牙慧，而自詡為創新填空。等而下之者，為了凸顯其發明創造，不惜毀尸滅跡，前人已知的材料和已有的成果，凡直接關聯的，有意只字不提，同時又自炫其博，凡是間接相關甚至關系不大的，則旁征博引，以圖騙編輯蒙專家。因為屢屢得逞，所以不惜以身試法，明知故犯。

其四，喜歡對著講，不會接著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又好發表自以為是的己見，實則缺乏學術判斷力與鑒賞力，道聽途說，人云亦云，甚至吠影吠聲。人已講到習相遠，自己還在人之初盤旋，又不知其陋，不會藏拙，以出頭膿包為燦若桃花，貽笑大方還自以為得。

利用近代中國史料極大豐富的特點，努力發展編年體的方法并且應用得當，可以針對性地解決上述問題，充分展現編年體裁之于近代中國研究的重要價值。

編年體用于史料繁多的近代中國研究，面臨兩難，一是材料多難以全錄，二是史事繁難以盡取，駕馭不當，反而有力不從心之憾，難以體現長編考異法的高妙。實則近代史料種量繁多，史事曲折復雜，最適宜用長編考異之法加以整理，將所有材料相互參證，以免在自圓其說的托詞下斷章取義，穿鑿附會，導致盡信書不如無書的尷尬；從不同視角考察所有史事的各個層面，避免以偏概全，防止以某人是非為是非，結果無是非可言的亂相。有利于矯正時下近代中國研究中常見的隨意立說和格義附會兩種偏蔽，破解各式各樣的羅生門，呈現錯綜復雜的歷史本相和前人本意。

近年來，不僅人物類的長編呈現脫離年譜的趨勢，其他編年體著述，也大都不是為了刪繁就簡，有的意在撰寫其他體裁的著作，有的甚至一開始就是作為獨立存在的著述，既非簡本的擴充，也沒有刪削成書的目標。脫離年譜的附屬地位，長編可以自成一體。長編的編撰，如果能夠貫通所有材料和事實，不僅可以作為撰述的準備，檢測其他形式研究成果的衡鑒，還可以作為所有相關研究的基礎平臺。

長編究竟有無獨一無二的功能？如何才能深入發掘、展現和發展長編的潛在功能？這是值得研治近代者認真思考和努力深究的問題。

長編的價值應該最大限度地體現為詳。所謂詳，首先是資料的詳盡詳備，搜集資料要盡可能竭澤而漁，不避煩蕪，不溢美，不掩飾，不附會，不趨時，不拘泥于所謂直接間接一手二手等外型判斷，所有類型的史料一律平等，關鍵看是否相關，相關到何種程度，相關在什么層面。取材不足，則不僅判斷難以準確適當，更重要的是史事的許多方面環節若隱若現，無法呈現全貌。甚至由于史料不夠，只好闕疑，否則猜來猜去，不得要領。搜集史料不能帶有成見偏見，不能先驗地挑揀，應該有聞必錄，至少在搜集材料的階段必須如此。近代號稱史料大發現的時代，而近代的史料更是層出不窮，或者誤解以新材料發現新問題，又受不讀書而動手動腳找東西的誤導，人所常見的書都不看，一心只找人所未見書。編撰長編，發現新材料與貫通新舊材料應該相輔相成，必須熟悉舊材料，才能發現和應用新材料。要盡可能掌握前人已知，努力發現未知，這是研治近代的一大難題，也是奠定研究堅實基礎的必由之路。只有在充分掌握各類資料并且相互貫通的前提下，才能全面如實地呈現復雜的歷史本相和前人本意，避免穿鑿附會，各執一偏。

要做到資料詳備，必須明確取材的范圍，范圍不明確，就無法把握材料的邊際。按照一般長編的辦法，主要局限于譜主的言行，或是主題事件的基本情況，取材范圍自然不廣?？墒?，值得做長編的大事要人，往往處于時代的中心位置，具有樞紐性作用，與同時期的其他大事要人有著廣泛而深刻的聯系，以其為紐帶，不僅能夠串聯這一歷史時期的大事要人，而且能夠通過其與各方關系，深入認識整個社會變動、制度建構、思想脈絡乃至中外關系。加之中國為倫理社會，最重人倫關系，所謂禮制綱紀，即以倫常為根本。相應地，處世治學也極為講究人脈。生活在關系網之中的中國人的言行，要從關系網的視角脈絡才能考察清楚。

確定取材的范圍邊際，又有形似而實不同的兩種做法，一是以所研究人事為主線放射擴展，二是將特定人事放在關系脈絡的整體之中。前者仍然是單向度地放大，后者則不僅從中心輻射周圍，還要求從四面反觀中心，也就是說，要從圍繞其周邊的人與事的視角來考察中心人事，盡可能多角度呈現歷史的復雜面相，而不僅僅以主題為軸串聯歷史。例如一個黨派、團體、同盟或一次會議、活動的其他成員如何看待、反應譜主的言行，從關聯事件的角度考察主題事件的影響作用等等，如此才有可能全面觀照，讓材料得其所哉，并恰如其分地解讀相關文本和行事。

此法的要訣在于拿捏以特定大事要人為樞紐，貫穿近代中國的尺度。既不能局限于主題的言行，以免望文生義地解讀，或是僅僅從譜主的角度看待與其有關的一切人事，以偏概全，也不能漫無邊際，脫離中樞，變成近代中國的浮泛縮寫。應提綱挈領，充分體現譜主的樞紐性地位作用與前后左右四面看山地觀察把握近代中國的大事要人相得益彰，展示長編考異法與比較研究法相輔相成之于近代中國研究的重要價值和意義。

其次是取材要盡可能詳細地還原事實。史料繁多，必須有所取舍，記載蕪雜，必須有所鑒別。取舍不能以自己的見識好惡為準，看懂的部分拿來用，看不懂的則視而不見，形同閹割歷史。用材料要盡可能符合其本意，既不能任意取舍，更不能斷章取義。史學的一大強項即恰當處理材料。一般而言，材料是死的，可是留下材料的人往往會設陷阱布迷局，生者稍有不慎，就會落入彀中。檔案里不乏官樣文章，日記中不少道聽途說，書信間也有虛情假意，盡信任何一種材料都難免偏蔽。只有對材料、史事和前人研究三者深入認識，才能拿捏得當，還原準確。長編依時敘事，自有時間的天然順序，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編撰長編只要機械地按照時序排列材料就萬事大吉。陳寅恪所論合本子注及長編考異法，其要在于匯聚異同，事類相從，參考校異，極數通變，則萬流同歸，百慮一致，庶可以辟大通于未寤，闔同異于均致。這與強調整理史料的方法就是比較不同史料的傅斯年所說大體相近，傅的總結是：“歷史的事件雖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個事件既不盡止有一個記載，所以這個事件在或種情形下，可以比較而得其近真；好幾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關聯的地方，更可以比較而得其頭緒?！盵17]（P307）近真與得其頭緒，可以說是編撰長編整理材料的不二法則。

史學的本旨在于求真，歷史為曾經發生過的事實，如何發生，情形怎樣，均為實有，不會因為任何后來因素而改變。但發生過的史事須由當事者的相關記述來探求，或者分別稱之為第一歷史和第二歷史。照此推衍，依據相關記載追求史事本相所得著述，實為第三歷史。未來如何不敢擅斷，至少目前還無法物理性地還原歷史的本相，況且即使能夠還原，觀者所見也會有時空差異。如此，后人的求真，由于條件的限制，永遠不會完全與事實重合，只能通過適當的努力逐漸接近。

所謂真至少有兩個層次，即史事本身的真與記述史事的真。史事的真與后人必須根據各種相關記述來還原史事存在矛盾，親歷者關于史事的記述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牴啎，無論怎樣詳盡忠實地記述，也不可能完整地覆蓋全部史事的全過程和各層面，而且當事者利害各異，立場有別，所記的羅生門現象相當普遍。由此衍生出層壘疊加的史書，實事往往無直接證據，可以證實的部分又相對簡單，其余只能近真。而近真使得一事多解的情形常常發生。歷史上所有當事人關于本事的記錄，由于角度、關系、層面等客觀條件不同，以及利害有別等主觀因素，往往異同互見，可是他們如此這般或那般記載本事，除有心作偽之外，同樣是真。只不過這樣的真在他們有的是眼見為實，有的則是真實心境的映照。

正因為同一事件的參與者身份各異，立場不同，參與的時間、地點、程度、環節千差萬別，即使如實記錄，也只能反映其親歷或聽聞的部分，況且還有影響如實記載的多種因素，有此一說不等于均如此說，有此一事不等于事即如此，所以必須將事情的全過程各層面的所有相關記錄匯聚比較，參考校異。有鑒于此，長編必須與考異相輔相成，大體有下列原則和作用：其一，前說有誤，排比史料可以糾正至當。其二，未有成說，匯聚史料可以立說無礙。其三，諸說并立，取比較近真之說其余存異。其四，諸說真偽正誤間雜，須相互參證，酌情條貫。其五，實事往往無實證，須以實證虛，而不涉附會。各種情形，或分別，或兼具，當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整理資料不能先入為主，依據資料類型進行判斷取舍，只能作為參考，不可過度依賴。尤其是不能將他指后認當成預設，看似還原史事，實則編造譜系，把呈現歷史變成創造歷史。必須將所有資料依時序事類相從，不偏不倚，探究事物的發生演化和人物言行的變化。否則以近代史料的繁復，錯誤的判斷可能會導致形成似是而非的歷史敘事。諸如此類的敘述在近代領域所在多有，如庚子勤王、辛亥清帝退位、新文化運動的淵源流變等，通行敘述與史事本相相去甚遠。治史如老吏斷獄，要想完全還原案情，誠非易事。乾嘉考據號稱實事求是，信而有征，而實事未必都有實證，有實證的卻未必都是實事。只要找到直接證據就可以坐實的考證，多為具體的簡單事情。充分匯聚材料，排比梳理比較的結果，剔除各種可能，剩下的最不可能反而能夠通貫所有材料和事實。若是先有成見，挑選論據，就很容易誤入歧途。

再現史事，要將大量碎片化的材料拼合連綴。史料再充分，相較于事實的復雜多面而言，也不可能完整。因為記錄本身就不可能面面俱到，留存過程又不可避免地有所散佚，所以治史在努力窮盡史料的前提下，仍然一方面要闕疑，不做過猶不及的假設求證，另一方面還須必要的判斷推論，不能太過拘泥，以求大體成形。若是必須完璧才能結論，勢將一事無成。兩者之間如何拿捏得當，需要高明的藝術和高度的自覺。

取材詳備之后，考證異同格外重要。一件事情往往有多個記載，有的大同小異，有的同中有異，有的異同參半，有的甚至迥然不同。長編必須用材料說話，有幾份材料說幾分話，但材料不會自動說，必須整理者比較考辨，才能在適當的地方說出得體的話。如果說年譜只要呈現整理材料的結論性意見，長編則應該進而將整理材料不斷近真的過程呈現出來。一般而言，任何史料之于本事都有部分的契合，編撰長編若將異同不一的材料簡單排列，一則過于累贅，二則難以鑒別，適當的做法，應該是通過梳理比較，將材料與事實相吻合的部分析出，連綴成文，用以敘事。也就是說，不能快刀斬亂麻地簡單處理材料的復雜性，要通過梳理整合，讓材料自己敘事。梳理材料不僅要判斷真偽，斟酌取舍，合并完全相同的部分，而且要仔細比較細節的異同，從各種材料中選取各個環節記載最為詳細準確的文字，粘合一體，還原事實的全過程和各層面。這同時也是將全部材料去偽存真以及依據材料呈現可還原史事的研治過程。

史事本相畢竟有跡可循，前人本意則往往沒有直接證據，或是雖然有所依據，解讀起來也因人而異。即使是譜主的言行錄，認識不當，也會斷章取義，曲解本意。資料長編同樣要有所取舍，能否取舍得當，不能全憑主觀，反而要盡量約束主觀任意，盡可能全面完整地表達譜主的意見。如果但憑己意，選取自以為重要或是自己看得懂的部分進行拼接展現，而將自認為無關緊要或看不懂的部分棄而不論，等于是閹割歷史。唯有溝通古今中外，因緣觀念和事物從無到有發生演化的歷史進程，才能理解變幻莫測的前人心意。比較前后幾件相關聯的事情，目的是顯示彼此聯系，以便事類相從。這些聯系應該是事實的聯系，而不是用后來的觀念連成一線。不過，有的事實聯系隱而不顯，需要在比較中用心揣摩，前后左右移形換位，才能逐漸顯現。有的事實聯系并非前后因果關系，而是相關關系，如抗戰時期閻錫山的三個雞蛋上平衡，梅貽琦平穩長校的要訣為聯合教授應對學生，解放前后陳寅恪的何去何從等。有的聯系雖有事實，但是相距時間較長，全部聚合一處，不合長編體例，完全按照時序分述，又難以顯現彼此關聯。應根據情況，斟酌處理，前后相連的，可適當合并敘述，間隔較長必須分述的，可前后略加提示。至于涉及多方的相關關系，應予簡要說明，避免孤立地抽取出來作為立論的證據。

或者有所疑慮，如此做法，勢必篇幅大增，如何能夠控制得當，避免冗長累贅。其實，長編當然不能太短太簡，否則毫無意義。同時只要把握長編考異之法，就不至于失控。首先，長編不是資料長編，取材必須剪裁概括，萬不能將長編當作特定人事的資料匯聚，取代全集、資料集的作用，這樣反而失去長編應有的功能作用?，F有的長編，有的常見資料也全文照錄，有的雖然資料珍貴，可是已經另行結集出版，亦無照錄的必要。真正考驗編者的，反而是剪裁取舍的當否。其次，長編有特定主題，無論如何伸展，不能脫離主軸，所謂萬變不離其宗。至于如何伸展，伸展到何種程度，仍然取決于和特定主題人事的關聯多少。如何拿捏得當，既是科學，也是藝術，只能心領神會，無法設定統一有效的標準。

長編若能做到上述程度，即兼具整理史料與著史的無二功能，可以成為獨立存在的編年體之變相新體。具體而言，功能之一，可以訓練近現代史研究者，增強其整體觀照和全盤駕馭的能力，推動近現代史研究走向精細化，使得史料大幅度增加的困擾，變為承接固有良法與域外比較研究相融合的基礎，進而成為將前賢治學辦法進一步發揚光大的動力和機緣。功能之二，大幅度夯實近現代史研究的基礎，提升研究的平臺，減少觀念先導舉例為證的隨心所欲，使得材料回歸原有的時空位置，又能夠相互連接，由碎立通，從而有效增強近現代研究的學術性。功能之三，形成檢驗各種觀點主張的尺度準繩。近現代史料繁多，又貌似容易看懂，未經嚴格訓練者不知其難度相應增加，斷章取義，隨意發揮。殊不知其說看似有據，其實根本無法納入系統梳理過的材料與事實鏈條之中。長編的大量編撰，雖然不能阻止無知無畏者一往直前，至少能夠有效地防止穿鑿附會，讓信口開河無所遁形，減少以妄言為高論的鑿空逞臆，有良知者知所進退，從而改變因史料多史事繁及方法不當所產生的各說各話的亂象，減少由各執一偏的見仁見智引發的聚訟紛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