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定青山，做實做深
——曹旭先生“《詩品》學”研究的學術品格

王澧華，王 璐

（上海師范大學 對外漢語學院，上海 200234）

曹旭屬于改革開放后復旦大學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培養的第一批博士，后任教于上海師范大學近40 年，在漢魏六朝文學、文論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其“《詩品》學”研究尤為值得關注。曹旭曾感嘆：“中學畢業即遭遇‘文革’，我們這代人基本上是被耽誤的一代。我是七七級本科生，八五級博士生，大學畢業已35 歲，博士畢業已40 歲。這個年紀才開始做學問，60多歲退休，只有20 多年的職業生涯，一般來說恐怕是沒什么希望了。但我們這代學人又是很勤奮的一代，咬定青山不放松。從博士論文選題到退休返聘后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獲批，我全力投入的都是‘《詩品》學’這個大方向?！币Фㄇ嗌?，扎實根基，根深葉茂，碩果累累，從曹旭的《詩品》研究可一窺其學術品格。

一、從《詩品集注》到東亞《詩品》集校匯注

上大學前，曹旭做了十年工人。這十年，與“文革”基本同步，除了寫大字報應景，曹旭便是熟讀《唐詩三百首》《安徒生童話》與屠格涅夫散文這類中外名著。這看似基礎的閱讀能力，為他在大學入學初期便贏得了“文革”前《唐詩選》的編注者，但當時還被“冷凍”在資料室的馬茂元先生的青睞，學院老師們也都賞識曹旭的韌性與才華，使得他畢業后得以順利留校任教。三年后，當他跨過碩士生階段直接報考博士生的時候，馬茂元破例給復旦大學校長謝希德去信推薦，復旦大學也破例接受了這位本科學歷的報考者。馬茂元并沒有在課堂上教過這位學生，但曹旭留校后參編近代文學詩文選注的優質注釋，使得馬先生覺得自己沒有看錯人。

1985 年春，曹旭開始攻讀博士學位，他拜訪了華東師范大學的文壇前輩施蟄存先生。施先生說：“你讀文學批評史的博士生，就研究鐘嶸《詩品》吧！”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曹旭一再強調，施蟄存先生是20 世紀30 年代的上?，F代派作家，又稱新感覺派作家，施先生的立身處世寫文章，都是屬于“才調風流”一派，他首推鐘嶸《詩品》，應該也是源于欣賞其人其書的“才調風流”。筆者認為，這里應該還要補充一點的是，施先生可能同樣賞識眼前這位年輕人的才氣與恒心，欣賞其在“文革”的特殊年代仍能手不釋卷的學人品質。

曹旭回校后，向導師王運熙匯報施蟄存的建議，王運熙說：“好的呀，你做吧?！比缓髱熒?，老師研讀原著，備課講授，提出問題，學生上課聽講，研究問題，研讀原著。就這樣過了一段時間，曹旭發現《詩品》還有這么多的疑難問題：版本權威性不高，征信度不大，現存最早版本，只有元延祐七年（1320 年）圓沙書院刊宋章如愚《山堂先生群書考索》本，此后刊本，或源流不清，或魯魚亥豕，字句出入很大，甚至連鐘嶸自序都首尾莫辨；前人注家起步晚，1920 年代始有注本，戰亂年代，注本用力不多，對版本源流、文本取舍，各執一詞，莫衷一是；鐘嶸著書初衷與《詩品》性質定位缺乏可信解讀，遑論鐘嶸詩學觀的時代特征及其意義、三品論詩的批評方法與齊梁詩壇的好惡是非……總之，要著手文學批評史的理論研究，必須從目錄學、版本學、訓詁學做起。為此，王運熙特意告誡曹旭：要用楊明照研究《文心雕龍校注拾遺》的方法，從最基本的材料入手；別人都寫的論文，就不要再寫了；研究要有自己的個性，花苦功夫，不蹈襲別人[1]。

在攻讀博士學位的兩年多時間里，曹旭一方面在目錄學上追溯《詩品》的著錄與存佚，從版本學上厘清現存各版本的來龍去脈，確定整理底本，網羅主要注本，然后比勘校正，擇善而從；另一方面，寫出了“鐘嶸身世考”“《詩品》版本源流考”“《詩品》批評方法論”與“《詩品》流傳史”等一系列考述成果，以《詩品》研究為題，完成了畢業論文，取得了博士學位。

完成博士學業后，曹旭又于1992 年完成了《詩品集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出版。華東師范大學蕭華榮教授以《后出轉精 平實穩妥——曹旭〈詩品集注〉評議》為題發表書評，稱“曹旭《詩品集注》最為晚出，而用力極勤，自1984 年開始致力于此，至1992 年正式殺青交稿，整整付出8 年光陰”，“幾乎窮盡了當時能夠看到的所有文獻資料與著述，用作?？钡陌姹具_50 種，直接征引的書籍近60 余種”[2]。此后十余年間，該書多次印行，而在此期間，曹旭又鍥而不舍，反復增訂修改，一個字的?？?，一個概念的闡發，一段文義的理解，都需要“實事求是”。曹旭不止一次說：“我在復旦大學跟從王運熙老師學習，學到最重要的東西就是王運熙老師的實事求是?！?011 年，《詩品集注》增訂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3 年，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經過多輪評選，優中選優，從全國百余家出版社及專家參報、推薦的千余種圖書中，遴選出代表當代古籍整理的最高水平，反映相關學科的最高研究水平或最新研究成果的古籍整理研究著作，向全國推薦60 年來91 種優秀古籍整理研究圖書，《詩品集注》增訂本入選其中。曹旭常說，做學問不僅要做實、做深，還要做大。做大的關鍵是打破自我封閉的研究方式，代之以新的“開放型”的研究意識，把研究看成一個互相聯系的整體和系列工程，使古籍研究“國際化”，博采眾長，結出更豐碩的成果。因而，“東亞《詩品》集校匯注”便成為《詩品集注》的后續工程。

中日韓三國，近百年來對《詩品》的校注成績斐然，用曹旭的話說，乃是“群賢畢至，爭路望衢，并足而馳”。如何把這些成果匯集排比、突出呈現？例如：在《詩品》研究史上，1920 年代的陳延杰《詩品注》、古直《鐘記室詩品箋》、許文雨《詩品釋》競相刊行，風靡一時，不僅抵得上此前的四百年，更超越此后的四十年；而1980 年代出版的蕭華榮《詩品注譯》、呂德申《鐘嶸詩品校釋》與向長青《詩品注釋》，資料之富，?？敝?，注釋范圍的擴大，釋文的詳細縝密以及理論的闡發，新注皆勝過舊注。這些成就，亟須學人整理論定。而日本學者中沢希男1959 年發表的《詩品考》，除了考證，還有校訂和注解。該文的寫作目的，主要針對中國學者著作中的共同缺陷，特別是針對古直《鐘記室詩品箋》中的一些不足加以補訂，而古直《鐘記室詩品箋》是此前水平最高的注釋之一。日本學者中沢希男對《詩品》書名的考證，對《詩品》人數的考證，對《吟窗雜錄》本?？眱r值的考證，對《詩品》影響的考證，以及運用《梁書》《太平御覽》《詩人玉屑》等史書、類書、筆記等?？?，都是在中國學者逯欽立《鐘嶸詩品叢考》以后做得最好的，這使《詩品》研究上升到一個新層次。而高木正一于1978 年出版的《鐘嶸詩品》，是經過日本包括吉川幸次郎、小川環樹在內的二十多名漢學家集體討論而成，全書以通箋的形式，先校后注，旁征博引，詳盡縝密，世評極高。另有韓國學者車柱環《鐘嶸詩品校證》（1960 年）、《鐘嶸詩品校證補》（1963 年）及其弟子李徽教的《詩品匯注》（1983 年），也都各有突破，尤其是后者，在曹旭看來，其引用《詩品》版本之富，涉獵詩話、筆記、叢書之多，?？敝?，考斷之確，均達到當時的最高水平。

為此，曹旭以“東亞《詩品》集校匯注”為選題，本著竭澤而漁的方法，對東亞所存《詩品》的版本、校本、注本、評論，以及散見在各種史書、類書、詩話、筆記、方志、家譜中的《詩品》材料進行徹底清理，編制目錄，加以翻譯，將重要的原始資料進行影印，把所有的資料做成數據庫，供讀者和以后的研究者使用。在此基礎上，完成《詩品》的集校匯注工作。他把文獻、?？?、注釋、研究合為一體，把《詩品》的發生、發展、傳播、影響的來龍去脈盡可能研究得集中而深透。這種做法，既能體現文獻的整體性、時代的一致性，也能體現研究方法上的集成意義，必將成為《詩品》研究的一個重要世紀性成果。

二、從《詩品研究》到東亞《詩品》研究史

從1985 年春確定“《詩品》研究”為博士論文選題，到1987 年12 月通過畢業論文答辯，再到1992 年7 月完成《詩品研究》定稿，與《詩品集注》同時交付出版，曹旭一直潛心鉆研。由于出版周期較長，《詩品集注》于1994 年先期問世，《詩品研究》則推遲到1998 年出版?！对娖费芯俊吩诖疝q送審時，獲得余冠英、蕭滌非、程千帆、楊明照、羅宗強等二十余位前輩學者的好評，錢仲聯等先生既有鼓勵，也有匡正。在此基礎上曹旭將《詩品研究》書稿改定完善，上編是鐘嶸身世、《詩品》版本與文本考證，中編是詩學理論、批評方法和品語發微，下編則是《詩品》東漸及對日本和歌的影響。

《詩品研究》出版后，受到學界很高的評價。王發國、曾明以《二十世紀〈詩品〉研究的重要收獲》為題，在《學術月刊》發表書評，從“面向世界和集大成”“實事求是和考而后信”“窮昔人書與竭澤而漁”“知難而進與因疑立解”“人無我有與人有我新”五個方面逐一舉例稱許，稱“曹旭提出‘在世界漢學大背景下進行我們古代文學研究’和‘汲取國際新成果，鑄我完美之研究’的倡導，得到了很多人的響應，1989 年《文學遺產》在討論新方法時，綜述中專門介紹了曹旭的這一觀點”，“曹旭開放式的研究對《詩品》的啟迪意義是多方面的，特別是他的啟迪性和引導意義。單從《詩品》研究史這個角度看，讀了曹旭的著作，有心者便能寫出一部專題性質的《世界詩品研究史》來。這部學術史，從范型方面看，它能打破國內學術史的封閉狀態，開創一種開放型的國際學術史的類別；就編纂的方法看，橫向當以國別為中心，既介紹中國的，又介紹日本、韓國、法國或美國的；縱向則可以著作、研究者和問題為中心，三者結合”[3]。

《詩品研究》以1997 年發表于《文學評論》第6 期的《〈詩品〉所存疑難問題研究》一文殿后。對此，《文學評論》發表徐志嘯的書評，稱《詩品研究》的結尾是“一個開放性的結尾”，特意“向我們顯示了只能俟之于下一世紀解決的疑難問題”，“曹旭的這種研究方法和態度，在文學研究中具有新的創意，開創了一種新的范式：即在你的研究結束之際，你有責任把你研究的誤區，把有疑問的地方也提出來，為接力一般的研究者提供新一輪的起點”，指出“新一輩的學人，用新的研究方法，在本世紀研究出無愧于前人的新成果，曹旭對《詩品》的研究應該是一個成功的典范?！对娖芳ⅰ泛汀对娖费芯俊泛翔?，是他本人學問的定鼎之作，也是本世紀古代文論研究中的重要收獲”[4]。

面對諸多贊譽，曹旭一直沒有止步。早在1991 年發表于《文學評論》第6 期的《〈詩品〉東漸及對日本和歌的影響》一文中，他就曾經追問：《詩品》何時、何地經由何人傳到日本和韓國；《詩品》是如何一步一步融入日本、韓國的本土文化，成為日本、韓國文化精神的一部分的。如他通過日本寬平三年（890 年）陸奧守藤原佐世奉敕編纂的《日本國見在書目》中“小學家”類著錄“《詩品》三卷”，“雜家”類著錄“《注詩品》三卷”，從而論斷《詩品》傳入日本的下限當在公元890 年《日本國見在書目》成書以前。他陸續搜集研讀日本人研究成果，斷定《詩品》不晚于晚唐已經傳入日本。為了讓更多人關注東亞的《詩品》研究，曹旭翻譯了《日本學者詩品研究論文集》。進而他與國內已經成書的《〈文心雕龍〉國際學會論文集》《〈文選〉國際學會論文集》開始“較勁”，因為他認為《文心雕龍》《文選》都出了好幾種論文集了，不應該讓《詩品》獨自寂寞。于是，2003 年，他又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中日韓〈詩品〉論文選評》。曹旭指出該書的選評出版意義有三：一是展示《詩品》研究史的意義，從著作的性質、內容上看，前50 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它文字的注釋上，后50 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它理論的論述上；二是展示漢字文化圈的意義，通過比較可以看出，前50 年基本上是清一色的中國學者，后50 年就有近一半是外國軍團，其中主要是日本、韓國以漢字為文化載體的漢字文化圈內的優秀學者；三是完善“自我研究”的意義，集注、翻譯和編選的工作，能使自己的《詩品》研究成為一種集成式的立體研究，有完善自我的學術意義[5]。該書分“序跋”“論文”與“評論”三編，精選中日韓百年間《詩品》研究佳作54 篇，開篇是中日韓三國學者曹旭、興膳宏與車柱環的中文、日文與韓文序言，卷末是曹旭歷時17 年積累的“20 世紀中日韓《詩品》研究論文目錄”。正如曹旭在序中所言，“選文定篇，本身就是一種辨彰清濁、掎摭利病的學術”，“一本書中，將‘選’、‘譯’、‘評’三者合一，文后均有自己的評論，其學術的意義，就超越了一般的論文集和譯文集”，“努力向‘20 世紀《詩品》研究史’和《詩品》研究學案的方向靠攏”[5]。

這是學術史的視野，更是“東亞文獻傳播與交流”的新視域。為此，曹旭近年以“東亞《詩品》研究史”為題，開辟“東亞《詩品》研究文獻集成”的新領域，既圍繞我們的國學精粹，又打破國內學術史的封閉狀態，開創一種開放型的國際學術史的類別，超越國別、語言、民族的限制，以中國現存的《詩品》文本文獻為重要基礎和主要參照，以現存的日本、韓國文獻為側重點，形成不同于傳統文獻研究的新視野，對東亞《詩品》進行學術史的反思和總結?？偨Y在“漢字文化圈”范圍內《詩品》研究的歷史、特點、成就，探討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審美心理和價值觀念，為今后的《詩品》研究提供不可或缺的文獻保障。

三、《詩品》與《文心雕龍》比較研究

鐘嶸的《詩品》和劉勰的《文心雕龍》是六朝文學批評史上的“雙璧”。依據學界的基本共識，劉勰的生卒年代大約為465―520 年，鐘嶸生活在468―518 年之間，兩人的生活年代基本同時；《文心雕龍》約成書于498―502 年，而《詩品》約成書于510―515 年；《文心雕龍》通論各種文體及創作，《詩品》專論五言詩品第與流別，前者是第一本文論專著，后者是中國詩話之祖，二者都是中國文學理論的重要經典。

盡管如此，一千多年來，學界大體是分而治之，很少有人從整體上將其合并研究。曹旭盡管專注于《詩品》的縱深研究，但他對《文心雕龍》的學習與研究也很早。在博士畢業答辯之前，他手持畢業論文面呈王元化先生。王元化一手接過曹旭的《詩品研究》，一手遞過日本漢學家戶田浩曉的《文心雕龍研究》，囑其翻譯出版。曹旭窮三年之力完成翻譯工作，分別寄送戶田浩曉與王元化先生審校，并得到楊明照先生作序推介，該書于1992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由此可見，曹旭的《文心雕龍》研究，在時間上與《詩品》研究基本同步。此外，他還翻譯了日本學者林田慎之助的《中國中世紀文學批評史》《南朝文學放蕩論的審美意識》《宋書·謝靈運傳論和文學史的自覺》、戶倉英美的《詩人們的時空》《文選和玉臺新詠編纂的文學思想》。在這些譯著過程中，曹旭不斷思考，“六朝文學”只是時間和朝代的概念，“中國中古文學理論”的高峰是《文心雕龍》和《詩品》，作者都生活在齊梁時代，作品重疊在一起，形成了六朝時代以《詩品》和《文心雕龍》為代表的中國文學理論體系。這里需要宏觀的整體認識與闡發。

幾年前，曹旭被推選為《文心雕龍》研究會副會長，他曾經在研討會上發問：《詩品》《文心雕龍》差不多同時產生，也同時流傳到韓國和日本，但在日本，當時的詩人和研究者對《詩品》感興趣的程度超過《文心雕龍》，這是非常有意思的問題，也是非常有理論深度和異國文化之間值得比較研究的問題。因此，《詩品》和《文心雕龍》在日本與韓國的研究史，便是一個同樣令人感興趣的問題。為此，他一面修訂早已進行的《文心雕龍集注》，一面以“《詩品》《文心雕龍》比較研究”為題，申報2011 年教育部項目并獲批。他就此展開縱深的比較研究，如中國詩歌的發生學研究、中國詩歌的創作論研究、中國詩歌鑒賞論研究、中國詩歌的批評方法研究，它們是如何體現在這兩部文論經典中的，它們有哪些異同，它們表現出怎樣的時代特點，如何認識它們各自的貢獻與各自的影響，等等。

曹旭曾經說過，做研究要做“截斷眾流”的研究，而不是零敲碎打的研究，學者的學術生命，除了“面向世界”，還要達到“集大成”的高度。在教育部課題完成結項后，2014 年曹旭以“東亞《詩品》《文心雕龍》文獻研究集成”為題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并獲批，從而將“東亞《文心雕龍》研究史”推廣到“東亞《詩品》《文心雕龍》研究史”，將“東亞《詩品》研究文獻集成”擴大到“東亞《詩品》《文心雕龍》研究文獻集成”。

《詩品》與《文心雕龍》的比較研究中，中國文論在東亞傳播的時間、途徑、方式以及對東亞文學、文化的影響研究，都是嶄新的學術領域。多角度的比較研究，將產生新的質素，如在對《詩品》與《文心雕龍》的比較中，通過對中日韓學者研究視角、文學觀念和研究方法的比較，將帶來更深入的理論探討，探討《詩品》《文心雕龍》在闡釋、傳播、接受方面的深層原因，進一步認識《詩品》《文心雕龍》的理論價值和中國文論獨特精微的魅力，總結在“漢字文化圈”范圍內《詩品》《文心雕龍》研究的歷史、特點、成就，深入探討不同國家及民族的審美心理和價值觀念，必將為今后的研究提供借鑒。人無我有，人有我新，對《詩品》《文心雕龍》的比較研究，難度大，但起點高，突破與創新，將是學界共同的期待。

四十歲起步，三十多年潛心“《詩品》學”研究不止步，年近七十獲批國家重大課題，從古今集注，到中外匯注，從《詩品》專書研究到《詩品》《文心雕龍》比較研究集成，咬定青山，做實做深，這就是曹旭的學術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