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與變遷：關于“京味文學”圖書出版的若干思考

劉燕萍

(中信出版集團 編審室，北京 朝陽 100029)

作為圖書出版行業的風向標，在近些年的北京圖書訂貨會上，“京味文學”與文化方面的圖書一直是人文社科類的重要項目。這里包括各類與北京有關的古籍、志書，以及文學、藝術、民俗和地方風物方面的圖書。究其原因，就像我們在崔岱遠的《京味兒》一書中所看到的，那些唯有北京才有的地道的北京滋味，正在消逝的京城字號，以及北京人特有的生活態度和處事方式，一直都是人們熱切懷念的對象。這種地域喜好與懷舊的熱忱，造就了關于“京味”想象的諸多偏好，以及由此而來的圖書市場的繁榮。在此方面，京味文學類圖書的發展脈絡值得人們特別注意，而對其歷史與現狀的分析，無疑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展開對其未來發展之路的思考。

一

眾所周知，任何一種文學和文學現象，都應該生長在一定的時空之內，貴為首都的北京之文學，其發展軌跡當然也不會例外。那么，我們在看待作為地域風情與文化特色之載體的北京文學時，也會不可避免地將其與蔚為大觀的津味文學、蘇州小巷的“蘇味”小說、荷花淀派，或是楚文學，以及崛起于三湘四水的“湘軍”放在一起考察。如此一來，北京人引以為豪的“京味文學”便成為需要認真討論的重要議題。

簡要來說，人們熱烈討論的“京味文學”之“京味”，其實主要指的是體現在作家作品中圍繞北京具體展開的一系列地域文化特色。甘海嵐在其主編的《北京文學地域特色研究》一書中，將這種地域特色概括為“北京作家、作品所反映的北京地域自然環境、風俗民情、價值取向、思維特點、行為方式、心理特點、生活習慣、語言風格等方面”[1]。論其歷史淵源，當然與五方雜處之北京千百年來的民族融合有著莫大的關聯。據研究者考察，正是努爾哈赤和他的后人們造就了現代稱之為“京味”的北京文明，其中包括民俗與風情、性格與氣質、心理與語言方式，以及認知態度與內心規范等一整套文化模式。作為一種文學風格，“京味”的源頭最早可以追溯到曹雪芹的《紅樓夢》，而真正將其發揚光大的無疑是作為旗人后裔的老舍。作為文學傳統的“京味”，被后世更多生活在北京的作家所繼承。概括來看，這種被稱為“京味”的地域特色，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故都景象與市井風光。譬如自老舍以來，北京文學中最常出現的小胡同和大雜院，無疑構成了這座文明古都百年來最為經典的城市景觀，這也是古都北京最為顯眼的外部標志之一。據統計，北京在20世紀80年代時仍有四千多條胡同，而四合院則是自12世紀以來北京最主要的建筑樣式，它們各自有著訴說不盡的故事。就拿北京標志性的胡同來說，相信許多讀者對《四世同堂》里的“小羊圈”胡同記憶猶新。這個頗似葫蘆形的小胡同，有著一個極為隱蔽的葫蘆嘴入口，而進去之后才豁然開朗，主人公祁瑞宣家的房子“便是在葫蘆胸里”。在老舍的小說里，正是圍繞這些標志性的地點，人物和故事才有了特有的色彩。正如他所說：“有了這個色彩，故事才有骨有肉?！币虼?，在老舍的作品中，寫到北京的地方名稱數以百計，一會兒西四牌樓，一會兒護國寺，每個地方都被賦予了特殊的情感，因此顯得如此親切自然，令人心馳神往。自老舍以來，北京的故都景象與市井風光不斷成為鄧友梅、汪曾祺、陳建功、劉心武，以及更年輕的葉廣芩等作家筆下的重要內容，這幾乎形成了一種寫作傳統。

其二，民風民俗及鄉土人情。作為地域文化的重要內容，北京本地的民風民俗及鄉土人情，往往成為“京味”的重要內容。這方面主要包括一些歲時節令，以及地方風俗等等。鄧友梅筆下的市井生活，就被稱為“民俗文學”，這也被人視作北京文明古都最深厚、最耀眼的文化底色。這里值得一提的是林海音的《城南舊事》，這部經典小說凝聚了作者多年的思鄉情感，她通過兒時的記憶，在一種溫情和憂傷中完成了對舊時北平南城的時空重建，而民俗風情和人文景觀也盡收其中。對此，吳貽弓改編的同名電影體現得更加明顯：蜿蜒的長城，威嚴的故宮，以及行走在黃土路上的駱駝，成為觀眾對于老北平揮之不去的記憶。影片帶領觀眾尋覓北平獨有的味道：穿過悠長的胡同，耳畔回響的是此起彼伏的叫賣聲，街角的剃頭挑子嗡嗡作響，捏面人的手藝人專心致志，賣糖葫蘆的高聲吆喝，胡同口有人在汲水喂駱駝……如此舊年風物，才是最令人心動的景象。

其三，各式各樣的“京味”人物。這些深深浸泡在“北京文明”中的各色人物，永遠是“京味”的核心。他們廣泛存在于北京作家們的筆下。比如陳建功《找樂》里“和一幫子‘戲迷’‘票友’們一塊兒混”的李忠祥，他迷戀北京味十足的戲曲演唱，這不是一種簡單的愛好，而是凝聚過往生活方式的獨特紀念，以及一代人值得留戀的青春歲月。汪曾祺的《云致秋行狀》同樣寫的是一個京劇演員的生活，他活得雖不轟轟烈烈，卻在死后“還會有人想起他”。在這些人物當中，令人印象最深的，當然是鄧友梅筆下的那五。那五屬于“八旗子弟”，往昔的貴族家庭，是貨真價實的名門后裔；然而，自從祖上留下的產業揮霍一空后，他就成了名副其實的破落戶。小說通過講述那五十多年坎坷生涯中那些荒唐、可笑又可悲的故事，為我們揭示了生活的某種真諦。

其四，京腔京調與京韻京聲等語言元素。方言土語永遠居于小說等文學作品中最顯要的層面，也是地域文化最直接的呈現方式，這便突顯出北京方言的重要意義。從老舍到劉心武，從鄧友梅到汪曾祺，小說語言的親切中總會帶有一絲幽默與溫情。而在離經叛道的王朔那里，所謂的“京片子”，依然是小說里極有魅力的元素。這一點甚至在更年輕的石一楓這里依然有所體現。無論如何，方言永遠是北京作家筆下值得重視的文學元素，正如趙園在《北京：城與人》中所說：“北京方言是北京文化、北京人文化性格的構成材料?！盵2]

二

作為一種文學風格的“京味”，之所以有著獨特的意義，顯然能夠超越地域文學特色的局限，而獲得更加深遠的意涵。這包括作家對北京特有的風韻、特定的人文景觀的展示，以及在其中注入的人文情懷與文化趣味。劉潁南、許自強主編的《京味小說八家》一書，收錄了老舍、汪曾祺、劉紹棠、鄧友梅、韓少華、陳建功、浩然和蘇叔陽等八位具有代表性的“京味小說”家。事實上，在當時，這八位作家基本涵蓋了“京味小說”的重要人物。

正如有關研究者所指出的，圍繞北京的風土習俗和人情世故，用北京話寫北京人、北京事和北京情的所謂“京味”，其實是個相對模糊又帶有“不確定性、變異性和靈活性”的概念，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會在歷史中發生變遷?，F在看來，我們不得不承認，前文所論及的“京味”更多還是屬于老北京的市井文化，就像《南城舊事》里的舊北平。這種舊有的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市鎮文化的表征形式，在20世紀80年代迎來了它最后的輝煌。這也是“京味小說”引起熱烈討論的重要原因。在此之后，在新的現代化浪潮的沖擊之下，傳統“京味”所賴以承載的社會生活已漸趨消失，而現代北京人身上的所謂“京味”正逐漸融合于時代的潮流中，而愈顯淡漠了。

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傾向于認為，所謂的“京味”不應該局限在狹隘的“舊城圈”之內，而應該把它作為進化的或發展的歷時性范疇來理解，將其理解為顯示出鮮明北京城市風格的共識性系統。也就是說，任何現代“城市人”都不應該由單純的土著居民構成，對于日漸龐大的北京城來說更是如此。擺在我們面前的將是一個成分更加復雜的北京，其“舊城圈”的天地無疑會隨著城市的演進而變得越來越小。北京人的內心情感和價值觀將面臨極為深刻的調整，如此一來，“京味文學”的變化也將不可避免。

其實，早在20世紀80年代“京味小說”的熱潮期時，這種興盛中的危機以及變化的跡象就已經開始顯現。當時的陳建功、鄧友梅、汪曾祺等人的創作，已然顯出后繼乏人的窘境。對他們來說，向前追溯，老舍當然是“京味”難以逾越的高峰，如人所說：“老舍之后，不會再有第二個老舍?！毕蚝罂慈?，一批更加具有現代城市意識的作家開始對“舊城圈”形成巨大沖擊，這里面就包括此后被稱為新潮小說家的劉索拉和徐星?，F在看來，《你別無選擇》和《無主題變奏》，完全具有重新定義北京文學的潛質。這里最具有沖擊力的無疑要屬王朔。

現在看來，正是從軍區大院走出來的王朔，給人帶來了耳目一新的感覺，我們姑且將其稱為“新京味”。說其是“京味”，那是因為王朔筆下的故事發生在北京，小說人物都出生成長在北京，說的是地道的京腔京調，接觸的也都是關于北京的一切。然而，縱觀《頑主》《橡皮人》《玩的就是心跳》等作品，“新京味”之“新”終究體現在大城市中青年人非傳統的生活方式和觀念，并擺脫了以往“京味小說”的結構程式和審美規范。這也難怪，“大院”風格的年輕主人公，畢竟不同于溫和典雅、講究禮數的老北京人，他們身上更多體現出一種時代的焦躁與沖動，他們是貨真價實的新一代北京人。有研究者認為，王朔小說的“新京味”是北京大院文化和胡同文化溝通融合之后的產物，體現出城市文化的某種兼容性。從這個意義上看，這既是“京味”文學的延續，更是一種全新意義上的發展。

王朔的小說，以及根據其小說改編的電影、電視劇，給北京乃至全國觀眾造成了巨大的沖擊?！犊释繁环Q為“‘京味’文化的第一個浪頭”，而《編輯部的故事》則是為“這種京味文化真正定性定名”。在王朔這里，傳統意義上的“京味小說”在經歷了它自身的燦爛輝煌之后，終于出現了面貌不同的“新京味”，它因與刻意追求醇正優美的傳統“京味”背道而馳而顯得意義非凡。這種突如其來又有其必然性的巨大變化，給京味文學研究者帶來新的課題。盡管這里的“京味”并不等于“痞味”、調侃語，以及臟話、黑話等時髦浪潮的消解意義，但不可否認的是，溫柔敦厚的傳統美學意義上的“京味”已然消亡。如此來看，“京味”似乎終將變成供人憑吊和緬懷的對象。對于文學而言，培育“京味文學”新的傳人勢在必行。

三

需要指出的是，這里的“京味文學”新的傳人，肯定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京味”作者。因為正是“忽視新北京人的心理特征及個性和新北京城的景觀，缺乏對新文化形態的感性把握而把視點移到易于把握的角落”，使得20世紀80年代的京味小說陷入窘境，以至于有學者不斷呼吁，“京味”不應該停留在大雜院和胡同里，它同時應該思考著如何走出來。

也正是在這樣的呼吁聲中，20世紀90年代以后，傳統意義上的“京味”作家群已經趨于解體。另外一些并不追求地域特色的北京作家開始走上前臺，比如徐坤、邱華棟等新一代北京作家，更加關注的是作為都市文化的北京，觀察并描述處于迅速都市化中的北京人。他們的作品越來越引起重視，也越來越受到歡迎，這也意味著“京味文學”事實上的轉型正在顯著發生。這其實從側面說明，一個都市化的北京，正在消解它自身獨特的地域標記。所以對于創作來說，一方面固然要考慮有意識地突破“老舍模式”，對北京的地域特色進行更深入的挖掘；另一方面，也要考慮在北京新的都市景觀面前，如何表現北京人的文化心態與文化選擇，以此為京味風格與敘述方式找到新的支點。

21世紀以來，更多的外來作家正在不斷豐富北京文學的形式與韻味，“京味”也在其歷史的流轉中不斷塑造自身。格非、徐則臣等人也在嘗試以北京作為寫作對象并各有側重，但他們的小說并不會太在意作為一個北京人究竟意味著什么，因此也對描寫北京市民社會的世相心態，以及有關北京人俗世人格的刻畫并沒有太大興趣。在今天依然活躍的北京作家里，更接近于傳統“京味小說”的，無疑當屬葉廣芩了。盡管從年齡上看，她早已不再年輕，但依然葆有著那份熱忱與感念。這位生長于胡同、皇祖父家與草根母族的記憶均與胡同文化緊密相連的女作家，似乎成了傳統“京味文學”遙遠的絕響?？v觀其作品，《狀元媒》中南營房胡同里底層百姓的日常生活，可以看到作者自己的影子；從《全家?！返健恫缮Ｗ印?，讓我們看盡了世紀風云里的宅門聚散與平民滄桑。就這樣，葉廣芩一面回瞥旗人的生存境遇，一面體味京味文化的流行，讓這遙遠的絕響得以時常令人反顧。

然而不得不說的是，在年輕一代的北京作家中，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并不多見，這便使得培育“京味文學”新的傳人的任務陡然變得棘手起來。環顧今天的北京文學圈，更多的作者屬于新一代移民，因此，流連傳統的“京味”無疑顯得有些不切實際。在為數不多的本土作者中，青年作家侯磊的創作雖多涉北京史地民俗，甚至他也自詡精神世界是“穿著長衫用毛筆寫文言”，但在他那里，“老北京”終究是個遙不可及的神話。而出身大院的石一楓，雖頗能體現出王朔的某種神韻，但也僅止于語言的模仿。他的經典作品《地球之眼》《世間已無陳金芳》《借命而生》等，更像是新的都市傳奇，而具有強烈的“去地方性”。

今時今日，倘若非要給“京味文學”找到一個新的傳人，那么他必須以全新的面貌出現——在他的筆下，唯有讓胡同、四合院與國家大劇院、鳥巢等北京新地標并立并存、交相輝映，才能體現出北京作為歷史文化名城和國際化大都市的雙重魅力。換言之，既要接續傳統，也有面向未來，守正創新方可重新煥發活力，這或許才是新的“京味文學”圖書發展的題中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