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銀幣上的青銅器

沙偉

青銅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構成部分。相傳青銅器出現在華夏原始社會末期，至少已有四千多年的鑄造歷史。殷商時期，我國就已達到青銅文化發展的鼎盛時期（圖1，1992年中國古代科技發明發現——鑄銅術紀念金幣，發行量1000枚），并以制作精良、技術高超而著稱于世（圖2，1997年黃河文化·青銅鑄藝紀念銀幣，發行量10000枚）。而早在1980年，中國人民銀行為了向世人展示青銅文化的風采，即發行了“中國出土文物·青銅器”第一組紀念金幣，發行量均為1000枚。設計師以完美的微凝霜工藝，加上優異的鏡面質量和凸凹雕刻的表現手法，在紀念幣上驚人地再現了青銅器的瑰麗，讓我們民族自豪感倍增。該金幣正面圖案為國徽、年號及“中國出土文物青銅器”字樣，背面圖案分別展現了四件中國出土青銅器的精華。

其中第一枚“象尊”（圖3）為商代盛酒容器，1975年出土于湖南省醴陵獅形山，現藏于湖南省博物館。幣面上，設計者選擇側身象尊為突破口，在有限的畫面內充分展現了充滿神秘色彩的紋飾藝術。而雕刻師又在設計原稿基礎上，發揮貴金屬制作浮雕工藝之長，把充滿神秘色彩的紋飾真實、立體地展現了出來。第二枚“錯金銀云紋犀尊”（圖4）為西漢酒器，1963年在陜西興平縣豆馬村出土。幣面設計與雕刻手法也與“犀尊”本身一樣笨拙，卻最原汁原味地還原了器物本身的真實，再現了器物自身所蘊含的古樸與凝重。第三枚“雙翼神獸”（圖5）為青銅鎮器，1977年出土于河北省平山縣中山王營墓。幣面以生于兩肋之間的長翼欲展未展之狀，生動再現了原件富有強烈動感的藝術魅力。第四枚“錯金豹”（圖6）1968年出土于河北省滿城西漢中山王墓。幣面取略帶俯視的一個角度，由上往下看能“以靜制動”“以臥代立”，整體、局部都洋溢著充沛的活力。經雕刻師的再完善，既突出了錯金豹形體夸張的藝術張力，又表現了其紋飾精細的視覺魅力。此后1990年中國人民銀行又發行同題材同圖案銀幣4枚，發行量各5000枚。

1992年，“中國出土文物·青銅器”第二組發行。其中金幣發行500枚、銀幣發行3000枚。其中“臥鹿”（圖7）全稱“嵌綠松石青銅臥鹿”，1965年由江蘇漣水縣三里墩出土，現藏南京博物院。因同時出土蟠螭紋銅鏡一面，故考古專家推測臥鹿可能是銅鏡的鏡架。幣面設計者大膽將“臥鹿”犄角從上環介紹文字間穿過，既解決了比例難題，又在靜中求變，達到了出其不意的視覺效果?！伴L信宮燈”（圖8）為1968年中山靖王妻墓中出土，現藏河北博物院。它既是生活中實用的燈具，又是極富藝術價值的擺設品，而以純金、純銀材質尊貴再現，其藝術價值則更顯多姿多彩。精妙之處在于侍女臉部的刻畫，本是呆板凝固的神情，經設計師與雕刻師聯手打造，線刻、浮雕等手法的巧妙運用，仿佛重新賦予生命。酒器“羊尊”（圖9）是我國商代晚期的傳世品，其幣面設計看似循規蹈矩：既沒有大片露白的簡潔，也沒有擠占的繁雜。其實雕刻師用心良苦，充分運用了金銀幣浮雕工藝的特點，細處毫發可見，粗處亂云掩山，既富有裝飾性，又有濃厚的吉祥喜慶，還帶有神秘的祭祀色彩。青銅“虎符”（圖10）是我國古代傳達命令或調兵遣將所用的憑證。該幣設計簡潔大氣、凝重陽剛，一眼便深感“虎”之霸氣。由于尺幅有限，幣面只占其1/3位置，要想完美展現虎符錯金銘文的規整與挺秀，只能運用精湛工藝，以細微取勝。

1993年，“中國出土文物·青銅器”第三組金銀紀念幣亮相登場。正面圖案沿襲了前兩組風格。第一枚背面圖案是現收藏于南京博物院、1980年出土于江蘇邗江甘泉鎮東漢劉荊墓的“錯銀牛燈”（圖11）。該幣因無法表現它內部構造的精巧，故設計師與雕刻師把更多的筆墨側重其外形的描繪與刻畫。雖居于幣面之右，但牛頭上頂的煙道則奔放而無畏地彎曲到最上端，幾近幣面外環。雖是一靜止的固定形態，但由此表現出來則洗練而雄渾，威武而機警。尤其是燈座部分，既有起步欲行的動感，又有引而不發的張力，仿佛拼盡全力，要從這定格的歷史畫面中“掙脫”出來。第二枚“漆繪人形燈”（圖12）全稱“戰國跽坐人漆繪銅燈”，1975年河南三門峽上村嶺出土。該幣設計與雕刻不因“人”小而忽略，相反通過貴金屬制作工藝細致生動的刻畫，通過人俑的淡定神情、簡樸衣著、屈跪肢體的描繪，將靜態的人俑活靈活現地展現于幣面。第三枚是1981年出土于湖南湘潭九華鄉、現藏湖南省博物館的“豕尊”（圖13）。該幣面牢牢把握兩點：一是隱于器物造型中的野性，二是泛于器物裝飾中的華彩。幣面“豕尊”呈站立之態，有一些溫順，也有一些憨厚，似乎讓我們看到了野豕向家豬的演變過程。幣面另一亮點，就是利用貴金屬制作的特殊工藝，復制并升華了豕尊周身的精美紋飾。這也是設計師與雕刻師創作過程中，傾注心血最多的地方。第四枚“銅牽馬俑”（圖14）1976年出土湖南衡陽縣福溪鄉，湖南衡陽博物館收藏銅馬單件，冠名“銅馬”;而湖南省博物館收藏完整一套，則名“東漢青銅牽馬俑”或“銅馬及牽馬俑一組”。幣面 “銅馬”的神情雖略顯孤單，但經設計師與雕刻師的共同打造，“銅馬”外形洗練，造型生動。尤其是馬首部位，經浮雕工藝再現，有呼之能行的強烈動感。

由于這三組《中國出土文物·青銅器》系列紀念幣幾乎全部針對海外市場發行，并不在國內發行，發行之后就受到集藏愛好者的追捧;特別是在2005年至2011年市場價格一路飆升，6年價格上漲超過10倍。例如2005年，該系列第二組金銀幣價格僅為1.5萬元，2008年就上升到3.5萬元，到2011年最高價達到22萬元。雖然隨著國際金價大跌，如今該系列金銀幣也受到一定影響，但與其他金銀幣品種相比表現出明顯的抗跌性。

為弘揚中國青銅文化，揭示古蜀文化的神秘面紗，2002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還發行了“四川三星堆金銀紀念幣”各一枚 。三星堆遺址位于四川廣漢市南興鎮北，面積達12平方公里。金銀幣正面圖案均為四川三星堆博物館館景，并采用了輕重不一的噴砂、噴珠處理，提高了建筑物的立體感和層次感。金幣背面圖案為“面具之王·青銅縱目面具”（圖15），發行量5000枚?？v目面具均出自二號祭祀坑，分大小兩型共三件。其中A型兩件較小，B型一件則較大，就是這件有“千里眼”“順風耳”之譽的大型青銅縱目面具。銀幣背面圖案為“金面罩青銅人頭像”（圖16），發行量30000枚。從兩個祭祀坑出土的青銅人頭像50多件、戴金面罩的銅人頭像卻只四件來分析，它們應該代表著特殊身份和地位。

由于受當時造幣技術條件的限制，《中國出土文物·青銅器》紀念幣未能對該題材進行深入挖掘和精美呈現，許多聞名于世的青銅器精品未能得到表現。故在2012年，中國人民銀行開始發行《中國青銅器》系列紀念幣。中國青銅器的鼎盛時期主要是夏、商、西周、春秋及戰國早期。此次啟動《中國青銅器》紀念幣項目，對青銅器題材重新分類梳理，按照青銅器的年代和類別重新規劃，作為中國貴金屬紀念幣重要的系列項目發行。

2012年發行的《中國青銅器（第一組）》紀念幣，圖案選取的主要是我國商代的部分禮器，在工藝上采用了傳統的鏡面及多層噴砂和反噴砂工藝，使青銅器圖案更具層次感，令人賞心悅目。該套幣金幣2枚、銀幣3枚，正面圖案均為國徽、年號。其中5盎司圓形金質紀念幣背面圖案，為1974年河南鄭州張寨南街出土，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商代獸面紋方鼎”（圖17），發行量2000枚。1/4盎司圓形金質紀念幣背面圖案，為1974年偃師二里頭遺址，現藏于洛陽博物館的“夏代乳釘紋爵”（圖18），發行量5萬枚。1公斤圓形銀質紀念幣背面圖案，為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溫酒器“商代獸面紋斝”（圖19），發行量6000枚。5盎司圓形銀質紀念幣背面圖案，為“商代獸面紋鬲”（圖20），發行量1萬枚;此鬲最初是作為炊煮工具的，代表著中國古代初期的飲食文化，主要用于煮粥或盛放肉食。而1盎司圓形銀質紀念幣背面圖案，為“商代弦紋盉”（圖21），發行量8萬枚;弦紋盉是商代早期的酒器，其頸部裝飾有三道弦紋，上部為半圓形，腹部整體作三個袋狀尖足，造型樸拙，形態可愛，體現了商代早期青銅器的特點。也正是如此，弦紋盉才得以從眾多酒器中脫穎而出，被雕飾在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此幣之中，作為中華酒器文化的代表來亮相。

而2013年發行的《中國青銅器（第二組）》紀念幣中，其銀幣設計采用了仿古工藝，是一次有益的嘗試;與普通工藝相比，處理后的銀幣可用手把玩，不會對其表面造成破壞。其中5盎司圓形金質紀念幣背面圖案，為1976年河南安陽小屯五號墓出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的“商代司母辛方鼎”（圖22），發行量2000枚。1/4盎司圓形金質紀念幣背面圖案，為河南安陽市商王室婦好墓出土，河南博物院收藏的“商代婦好鸮尊”（圖23），發行量5萬枚。1公斤圓形銀質紀念幣背面圖案，同為1976年殷墟婦好墓出土，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商代婦好偶方彝”（圖24），發行量6000枚;方彝是商王朝晚期的一種特殊酒器，該方彝器身橫長兩倍于縱長，猶如兩個方彝之組合，故郭沫若稱之為偶方彝，是商代酒器中絕無僅有的罕見器型。5盎司圓形銀質紀念幣背面圖案，為1976年河南省安陽市小屯5號墓出土，現藏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商代司母辛觥”（圖25），發行量1萬枚;它就像一只石雕的異獸，似牛非牛，面左站立，頭上的犄角像綿羊一樣有著美麗的自然曲卷，長臉雖分布著獸紋，但無暴戾之氣，揭示了藝匠創意思維中這是一只較為平易近人的瑞獸。1盎司圓形銀質紀念幣背面圖案，為“商代婦好方斝”（圖26），發行量8萬枚;斝是古代盛酒、溫酒之器，其在盛酒后香氣四溢，能激起豪飲之興。1976年婦好墓出土圓斝四件、方斝八件，其中的方形之斝為高級貴族專用，一般貴族只能用圓形之斝;該斝鑄造精美，形體高大，更非王室專用莫屬。

最后于2014年發行的《中國青銅器（第三組）》紀念幣，各個規格的發行量較前兩組均有不同幅度的縮減，其中5盎司金幣削減至1000枚（降幅50%）、1/4盎司金幣削減至20000枚（降幅40%）、1公斤銀幣削減至2000枚（降幅33.3%）、5盎司銀幣削減至4000枚（降幅40%）、1盎司銀幣削減至20000枚（降幅25%）。這樣的減量幅度在同一套系中實屬少見，表明發行方在市場低迷期釋放利好政策的良苦用心，以及保護收藏者利益、涵養市場的長遠打算。

其中5盎司圓形金幣背面圖案為“商代后母戊方鼎”（圖27），題材知名度較高;此鼎曾稱“司母戊方鼎”，1939年河南安陽武官北地出土，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是我國已發現的最重的單體青銅器，堪稱“鎮國之寶”。1/4盎司金幣背面圖案，為河南安陽出土的“商代人面龍紋盉”（圖28）;盉是調和酒味的酒器，用法是用水摻酒，調和酒的濃度，它同樣可作為禮器。1公斤銀幣采用了創新的硫化加綠銹工藝，凸顯了青銅器的歷史滄桑感，其背面圖案為1990年河南安陽郭家莊西160號墓出土，現藏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商代亞址方尊”（圖29）。5盎司銀幣運用了浮雕、硫化等高超的鑄幣工藝，其背面圖案為現藏于北京故宮的“商代亞方罍”（圖30）;罍是一種大型盛酒器和禮器，作為重要的禮器在王室和貴族的盛大宴會上，罍是必備的酒器。而1盎司銀幣背面圖案，為1959年山西石樓桃花莊出土，現藏于山西省博物館的“商代龍紋觥”（圖31）;觥作獸角形，流部作龍首昂起，龍角上翹，后脊部作蓋，蓋上裝飾有蜿蜒的龍體，與器之龍首渾然一體，在青銅器紋飾中極為罕見。

中國古代青銅器浩如煙海，作為國之重器，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而以上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這些青銅器金銀幣，不僅帶給了收藏者難忘的視覺享受與文化熏陶，更是令中國的青銅文化永遠閃耀在歷史的烙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