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民主黨派激勵機制影響因素研究

奚俞勰

摘要：本文在文獻研究和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對高校民主黨派成員參政意愿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通過實證調研從2個層面（行政管理崗和教學科研崗）了解高校民主黨派成員的生活訴求、工作訴求和對組織環境的訴求，結果發現：對于從事行政工作的民主黨派成員，生活訴求特別是子女教育對其參政議政的意愿影響最大;而對于從事教學科研的民主黨派成員，工作訴求特別是職稱晉升對其參政議政的意愿影響最大。

關鍵詞：高校民主黨派;激勵機制;利益訴求

中圖分類號：G647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CN61-1487-（2019）16-0080-03

高校民主黨派成員在高校改革與發展以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通過對其利益訴求現狀的調研，通過借鑒激勵理論和中國特色政黨制度理論，對高校民主黨派成員的利益訴求進行實證調研，分析激勵這一群體參政議政的影響因素，有助于高校民主黨派基層組織管理的建設;有助于推動大學思想政治教育建設;有助于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

一、調查設計

本次調查采用問卷的方式來了解影響高校民主黨派成員參政意愿的因素，數據的統計與處理使用SPSS19.0。樣本選取為上海交通大學民主黨派成員，共發放問卷100份，回收62份，其中有效問卷62份。問卷回收率62%，有效率為100%。

根據以往研究成果和激勵理論（需要層次理論、成就需要理論、公平理論以及目標設定理論），本文提出以下三項研究假設：

H1：高校民主黨派成員的生活條件、工作條件和組織環境與參政議政的意愿有相關性，且有正向激勵作用。

H2：對于從事行政工作的高校民主黨派成員，生活條件因素對參政議政的意愿影響最大，激勵作用顯著。

H3：對于從事教學與科研工作的高校民主黨派成員，工作條件因素對參政議政的意愿影響最大，激勵作用顯著。

（一）解釋變量

本文構建了三個變量的維度：生活條件、工作條件和組織環境，共有11個自變量。每個自變量根據李克特五級量表法加以打分，有“非常滿意”、“比較滿意”、“滿意”、“不滿意”、“非常不滿意”五種回答，分別記為5分、4分、3分、2分、1分。所有自變量的定義與標識以及對應的研究假設如表1所示。

（二）被解釋變量

一般來說，民主黨派成員在參政之前，都會預先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全面平衡，而在這期間民主黨派成員或多或少都會表現出一種參政行為傾向，即參政意愿。本研究中，為了將參政議政的意愿進行量化，結合相關研究成果，構建參政意愿指數（Political Intentions，PI）。PI指數分為2個維度：參政的途徑（D1）、參政的意愿是否得到滿足（D2）。并且，本研究從行政人員（admin）和教學科研人員（teacher）兩個層面對高校民主黨派成員參政議政的意愿進行考察。

（三）檢驗模型

本研究中的被解釋變量有：①高校民主黨派中教學科研人員的參政意愿指數PIteacher;②高校民主黨派中行政人員的參政意愿指數PIadmin。因此，產生兩個檢驗模型，這兩個檢驗模型合并表示如下：

二、調查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3列示了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高校行政管理崗的民主黨派參政意愿指數（AdmPI）和教學科研崗的民主黨派參政意愿指數（TeaPI）均值分別為2.91和2.59，都未達到及格線（總分為5分），這表明高校民主黨派參政意愿不夠高，需要完善高校民主黨派基層組織管理的激勵機制。

（二）回歸分析

表5和表6為AdmPI和TeaPI與11個自變量的回歸結果。模型1和模型2都通過1%顯著性檢驗，這說明研究模型的解釋力較強。其余子模型中，只有模型1-3和模型2-3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接下來分析各個假設檢驗結果。

假設1 預期高校民主黨派成員的生活條件、工作條件和組織環境與參政議政的意愿有相關性，且有正向激勵作用。根據檢驗結果顯示，模型1和模型2基本驗證這個假設，但組織環境的作用不大，特別是模型1-3和模型2-3顯示組織環境沒有作用。這可能是因為高校民主黨派成員只有在生活和工作兩方面訴求滿足的情況下，會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參政議政，從而沒有生活負擔和工作壓力。

假設2 預期對于從事行政工作的高校民主黨派成員，生活條件因素對參政議政的意愿影響最大，激勵作用顯著。檢驗結果驗證了這個假設，模型1中生活訴求的3個變量都有顯著作用，子女受教育的情況影響最大，這可能是在高校的氛圍環境下，對子女教育非常重視;而工作訴求中，除了教學水平沒有顯著作用以外，教學環境、科研能力和職稱職級都有顯著作用;在組織環境訴求中，只有民主決策和信息公開有顯著作用。這說明對于激勵行政管理崗的民主黨派成員，就要切實改善其生活條件，這樣他們的參政議政意愿也越高。

假設3 預期對于從事教學與科研工作的高校民主黨派成員，工作條件因素對參政議政的意愿影響最大，激勵作用顯著。檢驗結果驗證了這個假設，模型2中生活訴求只有工資收入一個變量有顯著作用;工作訴求中職稱職級和教學環境與設備作用顯著（在1%水平上），這說明從事教學科研崗的民主黨派成員對于職稱非?？粗?，而好的工作環境對于教學科研也起到促進作用;對于組織環境的訴求中，民主決策和信息公開這2個變量有顯著相關（在5%水平上）。相比之下，對于教學科研崗的民主黨派成員，工作訴求是第一位的，這說明要激勵教學科研崗的民主黨派成員，就要完善職稱晉升體系，營造更好的教學科研環境。

三、結論

本文結合國內外研究，提出包括生活訴求（收入、住房、子女教育、出行方式）、工作訴求（教學水平、科研能力、教學環境、職稱職級）和組織環境訴求（民主管理、民主決策、參政機會、信息公開）三方面在內的綜合模型，從行政人員和教學科研人員兩個層面研究高校民主黨派基層組織的激勵因素，并運用計量模型進行實證分析。本文發現：無論是對行政人員還是科研人員，生活訴求和工作訴求對其參政議政的意愿有顯著影響;對于從事行政工作的民主黨派成員，生活訴求特別是子女教育對其參政議政的意愿影響最大;而對于從事教學科研的民主黨派成員，工作訴求特別是職稱晉升對其參政議政的意愿影響最大。這說明要構建高校民主黨派基層組織的激勵機制，就要有針對性地提出對策建議，例如：建立高校民主黨派到高校職能部門掛職制度，尊重高校民主黨派的主體地位;推動高校民主黨派人事制度改革，加強內部人員的考核;建立關懷幫扶制度，高校和基層要多溝通多了解等。

從理論貢獻來看，本文構建了高校民主黨派基層組織管理的激勵機制。運用實證分析的方法對以往多數關于高校民主黨派的定性研究進行補充，為進一步研究高校民主黨派的激勵機制奠定了基礎。從管理實踐來看，本文初步識別了影響高校民主黨派激勵機制的可能因素，這利于高校民主黨派基層組織建設，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然而，本文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受研究時間和資源的限制，本文只對上海交通大學民主黨派基層組織進行研究，可能不具備普遍性;此外，還需要識別各個因素之間是否存在中介變量產生調節作用，或運用更大的數據樣本構造非線性回歸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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