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王朝時期埃及對努比亞的政策與王權的加強

宋慧聰

(東北師范大學 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 吉林 長春 130024)

中王國時期埃及對努比亞采取了完全占領的政策，尤其從第十二王朝初期阿蒙尼姆海特一世開始一直持續到辛努賽爾特三世，為了全面控制下努比亞埃及沿尼羅河修建堪稱古代世界最宏偉的建筑的由十四座要塞組成的要塞鏈，(1)Alan H. Gardiner， “An Ancient List of the Fortresses of Nubia，”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Vol.3， No.2/3 (April-July 1916)， pp.184-192； B. G. Trigger， B. J. Kemp， D. O’Connor and A. B. Lloyd， eds.， Ancient Egypt: A Soci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130-132； Carola Vogel， gyptische Festungen und Garnisonen bis zum Ende des Mittleren Reiches， Hildesheim: Gerstenberg Verlag， 2004， pp.66-68， 73-77.有關于十二王朝時期采取對努比亞的這種政策的原因，一般認為有以下幾點：第一是為了控制下努比亞，保衛南部邊界，抵御包括東部沙漠地區實力較弱的游牧部落以及南部第三瀑布附近的庫什的威脅；第二是為了促進和控制與上努比亞之間的貿易；第三是為了更為方便地開采下努比亞地區的礦產資源，尤其是各種石料，寶石和黃金等。(2)A. W. Lawrence， “Ancient Egyptian Fortifications，”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Vol.51 (December 1965)， pp.73-88； Bruce Trigger， Nubia under the Pharaoh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6， pp.64-77； William Y. Adams， Nubia Corridor to Africa， London: The Chaucer Press， 1977， pp.175-182； William Y. Adams， “The First Colonial Empire: Egypt in Nubia， 3200-1200 B.C.，”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26， No.1 (January 1984)， pp.53-44； Bruce Trigger， History and Settlement in Lower Nubia， New Have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Yale University， 1965， p.94； Christian Knoblauch， “Middle Kingdom Fortresses，” in Handbook of Ancient Nubia， Vol.1， ed. by Dietrich Raue， Berlin: De Gruyter， 2019， pp.367-391； W. B. Emery， Egypt in Nubia， London: Hutchinson， 1965， pp.141-165.在這三個主要因素中，史密斯認為，通過貿易及開采黃金石料等資源所獲得的經濟利益無疑是埃及征服努比亞的決定性因素，而且正是出于經濟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在十二王朝末期埃及拋棄了投入巨大的輪換駐扎方式而選擇在努比亞要塞實行永久性的駐扎。(3)S.T. Smith， Wretched Kush： Ethinc Identities and Boundaries in Egypt’s Nubian Empire， London: Routledge， 2003， p.76； S.T. Smith， Askut in Nubia： The Economics and Ideology of Egyptian Imperialism in the Second Millenium B.C.， 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5， pp.22， 80.相反，威廉姆斯則認為，盡管努比亞要塞的修建促進了經濟活動的繁榮，但是對于南部庫什地區的防范才是修建這些要塞的最主要的原因。(4)B. Williams， “Serra East and the Mission of Middle Egyptian Fortresses in Nubia，” in Gold of Praise: Studies on Ancient Egypt in Honor of Edward F. Wente， eds. by E. Teeter and J. A. Larson，Chicago: Oriental Institute， 1999， pp.439-447； 庫什(Kush)作為稱呼科爾馬的名稱出現于中王國時期，在布亨的一塊記錄獻給辛努賽爾特一世的戰俘名單的石碑上發現了庫什的名字，Georg Steindorff， ed.， Urkunden des aegyptischen Altertums， Abteilung VII， Heft 1， Leipzig: J.C. 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 1935， p.5， line.17.(以下簡稱Urk.)。Adolf Erman and Hermann Grapow， eds.， W?rterbuch der gyptischen Sprache， Vol.5，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82， p.109.除了上述三個原因之外，也有學者認為，就像金字塔不僅僅是法老的陵墓一樣，這些規模宏大的要塞尤其是在第二瀑布附近的要塞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也是彰顯法老力量無邊無際，是顯示法老權威的最好工具。(5)W. Y. Adams， Nubia Corridor to Africa， pp.183-188； William Y. Adams， “The First Colonial Empire: Egypt in Nubia， 3200-1200 B.C.，” p.46； B. J. Kemp， “Why Empires Rise. Review Feature， Askut in Nubia，”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Vol.7，1997， p.130.通過修建要塞控制努比亞從而祛除來自埃及國內逃到努比亞的異見分子的威脅也可能是因素之一，十二王朝初期出現在努比亞地區的三位努比亞國王很有可能就是十一王朝滅亡之后逃到努比亞的埃及人。(6)Robert G. Morkot， The Black Pharaohs Egypt’s Nubian Rulers， London: Rubicon Press， 2000， pp.54-55； Bruce Williams， “Three Rulers in Nubia and the Early Middle Kingdom in Egypt，”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72， No.1 (April 2013)， pp.1-10.在經濟動因的背后，崔格爾認為，從努比亞獲得的黃金、銅、象牙等貴重原材料對于顯示法老至高無上地位方面的作用而言十分重要，盡早控制及壟斷對努比亞的貿易對于應對鞏固王權也有著十分巨大的作用。(7)Bruce G. Trigger， “The Reas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cond Cataract Forts，”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gyptian Antiquities， Vol.12，1982， p.2.此外，托魯克也提到中王國時期對于努比亞的征服與王權的合法性之間有著很強的聯系，擴張和保衛埃及的邊界被上升到了神圣的地位。(8)L. T?r?k， Between Two Worlds. The Frontier Region between Ancient Nubia and Egypt 3700 BC-500 AD， Leiden: Brill， 2009， p.79-83.從上述觀點來看，大部分學者的研究都強調埃及征服努比亞地區的經濟和安全考量，只有部分學者注意到征服努比亞對于鞏固王權的作用，但是并未與中王國尤其是十二王朝時期埃及的國內政治發展，尤其是以王權為代表的中央集權制的加強之間的關系做深入的研究。

一、地方州長與王權的關系

從某種程度上來看，第一中間期地方州長勢力的崛起更多的是地方與中央權力失衡的結果。出現在第五王朝末期及第六王朝的“諾姆的偉大首領”作為地方州長們最經常持有的頭銜，其設立之初并非是作為官員體系中的“諾姆長官”而存在，古王國后期很多文獻尤其是科普多斯法令顯示一位諾姆通常具有不止一位首領(hrjw-tp)存在，(9)J. Cerny， “The stela of Merer in Cracow，”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Vol.47，1961， pp.5-9； Urk.， I， p.280， line 16； Urk.， I， p.294， line 16.這些首領經常參加由法老組織的各種任務，如開采礦石，遠征等等。(10)Urk.， I， p.102， line 4.為某一位在當地德高望重的首領加上“偉大首領”的頭銜使之成為法老在本地區的代表，以便更好地幫助中央政府組織和招募士兵、勞力執行法老所賦予的任務應是其出現的主要原因。出現這一頭銜的諾姆也主要分布在離首都孟菲斯較遠的上埃及地區(下埃及三角洲地區幾乎沒有地方州長的出現)，并非遍布整個埃及，在《維西爾的職責》中也并未出現“偉大首領”這一頭銜也說明這一頭銜并不屬于埃及官僚體系的一部分。(11)并非每個諾姆的州長都會擁有“諾姆偉大首領”的頭銜，在某些諾姆，“州長”的頭銜則是“祭司總管”或者“神廟總管”，有關州長階層的定義參見：Harco Willems， “Nomarchs and Local Potentates: Th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Middle Kingdom，” in Ancient Egyptian Administration， ed. by Juan Carlos Moreno Garcia， Leiden：Brill，2013， pp.360-381.隨著古王國的衰落，以王權為代表的中央政府獲取地方資源能力的下降，以及由此導致的無力維持在尼羅河谷周邊地區頻繁的各種遠征活動，導致諾姆州長參與國家事務的機會大大降低。而原來地方州長們所擁有的征召本區域內士兵及勞力的能力轉而成為保護或者擴張本諾姆勢力的重要手段，之前由維西爾所掌握的稅收等權力也逐漸合并到地方州長的手中。(12)關于地方州長權力逐漸膨脹的過程，參見：J. C. M. García， “The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Kingdom in the 3rd Millennium，” in Ancient Egyptian Administration， ed. by Juan Carlos Moreno García， Leiden: Brill， 2013， pp.139-146.地方州長在諾姆內取代了法老的地位，許多州長不僅持有“諾姆偉大首領”的頭銜同時也持有“祭司總管”的頭銜，在自傳中宣揚自己建造神廟等功績，他們的陵寢周邊埋葬著生前服侍他們的下屬，一些諾姆的官員的官職名稱很明顯是復制中央官員的名稱。(13)W. Grajetyki， Court Officials of the Egyptian Middle Kingdom， London: Duckworth， 2009， pp.112-113.

位于希拉克里奧坡里斯的第十王朝，其統治方式繼承自古王國，地方州長擁有很大的權力，以埋葬在阿西優特的第十三諾姆的州長們為例，他們自傳體銘文中對與底比斯王朝之間戰爭的記錄可能是我們了解埃及統一戰爭的唯一資料。(14)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Historical Document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ersian Conquest， Vol.1，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6， pp.179-191.(以下簡稱ARE)在其行文間，很明顯地感受到他們自身在與第十一王朝的戰爭中的主導作用，而希拉克里奧坡里斯的法老們的作用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與《對美里卡拉王的教誨》中法老吹噓自己所親自領導的對底比斯的戰爭形成鮮明的對比。(15)R. B. Parkinson， The Tale of Sinuhe and other Ancient Egyptian Poems 1940—1640 B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22.而第十一王朝統治下的底比斯則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景象，作為從第四諾姆地方州長起家的底比斯王朝似乎深知權力過大的地方州長對于中央集權的危害，在統治區域內并沒有“諾姆偉大首領”的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城鎮市長(HA.ty-a n Town)”，無論經濟還是遠征活動似乎都掌握在以法老為首的王室官員的手中。(16)M. Lichtheim， Ancient Egyptian Autobiographies Chiefly of the Middle Kingdom： A Study and an Anthology， Fribourgpp: Vandenhoek & Ruprecht， 1988， pp.46-49； Ian Shaw，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135-137； Harco Willems， “Nomarchs and Local Potentates: Th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Middle Kingdom，” pp.385-386； Wolfram Grajetzki， The Middle Kingdom of Ancient Egypt， London： Duckworth， 2006， pp.80， 98-99.而這似乎也是南部的底比斯之所以戰勝希拉克里奧坡里斯王朝的重要原因。更值得注意的是，第十一王朝的統一似乎并非是戰爭的結果，事實上文獻并沒有記載最后攻陷第十王朝首都希拉克里奧坡里斯的記錄，而第十一王朝統一之后中埃及地區所存在的地方州長們大部分仍繼續存在，以及野兔州統治家庭在統一之后政治地位的增強似乎證明，在阿西尤特的抵抗被瓦解之后，迫于第十一王朝的軍事壓力，這些諾姆州長們選擇背棄第十王朝而選擇與底比斯合作，而統一之后的第十一王朝對于第一中間期所形成的政治體制也并未做出太大的改動。(17)Harco Willems， “Nomarchs and Local Potentates： th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Middle Kingdom，” pp.384， 386-388； Nicolas Grimal， A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Oxford: Blackwell， 1992， p.144.阿蒙尼姆海特一世建立的第十二王朝無疑繼承了這種政治格局。

二、第十二王朝初期埃及國內政治狀況

第十二王朝的建立者為阿蒙尼姆海特一世，其母親的名字，被稱為“國王之母”的奈福瑞特，出現在利斯特阿蒙尼姆海特一世金字塔中的一塊供桌上，在《奈菲爾提的預言》中提到阿蒙尼姆海特一世的母親來自“弓之地”即上埃及第一諾姆。阿蒙尼姆海特一世的父親為“神之父”，辛努賽爾特。(18)W. Grajetzki， The Middle Kingdom of Ancient Egypt， p.29.從對其父母的稱呼來看，阿蒙尼姆海特一世顯然并非來自前朝王室，其真正的身份幾乎可以確定就是孟圖霍特普四世時期的維西爾阿蒙尼姆海特。其繼位過程從開始就披上一層神秘主義的面紗，在哈瑪瑪特干河谷，作為維西爾的阿蒙尼姆海特描述了在為法老孟圖霍特普四世(19)值得注意的是在都靈王表中并未有孟圖霍特普四世的名字，他的紀年最多也持續到他的第二年。阿蒙尼姆海特一世之前有七年的時間并沒有國王統治，巧合的是也是在孟圖霍特普四世的第二年，阿蒙尼姆海特一世前去哈瑪瑪特干河谷為國王的石棺開采石料。見：Darrell D. Baker，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Pharaohs， Vol.1， London: Stacey International， 2008， p.20.開采石料過程中所遇到的神跡：一場代表神顯的雨以及之前從未顯現過的水井。(20)ARE， Vol.I， pp.212-216.在《奈菲爾提的預言》(21)可以肯定《奈菲爾提的預言》《法老阿蒙尼姆海特一世對他的兒子辛努賽爾特一世的教導》及《辛努海的故事》都并非是在阿蒙尼姆海特一世時期所寫，它們的寫作時間要大大靠后。見：E. Blumenthal， “Die literarische Verarbeitung der übergangszeit zwischen Altem und Mittlerem Reich，” in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History and Forms， ed. by A. Loprieno， Leiden: Brill， 1996， p.131.中也提到一個來自上埃及的名為阿蒙尼人會戴上紅白王冠，將埃及從混亂中解救出來。除此之外，在利斯特(Lisht)發現的一只碗上面也同時出現阿蒙尼姆海特一世和孟圖霍特普四世的名字，顯示阿蒙尼姆海特一世也自認為是十一王朝的合法繼承者。(22)P.Janosi， “Montuhotep-Nebtawyre and Amenemhat I: Observations on the Early Twelfth Dynasty in Egypt，” Metropolitan Museum Journal，Vol.45，2010， pp.7-20.

但證據顯示阿蒙尼姆海特一世取得權力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在阿拜多斯發現的一塊屬于軍隊司令奈蘇孟圖的石碑記錄到，“我(奈蘇孟圖)訓練士兵埋伏下來，在破曉時，碼頭投降了。當我抓住弓箭為兩土地而戰時，我勝利了。我懷中抱滿了戰利品，不得不將一部分放在地上。我消滅了敵人，打敗了我的主人的敵人，沒有一個人敢像我這么說”，根據銘文前部分提到的石碑主人公是底比斯老人、兒童及孤兒的保護人，這場戰斗的發生地點似乎是位于底比斯。(23)L. M. Berman， Amenemhet I， PhD dis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1985， p.108.這塊追溯到阿蒙尼姆海特一世統治第24年石碑很清楚的顯示了發生在阿蒙尼姆海特一世統治早期的在埃及內部的戰爭。在上埃及第十五諾姆的州長那赫里一世(Neheri I)，大概生活在十一王朝末期到十二王朝初期，留在哈圖布(Hatnub)的銘文也提到在那赫里統治的第五年他在敵人入侵的時候保護了他的城鎮，銘文的許多部分都提及埃及此時的不穩定，包括搶劫日、叛亂日等。(24)有關于那赫里文獻的斷代參見“The Nomarchs of the Hare Nome and Early Middle Kingdom History，” Jaarbericht van het Vooraziatisch-Egyptisch Genootschap Ex Oriente Lux， Vol.28，1985， pp.80-102； Louise Gestermann， “Die Datierung der Nomarchen von Hermopolis aus dem frühen Mittleren Reicheine Phantomdebatte?” Zeitschrift für 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 Vol.135 (Jun 2008)， pp.1-14.由此可見，阿蒙尼姆海特一世在取得權力的過程中不僅遭到以底比斯為代表的上埃及的反抗，很可能也遭到在中埃及廣泛存在的地方州長們的反對，在中埃及的第十三、十四和十六諾姆以及南部的埃里芬提尼等地都發現了在阿蒙尼姆海特一世或辛努賽爾特一世時期，當地原有的統治家族都被替換成新的統治家族。(25)I. E. S.Edwards， C. J. Gadd and N. G. L. Hammond，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1， Par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496； W. Grajetzki， The Middle Kingdom of Ancient Egypt， pp.103-115； M. El-Khadragy， “The Nomarchs of Asyut During the First Intermediate Period and the Middle Kingdom，” in Seven Seasons at Asyut： First Results of the Egyptian-German Cooperation in Archaeological Fieldwork， Proceedings of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Sohag， 10th-11th of October， 2009， eds. by J. Kahl， M. El-Khadragy， U. Verhoeven and A. Kilia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2， pp.31-46.而第十五諾姆的州長職位則由原有的統治家族繼續占據直到第十三王朝?？梢姲⒚赡崮泛Ｌ匾皇澜y治的穩固離不開中埃及地方州長們(26)關于第十到第十二王朝時期中埃及地區地方州長見: H. G. Fischer， “Gaufürst，” in Lexikon der gyptologie， Vol.2， eds. by Wolfgang Helck and Wolfhart Westendorf，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77， pp.413-415.的支持，對于其中的反對者阿蒙尼姆海特一世會用忠于自己的人取而代之。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石碗外，從阿蒙尼姆海特一世早期的王名來看，他也與十一王朝的法老們有著緊密的聯系，以至于曼涅托將他歸入到第十一王朝而非第十二王朝的王表中。(27)從阿蒙尼姆海特一世的王名來看，其早期的荷魯斯名“SHtp-jb-tA.w(j)”與孟圖霍特普四世的王名“nb-tA.w(j)-ra”非常相似，其金荷魯斯名“SmA”似乎是在模仿孟圖霍特普二世的荷魯斯名“SmA-tA.w(j)”。有關阿蒙尼姆海特一世的王名參見：Darrell D. Baker，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Pharaohs， Vol.1， London: Stacey International， 2008， p.19； 此外曼涅托也將阿蒙尼姆海特一世歸入到第十一王朝而非十二王朝。William G. Waddell， Manetho， Cambridge: Heinemann， 1940， pp.63-69.與第十一王朝的緊密聯系也使得阿蒙尼姆海特一世在其統治的大部分時間里都遵循著原來十一王朝的統治方式，底比斯仍然是埃及的首都所在，在底比斯也發現了阿蒙尼姆海特一世尚未完成的喪葬建筑。(28)D. Arnold， “Amenemhat I and the Early Twelfth Dynasty at Thebes，”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Journal， Vol.26，1991， p.14.但是，隨著后期其荷魯斯名由塞荷泰普塔威(sHtp-jb-t.w(j))更改為含義為“重生，復興”的威海姆麥蘇特(wHm-mswt)以及首都由底比斯(Thebes)遷往孟菲斯地區的伊提塔威(兩土地的占有者)(Lisht)。(29)阿蒙尼姆海特一世的遷都及其王名的更改似乎發生在同一時間。有關阿蒙尼姆海特一世遷都的時間，參見：D. Arnold， “Amenemhat I and the Early Twelfth Dynasty at Thebes，” pp.14-16.這似乎說明，以底比斯為中心沿用第十一王朝的統治方式并不能很好地管理整個埃及。(30)底比斯作為十一王朝建立的根基所在，在政治及意識形態上都占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第二中間期盛行的“勝利的底比斯(WAst nxt.t)”的概念可追溯到因特夫二世(Intef II)時期，并在隨后不斷加強，在孟圖霍特普二世時期有相當多的銘文體現出底比斯在十一王朝的重要地位。參見：D. Franke， “Erste und Zweite Zwischenzei-Ein Vergleich，” Zeitschrift für 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 Vol.117，1990， pp.124-127； H. Goedicke， “The inscription of Dmi，”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19，1960， pp.288-291； J. C. Darnell， “The Rock Inscriptions of Tjehemau at Abisko，” Zeitschrift für 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 Vol.130，2003， pp.31-48； E. F. Marochetti， The Reliefs of the Chapel of Nebhepetra Mentuhotep at Gebelein， Leiden: Brill， 2010， p.12. 這種強烈的地域性對于激發民眾的愛國熱情顯然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埃及統一之后，十一王朝似乎對于上埃及第八諾姆以北的地區缺乏有效的統治，從十一王朝各個法老所建造的紀念建筑并未出現在阿拜多斯以北可以看出。見：Ian Shaw，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p.153.從聶菲提預言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阿蒙尼姆海特一世之前埃及處于嚴重的內憂外患之中，包括天氣因素及尼羅河水位下降導致的饑荒，亞洲人和沙漠民族的入侵，埃及內部統治者林立，自相殘殺等等。(31)V. A. Tobin， “The Prophecies of Neferty，” in The Literature of Ancient Egypt. An Anthology of Stories， Instructions， Stelae， Autobiographies， and Poetry， ed. by W. K. Simpson， Haven， CT：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214-220. 奈菲提的預言似乎也說明孟圖霍特普二世雖然在其統治末期統一了埃及，但是埃及內部的分裂割據勢力，三角洲地區所面臨的亞洲人的侵擾以及饑荒等問題并未得到有效緩解。因此，阿蒙尼姆海特一世所要面對的主要問題除了自然條件變化所帶來的饑荒外就是中埃及地區的地方州長勢力以及亞洲和沙漠游牧民族對于埃及的侵擾。幾乎與遷都同時開始，阿蒙尼姆海特一世也與其子辛努賽爾特開始了長達十年的共治時期，采取共治的手段顯然是為了確保辛努賽爾特一世能夠在自己死后順利繼承王位，而阿蒙尼姆海特一世的最終被刺殺身亡也顯示出在整個十二王朝早期埃及的王權都處于一種十分危險脆弱的狀態。阿蒙尼姆海特一世對于中埃及某些諾姆長官的重新任命似乎并非表現出法老所擁有的絕對的權力，相反，更多的是法老為尋求其支持而采取的一種被迫行為。(32)H. Willems， “Nomarchs and Local Potentates: Th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Middle Kingdom，” pp.354-355. 此外，在《國王阿蒙尼姆海特一世對他的兒子辛努賽爾特的教導》中開篇即提道：“對臣服你的人要保持警覺，人們只會留心使他們畏懼的人，不要獨自接近他們”，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法老與其下屬之間濃濃的不信任感。見：ARE， Vol.I， p.231.

三、對努比亞的征服與王權的加強

對于位于其南部的鄰居努比亞，埃及似乎從不缺乏興趣，即使在混亂的第一中間期，上埃及第一到第三諾姆州長安克提菲就提到他的大麥被運到下努比亞，很可能是用來交換努比亞的產品或招募雇傭軍。(33)Ian Shaw，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p.129.在十一王朝早期一位叫杰米的軍隊司令也提到他對瓦瓦特征稅，獻給底比斯王子。(34)H. Goedicke， “The inscription of Dmi，” pp.288-91.而炫耀自己在努比亞的武功更是孟圖霍特普二世彰顯自己偉大的重要內容。(35)W. Schenkel， Memphis · Herakleopolis · Theben. Die epigraphischen Zeugnisse der 7.-11. Dynastie gyptens，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65， pp.209-210， 214-217； J.C. Darnell， “The Rock Inscriptions of Tjehemau at Abisko，” Zeitschrift für 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 Vol.130，2003， pp.31-48.雖然從實際情況上來看，辛努賽爾特一世之前的對努比亞政策更多的是一種劫掠性質，其規模遠比不上十二王朝時期對努比亞的大規模征服。但是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宣揚對外戰爭的勝利始終是加強法老權威的重要方式，而十二王朝的法老們無疑繼承了這種行之有效的方式。對努比亞的征服不僅在經濟上以及行政上對于重建以王室為中心的運轉體系有重要作用，同時在意識形態方面也能最大程度上強化法老權威。

在埃及周邊地區所開展的無論是軍事還是經濟活動都能夠使得之前游離在王權之外的地方州長們重新融入和參與到以宮廷為組織核心的涉外活動之中，在亞洲方面面臨困難的情況下，努比亞無疑成為最理想的目標地區。努比亞作為傳統上埃及獲取資源的一個重要地區，雖然埃及在努比亞的活動傳統上由埃里芬提尼的州長所控制，但是顯然對努比亞進行完全的征服需要法老組織整個埃及的力量來完成。辛努賽爾特一世時期的在貝尼哈桑的州長阿蒙尼姆海特的自傳體銘文中記錄了這位羚羊州的州長曾三次陪同法老或奉法老之命前往努比亞戰斗或者帶回黃金，文中也清楚地顯示作為羚羊州的州長，他也身兼羚羊州的軍隊司令，每次遠征帶領的都是從羚羊州征召的士兵。(36)M. Lichtheim， Ancient Egyptian Autobiographies Chiefly of the Middle Kingdom： a Study and an Anthology， pp.137-138.在阿蒙尼姆海特一世后半期統治上埃及第十四諾姆的州長塞內比一世(Senebi I)的名字及其頭銜出現在阿斯旺地區似乎也說明其執行了法老賦予他的任務。(37)也有可能是生活在辛努賽爾特一世統治時期的塞內比二世(Senebi II)。參見：W. M. Flinders Petrie， A Season in Egypt， 1887， London: Field & Tuer， 1888， pls. VII， 211.克奴姆霍特普二世在擔任羚羊州州長的同時還擔任東部沙漠地區總管，在其墳墓壁畫中出現了來自亞洲的商人說明他也為國王承擔著一些對外貿易的任務。(38)郭丹彤：《克努霍特普二世自傳體銘文譯注》，《古代文明》2009年第2期。埃里芬提尼的薩拉恩普特一世(Sarenput I)作為第一諾姆的州長在辛努賽爾特一世時擔任努比亞總管，負責管理新近征服的土地。(39)William K. Simpson， “Sarenput I，” in Lexikon der gyptologie， Vol. V， eds. by Wolfgang Helck and Eberhard Otto，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4， pp， 428-429.第十三諾姆的州長，生活在辛努賽爾特一世時期的哈匹賈法一世，他的雕像出現在科爾馬的一座墓中，雖然不能證明埃及在第三瀑布以南建立了殖民地，但是至少說明哈匹賈法一世曾經為王室在努比亞執行任務。(40)George A. Reisner， “The Tomb of Hepzefa. Nomarch of Siut，”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Vol.5， No.2 (April 1918)， pp.79-98.

值得注意的是，以本尼哈桑為代表的中埃及州長們參與法老組織的對外遠征活動對于他們來說并非無利可圖的，一方面他們可以獲得來自法老的寵愛確保自己在本諾姆的地位，(41)Nathalie， Favry， “The Transmission of Offices in the Middle Kingdom，” in The World of Middle Kingdom Egypt (2000-1550 BC).： Contributions on Archaeology， Art， Religion， and Written Sources， Vol.2， eds. by G. Miniaci and W. Grajetzki， London: Golden House Publications， 2016， pp.117-131.另一方面也會因為遠征而受到來自法老的賞賜，從十二王朝早期地方州長墓葬的規模及其裝飾的精美程度上可以看出他們不但沒有因為參與遠征而實力受損，相反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42)W. Grajetzki， The Middle Kingdom of Ancient Egypt， p.34. 這種地方州長經濟實力的上升的原因應歸結于為法老服務而所獲得的賞賜，而非地方州長本身所控制的資源更多。例如阿西優特的州長賈法哈匹一世就稱自己的陪葬品來自王室的賞賜。見：M. Khadragy， “The Shrine of the Rock-cut Chapel of Djefaihapi I at Asyut，” G?ttinger Miszellen， Vol.212，2007， p.47.

征服努比亞為王室所帶來的巨額財富，尤其是黃金等稀有物品對于增強王室經濟實力削弱地方財富，吸引地方家族成員前往中央任職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哈胡夫在其自傳體銘文中提到，在第三次前往努比亞的貿易遠征中他為法老帶回了熏香、烏木、油脂、香料、豹皮、象牙、回旋鏢等努比亞產品，而在第四次則為法老獻上了一個侏儒。(43)W. K. Simpson， “Three Autobiographies of the Old Kingdom，” in The Literature of Ancient Egypt： An Anthology of Stories， Instructions， Stelae， Autobiographies， and Poetry， ed. by W. K. Simpson，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 p.410.而到十二王朝時期，阿蒙尼姆海特二世的年鑒中所提到的來自努比亞的貢賦多達二十多種，主要有熏香、沒藥粉、石榴石、黃金、孔雀石、黃赭石、植物、武器、紅寶石、香料、烏木、長頸鹿皮等。(44)H. Altenmüller， Zwei Annalenfragmente aus dem frühen Mittleren Reich， Hamburg: Helmut Buske， 2015， pp.34-45.顯然相較于古王國末期埃及從努比亞所獲得產品，十二王朝時期位于下努比亞的各種礦產資源如黃金等也被大量輸送到埃及。(45)B. G. Trigger， B. J. Kemp， D. O’Connor and A. B. Lloyd， eds.， Ancient Egypt: A Social History， pp.122-123其中熏香，油脂等是進行宗教活動所必不可少的消耗品，而黃金、各種寶石、石材、象牙等又是加工珠寶、雕像石碑等的原料。(46)C. Aldred， Jewels of the Pharaohs. Egyptian Jewellery of the Dynastic Period，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1， pp.29-45.因此從這些來自努比亞的物品清單中我們很容易看出一個共同的特點，諸如黃金、熏香、寶石、象牙、香料等物品大都屬于用來顯示和加強統治階級地位威望的奢侈品，底層民眾甚至中下級官員幾乎無法直接獲得這些貴重物品。而從中王國時期在努比亞要塞所發現的印章類型來看，這些位于下努比亞的要塞完全由宮廷的各個機構如財庫、糧倉、勞力等部門所主管，即努比亞所獲得的收入完全由王室掌握和分配。(47)Ronald J. Leprohon， “Review: Administrative Titles in Nubia in the Middle Kingdo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113， No.3 (July-September 1993)， pp.423-436； Stuart Tyson Smith， Askut in Nubia： The Economics and Ideology of Egyptian Imperialism in the Second Millenium B.C.， p.43.而王室以外成員要想擁有這些產品，要么通過為王室服務而獲得獎賞，(48)如本尼哈桑的阿蒙尼姆海特因對法老的服務而獲得獎賞。要么則通過市場用自己手中所擁有的物品進行交換。征服努比亞所帶來的經濟上的巨大利益也使得法老所代表的中央能夠吸引更多的來自各個諾姆統治家族的成員前往宮廷任職，并最終葬在法老金字塔附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來自本尼哈桑統治家族的克奴姆霍特普三世。(49)D. Franke， “The Career of Khnumhotep III of Beni Hasan and the so-called ‘Decline of the Nomarchs’，” in Middle Kingdom Studies， ed. by Stephen Quirke， New Malden: SIA Publishing， 1991， pp.51-67.因此，辛努賽爾特三世，阿蒙尼姆海特三世后由地方州長所建造豪華墓葬之所以消失一方面有可能因為由于王室經濟實力的增強吸引原諾姆各級官員前往中央任職，另一方面不斷強勢的中央機構官員重新奪回由原來各個諾姆州長對于州內資源的管理權導致地方州長們失去建造豪華陵墓的經濟實力。(50)Wolfram Grajetzki， “Setting a State Anew: The Central Administration from the End of the Old Kingdom to the End of the Middle Kingdom，” in Ancient Egyptian Administration， ed. by Juan Carlos Moreno García， Leiden: Brill， 2013， pp.215-258.

在中王國初期，一種不斷擴張埃及領土的意識包括征服外國領土，保衛埃及邊界似乎就已經成為王權意識形態的一種重要組成部分。(51)L. T?r?k， Between Two Worlds： The Frontier Region between Ancient Nubia and Egypt 3700 BC-500 AD， p.81.在埃及尚未統一之時，強化邊界守衛力量就成為法老職責的一部分。(52)Vincent A. Tobin， “The Teaching for King Merikare，” in The Literature of Ancient Egypt： An Anthology of Stories， Instructions， Stelae， Autobiographies， and Poetry， ed. by W. K. Simpson，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56， 158.在對辛努賽爾特一世的教導中，阿蒙尼姆海特一世提道：“瞧！我已經打下了基礎，這樣我就能為你留下成果”，在辛努賽爾特一世的眼中，這個基礎包括：統一從埃里芬提尼到三角洲的埃及全境；提高糧食產量百姓免受饑荒，使萬事都處于合適的位置；奴役努比亞人，俘虜麥扎，使亞洲人像狗一樣的退縮。(53)Vincent A. Tobin， “The Teaching of King Amenemhet I for His Son Senwosret，” in The Literature of Ancient Egypt： An Anthology of Stories， Instructions， Stelae， Autobiographies， and Poetry， ed. by W. K. Simpson，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69-170.再加上他在各地所興建的神廟等活動尤其是他與阿蒙神之間的關系，他的這些活動與傳統上認為法老應在埃及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幾乎一致。(54)D. O’Connor and D. P. Silverman， eds.， Ancient Egyptian Kingship， Leiden: Brill， 1995， p.19； M. A. Bonheme， “Kingship，” in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Egypt， Vol.2， ed. by D. B. Red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38-244.阿蒙尼姆海特之后，辛努賽爾特三世在塞姆納所立的界碑在敘述完自己開疆拓土的偉業之后更是聲稱：“能夠守好我所建立的邊界的才是我的兒子，為我而生，真正的兒子會支持他的父親，會守衛他父親的邊界。如果他拋棄了它，為守衛它戰斗失敗，那么他就不是我的兒子，也不是為我而生?！?55)ARE， Vol.I， pp.296-297.由此可見，守住下努比亞似乎已經與能否繼承埃及王位相聯系，對努比亞的征服和占領成為王位合法性的來源之一。而在對辛努賽爾特三世的贊歌中，法老擴張埃及疆界的行為也受到神和人民的贊美和稱頌。(56)W. K. Simpson， “Cycle of Songs in Honor of Senwosret III，” in The Literature of Ancient Egypt： An Anthology of Stories， Instructions， Stelae， Autobiographies， and Poetry， ed. by W. K. Simpson，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301-306.因此，在西亞方向采取守勢的情況下，對努比亞的征服便成為宣傳法老權威，增強王權意識形態的最為有效的手段，而從辛努賽爾特三世在死后被神化來看，征服努比亞愈來愈成為王權意識形態中所必不可少的因素。

結 論

像從阿蒙尼姆海特一世將他的王名改為威海姆麥蘇特“復興，再生”以冀能夠恢復古王國時期中央集權制下王權的至高無上性一樣，我們可以將十二王朝時期中央集權制加強的過程看成是從政治、經濟及意識形態上重建以法老為中心的運行體系，首先所要消除的分裂因素就是在第一中間期由于王權式微而做大的地方州長勢力。從根本上來看，地方州長產生的根本目的是更好地服務王權，地方州長的權勢興衰也與王權的強弱有著很大的關系。在第十一王朝已經大致消滅上埃及南部的州長勢力的基礎上，新近建立而根基尚未牢固的第十二王朝選擇以征服努比亞為突破口來更加鞏固王權的統治的措施無疑是十分明智的。首先，處于游牧狀態的努比亞在面對文明更加先進的埃及時很容易就能夠被其征服。其次，征服努比亞所預期能夠帶來的財富及地位對于地方州長階層有著很強的吸引力，他們積極參與法老對努比亞的經營反過來使他們更加融入王權之中，也更加依賴于法老，而征服努比亞為王室所帶來的經濟上的巨大利益也有助于法老進一步全面掌控埃及的經濟。最后，征服努比亞也是法老履行自己角色的要求之一，對外征服所帶來的榮耀對于增強法老神性也有著莫大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