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代的日常

臺北故宮博物院正在舉辦一個名為“小時代的日?！粋€十七世紀的生活提案”特展。展覽所涉及的“小時代”是指十七世紀，策展人認為那是一個有趣并且充滿各種可能性的時期。以現代物質文化研究來看，既可從東西交流的角度，一窺當時探險家跋山涉水開拓航道的故事，也能從江南視線了解文人世家看似平淡，其實分外講究質感，別有一番趣味的日常。此次通過十七世紀的小資文青文震亨（1586-1645）書寫《長物志》歸類而出的“書畫”和“器具”兩個章節作為策展基礎，除了重新發掘博物館藏品蘊含的人文脈絡之外，也探索古人游賞于物的點滴細節，從中梳理與之相關的交游網絡，以及賞古風逐漸影響一般居家日用的面向。嘗試從古人處理身外之物的態度，回看現代的人與物的關系。

●? ?文震亨與《長物志》

文震亨，字啟美，號木雞生。他出身明代蘇州極具影響力的文藝世家。自其曾祖父文徵明（1470-1559）開始，文氏一族不乏以詩文書畫名著一時者。文震亨為明代后期承繼家族藝文傳統的代表人物。他的活動范圍不限于家鄉蘇州，亦擴至四方菁英匯聚的南京、杭州等地，與眾多文人交游結社，詩文酬唱。

文震亨挾著蘇州文氏豐厚的文化資本，將自己對琴棋書畫、焚香飲饌、服飾器用、造園布景的涵養見識，匯編《長物志》一書，成為晚明文雅品位的代表指南，也透露當時風雅文士對生活各層面細膩講究的生活態度。本單元將介紹文震亨與親友的作品與收藏，以及他甚受歡迎的著作《長物志》之數種版本。

明文震亨《畫山水》（圖1）。畫中自幽靜水閣離去的文士，回首眺望仙境般的石梁飛瀑。此畫作于清兵入關的1644年，似為文震亨對原本閑雅生活的追念。

《長物志》，明文震亨撰，明末葉刊本（圖2）。本書作于十七世紀初期?！伴L物”一詞出自《世說新語》“身無長物”的典故，原指身外多余之物。此處呈現文震亨日常所居、所見、所感的居所及用物，看似閑事余物，卻處處可見韻味才情。

《吳縣志》，明牛若麟修纂輯，明崇禎十五年刊本（圖3）。江蘇省吳縣位于蘇州府城西隅，素為東南望邑。展件《吳縣志》具體記錄該縣山川風俗、戶口田土、宅第園林與人物傳記。全書五十五卷，記錄不少關于文徵明一家活動，如文徵明父親文林構筑的“停云館”、曾孫文震孟“藥圃”與文震亨的“香草垞”，成為明代蘇州文人社交及藝文活動著名場域，體現出小時代下文化世家在地影響力的一面。

明前期龍泉窯青瓷劃花鳳尾瓶（圖4）。十六世紀晚期開始，江南地區的文人逐漸將花藝與花器納入日常生活常規，不僅營造古雅氛圍，也鑒賞花瓶。依照文震亨的說法，較高的龍泉窯瓶適合插梅花。

●? ?文青品位

與文震亨心靈契合的收藏家們在經濟無虞的情況下，開始注重生活中看似無用的身外之物，這些收藏家們用來彰顯卓越地位與見識眼界的器與物、書與畫，遂變成日常物品。如何從日常中尋出不平凡處，就成了收藏家蘊藏的賞鑒功力。

如何鑒別古銅瓷器、法書繪畫、宋元善本，莫不從取法古人，自創新意談起。宋代趙希鵠《洞天清錄》、明代曹昭《格古要論》論器之源流，考證辨析精確，成為后代賞鑒家的指南書籍;稍早于文震亨出生的賞鑒家張應文、項元汴、屠隆等人則各有所好、尚古質雅。這些與文震亨同時期的賞鑒家們，從古法中找到賞玩樂趣，器物雖古，生活則是處處新鮮，日日有味。

南宋龍泉窯青瓷紙槌瓶（圖5）。十六世紀下半葉開始，文人鑒藏家收集古玩的同時，也掀起一股插花、品器的風尚，對花材、用器的分類與使用，特別強調務必合宜合時。以此品為例，器底的乾隆御制詩句“紙硾傳官式”說明此一器型即為“紙槌瓶”，完全可以呼應張謙德《瓶花譜》（1595）中的“可用花瓶”。

南宋官窯青瓷蔗段洗（圖6）。筆洗是古代書房必備品之一，文震亨下筆綜列銅、瓷、玉各類質材，又以宋、明兩朝（十二到十五世紀）瓷器占多數，反映出古代文青廣收古董文具的情景。

明宣德青花蓮塘魚藻紋花口洗（圖7）。這件青花洗作十瓣花口，器內底及外壁繪有游魚、水草紋樣，正是文震亨認可宣德瓷器中可用的書房佳器。

《格古要論》，明曹昭撰，明萬歷間金陵荊山書林《夷門廣牘》刊本（圖8）。本書作者曹昭據自幼跟隨在父親身邊所見所習，寫下對于古銅彝鼎、法書、名畫、碑帖、古窯、漆器等物的來歷，分析優劣，成為明、清鑒賞家極為重視的古器鑒定專著。

傳明唐寅《采菊圖》（圖9）?！肮琶t像”亦受《長物志》肯定為最高等級畫題。此圖描繪文人偶像陶淵明，應即為明末可歸類為“古名賢像”類型的作品。

商史鼎，配元花間行龍玉頂（圖10）。古代烹煮食物的銅鼎經常被明代文人配置木蓋，改制成香爐。但這些銅器并不被認為是好的香具，而是作為高級的收藏品及擺設。

傳宋劉松年《博古圖》（圖11）。此圖應作于十七世紀前后。畫中男女專注于品鑒青銅器與瓷器，不乏出自《宣和博古圖》者，可感受晚明探究欣賞古器物的熱潮。

●? ?可用之物

硯臺、墨床、硯滴、筆洗、紙鎮、香爐還有花瓶等器物，共同創造出十七世紀文人的生活情境。這些可供清玩或點綴書齋的用具，展現了特定時空下獨具一格的生活態度。帶有藏家姓名款識的文物，反映文人雅士及收藏家們的心之所好及經濟能力?！翱捎谩迸c“不可用”的分野，在細微之處體現了文震亨及其友人們的知識素養和品位判斷。在時節流轉之間，文人們將身心安頓在物品構筑的世界當中，“明代書齋情境區”正是在這樣的價值觀里，文人理想書齋的具體展現。

日本十八世紀桐蒔繪小箱（圖12）?！堕L物志》·廂（箱）條中提及“倭廂”，即日本蒔繪漆盒，由于質輕且做工精良，故被認為適合貯放“古玉重器或晉唐小卷”又或“滾動條、香藥、雜玩”等此類古玩且書齋中宜多貯存以備用。

明孫克弘《銷閑清課圖》（圖13）。此作描繪二十種明代后期文人的閑雅生活，每段加上點題數語。透過圖像與文字，可感受到不少與文震亨類似的生活講究。

明王綦《東籬秋色圖》（圖14）。王綦此作以菊花奇石為題，設色雅淡又不乏細節，根據《長物志》·懸畫月令一條，應即為適合九、十月懸掛的應景圖像。

《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元不著撰人，明司禮監刊本（圖15）。本書為十四世紀元朝人所編一部家庭事類大全的日用類書，分成十集，舉凡為學、家法、仕宦、宅舍、農桑、飲食、吏學、藥方、延壽等諸事皆備。其中，“戊集”記載“文房適用”及“寶貨辨疑”教導士人如何購買筆、墨、紙、硯，以及非屬生活日用品的象牙簡笏、金、銀、玉帶、玉器、水晶、瑪瑙、琥珀、珍珠、珊瑚等珍稀寶貝。

北宋汝窯青瓷碟（圖16）。這件作品的木座刻有“安儀周家珍藏”的款識，而揭露當它進入清宮以前，其實是安歧的舊藏。安歧（1683-1745），字儀周，是清初（18世紀上半葉）活躍于天津、揚州一帶的書畫藏家，眼力極佳，精于鑒古，著有《墨緣匯觀》一書。另一方面，如果回到文震亨的時代，發現他鮮少提到汝窯，可是高濂卻在較早出版的《遵生八箋》中，如數家珍地大談汝窯瓷器的特色，從中反映出文物流通的變化。

●? ?百匯聚珍

明晚期的江南，市場活絡，大眾對古董及奢侈品的需求與日俱增。對鑒賞知識的渴求，也帶動了出版的發展。各類物品的鑒賞書籍，如《陽羨茗壺系》《方氏墨譜》等收藏品鑒書籍的出現，成為隨之而來的文化現象。

王公貴族依照自己的品位訂制器物，附庸風雅的士人追求古代圖錄載錄的三代銅器，市井作坊商鋪也推出自家店號的商品。手藝卓絕的匠人，如瓷器名家周丹泉、銀匠朱碧山、玉匠陸子剛，以獨樹一幟的技藝，成為市場競逐的標的。但真品價高難求，且具有辨識能力者少，大量迎合市場需求托古仿作的書畫作品及器物在市場流通，并成為主流，與鑒賞書籍陳述的文人理想有相當差距。

元卵白釉印花番蓮紋碗（圖17）。文震亨曾提到“又有元燒樞府字號亦有可取”，所指的應即是此類卵白釉帶“樞”“府”款識的作品。

明嬌黃錐拱獸面紋鼎（圖18）。周丹泉是16世紀末活躍于古董收藏界的仿古高手，傳說有一次他在唐太常（1571年的進士）家看到一件定窯白瓷三足圓鼎，于是跟主人借來觀賞，并仔細抄錄紋樣，而且也如實仿制出一件和原作一模一樣的瓷鼎，而且逼真到難以和原作有所區分，以至于讓唐太常愛不釋手而買下作為副本。這件作品同為三足圓鼎造型，底部雖寫“周丹泉造”款識，但因沒有證據可以說明它確實是出自周丹泉之手，故在展覽中，我們把它看成是隨著口耳相傳故事而產出的名家商標。

明萬歷嬌黃凸雕九龍方盂（圖19）。沿著口沿，有一圈戳印而出的款識?！叭f歷年吳為制”幾個字說明這件裝飾九龍圖案的小瓷器出自吳為之手。吳為是至今僅見少數留名在作品上的陶藝家，傳說他擅長修坯，能夠充分控制火候，制作像蛋殼一樣薄可透光的小瓷杯。

明或清仿宋姜氏鑄銅方爐（圖20）。宋代姜娘子鑄造的器物被認為是銅器名品，因而在明代出現了許多為滿足市場需求而制作的仿制品。

元至明朱碧山款“張騫乘槎”銀槎（圖21）。明末著錄，如王世貞《觚不觚錄》記載朱氏以冶銀出名，其作品與當時不同工種的名匠皆“比常價再倍”，足見市場上對名家作品之追求。

傳宋馬遠《寒巖積雪圖》（圖22）?！堕L物志》將數位“浙派”畫家標為“畫中邪學”，務請讀者排除在購藏之列，鐘禮便是其中之一。這應為此畫偽造馬遠款的重要原因。

《萬歷野獲編》，明沈德符撰，清刊巾箱本（圖23）。明代文人沈德符于萬歷三十四年（1606）、三十五年（1607）寫成《萬歷野獲編》，書名標示寫作見聞時間，并有“野之所獲”意味，內容則上自朝章掌故，下至風土民情，是一本范圍廣泛、種類豐富的筆記著作。書中論及關于時人所愛器物、畫作等賞鑒事宜，列入“玩具”卷，項目包含書畫、時玩、瓷器、好事家、假古董、法帖、紙、墨、硯、漆、扇。

每個時代在不同的時間進程中都有其更迭出新、值得借鑒、參考的面向。從臺北故宮博物院對藏品的解讀中，可提供一個再造舒適、嫻雅生活的提案。

（資料來源：臺北故宮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