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內蒙古東部農區北移及自然變動
——兼論晚清民國時期各界應對自然環境惡化的生態理念

◎梁偉岸

（呼倫貝爾學院 內蒙古 呼倫貝爾 021000）

“內蒙古”在清代所代表的是一個政治概念。當時，清朝將歸服的蒙古部族分為內屬蒙古和外藩蒙古，又將外藩蒙古分為內扎薩克蒙古和外札薩克蒙古；內扎薩克蒙古也是后來“內蒙古”概念的來源。內扎薩克蒙古原有五十一個旗，因康熙十四年歸化城土默特首領俄木布叛亂，歸化城土默特左右翼二旗置副都統管轄，成為內屬蒙古，于是內扎薩克蒙古延續至清亡留存四十九旗。但是我們通常認為“內蒙古”是一個地理概念，其中瀚河以南、長城以北、柳條湖以西的區域，被稱為東部內蒙古，包括卓索圖盟五旗、昭烏達盟十一旗及哲里木盟十旗（本文還會涉及內屬蒙古的呼倫貝爾都統旗）。

蒙古地區的經濟，在漢代持續的時間較長。當時百姓安居樂業，開墾農田，也建立了可以生活的村莊；其他的年代，大都時興時廢，蒙古的主導業依舊是牧業。但是在清朝定鼎以后，由于戰亂、圈地和自然災荒等因素影響，牧業不斷退縮，內地流民不斷向內蒙古區域遷移，開墾農田，建立農莊，形成了穩定的農業經濟，也讓內蒙古有了堅實的農業依托；從生態環境、人口結構及行政體制等方面對蒙地產生了重大影響。即從農區在內蒙古東部的北移為線索，探討這一歷史現象對當時自然環境和社會思想產生的深遠影響。

實際上，進入21世紀以來，有關內蒙古流民、墾地的論著在不斷涌現。專著就有王玉?！栋l展與變革—清代內蒙古東部由牧向農的轉型》，內蒙古地方志編撰委員會的《內蒙古舊志整理》，包慶德《清代內蒙古地區災荒研究》，閆天靈《漢族移民與近代內蒙古社會變遷研究》，王建革《農牧生態與傳統蒙古社會》，珠颯《18-20世紀初東部內蒙古農耕村落化研究》，王玉?！稄挠文磷呦蚨ň樱呵宕鷥让晒艝|部農村社會研究》等十余部，論文和兼論蒙地開發的研究性著作更是層出不窮。因此，本文的研究重心放在農區擴展對自然生態的影響上，主要在于探討自然生態演變的原因、具體表現和社會人士的對應性理念。

一、內蒙古東部地區農耕區域的拓展

根據《史記》及其后的史籍，可知在清以前就有內地民眾源源不斷地進入蒙地，對北方的農業及自然環境產生過重要的作用。最早追溯到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實行激勵政策，給自愿遷徙的移民耕地和宅地，有3萬戶移民遷到內蒙古境內的北河（今烏加河）和榆中（今鄂爾多斯高原北部）等地進行開荒墾地，建立農莊，作為生活的樂土。到了漢武帝時期,與匈奴的戰爭讓蒙古地區的農民受到了威脅，土地荒廢嚴重，這時中央不斷向蒙古地區輸入移民；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內地10萬農民遷徙“給衛朔方”；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派遣60萬人在上郡、朔方、西河及河西等郡開官田。移民不斷的開墾，使內蒙古河套平原一帶成為西漢重要的農業區，呈現一片富饒景象。過了西漢，歷史上再也沒有這樣大規模的塞外移民。明朝時，官方移民減少，反而是民間的自發移民逐漸增多。但是明代由于戰爭時起，邊境的門戶時松時緊，即使在隆慶議和（1571年）后，對出塞人口依舊實行嚴格管制。戰爭情況下，從來不會出現較為穩定的移民流難，移民的構成中兵變戍卒、逃亡者、俘虜等非正常人口占有很大比例。清朝建立后，由于貴族圈地、人口增長以及不斷加重的剝削和連年災荒，迫使內地民眾向外流動以求生存。而內蒙古地區清朝統治秩序尚不嚴密，自然條件和地理環境又非常優越，再加上蒙古王公的召墾需求，就使得其成為流民主要目的地。特別是內蒙古的東部區域，卓索圖盟西南距承德不過百里，出山海關，或走喜峰口，都可以很快到達，是距離京城最近的蒙古部落，所以流民在此耕墾最早、人數最多，此后又逐漸擴散到昭烏達、哲里木、呼倫貝爾地區。雖然清廷自順治開始，就頒布詔令禁止內地流民往口外開墾“牧地”，此后的繼任者也多次強化封禁令，但都收效甚微。嘉慶八年（1803年）時，已經有少量關內流民遷徙到布特哈、達呼爾（達斡爾）一帶①。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末蒙地全面放墾由此開始。清末放墾分西蒙、東蒙兩部分。貽谷親自坐鎮綏遠城主持烏伊二盟及察哈爾左右翼墾務，東部的哲里木、昭烏達二盟放墾由東北三將軍及熱河都統督辦。但是在1907年東北建省后，哲盟墾務改由東三省總督及黑龍江、吉林、表天三省巡撫督辦，并由專設的蒙旗墾務局執行。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為抵御邊患，清政府在呼倫貝爾設邊墾總局，在海拉爾、滿洲里設邊墾分局，并計劃五年移民200萬②，則標志農墾區域已經擴展到內蒙古的最東部?，F按時間和區域順序，將農區在蒙地的延展概括如下。

從現存的史料和研究來看，清代對蒙古東部的開墾始于康熙初期。開墾的重點是哲里木盟，放墾區主要集中在該盟北部的科爾沁右翼三旗、札賚特旗、杜爾伯特旗和郭爾羅斯后旗。從1902年齊齊哈爾副都統程德全奏準首先放墾札賚特旗，到1911年哲里木盟除部分余地延至民初續放外，大面積放墾業已告竣?！翱滴跏旰?，口外始行開墾”③，于是外省游民大量涌入，位置臨近直隸的卓索圖盟和昭烏達盟最先成為農區。根據王玉海先生對移民路線的考據：河北、山東、山西、河南等省，進入東部內蒙古的接觸點均為卓、昭二盟④，根據明確史料記載，到17世紀的末期，喀喇沁、土默特等地已經聚集了大量的山東河北兩省的移民，其中以山東移民數量最多，分布的范圍最廣，在卓、昭、哲三盟均占據多數。朝陽縣居民山東籍居多，“朝境漢族由山東遷來者居十之七八，余多山西、直隸人，因到此貿易遂家焉圍場廳?！睂τ谏綎|移民大量涌入卓索圖盟等地，清朝皇帝也深有感觸?？滴跛氖辏?707年），康熙在巡視熱河、卓索圖盟一帶后說：“今巡行邊外，見各處皆有山東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數十萬人之多?！鼻∫苍f：“即如山東無業貧民，出口往八溝、喇嘛廟等處，傭耕度日者，難以數計?！痹谡芾锬久?，科爾沁左翼后旗（博多勒格臺王旗）所屬的昌圖府，“漢族遷自山東者最多，次則直隸，又次則山西”。據1919年鳥居龍藏從昂昂溪到洮南路上所看到的情況，鐵路線東側為漢人住地，西邊為蒙古族住地，漢人全是山東人，“其房屋皆山東式”。河北移民雖然也遠行至郭爾羅斯后旗，但相對集中于察哈爾左翼與卓、昭二盟，在哲里木盟分布相對較少。河北省與察哈爾、卓索圖盟毗連，有獨石口、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等關口相通，故其移居區系以熱河為中心，分布在赤峰、圍場、多倫諾爾、朝陽、阜新、建平等各縣。而且山東移民主要遷自靠海的膠東半島各縣?！冻柨h志》說：“初來之漢族，多為魯人，中以瀕海各縣之民居多數，直人甚少”。河北移民則以冀東灤州、樂亭及保定天津等地遷來居多，這一祖籍地分布與整個東北移民的祖籍地分布有很大的一致性?！斑M入東北的流民以山東省為最多，其中登州、青州更占多數。其次是直隸，以樂亭、灤州、保定、天津等地較多”。東蒙移民屬于東北移民的延伸，這樣說不單單因為哲里木盟本身就是近代東北政區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因為東蒙移民與狹義上的東北移民(即不包括哲里木盟和呼倫貝爾盟的東北地區移民)有著密切的連體接續關系?！稏|三省政略》在記述郭爾羅斯前旗墾務時說：“乾隆中，直隸、山東人出關就食，流寓旗地，漸事耕種”。卓索圖盟出現大規模開墾，蒙人中也有兼牧兼耕的情況。為了更好地開發蒙地，康熙三十八年，清廷曾選派官員往蒙古敖漢、奈曼等地，“教養蒙古”墾耕的方法⑤，說明開墾區域已經延伸到昭烏達盟。待康熙晚年，已經有“各地民人，往邊外居住耕種者甚多”“山東民人往來口外墾地者，多至十萬余”的記載⑥。距邊關較遠的阿魯科爾沁旗、科爾沁左翼前旗境內，也出現少量由漢族農戶耕作的土地。此時雖有“封禁”政策，但收效極為有限。雍正繼位后，由于自然災害的加劇，為求活命，大批關內農民不顧禁令逃亡塞外，清廷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向卓索圖、昭烏達盟蒙古王公“借地養民”,使得大批災民由河北、山東流入，致使兩盟的移民數量暴增，開墾的農區不斷擴大，農牧分界線不斷外移?？?、翁牛特、土默特、敖漢、奈曼、喀爾喀、錫勒圖庫倫等旗都出現不同程度的農耕區，其中以土默特、喀喇沁左旗和中旗發展較快。雍正朝初年，卓索圖、昭烏達、哲里木所屬游牧旗，每旗各設一倉。雍正末至乾隆初期，昭烏達盟的敖漢形成村莊30個，奈曼有15個⑦。管理蒙漢交涉事務的熱河、八溝理事廳的設置，更是當地漢民數量明顯增長的典型標志。另外，由于將犯罪者流放到索倫、布特哈、達呼爾（達斡爾）地區，呼倫貝爾原始森林的邊緣地區也出現了耕地⑧。

乾隆時期，卓索圖和昭烏達盟的農區以更快的速度發展。乾隆十三年（1748年），喀喇沁中旗已有漢佃農種地774頃40畝，喀喇沁左旗有400頃80畝，喀喇沁右旗境內有耕地畝共2807頃⑨。至乾隆四十七年，卓索圖、昭烏達一帶，僅喀喇沁、土默特、敖漢、翁牛特、巴林、奈曼旗就移入漢民74761戶，337199人⑩。而《塔子溝紀略》對村莊的記載和作者的自注，也從側面印證當時的卓索圖、昭烏達已經出現了大量的漢民聚集和生活區?。于是，四旗、塔子溝、哈喇河屯、三座塔諸廳在卓索圖，烏蘭哈達廳在昭烏達先后建立。之后，承德由廳升府，八溝廳改為平泉州，塔子溝廳改為建昌縣，更反映出卓索圖盟的部分區域已經完全轉變為農業區。和卓索圖全境開墾不同的是，昭烏達盟的農區主要在東北和東南，西部的開發較慢。如乾隆三十一年戶籍普查，在西部的克什克騰旗只查出民人670名，而且“所墾成田之處俱在山坡隙處，并不礙其游牧”?，顯然無法和其他區域相比。哲里木盟的農業發展要更慢一些，乾隆末年時才影響到科爾沁左翼和郭爾羅斯前旗。嘉慶登基后，昭烏達盟的墾區仍在擴大。如《理藩院則例》《宮中檔朱批奏折》等，都有對敖漢和翁牛特土地開墾及交易的記載。哲里木盟耕地增加的開始明顯變快。嘉慶四年（1799年），在郭爾羅斯前旗即有2330戶，地26.5萬余畝；嘉慶七年，清廷于科爾沁左翼后旗“借地養民，招租開墾昌圖一帶地方”，征地一萬余畝；嘉慶八年，準許科爾沁左中旗74個流民村屯為合法，并同意續放八家鎮荒地；嘉慶十一年，郭爾羅斯前旗人民增至7000余口。此后直至嘉慶二十三年，科爾沁左翼諸旗和郭爾羅斯前旗的農田和農戶都在增長?。而同時期的卓索圖盟，現存的史料只記載了盟內人口的增加和北遷，卻沒有談及其耕地的變化，說明土地已經基本開墾完畢，而彼時的哲里木盟已經取代卓索圖，成為流民新的開墾重心。更遠的呼倫貝爾，已有少量真正意義上的流民進入布特哈、達呼爾。到了道光朝，平泉州、建昌縣、赤峰縣、朝陽縣等地已有農戶近50萬口?，卓索圖盟及昭烏達南部的漢族人口已超過78萬，大部分可耕地區均為漢人墾殖?，以致出現“蒙古人無地牧放牲畜”的局面?。在哲里木盟，科爾沁左翼諸旗和郭爾羅斯前旗的農業在繼續發展，由于墾地后租賦極為豐厚，所以屢禁不止，甚至出現親王親自出馬，招民開墾的現象。如科爾沁左中旗卓哩克圖親王就招流民1000多戶，出放領地3184坰?。咸豐到同治時期，卓、昭二盟幾乎沒有變化，但哲里木盟又開墾到了郭爾羅斯后旗、杜爾伯特旗；同治九年，開墾到了扎賚特旗；光緒十五、六年時，連科爾沁右翼三旗也有大量的荒地被開墾。

清中葉以后,雖有大批流民進入蒙地墾種定居，得到清政府的承認或默認，但這只是蒙禁政策的松弛，但還不是根本改變。貽谷奉派督辦蒙旗墾務，意味著清政府已徹底廢棄了“禁墾蒙地”的傳統政策。光緒時期，內外交困下，清政府取消了封禁政策，改以補貼政策鼓勵內地民眾出口外墾荒，于是關內貧民接踵出關。1910年，清朝廢止以前有關開墾蒙地的禁令，此次內蒙古東部的開荒，除無地可開的卓素圖盟外，昭烏達、哲里木乃至之前很少涉及的呼倫貝爾都掀起了開荒潮。卓索圖雖無墾荒，但流入民眾的數量仍在增加，據俄國學者波茲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記載，至光緒朝中期，卓索圖盟“漢族居民在人數上已占絕大多數，蒙古人在當地只占百分之十五”?，農業在當地得到進一步鞏固。昭烏達出現了同樣場景，即使是原來開發程度偏低的克什克騰旗，本地人也不過是外來人口的百分之四左右。哲里木盟也在分年段不斷放地?！案邮伦儭焙?，清朝有亡國滅種之虞，為解決財政和邊疆危機，清廷采納山西巡撫岑春煊的奏議，蒙地的開發也進入新階段。根據姚錫光《籌蒙芻議》的記載：自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至三十一年，東部內蒙古開墾的區域包括“卓索圖盟三部五旗：喀喇沁部三旗，土默特部二旗，所附唐古特、喀爾喀，以庫倫小部分在外；哲里木盟四部十旗：科爾沁部六旗，郭爾羅斯部二旗，杜爾伯特部一旗，扎賚特部一旗；昭烏達部五部六旗：翁牛特部二旗，奈曼部一旗，敖漢部一旗（半墾），克什克騰部一旗（半墾），喀爾喀部左翼一旗?！蔽撮_墾者不過巴林、扎魯特、阿魯科爾沁、達爾罕部分區域?。實際上，各盟在光緒三十四年仍在開墾，巴林和達爾罕皆在其內?。光緒三十三年，清廷在設邊墾總局主持呼倫貝爾的墾荒事務。三十四年，呼倫貝爾副都統宋小濂設局放墾了中東鐵路沿線土地。次年，又設邊墾分局試辦沿邊屯墾。到了宣統朝，哲里木盟、昭烏達盟繼續放墾。在昭烏達盟，光緒三十一年未開墾的巴林二旗、扎魯特三旗、阿魯科爾沁旗和敖漢旗部分區域也在開墾的區域內；科爾沁左翼中達爾罕旗、右翼后旗鎮國公旗、扎賚特旗、杜爾伯特旗等也僅余少部分未曾放墾，如果加上依克明安公屬地，哲里木盟總共開墾的耕地達到360余萬晌另1.6萬余頃?，呼倫貝爾的滿洲里、海拉爾、扎蘭屯、阿榮旗、莫力達瓦等地放荒上萬余公頃。這時候的農區，在哲盟已經接近興安嶺山地，在昭烏達盟已經與錫盟草原接壤。

到了民國時期，繼續執行清朝末年的放墾政策。在1914年2月19日，北洋政府部門的內務、農商、財政三部與蒙藏院聯合頒布了《禁止私放蒙荒通則》。這篇《通則》共分七條，其中第二條指出“凡蒙旗出放荒地，無論公有私有，一律應由扎薩克行文該管地方行政長官，報經中央核準，照例由政府出放，否則以私放論?！备鶕@條《通則》讓地方行政長官成為唯一合法的蒙地放墾者，王公將相的土地處置權實際上被取消了。同時，北洋政府頒行《墾辟蒙荒獎勵辦法》，鼓勵蒙旗王公報墾蒙地?！胺哺髅善煸笇⒏髟撈斓禺€報墾或自行招放者，及領墾蒙荒者得給予獎勵”；“凡將木旗地畝，報由國家放墾，地在一千方以上者，給予勛章；五千方以上者，給予翊衛處各職銜；一萬方以上者，縉給爵銜?！睂τ陬I墾者也給予鼓勵：“凡人民領墾蒙荒竣一百方以上者給予獎章?！边@樣的“一禁一獎”，相互援用，目的是通過放墾把蒙旗領地變為國有土地，實現塞外與內地的地權同一。民國時期，內蒙古的行政設治發生重要變化。1914年，北洋政府在內蒙古設熱河、察哈爾、綏遠三個特別行政區，各設都統管轄。1928年9月，南京國民政府又將熱、察、綏三特別行政區改建為熱河、察哈爾、綏遠三省。這樣，受中央政權放墾政策及邊省(區)利益的雙重驅動，蒙地放墾及移民規模加速擴大。

民國前期，塞外移民繼續保持清末的增長勢頭。據統計，從1912年到1937年，內蒙古地區(地域概念為現在的內蒙古自治區)的漢族人口從250萬以上增長到370萬以上，25年當中增加了120多萬，增幅為48%，年均增加84000余人。

二、農耕局域北移對內蒙古東部自然環境影響

內蒙古東部區域農墾區的開辟，在解決內地流民問題的同時，也增加了蒙地糧食的供給，對增加地區財政收入也有一定作用。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在農耕區域擴展的同時，蒙古人民被迫接受農耕生產模式，進行粗放的土地經營方式，再加上人類的一些破壞活動，使得當地的自然環境受到了嚴重的破壞，超出了原本生態環境所能承受的生態能力，影響極為惡劣，也阻絕了農牧業的發展。

農耕局部北移的錯誤生產方式為土地經營模式較為粗放，從古至今，內蒙古地區從秦朝開始就是以畜牧業為主，內蒙古地區擁有廣闊的草場，茂密的植被，還有獨特的氣候條件，使內蒙古地區的畜牧業較為發達，這是內蒙古獨特的生存方式，但是隨著內地漢人大量遷徙進入東部內蒙古地區，這些中原漢人不習慣于內蒙古的生活方式，中原人固有的“安土重遷”思想，讓他們將中原的方式帶入東部內蒙古，農耕業開始逐漸取代了畜牧業。農業用的推車、工具對地表進行改造式利用，但是也在利用的過程中對地表進行了破壞，再加上不熟悉內蒙古的土地種植，沒有辦法對土地進行良好的利用，盲目的開墾，粗放的經營，嚴重地破壞了脆弱的草原生態環境。漢人進入內蒙古地區，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是春去秋回?！鞍傩沾悍N秋回，稱為雁行”，“雁行人”雖然為內蒙古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讓東部內蒙古地區解決了農忙時期勞動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但是由于這些農戶只關注自己的眼前收入，并不關心東部內蒙古地區的土地資源和環境，通常就是選中哪一塊土地就在此進行耕種，這種四處游耕、撂荒的行為使得東部內蒙古地區的耕種方式較為粗放。這種不負責任的掠奪性開墾，嚴重地破壞了草原生態環境，導致人與自然的失衡。他們只是把自己當作是“過客”，心里“安土重遷”的思想讓這些農戶并不認為自己屬于東部內蒙古地區的人，這種非主心理和暫居心態對漢族移民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其中《綏遠省分縣調查概要》在分析綏遠“雁行人”的特點時說：“移居是地者，輒多貧乏無告之民，原始即因貧窮而缺乏教育，其勤儉耐勞為遠大之計者，殊不多覯……而以營商為目的者，則徒知狡詐，騙取錢財，滿載而歸故鄉。于是縱有勤儉耐勞之農民，春時來耕，輒于秋收后負其余剩作歸計。蓋富貴必歸故鄉之思想，已深刻若輩之腦海，于是秋收以后，每撿拾余物，背負而歸。春暖冰解，原籍無工可作，又復結隊來耕，此種農民在后套為數頗多(五原、臨河、安北)，即包頭亦復不少?！薄把阈腥恕钡倪@種強移動性對塞外地區的經濟積累和社會成長都是不利的。很長一個時期，塞外像個“大漏斗”，經濟產出及其收益隨“雁行人”源源流入口內，未能充分用于當地的投資與建設?！俺Ｒ苿又?，對于其所在組織之學校、教堂、公益事業、政治組織等當然不如常居者之注意，因彼等居留不久?！睋墨I研究說，“在察綏有一種特殊之農制，日游農制，其意蓋非固定土著，此種農民多來自晉北，即今年在甲地租田種植，佳收獲后仍返家鄉，明春則往乙地租田耕種。此種農制，對于農業頗為不利，因耕種者對于土地不負責任，以其明年不復至原地方故也?！薄安旃栍雷庵?，墾戶無定心，故后套農家建筑均極簡單。因地非我有，地上之建筑亦將屬他人。且對于土肥不加保持，因土非我有，土地之貧瘠者棄之可也，再租他地之肥沃者種之，于他人之土地無所愛惜也?！苯椷h地區的高處傾斜地，土壤極薄，已成粗砂土壤。這是因為當地的農戶見識太低，也對土地極其不負責任，對土地毫不施肥，甚至到了收獲的時候,將作物在土地里連根拔出，收回以充燃料。以至于讓土壤腐殖質減少，地力減弱。撂荒的問題更加嚴重，《歸綏縣志經略志》記載，這一地區“地廣人稀無從得糞，以沙地而無糞培，耕種久則地力乏，往往種而不生，必須歇一二年后，始終以年，方能收獲?！倍摇翱谕饧Z戶盡是客民，未編戶籍，有利則認糧而種地，無利則棄地而之他?！痹斐纱笃袒牡?。這些撂荒地，土壤肥力很難在短期內恢復。而且撂荒地越多、越快，沙化的程度就越嚴重。流沙擴散壓埋附近耕地和草場，如此發展，造成了大部分地區的土地沙化。這種粗放的行為，使得東部內蒙古地區的自然環境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毀滅性的打擊，具體表現為四個方面：

（一）草原的減少和退化

從康乾至廣宣，東部內蒙古的人口始終在增長。到了清朝末年，東部內蒙古的地方已經不能滿足這么多人口的生存，這時人口與土地嚴重失衡，東部內蒙古居民為了謀取生計，農戶開始開墾所有能夠利用的荒地，草場丘坡、山隴河沿、沙陀鹽堿無不開發。一個草場的恢復需要很長的周期，但是蒙古農戶為了生存已經忽視了這條自然規律，不斷的開墾，打亂了草場的恢復時間，使得一些草場在短時間內無法得到恢復。如道光八年，開放康平一帶，皆“西北部沙陀之地，地力磽薄，瘠而不肥，蒙民已全行耕種”?。光緒三十二年，杜爾伯特旗“開放沿江荒段，連年水漲淹沒，放出者甚少”?。光緒三十四年，奏設醴泉縣，其“非沙即堿，故放荒已及五年，而未放荒地尚有九千一百三十七方。即已放之地，據禮泉縣查明，僅墾二千三百六十余晌零五畝，其地瘠人稀，可概見矣”?。同年設置的開魯縣，則是開墾三魯(阿魯科爾沁、東札魯特、西札魯特)荒地而得名，此地原稱“他林蘇布魯嘎”，即有塔甸的地方，是低洼平坦的大草原，此時也被辟為田地。由于大片牧場開墾為農田，蒙古牧民無處放牧，不少牧民放棄傳統的畜牧業，長此以來的東部內蒙古的主導行業畜牧業改為以農耕業為主，農戶的種類也開始了由牧民向自耕農的轉化，從而使草原的面積進一步減少。

內蒙古的草原從整體上講屬于干旱草原環境，缺少水分，使得生態非常脆弱，一經破壞就需要很長的周期來進行恢復，一般我們都會保護東部內蒙古的生態，因為其土質大多比較淺薄，不適合深耕，一旦被毀，很難恢復?！斑呁馔恋叵驗樯衬畢^，平原遼遠，一望無垠，率皆沙地土壤，厚者不過二三尺，其次者約一二尺許，更有不及盈尺者甚多”?。傳統的游牧經濟對地表生態破壞較小，畜類的糞便可以轉化為肥料回饋牧場，從而可以勉強維持草原地區的生態平衡。但是畜牧業隨著關內農民大量涌入，以深耕為特色的農業經濟取代淺表作業的游牧經濟，原先的畜牧場地被迫成為農耕產地，牲畜減少，其所產的糞便也逐漸較少，給農耕產地提供的肥料也減少，讓原本就比較稀薄的農耕產地更加稀薄，土質更加惡劣，從而對草原生態產生巨大挑戰。而且，隨著草原被墾占的越來越多，可供放牧的草場不斷縮小，單位面積的載畜量持續上升，“嘗見同一山巔，一日間放牧于是者，有四五起之多?；蚺?、或羊、或馬，絡繹不絕，以致嚙噬太甚，雜草之生長，常被抑止不能發育。山面之形相，因此成青黃相間之鱗狀”?，草場退化嚴重。位于西拉木倫河和老哈河流域的科爾沁沙地，原是科爾沁草原的主體部分，考古遺跡也反映科爾沁沙區曾經是河湖交錯、森林草原的風光，清前期在“柳條邊”外實行封禁政策，所以科爾沁沙漠化的速度相對緩慢。乾隆時期，發生大規模農戶遷移和開墾耕種，使得短短百年時間里東部內蒙古生態失衡，成為沙塵肆虐的無人區。

（二）森林的采伐和破壞

追溯到第一次移民大遷徙是發生在漢朝漢武帝時期，當時漢族移民大規模進入東部內蒙古地區進行墾殖，當時的草場遭到嚴重破壞，樹木也沒有幸免于難，樹林資源大量減少，有的地方在蒙古的版圖上甚至絕跡，地圖上都無蹤跡可循。如喀喇沁、土默特地區等地方，原先樹林茂密，資源豐富，在清皇太極時期，從張家口到科爾沁左翼前旗分布著眾多的牧場?！肚宄墨I通考》也稱這一區域內“長林豐草，訛寢咸宜，……凡馬駝牛羊之擎息者，歲以千萬計”??？哂移臁霸谖魰r人煙絕少，全境多系森林”，喀喇沁左翼大城子地區“昔年，初有人煙時，樹木成林、狼虎群聚”?。木蘭圍場以北，昭烏達盟翁牛特、巴林、克什克騰交界處叢林密布。再往北，與大興安嶺銜接的哲里木盟十旗，天然林所在皆有，郁郁蔥蔥。與哲里木盟扎賚特、扎薩克、達爾罕各旗北面相連的索倫山，是內興安嶺的支脈?。沿興安嶺東北向進入呼倫貝爾，其東布特哈旗，西北連興安嶺群山，林木都極為繁多。加以清廷的“封禁”政策，所以清朝早期的森林保持了較好的面貌。

但是，隨著大量關內農戶的涌入，山巒層疊、樹木郁勃的景象很快一去不復返。移民開墾田地、建房筑屋、燒飯取暖，對內蒙古東部的森林進行采伐和破壞。如《經棚日記》記載翁牛特旗，“蓋殖之初，樹木過密，無從開辟，只好放火燒之，是以謂頭把火。其次有二把火、三把火，均在此地上游”??！稏|四盟蒙古實紀》也有“第戕伐不時，冬間燒山，故林木日少”?的記錄。陳嶸認為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在于：“惑于農作物速收之利，盛行摧殘森林，以墾種山坡。先將天然林濫伐賤售，次將所剩小樹灌木及雜草等放火燒成碎灰，然后將樹根刨起，以便從事耕種”?。而后，隨著墾區的擴展，農業聚集區也需要大量的木材進行建筑和炊灶之用。是故《條陳內外蒙古上理藩部書》記載“蒙地森林，……士人不甚愛惜，即棟梁之才，斫為薪樵。其空曠之處，則彊望濯濯，蓋牛羊散牧，隨長隨食，未由成林?！薄稏|蒙古紀程》也有“出熱河后，沿路所經諸山多有效牧野燒者。詢其何意，蓋將樹木燒枯，以供薪炭也。則牛山無怪濯濯矣”之嘆?。有關東部四盟的地方志書，多有各旗縣伐木用以“燃料”“筑蓋”“制器編籬”的描述。自康熙年間實行移民政策后，內地民人源源而來，任意砍伐林木，以致森林面積逐年減少，到了光緒初年，所謂古樹喬木，名貴樹種都已不復存在?？耸部蓑v旗境內西拉木倫河源地方，在古代是著名的八百里平地松林，一片茂密富饒，到清末已是八百里黃沙，沙礫肆虐，林木資源已絕跡。經過世代不息的采伐和破壞，東部內蒙古的森林面積大幅度減少。何凡能等人所撰《近300年來中國森林的變遷》，以按50年為一時段，統計內蒙古森林的變遷。結論為：1700年內蒙古森林面積約1737萬公頃，覆蓋率15%；1750年森林面積約1621萬公頃，覆蓋率14%；1800年森林面積約1505萬公頃，覆蓋率13%；1850年森林面積約1390萬公頃，覆蓋率12%；1900年森林面積約1158萬公頃，覆蓋率10%；1949年森林面積約914萬公頃，覆蓋率7.7%?。雖然上述數據考量的是清代內蒙古全境的森林，但顯而易見，東部亦受到嚴重影響，如昭烏達盟多地都陷入“林木毀壞，燒炎日缺”的窘境?，哲里木盟有的旗甚至出現“新放正墾之地，則寸木皆無，鄉農獲一木棍，無論大小長短，均視同拱璧，必收而藏之以備用”的極端境地?。

（三）動植物種類的減少

森林面積的減少，對土壤的傷害很大。土壤是陸生植物生活的基質，它提供陸生植物生活所必需的礦物質元素和水分。植物的根系與土壤有極大接觸面，在土壤與植物之間進行著頻繁的物質交換。土壤質地是指不同大小的土壤固體顆粒的組合百分比，即土壤顆粒的大小及其相對含量的多少。而內蒙古地區的土壤質地是砂土、壤土，松散的沙土不如壤土能有效地調節土壤水分和保持良好的肥力狀況。土壤水分能直接被植物根系吸收利用，有利于礦物質養分的分解、溶解和轉化，有利于土壤中有機物的分解與合成，可以影響土壤動物的生存與分布。如果植被被破壞，那么對于土壤的破壞也就非常嚴重，使土壤中的水分缺失，首先會影響動植物的存活，時間長了，植被恢復不了，土壤中的水分也不能及時補缺，那么動植物會進一步受到威脅。所以對于東部內蒙古地區植被、草場的減少，會使土壤中的水分缺失，土壤中的一些物質也不能及時恢復，使得野生動植物失去容身之所，必然會對整體森林生態系統產生重大影響，其中動植物種類減少甚至滅絕就是最主要的體現。

清代屬卓索圖盟的喀喇沁右旗，原本“全境多系森林”，至光緒初年，“所謂古樹喬木，殆無存焉”。西拉木倫河上源“克什克騰旗西南三十五里，有平地松林”?，原為方圓八百里的白扦、油松林，清末皆成瀚海。哲里木盟的森林，雖有“十旗之中,天然林所在皆有”?的說法，但真實的情況卻是“有榆樹林，周曰三十里，惜皆短小不成材”，“雖有榆、楊各樹，亦短小不成林”，“到處青草迷漫，不見一樹，舉目四顧，均可望及十余里”?。清代內蒙古東部四盟中，呼倫貝爾的森林破壞程度明顯好于其余三盟，但樹木種類仍然受到影響?！督洜I蒙古說帖》記載：“蒙古森林之盛，直軼南省老林而上，近則俄人逼處，尤宜竭力維持，即土人之伐不以時，亦當禁止。興安嶺，蔚然深秀，長八九百里，廣數十里，遍產松杉，自西伯利亞鐵路貫通，又被俄人刊劃殆盡?！唆攤惡友匕端缮?，長四百余里，廣十余里，而土人用以筑室。畢里克山、唐努山、賀蘭山諸處，或產松樺杉榆，或產杄楊檀柏，土人又以供木柵薪柴之用”?。反復的伐采，導致價值較高的樹木大大減少，而“生長年限較長的針葉樹一經消失，必然為先鋒樹種的闊葉林所代替?！樔~樹減少愈快，闊葉樹增加愈多”?。長此以往，森林的質量和物種多樣性都有明顯降低。

植物如此，動物也莫能例外。如喀喇沁圍場地區“地與木蘭圍場相毗連，故平素虎、豹、熊、狼、猞猁、野豬、狐貍甚多”?。高士奇隨康熙出行口外，兩次射虎，并有“山間鹿麞極多，雉方產卵于草間，得一子獻者，賚銀五分，所進數千枚”的記載?。汪灝隨康熙往塞外狩獵，自熱河至興安嶺，除射虎、射熊、獵飛狐外，還有“所獲豕獐雉兔不可勝記”，“以所獲鹿獐狍麂五十余頭，分賜迎駕諸臣”，“鹿豕豺狼四山跳躍而下”，“麅麞麋鹿不知從何處來，或三四成群，度澗若飛，沖突欲出”的筆錄?。但由于捕獵和燒荒?，動物種類和數量愈見稀少。到清末后，因“戶口日繁，麋鹿潛蹤。至于今日，熊豹鹿彘時有所見，惟虎之一種，絕跡無影矣”?。

（四）水土流失嚴重

內蒙古地區屬于干旱氣候，土質也以黃土和古沙為主，為了養護當地的土壤，在其上覆蓋了數片的植被，形成一片“綠?！?，這片“綠?！蓖旰脮r，樹木積存水分，養護土壤，土壤就能夠受到保護，一旦這片“綠?！毕?，植被就容易遭到破壞，風蝕沙化現象和強烈的水土流失就不可避免。由于東部內蒙古的移民數量增加，長期進行大量的墾殖活動，原有的植被早已遭到了嚴重破壞，土壤失去了植被，水土流失變得嚴重。據光緒年間《靖邊縣志》記載：“陜北蒙地，遠遜晉邊，周圍千里，大約明沙、扒拉、堿灘、柳勃居十之七八。有草之地僅十之二三。明沙者細沙飛流，往往橫亙數千里；扒拉者，沙灘陡起，忽高忽陷，累萬累千?！輬霾煌?，蒙民生計甚苦，若再開墾，蒙民實更窮迫?！薄稒M山縣志》記載：“同治十三年六月，響水堡東新開溝，沙磧起蛟，山水暴漲，沖決溝?！薄杜d縣志》載：“嘉靖以前，山林茂密，雖有澍雨積霖，猶多滲滯，而河不為青肆。今辟墾曠，諸巒麓俱童山不毛，沒夏秋降水峻激，無少停蓄，故其勢愈益怒涌汨急，致堤岸善崩?！边@種由于樹木砍伐和草原破壞，導致水土流失和風沙災害越來越頻繁。在開墾較早的朝陽，民國時期就出現“沿河之地多風砂，山田多磽確，山根之地尚稱肥沃，率為山水沖坍，所得者極稀，逾頃平田頗少”的嚴重問題??？耸部蓑v旗的劉家店，原來“遍山林木，柴草不缺”，“河身甚窄，兩岸膏腴”，經過幾十年開墾后，“昔之膏腴而今已成澤國”?。而西遼河、老哈河流域植被的減少，造就了科爾沁沙地的不斷擴大?？偠灾?，農耕局域北移對內蒙古東部的自然環境，產生了極為惡劣的影響。

三、晚清民國社會各界的生態理念

早在清朝中葉，東部內蒙古的環境問題就已經開始凸顯出來，到了光緒初期已經嚴重到“因所墾熟地或被風刮，或被水沖，是以口內之民棄地逃回原籍者，實繁有徒”的程度?。社會環境與人類之間的平衡被打破，如果不解決經濟發展與生態破壞的矛盾，內蒙古東部地區不僅難以實現生態的永續發展，甚至會導致人地兩失的問題。所以，對于當時置身其中的各個群體及階層，都需要積極思考應對措施，尋求東部內蒙古地區生態問題的最佳解決之道。

（一）晚清時期的生態保護理念

清朝的中前期，雖然在內蒙古地區施行“封禁”政策，但由于發展意識的時代性限制，政府不可能上升到生態角度去考慮問題，其目的還是要限制蒙古各部之間的相互往來，此外還應有防止蒙漢融合危及滿洲政權的意圖。因此，當清朝朝廷發現移民墾殖不僅可以緩解內地人口帶來的壓力，還可以解決內蒙古等地區的糧食緊缺和財政緊張等問題，內蒙古的本地駐民和漢族移民之間也沒有產生令清代朝廷所憂慮的融合跡象時，清代朝廷對于“封禁”政策就表現出矛盾化的搖擺不定，并且在光緒六年徹底廢除?！缎脸髼l約》簽署后，為了解決邊疆地區問題以及財政危機，清代朝廷全面放開，可以在內蒙古等地區進行開墾荒地。自光緒二十八年至宣統二年共九年時間內，東部內蒙古地區總共設置了3府、2州、8廳、13縣，共25個地方行政單位，這些行政單位的設立，反映了內蒙古東部地區人口和農田的迅猛增長。但是隨著人口的增加和農田的到處墾種，使得內蒙古東部地區的森林草原等資源的減少，從而給環境帶來無窮無盡的壓力。到了清朝末年，許多地區或“積年亢旱，森林斬伐俱罄，無人培植。炊爨所需，舍草根外，惟仗馬糞?！瓡円箍耧L，飛沙遮目，舉目一片荒涼”?，或“童阜禿巖，觸目皆是；平沙潴澤，不植自生，而遭野蠻之摧毀，牲畜之踐踏，幾致荒漠不毛”[51]，情況極為嚴峻。

這時的晚清,一些有識之士和國人都已經認識到了中國林業是與農業同等重要的產業，開始認真思索中國林業的前途。國人認識到發展林業不僅可以使國民富裕、一定程度上緩解財政上的壓力，還能保護環境、防止洪澇災害的發生，維持生態平衡。國人和有識之士相互學習如何才能科學地發展林業,他們在森林培育、經營、管理、保護等方面，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和思考，表達了當時人們強烈要求振興林業的愿望。此時的有識之士，雖已發現問題的嚴重性，但還不能從整體上提出解決之道，只是覺得“非平原即沙漠，不生樹木”[52]“土質多沙，不生樹木”[53]“山童樹盡，無物可燒”[54]。至于已經沙化的田地，即使已經“沙陀層疊”“地力磽薄，瘠而不肥”，仍覺得尚有“不無可種之地”，只是“不能久種一地”而已[55]，注意力多集中在森林的保護上。其中以吳祿貞《經營蒙古條議》最具代表性，“今擬保護之法三。一、禁燒山。內蒙古地區于冬間或春仲放火燒山，以資壅田之糞料，往往晝夜，原不可邇，而森林頗遭殃及。且蒙古口銜煙管，亦多延燒。其開通各旗，曾出示永禁，而地方遼闊，不免陽奉陰違。二、禁樵采。蒙古炊爨，除牛糞外，一以野樹作薪。常見帶花之果木，嫩葉之榆柳，堆積灶下。三、禁燒炭?？吒髌烀耖g，多以燒炭為業。雖王府中有領牌、傳牌等費，逾限有罰，以示限制，而民間出錢后，即不問其所燒若干”[56]。

（二）民國時期的生態保護理念

在19世紀初期，農牧業的進步促使人們開始了對生態環境學的進一步研究。而后，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引發了人們對人與自然生態環境相互關系的重視。20世紀以后，農業生態學和種群生態學的研究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到了19世紀30年代，專門性的生態學著作和教科書開始頻繁涌現，生態學已經具備獨立學科的雛形。這些理論和著作，受到了民國時期開放環境的影響，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被引入到了中國，將中國的農牧學和生態學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另一方面，內蒙古東部地區持續惡化的生態環境，也迫使當時的國人擺脫狹隘的森林視角。為了內蒙古東部地區的生態平衡，當時的有識之士提出了更加全面的環境保護觀點，其中的“林牧興邊論”與“因地制宜論”就是這一時期的代表觀點。

一是持“林牧興邊”觀點最著名學者，是時任中國《地學雜志》總編的白月恒。他認為內蒙古地區的地質本來就是沙漠化，根本就不適合農業，應該重點發展林業和畜牧業?！懊晒艦樘烊挥文林?，胡弗因其自然，取法他人，研究牧業，期于改良進步。森林既興，可為牛羊避寒暑；即以木葉供芻襪，取之不盡，而用之不竭也。果能竭力經營，使大蕃息，則羊幾千萬頭也，牛幾千萬頭也”[57]，白月恒的人地協同的生態觀，是對傳統“農業為本”思想的極大突破。在同一時期，金陵大學教師任建三也主張養畜興牧，他認為“在無水利可言之區，要堅決興牧興林，而不可興農”[58]。其他如汪德昌、李鳳崗、卜文瑞等學者也持有類似的觀點。

另一個是持“因地制宜論”觀點者認為，放棄現行的農業，恢復內蒙古地區原本就有的草原牧場，這種做法可行性太低。相比較為現實的是因地制宜，盡量兼顧畜牧業與農業、牧民與農民的利益。如在1929年，國民政府內政部召開的全國墾務會議上，有提案指出：“內蒙古地區的氣候土質，非全適宜農墾也。內蒙有平原丘陵，亦有大川巨澤，有鹽堿地，亦有沙漠不毛?！盵59]欲使蒙古地區和諧發展，必須“先以調查入手，查其地質氣候、雨量種種，切實準備，可墾者墾之，不適墾者仍作牧地，免使細沙橫飛，牧農兩廢”[60]，主張根據“土性”不同，農、林、牧三業并舉。贊同此觀點者有唐啟宇、霍世昌、魏靜文等學者。

他們的觀點，比較起后世復雜的生態環境學理論而言，當然顯得比較粗陋。只是較為淺顯地說出來當時內蒙古地區的問題，沒有往深處挖掘內蒙古地區的具體環境，也沒有看到生態學的一些重要方面，比如說：內蒙古地區的環境與生態因子、光的作用、光與生態之間的聯系以及生物在內蒙古地區是否可以適應，最重要的是溫度的生態作用以及當時動植物之間的種族群落關系。而且，由于當時戰亂的社會環境，其理論和規劃也難以落到實處。但是這兩種觀點作為早期對內蒙古地區農學和生態學的分析，還是做到了從實際出發、嚴謹求實、有理有據，與空發議論的方案絕不相同，對研究包括東部在內的內蒙古地區的生態環境和生態保護歷史，具有不可取代的珍貴價值。

四、結語

內蒙古地區的歷史是游牧的歷史，也是經常與農業民族打交道的歷史,這與從古至今的移民環境是分不開的。所以，研究內蒙古地區在清代時期東部內蒙古農業北移及對此產生的自然影響也是理解內蒙古社會變化的鑰匙。內蒙古地區的社會傳統大多直接與草原、畜群和農業相關。草原上的人、牲畜與作物的關系構成了一個農牧業生態問題。研究內蒙古地區對解讀傳統內蒙古社會極其重要，這種自然傳統與移民之間的關系，以及移民對于東部內蒙古地區產生的時好時壞的影響，讓東部內蒙古地區的生態環境遭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當地的人與生態之間出現關系失衡。但是到了晚清民國時期，社會各界的有識之士開始認識到環境的惡化，開始積極應對。雖然當時他們生態理念的觀點和內容與現今的生態學不能相比，但是相對于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水平，對于研究內蒙古生態環境和生態保護歷史，具有不可取代的價值。

【注釋】

①《內蒙古森林變遷 人類歷史時期森林的變遷》，內蒙古林業調查設計，2007年。

②張文濤：《清代東北地區林業管理的變化及其影響》，北京林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

③（清）汪灝：《隨鑾紀恩》，《清代蒙古游記選輯三十四種》，東方出版社2015年，285頁?！稓J定大清會典事例》也記載康熙令理藩院派遣官員去蒙古教以耕種的事情。

④王玉海：《從游牧走向定居——清代內蒙古東部農村社會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0頁。

⑤（清）張穆：《蒙古游牧記》卷3，《中國邊疆叢書第一輯》，文海出版社1965年，第134頁。

⑥《清圣祖實錄》卷二百五十，康熙五十一年五月。

⑦烏云畢力格、成崇德、張永江：《蒙古民族通史（第四卷）》，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⑧《內蒙古森林變遷 人類歷史時期森林的變遷》，內蒙古林業調查設計。

⑨偽滿地籍整理局編：《錦熱蒙地調查報告》下卷，乾隆十三年土地清冊。

⑩王玉海：《發展與變革:清代內蒙古東部由牧向農的轉型》，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0年。

? （清）哈達清格：《塔子溝紀略》，凌源市史志辦2001年印本。記載塔子溝東境在喀喇沁左翼旗地有村莊23個；塔子溝南境在喀喇沁左翼旗地有村莊17個；西境在喀喇沁左翼旗地有村莊5個；北境在喀喇沁左翼旗地有村莊4個；塔子溝東北境在土默特右翼旗地有村莊70個；最西北境在敖漢旗地有村莊30個；最北境在奈曼旗地有村莊15個。上述村莊原來分屬喀喇沁、土默特、敖漢、奈曼所管。作者在條目后明：“以上各村莊，俱系民人耕種貿易聚處之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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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吳祿貞：《經營蒙古條議》，遠方出版社，2008年。

[52]東三省蒙務局：《科爾沁右翼中圖什業圖親王旗調查書》，《哲里木盟十旗調查報告書》，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6年。

[53]東三省蒙務局：《科爾沁右翼中圖什業圖親王旗調查書》，《哲里木盟十旗調查報告書》，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6年。

[54]程廷鏞：《經棚日記》，遠方出版社，2012年。

[55]《哲里木盟十旗調查報告書》，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6年。

[56]吳祿貞：《經營蒙古條議》，遠方出版社，2008年.

[57]白月恒：《論蒙古之屯田及林牧業》，載《地學雜志》第三卷2期，1912年.

[58]任建三：《綏省農墾工作記》，載《農業周報》第267期，1931年。

[59]盛明真：《開墾邊荒之研究》，載《蒙藏旬報》第一卷3期，1931年。.

[60]盛明真：《開墾邊荒之研究》，載《蒙藏旬報》第一卷3期，19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