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背景下的“數字鴻溝”現象分析

付 華

（貴州財經大學信息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0 引言

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突然來襲，社交隔離迫使各種業務向線上遷移，繼而引發了一場社會生活、工作方式的深刻變革。使用手機支付避免現金的接觸，通過在線購物購買生活日用品，在線教學實現“停課不停學”，在線會議、遠程辦公保證企業復工復產，手機上的“健康碼”成為了通行憑證，醫院看病要用APP預約掛號，沒有互聯網和智能手機將寸步難行，疫情一方面為社會生活按下暫停鍵，一方面為社會的數字化進程按下了加速鍵。當“數字化、網絡化生存”成為人們生活的常態，不同人群在互聯網融入的方面差異被放大凸顯，這些差異在代際之間、城鄉之間以及不同社會階層之間表現尤為顯眼，這種差別和中國社會的老齡化，區域發展不平衡以及社會階層分化等深層次社會問題交織在一起，成為了疫情背景下的新“數字鴻溝”現象。

1 數字鴻溝的起源

數字鴻溝一詞始出現于20 世紀90 年代的美國，當時ICT（Infor mation and com munication technology，信息與通信技術）浪潮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深遠影響方興未艾，互聯網在2 0 世紀90 年代從美國開始，在全球范圍內爆發式增長。以ICT為代表的新技術給人類社會帶來普遍福祉的同時，也帶來新的不平等和數字分化。數字鴻溝通常被定義為能夠使用和不能夠使用信息通信技術的人之間的差異，其本質是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數字、信息、通信技術在普及和應用方面的不平衡現象[1]。這種不平衡普遍存在于不同國家、地區、階層、行業和群體之間[1]。美國是最早開始重視數字鴻溝問題的國家，美國商務部從1995年開始，連續發布4次數字鴻溝問題調查報告，把“數字鴻溝”視作美國首要的經濟問題和人權問題，隨著互聯網的擴散，數字鴻溝在全球范圍內得到各國政府、社會的關注。

一般認為經濟因素是造成數字鴻溝的最主要原因[2]，而數字鴻溝又反過來會進一步拉大不同群體之間的經濟差距，數字鴻溝被認為是伴隨信息通信技術而出現的新型的不平衡，數字鴻溝的彌合可以減少貧富差距，維護社會公平。早期人們認為彌合數字鴻溝可通過提高ICT接入來解決，如加大通信基礎設施建設，增加互聯網接入數量、減低資費成本，讓更多人有機會使用互聯網。隨著ICT技術的升級，互聯網接入的溝壑逐漸被填平，所謂的“ 接入溝”已經逐漸被縮小。但人們又逐漸認識到接入會給不同人群帶來發展機會的差別，不同群體之間由于經濟、教育、所處環境、先天稟賦的差別，使其在應用層次上存在能力差異，形成所謂的“應用溝”。通常也將“接入溝”稱為第一道數字鴻溝，將“應用溝”稱為第二道數字鴻溝。

2 中國的數字鴻溝及研究現狀

隨著互聯網在中國的萌芽和發展，互聯網的發展不均衡問題很快就得到了社會的關注。筆者以“數字鴻溝”作為關鍵詞，在CNK I數據庫進行了文獻檢索，共檢索到中文文獻2064篇，文獻發表的時間跨度從2001年到2020年，2001年文獻數僅為14 篇，2004 年就達到峰值137篇，后續年份文獻數量略有回落，但均維持在100篇左右，說明“數字鴻溝” 問題始終得到較高的關注度。

從文獻內容來看，早期文獻主要從我國的發展中國家這一國情背景出發，研究不同國家之間的，地區之間的數字鴻溝。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互聯網用戶已經達到了5，600萬，占總人口數的21%，而根據CNNIC在1997年發布的第一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1997年10月，中國的網民數量僅為62萬，約為美國的11%，巨大的數字落差即為數字鴻溝最直接的體現。胡鞍鋼在《新的全球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數字鴻溝》一文中，總結了不同國家地區之間的數字鴻溝，并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對影響互聯網覆蓋的主要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提取了四個主成分以解釋影響互聯網普及的因素。

我國由于幅員遼闊，長期的歷史、地理原因使得不同地區之間的整體發展水平層參差不齊，此外長期城鄉二元式的發展結構，使得農村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普遍落后于城市。根據C N NIC的數據，1997年36%的上網用戶集中在了北京，北上廣的用戶占全國網民總數的50%，而西部邊遠省份比如貴州只占0.4%，地區差異、城鄉差異明顯，因此早期的文獻也較多地涉及到我國地區間、城鄉之間的數字鴻溝問題，并從數字鴻溝的測度、社會治理、普遍服務等角度展開深入的研究，總之早期的數字鴻溝研究主要圍繞接入溝展開。

隨著移動互聯網在我國的爆發式增長，2011年我國手機網民數量首次超越計算機網民，截至2020 年3月，我國網民規模達到9.04億，手機網民規模達到8.97億。移動互聯網的普及，使得人們接入互聯網的設備、技能準備、費用都得到較大的節省，“接入溝”已經得到較大的彌合。隨著互聯網與各個行業的融合不斷深入，基于互聯網的各種應用和服務層出不窮，數字鴻溝的研究也從早期的“接入溝“過渡到了“應用溝”，在線教育、智慧醫療、農村電子商務等領域應用差距成為了研究的新熱點。

3 疫情下數字鴻溝

3.1 老年人群的數字鴻溝

我國已然已經邁入老齡化社會，按照國際上對“人口老齡化”的定義標準，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60歲以上的老年人達到總人口的10%，或者65 歲以上的老年人達到總人口的7%，即為"老齡化社會"。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年底，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達24，949萬人，占總人口的17.9%；其中，65周歲及以上人口16，658萬人，占總人口的11.9%。加之三十多年計劃生育政策對人口結構的影響還未釋放完全，可以預計，未來我國老年人口的比重還會持續增加。

疫情期間，有關老年人群在融入互聯網生活的種種困難被屢屢報道，在全民上網的背景下，老年人群所表現出的窘迫、無力讓人心生惻隱。在疫情開始的早期，如何說服爸爸媽媽戴口罩成為了年輕網民在微博的熱搜話題；疫情的傳播使得人心惶惶，由于對信息缺乏足夠的分析辨別能力，老年人群往往成為疫情謠言傳播的“易感人群”。網上購物、網上預約掛號、掃健康碼等對老年人群也并非易事，總體而言，我國老年群體所面臨的數字鴻溝既有“接入溝”也有“應用溝”范疇。

在接入溝方面，老年人群的經濟能力相對較弱，智能手機或者寬帶的費用都會形成不小的經濟負擔。艾瑞咨詢的數據，2019年我國智能手機用戶達到10 億，占總人口的70 %，但老年人群智能手機持有比例遠遠低于這個數，根據騰訊2018年發布的《老年用戶移動互聯網報告》，中國現有8，000萬老年網民，約占老年人口的30%，和總人口的智能手機持有占比相差巨大，2017年美國65歲老年人智能手機持有比例約為42%。此外由于我國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缺乏必要的知識技能使得老年人接入互聯網的動機普遍不強。

在使用溝方面，老年人身體機能的衰退是客觀事實，智能手機操作需要靈活手指和靈敏的視力，這些都形成了老年人使用障礙[3]。加之信息技術在我國的普及較晚，大多數老年人在其教育或者職業經歷中沒有得到信息技術的賦能，信息素養缺乏，即便老年人擁有了智能手機，但其使用的熟練程度不高、使用頻率低、使用功能有限，在疫情中，普通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機完成日常生活的數字化需求存在較大的難度。

3.2 在線教育的數字鴻溝

疫情期間，我國面向兩億多大、中、小學生展開了大規模的在線教學，這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互聯網教育實驗，以往在線教學往往是作為傳統教育的補充角色，此次在線教育獨挑重擔，實現了“停課不停學”，最大限度保證了全國教育系統正常的教學秩序。

數字鴻溝的存在，使得全民在線教學的教學效果存在著較大的不均衡，繼而引發了有關教育公平的關注，教育公平作為社會公平的基石，同時也是實現社會公平的最有效途徑。通常認為在線教育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實現教育資源的共享，有助于推動教育資源的均衡。然而當“全民網課”在倉促間上線時，社會、家庭各方面力量的準備不足，引發了有關教育公平的擔憂[4]。

首先在線教育的“接入溝”仍然存在，疫情期間在中國四地（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平均有74% 的學生在家有電腦用于學習，這一比例仍明顯低于世界經合組織平均值。我國仍有相當數量的城市困難群體、農村貧困人群，購置電腦、智能手機和接通寬帶仍然是較大的經濟負擔。河南鄭州的14歲女孩，因為沒有智能手機上網課，選擇在家中服毒自殺，有些貧困家庭，可能一家人共用一部手機。雖然我國已經有14億智能手機的保有量，但對于某些困難群體而言，一部智能手機仍然是難易逾越的“接入溝”。

此外，在線教育的效果更容易受到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家庭的經濟背景、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響，那些自我約束管理能力較弱，家庭經濟狀況較差、父母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學生將淪為弱勢群體。一項來自美國的研究表明，在美國的一些地區，在線教育帶來了教育的不公平，拉大了學生之間的差距，尤其降低了男生、GPA靠后的學生的成績。國內也有學者關注到了數字鴻溝對于在線教育質量的影響，即受眾在信息和技術獲取能力上存在差異，最終又會導致在線教育的效果存在差異。

3.3 城鄉之間的數據鴻溝

當前，中國仍然存在顯著的城鄉二元結構，農村地區既存在有“接入溝”更有“應用溝”。

普遍服務作為縮減數字鴻溝、特別是硬件設施方面的“接入溝”的重要手段，過去近二十年，我國電信普遍服務成績斐然，“村村通”和“電信普遍服務試點”兩大工程的深入實施，中國廣大農村群眾上網條件得到極大改善。2019年，我國行政村的光纖和4G的覆蓋率都已超過98%，農村及偏遠地區學校網絡接入條件不斷改善。以西部省份貴州為例，2018年，電信普遍服務三批試點項目在全國率先全部竣工；2020年，在行政村村村通光纖的基礎上，實現了“組組通”，全省3.99萬個自然村寨100%實現 4G暢通。但是在其他邊遠的村落，盲點依然存在，95后女孩思朗巴珍雪山頂找信號上網課的報道讓人動容，今后還需要繼續推進農村地區的網絡基礎設施建設。

由于經濟、人口、文化等因素的影響，農村地區人群的互聯網應用需求和應用水平整體較低，“應用溝”依然明顯。我國正推行鄉村振興戰略，2019年出臺的《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提出了建設“數字鄉村”的目標，未來農村將更加注重發展農村數字經濟，推動互聯網與特色農業的深度融合，必將催生農民的互聯網需求及使用技能提升，有望彌合農村地區的“應用溝”。

4 結束語

數字鴻溝作為復雜的社會現象，它由技術而起，而又遠遠超過了技術問題本身，它涉及到技術、經濟、政策、文化等諸多因素，是有多方面構成的綜合性差距[5]，疫情的爆發是中國社會數字化、網絡化轉型的一個重要節點，彌合數字鴻溝是我國擁抱數字經濟，建設普惠型社會的必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