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期間郭沫若古文字學著作的修訂重版

李 斌

（中國社會科學院 郭沫若紀念館，北京 100009）

1928-1937年，郭沫若流亡日本，他的主要精力用在了中國古代社會和古文字學、考古學的研究上，尤其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為卓著。1931年至1939年間，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兩周金文辭大系》《金文叢考》《金文余釋之余》《卜辭通纂》《古代銘刻匯考四種》《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古代銘刻匯考續編》《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殷契粹編》《石鼓文研究》等著作。郭沫若在甲骨文釋讀上使用殘辭互證、斷片綴合等方法，考釋出很多甲骨文字，為甲骨文字創立了獨具特色的科學體系；他在金文研究上采用標準器研究法，對西周之器按時代、東周之器按國別分類，將存世青銅器銘文整理成為一個科學的系統，使其成為有用的史料。這些古文字學著作在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郭沫若成為公認的“甲骨四堂”之一和金文研究大師。

上世紀30年代，這些著作大都由東京文求堂書店印行，發行量一般是500本，讀書界查找不易，加之隨著學術研究的進展，有些論斷需要重新調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

一

1954年，人民出版社重印了郭沫若的《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石鼓文研究》《金文叢考》等三部著作。

1954年出版的《金文叢考》和1933年出版的《金文叢考》在內容上差別較大。郭沫若在寫于1952年的《金文叢考》的《重印弁言》中說：

在《大系》之外，關于金文的研究，我還有過一些零散的著述，一九三二年五月曾集成為《金文叢考》，其秋成《金文余釋之余》，一九三三年秋成《古代銘刻匯考》，翌年春成《古代銘刻匯考續編》。后二書中均包含有金文研究的部分。這些書，在二十年前，都曾先后在日本東京印行。所印冊數無多，每種只有五百部，輸入國內者為數必更少。聞坊間倚為奇貨，治史者頗感不便。朋友們因有重印的要求，我便趁這個機會作了一番整理。

這兒所呈獻出的《金文叢考》是把原有的《金文叢考》《金文余釋之余》《古代銘刻匯考》和《續編》中的金文部分匯集起來的，略略有些刪改和補充，但是在骨干上大體仍舊。主要的原因是二十年來沒有什么顯著的器物出土，因而我的見解也還沒有多么大的改變和補充。

1954年版《金文叢考》包括1932年版《金文叢考》、1932年版《金文余釋之余》，1933年版《古代銘刻匯考》之第二部分《金文續考》及1934年版《古代銘刻匯考續編》中的金文部分。但1932年版的《金文余釋之余》中的《答〈兩周金文辭大系商兌〉》，《金文續考》中的《新鄭古器》等都被刪除了。新增《釋亡乍》等文。

此外，在1954年版《金文叢考》的《重印弁言》中，郭沫若還回顧了他當初研究古文字的“心理過程”：

在這里，我想附帶著敘述兩件我自己的心理過程，一件是我所懷抱的挑戰的意識，另一件是我所冒犯的沉溺的危險。

我要向誰挑戰呢？我準備向搞舊學問的人挑戰，特別是想向標榜“整理國故”的胡適之流挑戰。從前搞舊學問的舊人，自視甚高，他們以為自己所搞的一套是“國粹”，年青一代的人不肯搞了，因而以裂冠毀裳、道喪文弊為慨嘆。因此，我想搞一點成績出來給他們看看。結果證明：所謂“國粹”先生們其實大多是偽古董。雖然道貌岸然，而對于古代文物大多全在門外。

胡適之流，代表買辦階級的所謂“學者”們，在當年情況，更自不可一世。胡適曾大言不慚地這樣說過：“今年（一九三六年）美國大選時，共和黨提出格法諾·蘭登來打羅斯?！腥苏f：你不能拿沒有人來打有人。我們對于左派也可以說：你不得拿沒有東西來打有東西。只要我們有東西，不怕人家拿沒有東西來打我們?！边@位標準的買辦學者，你看他是怎樣盲目而無知！因此，我就準備拿點他們所崇拜的“東西”來“打”這個狂妄的家伙。結果呢？我們今天也已經看得很清楚，那自稱“有東西”的家伙究竟有的是什么東西了！

但我也冒犯了相當大的危險。一個人陷在日本，更拖著一家六口，生活的壓迫，有時候幾乎令人喘不過氣來。搞舊東西在日本既有市場，也不免借此以覓取有限的生活資料。舊東西也是有它的麻醉性的，愈深入便愈易沉淪。在當年就曾有朋友為我耽心甚至對我失望，以為我會“玩物喪志”。我自己也感覺著有這樣的危險，覺得愈搞愈瑣碎，陷入了枝節性的問題，而脫離著預定的目標。這傾向，在這部《叢考》中便可以看出。特別是《金文叢考》標題葉的背面，用古文字題了這樣的幾句，是相當感傷的：

“大夫去楚，香草美人。

公子囚秦，說難孤憤。

我遘其厄，媿無其文。

爰將金玉，自勵堅貞?！?/p>

是時代拯救了我，是毛澤東主席所領導的人民革命拯救了我，使我臨到了沉溺的危境，而沒有遭遇到滅頂之災。

秦代石鼓文，以明代安國收藏的三種北宋拓本最古，分別為“先鋒本”“后勁本”“中權本”。郭沫若最早一版的《石鼓文研究》收入《古代銘刻匯考》中，是根據“后勁本”拓片寫成的。郭沫若自稱這篇文章在《古代銘刻匯考》諸文中“所費勞力最多”，但畢竟所見資料有限。日本學者河井荃廬珍藏有明代錫山安氏所藏石鼓文的“先鋒”“中權”“后勁”三種善本拓片照片的全貌。1936年，郭沫若從劉體智處獲得甲骨拓本二十冊，并以此與河井荃廬的三種石鼓文拓本照片交換閱讀。郭沫若據此修改《石鼓文研究》，于1939年在商務印書館作為“孔德研究所叢刊之一”出版。后來河井荃廬死于美軍的東京轟炸，其所藏石鼓文資料下落不明。如若不是郭沫若《石鼓文研究》發表了“先鋒本”拓片，這一善本可能人們再也看不見了。

1954年，《石鼓文研究》由人民出版社重印，郭沫若在《重印弁言》最后一段為考證辯護：“考證乃研究工作必經之初步階段，如能實事求是，可不失為作進一步研究之堅實基礎。為考證而考證，乃劃地自限，然較之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終勝一籌，較之為反動而考證者更不可同日而語。近人頗有全盤否定考證之傾向，似不免懲羹而吹齏，因噎而廢食，故附論及此?！边@是針對時弊的。

郭沫若認為石鼓文作于秦襄公八年（公元前770年）。1958年，唐蘭在《故宮博物院院刊》第1期發表《石鼓文年代考》，認為石鼓文作于秦獻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郭沫若注意到唐蘭的最新成果，但他覺得唐蘭的證據并不充分。故《石鼓文研究》仍于1959年再版，郭沫若為這一版所寫的《三版小引》中說：“余仍維持襄公八年說，以待更有力之反證?！?/p>

二

在《金文叢考》的《重印弁言》中，郭沫若還說，《金文叢考》“和《兩周金文辭大系》是姊妹篇，它們是相輔相成的。更嚴格一點說時，應該是《大系》為主，《叢考》為輔?！薄洞笙怠芳础秲芍芙鹞霓o大系》，其與《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及《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之關系，郭沫若有過說明：

金文則自北宋以來，零星出土，出土情況多已泯沒，偽器甚多，千余年來雖有不少著錄，而體系未能建立，作為史料遂有不少的困難。因此，我在繼續研究金文的途中，便把重點集中到東西二周，把傳世相當重要的金文辭，依時代與國別賦予以一定的條貫。一九三二年一月出版的《兩周金文辭大系》便是這項研究的結穴。

《大系》出版后繼曾加以整理和補充，一九三四年乃成《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及《考釋》?！秷D錄》考察到一部分器物的圖象，以便由花紋形式以推定年代?！朵洝废翟髅o的拓本或古刻本?！犊坚尅芬噍^初版詳審，初版今已作廢?！秷D錄》及《考釋》不久即將重印，在今天看來，依然不失為一部比較良好方便的工具書。想研究周代金文的人是不能離開它的，想研究中國古代的人同樣是不能離開它的。

看來，郭沫若對《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和《兩周金文大系考釋》十分重視。郭沫若在《兩周金文辭大系》序言中認為，青銅器銘文研究中最難者為考訂銘文年代，以前的研究“每專以后代歷術以事推步，近時海內外承學之士尤多作大規模之運用者?！钡粽J為，殷周古歷與后世歷法不同，當時尚不能確切推算，即便周王在位之年份，也多有異說，因此以后世歷法推算并不可靠。他的辦法是：“專就彝銘器物本身以求之，不懷若何之成見，亦不據外在之尺度。蓋器物年代每有于銘文透露者”，“據此等器物為中心以推證它器，其人名事跡每有一貫之脈絡可尋。得此，更就文字之體例，文辭之格調，及器物之花紋形式以參驗之，一時代之器大抵可以蹤跡?！薄氨敬酥T法，余于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征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大抵乃王臣之物。其依據國別者，于國別之中亦貫以年代，得列國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器則大抵屬于東周?！薄熬C合兩周彝銘，其年代國別之可征或近是者，凡得三百二十又三器，于存世之器雖未及十分之一，大抵乃金文辭中之菁華也。倏忽相鑿而混沌果死，幸莫如之?！薄秲芍芙鹞霓o大系圖錄》及《考釋》成就卓著，在學界影響很大。正如《郭沫若全集》編者所說：“作者開創性地創立了標準器斷代法，并按年代和國別分類，將‘一團混沌’的傳世青銅器，第一次變成完整的體系。使著錄的青銅器銘文，既成為有系統的編年史料，又成為有系統的國別史料?！边@兩部著作如此重要，郭沫若對其再版也十分慎重。同時，由于學術的進展，學界發現：“《大系考釋》還有待充實修訂，特別是新的銅器不斷出土，不僅需要大量的增補，有些本身就直接涉及《大系考釋》中斷代、分國以及某些具體的解說?！惫识?，這兩本書的修訂再版提上了日程。郭沫若也積極和學界商議進行。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達：

尹達同志：

送來各書已收到。此等書，我處已有，《卜辭通纂》也有。日前已面談，《卜辭通纂》及《殷契萃編》不擬作什么添改，如科學出版社決定印，只須?？币幌洛e字即可付印。兩周金文則擬作相當的添補。容庚前次寫給我的備忘錄，如尚在，請退還我。要著手添補，須搜集一些書籍和拓片，日前容庚來訪（他參加文字改革會議，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來作短期間的幫忙。我感覺我們科學院用人，似乎沒有高教部和其他部門來得現實。好些人，我們怕用的，而高教部和其他部門卻使用了。短期使用尚有可用的人，于原則性想來不至于有多大的妨礙。請考慮。

容的《金文編》，聽說已交科學出版社審查，他擬再費兩年工夫來補充，我覺得先照原樣印行，兩年后再印新版，似乎也可以。楊樹達的金文著作（問題甚多）既可印，此書作為工具書有它的價值。

關于出國事，日前劉大年同志見告，翦老希望早邀約大家談談，我覺得很好。政治、學術、生活、禮品等各方面都須得早作準備。我建議，請馮乃超同志早來北京，望你們催促一下。

太史公行年問題，我寫了一點小稿子，送您看看，看后似可轉《新建設》之類的刊物。本來想寫一篇大東西，小稿是開頭一小節，但目前來不及寫了。

敬禮！

郭沫若十、卅

“關于出國事”，指的是郭沫若率領中國科學家代表團于1955年底訪問日本。所以，《郭沫若書信集》將此信系于1955年，無誤。

10月31日，郭沫若在給尹達的信中再次說：“關于兩周金文辭的增補，容愿幫忙，我歡迎?？梢允⌒┝α縼碜鰟e的事?！?/p>

《郭沫若書信集》中還有一封郭沫若致尹達的信談到容庚愿意幫忙的事。該信寫道：

尹達同志：

容庚先生近來和我通了兩次信，對于《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作了仔細校對和補充。該書，人民出版社有意重印，但尚未著手。性質太專門，似以改由科學院出版為宜。您如同意，我想把它作為一所的出版物。該書擬即請容庚核校補充。他的兩信及資料附上，請一閱。

《卜辭通纂》、《殷契粹編》、《石鼓文研究》似均宜改由科學院出版。如您同意，請與人民出版社接洽一下?！恫忿o通纂》與《殷契粹編》似可讬于省吾校補。

敬禮！

郭沫若十一、一

《郭沫若書信集》將此信系于1954年。筆者初讀時即有疑問：為什么郭沫若1954年11月1日和尹達談容庚愿意幫忙整理《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與《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1955年10月30日、10月31日還在談這件事？1954年談的是容庚“作了仔細校對和補充”，而1955年談的卻是“容愿幫忙”，“校對和補充”在先，“愿意幫忙”在后，邏輯上似乎有些問題。既然這封系年存疑的信件談到“容庚先生近來和我通了兩次信”，要是能找到這兩封信并確定其時間，那么這封系年存疑的書信的時間也就能確定了。

2014年，黃淳浩先生曾讓我們前往他家掃描一批他當年編輯《郭沫若書信集》時所使用的書信資料，令人驚喜的是，這批資料中就包括容庚寫給郭沫若的這兩封信，這兩封信不見著錄。茲從手跡復印件錄入如下：

沫若院長左右：

《兩周金文辭大系》先校得圖編一部分，奉上，余續奉。增補一事，須得左右自定，他人不能代庖。列國器較易，若有意增補，庚當代擬一目呈正，庚所見只是著錄之器，新出器所見甚少，盍與于思泊一商，當有所增益。思泊亦一可用之材，憔悴京華，左右可否加以延攬？彼所望不大者也。圖錄有一部分器為潘氏攀古樓所藏，庚前曾向潘氏借得二三十器收入《彝器通考》中。聞潘氏藏器捐贈上海博物館，似可致函索取照片。整理大系，庚于課余為之，不需經費，如需照圖片，所費亦甚有限，不必計較。敝藏欒書缶、陳侯午敦二器拓呈鑒定，陳侯午敦矢蓋形狀與周氏所藏十四年器同，今歸華南師范學院矣。

此致敬禮

容庚

九月十三日

沫若院長左右：

大著《兩周金文辭大系》校畢，寄呈請教正。書中并未引用《青山莊清賞》，惟《清賞》中有一江之器似當補入，茲錄于下。如不引用，可于諸家著錄目中將《清賞》一書除去，而補入《雙古雙劍誃古器物圖錄》二冊（于省吾著）。

孫叔師父壺（青三九）

隹王正月初吉甲戌，邛立宰孫叔師父乍行具，學釁釁無彊，子子孫孫永寶用之。（立作大，疑讀為大）

容庚敬上

十月廿五日

筆者不僅見到了這兩封信，而且見到了第二封信的信封。信封上有郵戳。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個阿拉伯數字是“5”，第二個阿拉伯數字中間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橫，橫下左邊是一豎，這就只能是“5”。能確定“十月廿五”的信寫于1955年，那么郭沫若寫給尹達的那封包含“容庚先生近來和我通了兩次信”內容的信也就寫于1955年，而不是《郭沫若書信集》所認為的1954年。由此推得，容庚的另一封信也寫于1955年。

從上述容庚寫于1955年秋天的兩封信來看，容庚已經著手校訂完成《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他趁機進言，希望郭沫若能夠“延攬”于省吾，并告知上海博物館有潘氏攀古樓舊藏。而于省吾在1955年從故宮博物院調入吉林大學擔任教授。這一調動，可能在容庚提議之前就已經定下來了。郭沫若在1955年10月31日致尹達的信中提到“《卜辭通纂》與《殷契粹編》似可托于省吾校補”，當是采納了容庚意見。后來于省吾也確實在《卜辭通纂》與《殷契粹編》的校補上幫了忙。

容庚信中提到的《青山莊清賞》乃日本學者梅原末治編撰，出版于1942年。容庚建議補錄其中的《孫叔師父壺》，但修訂后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并沒有收錄該器。容庚建議，如果不收錄，則刪去《青山莊清賞》，而郭沫若也沒有刪除。容庚建議的《雙古雙劍誃古器物圖錄》二冊，郭沫若補充進來了。

在接連三天給尹達寫信提到請容庚幫忙校訂《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及《考釋》之后，郭沫若帶領中國科學家代表團訪問日本，無暇顧及整理舊作。

1956年2月27日，郭沫若致信尹達：“容庚寄來的整理文件已粗略審閱了一下，緩日擬集中些力量來著手?！睆?956年夏天開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礎上，開始親自修訂。但其間應酬較多，進展不大。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陳夢家等人也對郭沫若修訂《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及《考釋》給了幫助。10月19日，郭沫若致信陳夢家：“疊次承您送了好些青銅器的資料來，謝謝您。應酬事太多，大系被拖延，補錄尚未著手?；叵氘斈?，一人單干，效率甚速，有不勝今昔之感?！钡?0天之后，郭沫若的工作差不多就完成了。10月30日，郭沫若在《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的《增訂序記》中再次感嘆：“余受學術界慫恿，久有意增訂再版，但以牽于他務，不能專力于是。今歲夏間，避暑于北戴河，始著手整理，倉促未能竣事。迄今秋暮，免臻于成，遲暮之感，在所難免?！?/p>

10月31日，郭沫若致信尹達：“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及考釋整理好了，送您審閱。補錄有待，期于年內完成之?！薄翱坚屨赵?，但本子放大，求其統一?！?957年2月13日，郭沫若致信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研究人員黃盛璋：“‘大系’近曾略加校補，當由科學出版社出版。本擬作‘補錄’，將近年新器補入，顧至今未能竟事。你如有意加注，自是善事?！钡S盛璋這一工作沒有開展。3月26日，郭沫若致信出版社吳宜復：“附上編制《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及考釋》用原稿樣子兩份，請即照印為荷。望能于最短時期內印出，以便進行工作?！笨赡苁怯捎谏婕爸茍D等事，出版周期較長。1957年12月，由《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和《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修改合訂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方作為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學?？追N第三號在科學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增訂序記》中說：

《兩周金文辭大系》初版以一九三二年一月印行于日本。其后二年，一九三四年秋，匯集銘文拓本、摹本或刻本，并盡可能附入器形照片或圖繪而成《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又其后一年，別成《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于文辭說解加詳，于是初版遂作廢。

《圖錄》與《考釋》雖未能盡善，要不失為研究周代金文應有之工具書。唯據日本文求堂主人言，印行各僅五百部，流入國內者為數當更有限。聞坊間傳為奇貨，搜購頗不易，研究金文者引以為不便。

（中略）

此次增訂，拓本多經選擇更易，務求鮮明。摹本刻本，凡能覓得拓本者均已改換。器形圖照亦略有增補，而于著錄書目則增補尤詳。關于圖書照片之搜集，耑賴考古研究所各同志之協助，其翻檢移易則黃烈同志一手之烈也。

新出重器若干種，本擬增入，但以變動過大，成書不易，終于作罷，故原書大抵一任舊貫。

回憶往年羈旅日本時，曾有蔚為圖象學之雄心。事隔二十年，舊業已荒。僅此增訂之本如無諸同志協助，亦難觀愿成。感謝之余，頗增惶悚。

著作出版后，難免還有些不足。1958年4月1日，郭沫若致信日本學者樋口隆康：“三月十五日急函奉系。承指正《兩周金文辭圖編》55圖之誤，改正改正。致誤之由，系沿《支那古銅精華》，當即加以更正?！?/p>

三

郭沫若曾兩次在致尹達的信中提到《卜辭通纂》與《殷契粹編》這兩部甲骨文字著作。第一次是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說：“日前已面談，《卜辭通纂》及《殷契萃編》不擬作什么添改，如科學出版社決定印，只須?？币幌洛e字即可付印?！钡诙问窃?955年11月1日，郭沫若說：“《卜辭通纂》與《殷契粹編》似可托于省吾校補?！眱煞鈺烹m然相隔僅一天，但郭沫若主意有所變化，說明他一直在琢磨《卜辭通纂》與《殷契粹編》再版之事。

《卜辭通纂》于1933年在文求堂出版，“就傳世卜辭擇其菁粹者凡八百片，分干支、數字、世系、天象、食貨、征伐、畋游、雜纂八項而排比之。干支錄多數之干支表，本非卜辭，然以卜辭每卜幾均有日辰，諸表適為判讀之鍵，故首出之。紀卜之數亦幾于每卜必有，其中有特異之文字為自來所遺誤者；又其十以上之數有其固有之表現法，同為判讀卜辭之基礎智識，故以數字次于干支。世系在定奪卜辭之年代與歷史性。卜辭乃盤庚遷殷至帝乙末年徙沫之物，帝王之名迄于文丁，世系之排比即由文丁以至于夔，倒遡而上以入于神?之域。夔即帝俊，亦即帝嚳，乃天帝而非人王，故以天象次于世系。天時之風雨晦暝與牧畜種植有關，故以食貨次之。食貨為人類社會之基礎，殷代社會之真相具在此中。殷時已驅使奴隸從事生產事業，奴隸得自俘虜，故以征伐次之。征伐與畋游每相因，卜辭中尤多不別，故以畋游次之。余則零辭散簡匯為雜纂以殿于后，大抵以屬于抽象事項者為多?！?958年，《卜辭通纂》作為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學?？煽茖W出版社出版。這次重版，“作者加了一些校語和注釋，在文字考釋方面吸收了專家的一些意見?？茖W出版社的編輯加工記錄，經作者逐條審閱后，或作?？?，或作注釋，并重編了索引。在專家們的協助下，對一些不甚清晰的拓片及照片，或更換新拓，或附摹本?！?/p>

《殷契粹編》出版于1937年，是郭沫若在文求堂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該著源于劉體智將所藏甲骨拓片二十冊送郭沫若，郭沫若“擇取其一五九五片而成茲編。視諸原著雖僅略當十之一，然其菁華大率已萃于是矣?！?965年，《殷契粹編》作為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學?？追N第十二號由科學出版社出版，新版添加了索引。

據于省吾回憶：“一九五六年在北京舉行全國考古工作會議期間，容庚、唐蘭、商承祚和我到郭老家又暢談良久。隨后，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委托我校閱《卜辭通纂》和《殷契萃編》，這是郭老在日本出版的兩部專著，準備重印。一九五八《殷契萃編》出版時，我為他提供了一些管見，有的錄在書眉上。這本書的索引是傅學苓同學所編寫的?！薄耙痪盼灏恕兑笃踺途帯烦霭鏁r”中的“《殷契萃編》”當為《卜辭通纂》。郭沫若在該書最后也曾申明；“本書索引系科學出版社傅學苓同志所制。有此，對于閱者和研究者會增加不少便宜。對傅同志的忘我勞動表示謝意?！?/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