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人文研究中的新唯物主義

郭 琳

(南昌師范學院文學院,江西南昌,330032)

一、數字人文研究概說

數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或縮略為DH),是指將現代信息技術運用于傳統人文學科研究所產生的交叉性領域。這一新興學科誕生于20世紀60年代,隨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在90年代趨于興盛,21世紀以來因數字媒介技術的普及進一步與各人文研究領域深度融合。在半世紀以來的發展中,數字人文的主要關注點是如何看待人與技術的關系,怎樣理解人在技術時代的生存情況,如何在數字技術情境中更好地開展人文學科研究,這些論題對人文學科的研究領域都有觀念與方法等層面上的啟示性。

數字人文研究的長足發展主要在21世紀以來的十余年間,包括理論建構與應用實踐等層面的研究。就數字人文的理論建構而言,早期研究主要包括概念界說和對學科主題的厘定,對研究方法和路徑的探索以及理論反思。較早的著述有《數字人文導讀》(Schreibman, 2004),該書是數字人文研究中的奠基之作,于2016年修訂再版,名為《新版數字人文導讀》。后續以此為主題的研究著述日益增多,迄今已有數十種,仍有許多將論題集中于探討數字人文概念與研究范疇的厘定,如《人文學2.0》(Fuller, 2011)、《數字人文》(Burdick, 2012)、《界定數字人文》(Terras, 2013)。也有部分著作側重于數字人文理論與研究方法的構建,如《數字人文前沿：研究、方法與理論》(Arthur, 2014)、《數字人文：數字時代的知識與批判》(Berry, 2017)、《數字人文學科研究方法》(Levenberg, 2018)、《數字人文中數據的形態：文本建模和基于文本的資源》(Flanders, 2019)等。雖然興起與發展的時日尚淺,近年來也已有著述嘗試回溯數字人文學科的發展歷程,如《數字人文：歷史與發展》(Deuff, 2018)。

數字人文方法的應用實踐所涉及的主題繁多,具體的知識形態與層次也較為復雜。在文學研究方面,《數字方法與文學史》(Jockers, 2013)、《數字化文學研究導讀》(Siemens, 2013)、《分析數字化小說》(Bell, 2014)、《用機器閱讀現代主義：數字人文與現代主義文學》(Ross, 2016)、《審美泛靈論：數字詩學的本體論意蘊》(Johnston, 2016)、《純文本：計算的詩學》(Tenen, 2017)、《計算：數據與文學》(Piper, 2018)等,都是近年來從數字人文角度探索文學研究的成果。在藝術研究方面,主要有《數據庫美學：信息超溢時代的藝術》(Vesna, 2007)、《切換代碼：通過數字技術思考人文與藝術》(Bartscherer, 2011)、《數字藝術導讀》(Paul, 2016)、《計算生成藝術的顛覆性驅力》(Magrini, 2017)、《藝術與人文學科中的大數據》(Schiuma, 2018)等。

在研究趨勢方面,迪根(Marilyn Deegan)等主編的“藝術與人文的數字化研究”書系值得關注,該叢書迄今已出版34種,每冊均從特定主題探討數字技術在人文與藝術中的具體應用,較為全面地反映了這一學科領域的研究成果與前沿動態。狄恩(Jodi Dean)等主編的“數字堡壘”書系同樣關注對新生數字文化對象的研究,觀照其與社會政治的結合與影響,通過批判性研究來省察數字信息與生物技術的復雜后果中的危機與契機。海耶斯(N. Katherine Hayles)等主編的“電子媒介”書系也積累了42種不同研究主題的數字技術文化著述。此外,由沃爾夫(Cary Wolfe)主編的“后人學系列”迄今也已出版了50余種,匯集了從后人類主義、技術哲學與生物美學等角度探討數字技術社會文化現象的最新著述。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近年來的數字人文研究主題清晰、路徑分明,圍繞這一熱點主題已經形成了層級豐富的研究網絡。

數字人文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核心范疇、研究方法與學科合法性等層面,研究方法和分析實踐主要側重于將數字化手段與方法運用于人文學科的傳統主題和內容。一方面,尋求技術與人文之間在各個層面上的接合；另一方面,也注重對數字人文概念及其理論方法的建構與反思。近年來的數字人文研究,關注點逐漸從理論方法及其運用轉向技術倫理。倫理學與社會學的視角進一步拓展了數字人文研究的層次與深度,使研究不再停留于方法論層面,而是過渡到了后人類主義與數字化社會等主題背后的個體與社會的存在層面,這也是數字人文領域目前最受矚目也極富現實意義的研究路徑。

二、數字技術時代的“物”

數字人文研究關注技術科學與人文研究在實踐層面上的互動,更關注兩者在觀念層面上的融合與由此產生的問題,對“物”的概念的理解正是其中較為突出的一個問題。數碼物、虛擬物等新形態技術物的出現,要求哲學觀念及其話語的更新能夠滿足對這類事物及其對世界的構成與認知所造成的影響的理解與闡釋。

對技術物的研究在大陸哲學中有深厚的傳統。從海德格爾、西蒙東對技術物的界定與分析,到斯蒂格勒對過程與發展視域中對技術對象的研究,再到許煜對數碼物存在形態的研究,在不同的社會時期都有基于時代的關注點與相應的闡發。

在《論技術物的存在方式》(1958)中,西蒙東嘗試把握機器中所包含的人性。他認為,為了更好地理解技術對象及其意義,哲學研究就必須關注技術對象的存在狀態,關注其在人與世界的關系中得以產生的條件[1]。在該書的序言中,約翰·哈特(John Hart)指出這個時代的主題：技術隱含在其成因之中,這也是其發展過程中的一個要素[2]。譬如,當代對身體的興趣就源于人對自身的反思與重構。機械技術的發展使得機器逐漸替代了人手,工業化進程伴隨著人類自我認知的兩個向度,或朝向造物主一端,或朝向主體性退隱所引發的恐懼[3]。前一種思路并不會引起人類的自我形象缺失,其后果是另外一個需要深思的復雜問題。而被替代的恐懼所導致的可能是近代以來人類就在反復不斷體驗著的非理性自我認知。對技術的恐懼到了現代,特別是近半個世紀以來隨著計算機技術與生物科學的發展,又逐漸走向了兩條各不相同的路徑。

西蒙東認為,文化與技術或人類與機器之間的對立是沒有根據的,僅僅只是建立在無知或怨恨的情緒的基礎之上。無法忽視的是,現實是技術對象的世界,而技術物則是人與自然的中介?！霸谖幕c技術以及人與機器之間的對立是沒有根據的錯誤。其基礎僅僅是物質或不滿。以一種脆弱的人文主義面具使我們對一個充滿人類努力和豐富自然力量的現實視而不見,即,作為人與自然的中介的技術對象的世界?！盵4]

斯蒂格勒贊同西蒙東的基本觀點,將技術的發展對應于人類的記憶外延過程,認為人的有限性通過技術得以以生命之外的形式延續,石器、文字與數字技術均構成不同時代的革命性技術。技術修復了人類記憶的缺陷,不確定性被數據、影像等技術形式重構,進而合成了包含技術性嵌入成分的意識。斯蒂格勒回到了康德的先驗論,并借助胡塞爾的持存概念來探討知識的三重綜合(領會、再現與認定)。他認為三重綜合可對應于三種記憶的持存方式。知覺的呈現作為基本持存,經由記憶與想象的重構則是第二持存,第三重記憶則是通過技術物使對象的持存得以實現,是為第三持存。本雅明認為機械復制使藝術喪失了獨一無二的原真性,西蒙東也將技術所導致的自動化理解為一種異化的形態。在這一點上,斯蒂格勒與他們分道揚鑣,他認為借助各種技術物的持存,是人類及其文化得以存在的根源。在具體論及藝術中的技術性因素之際,斯蒂格勒指出符號和工具等技術物都應被歸屬于技術系統,對這些外在于自身的技術系統的使用,意味著技術知識由人類的“后種系”能力逐漸內化為人的精神之呈現方式及形態。

斯蒂格勒強調人類與技術的同源共在,認為人的本質不應超越或忽略其與技術的關聯性來予以界定。人對自身有限性的克服,對這一存在處境的改善,就當代的社會現實而言,很顯然是借助于媒介與技術。人的存在通過媒介得以延伸,通過技術得到拓展。斯蒂格勒重視技術對人之存在的影響,他認為技術構成心理個體化和社會個體化的過程之基礎。與此同時,他也看到了社會整體以及個體生存的技術化過程的多方面后果。在《數碼是另一社會的信使》一文中,斯蒂格勒對誕生20余年的數碼網絡技術的社會功能加以探討。他認為網絡時代的電子書寫形式,會影響一切個體與集體行為,并借助于持續不斷的鏈接而生產出一切。在此他使用了一個簡單的隱喻：數碼技術是一味藥。它可以承載起一個有著更好基礎的新型社會,這樣的社會不再是福特制和消費主義的,而是以貢獻型經濟為基礎。在對《技術與時間》第三卷的解讀中,張一兵指出,斯蒂格勒在該卷中對數字化資本主義展開了直接批判：“斯蒂格勒討論了電子化第三持存中的意識畸變問題,即遠程登錄的電子蒙太奇所構成的數字化‘偽我們’,認為這是數字化資本主義構架中的個體化淪喪——思想的無產階級化。這種新的無產階級化通過對個體內部結構的數字化虛假重建,使人的個體化進程被徹底摧毀,最終導致遠程登錄式的、不在場的在場中發生的存在之痛?！盵5]

在斯蒂格勒之后,許煜繼續了對數字時代的技術知識以及技術物的研究,他在《論數碼物的存在》(2016)中對Digital Objects的定義深受西蒙東與斯蒂格勒的影響。許煜將技術物表述為具有技術本質的計算對象,他同時也認為對數碼物的研究應當“超越西蒙東的技術個性化觀念”[6]。他指出,西蒙東將勞動視為技術的一個階段,人所無法掌握的新的技術知識既構成了機器自身的生命力,也使人的勞動成為一種異化。人需要通過掌握技術知識而成為技術個體,這樣才能通過駕馭工具進而超越將技術對象工具化的思維成為個性化的存在,并由此擺脫或至少改善其自身的異化?！拔髅蓶|認為,異化的根源在于比馬克思的經濟分析更為根本的一個層面,即不是在于生產工具的所有權,而是在于對技術本身的誤解和無知。西蒙東將技術知識理解為一個自主的認識論范疇,或者至少它與資本和勞動不過只是偶然相關；他還提議通過發展技術知識來解決異化問題。西蒙東提出,有必要理解技術物內部的模式,即它們的組織方式,從而重新調整人與機器之間的關系；并且理解技術物的進化,從而將其置于更為廣闊的現實中(相對于技術的現實,我稱之為宇宙的現實)。這一論點指向了西蒙東在其博士論文附文——《論技術物的存在方式》中所做的批判,即哲學應該通過重視技術物的存在方式來解決異化問題?！盵7]許煜指出,自19世紀以來,作為技術個體的自動化機器就開始取代人類在生產中的核心地位,“隨著20世紀信息機器和控制論的出現,西蒙東將技術組合視作一種新的組織跨個體關系的方案。西蒙東關于技術組合的論述必須在網絡文化的層面受到批判性的評估,而這直到1989年他去世后才開始興起”[8]。他也指出這正是自己的近著《論數碼物的存在》一書的起點。在對社交媒體的分析中,許煜仍然借助了西蒙東的跨個體關系與組合思維。他主要從“存在于認知價值化的技術發展過程中的跨個體關系”這一角度來界定和分析社交媒體[9]，即將其視為一種集體的個體化,或另一種異化,又或是人與技術新的組合形態。

在許煜看來,數碼物既不僅是一種實體性存在,也不再只是技術環境的組成部分,從古希臘至今的哲學概念無法涵蓋和闡明數碼物的形態與性質,計算機科學中也缺乏對這類事物在存在論與本體論層面上的把握與明確定義。

通過從計算與哲學的關系視角展開關于數碼物的探討,許煜指出計算所涉及的知識觀念更新并不僅在于認識論的層面上,其所依賴的新的物質性也瓦解了某些基本的哲學概念[10],譬如是否能夠從基于主客體的二元對應關系,從實體的角度來探討數字對象的存在形態。對此,他主張從“物體—數碼—存在”這三個層面來分析數碼物。首先是從傳統形而上學的觀念中溯源并勾勒對物的理解的基本框架和相關概念,包括物體、實體、客體及其交織生成的對物的復雜理解；進而從近現代哲學中梳理出了物性研究的若干條不同路徑。許煜所提供的思路能夠避免兩種在數碼物研究所涉及的相關學科中的簡單化理解：一是將數碼物納入自然物的范疇,并返回到支持這類理解的哲學土壤中來進行思考；二是僅以計算科學的思維來將數碼物理解為數據生成或基于關聯聚合的再現結構。

正如藍江等學者所言：“我們站在一個面對數字對象的門檻上,西蒙東、拉圖爾、斯蒂格勒、哈曼、許煜或許正在打開這個潘多拉的盒子,這是一個序曲,因為數字對象的出現,意味著我們從實體(substance)或真實(real)角度來認識對象的路徑出現了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將基于數字技術的數字對象納入考察?！盵11]這一領域的研究伴隨著在當下的數字現實中無限生成的技術物與現象,這樣的現實也呼喚著更復雜與深層的對物的關注與探究。

三、從物的轉向到新唯物主義

在數字技術時代,對“物”的研究需要從多學科角度廣泛探討其概念及其知識內涵。相關關注逐漸匯聚成為“物的轉向”的復雜研究趨勢,并在此基礎之上形成新唯物主義理論思潮。這一思潮在近十年來迅速興起,注重基于21世紀以來的社會文化以及知識情境來思考物的概念,并重新審視物的復雜存在樣態及其與人的關系。

在《當代唯物主義讀本》(1995)中,莫瑟等學者就指出了唯物主義對當代形而上學、心靈哲學、意義理論與價值理論等領域的深遠影響,也有學者將新唯物主義稱為“21世紀的文化理論”[12]。就其學科范疇而言,較早的新唯物主義研究主要集中于社會學領域。在《社會學與新唯物主義：理論、研究、行動》(2016)中,?？怂沟葘W者運用新唯物主義和后人類主義方法來處理一系列社會學主題,他們將新唯物主義界定為在“物的轉向”趨勢中的一系列共同觀點[13]。關于新唯物主義的定義,基斯曼與范·隆在《論新唯物主義：物質研究的方法論意義》(2019)中將新唯物主義視為與本體論和認識論干預相關的概念,并指出這一研究領域的紛繁復雜使得對新唯物主義的界定極為困難：

什么是新唯物主義？也許最好將其描述為一個松散的集合,因為那些與之相關的學者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會用不同的術語來描述自己的立場：巴拉德(Barad)的作用實在論；德勒茲和瓜塔里(Deleuze and Guattari)的精神分析；哈拉維(Haraway)的賽博格女權主義；布拉多蒂(Braidotti)的后人類女權主義；哈曼(Harman)的思辨現實主義；拉圖爾等人(Latour,Callon,Law,Mol)的行動者-網絡理論；斯滕格爾斯(Stengers)的思辨性建構主義；塔爾德(Tarde) 的單子論；懷特海(Whitehead)的過程神學等。之所以稱其為一個松散的集合,則是因為各種學說來自不同的、有時甚或是完全對立的本體論與認識論觀念、方法和學科。[14]

數字人文學者海耶斯對此卻持另一種觀點,她將新唯物主義稱為“重新評估傳統人文主義學科的一個有希望的發展方向”,但認為在這一理論思潮之中并不存在多樣性,“在這一旗幟之下的理論框架通常主張一系列類似的命題。其中最主要的是減少對人類主體的關注,以及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人類所獨有的特征,包括語言、理性與更高的意識”[15]。

無論如何定義,新唯物主義最核心的主題仍然是對“物”的探究。這一概念與人文與社會科學之間長期的區隔化,使物質研究被排除在外,將其劃歸于自然科學的領域被視為理所當然。許多新唯物主義者正是試圖挑戰這些已成為傳統的學科邊界,例如,德勒茲和拉圖爾都借鑒了加布里埃爾·塔爾德早期的社會學理論。后者將社會視為由微生物組成的有機體,因而從生物學角度來分析社會。巴拉德也借助物理學家尼爾斯·玻爾的理論來理解與闡釋社會現實。

因此,新唯物主義不僅意味著對“物質”與“社會”之間區別的否定,而且是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分離的批判,以及對新的本體論與認識論的建構。

就其理論建構而言,?？怂拐J為新唯物主義為社會研究提供了以下幾個層面的理論資源。首先,新唯物主義者強調本體論而非認識論,關注事物的存在性而非對事物的認知與解釋,這構成了對社會學知識傳統的沖擊與修正。從社會學的歷史來看,社會學研究專注于如何獲得關于社會與世界的知識等主題,始終遠離關于物質性存在的本體論關注。關于如何看待和了解人類結構之外的社會世界(或者是否存在獨立于人類思想的世界)等問題的爭論,也只是在社會學的知識方法范疇之內形成了論爭與觀念分裂。新唯物主義者則認為,重新關注本體論,有助于將社會學始終忽略的物質性問題納入視野,并重新審視人類關于物質的假設與理解,更新與物質相關的知識觀念。其次,新唯物主義的本體論往往被描述為“扁平”或“一元論”,由于試圖打破二元論的思維框架,彌合自然與文化、人類與非人類、思想與物質等范疇,新唯物主義的社會學研究也就呈現出鮮明的后人類主義特征。這并不簡單地意味著將人類從社會學的關注焦點轉移,而是意味著再重新定義人的概念,也相應地重新界定物的概念,以及兩者的關系和在此基礎之上所形成的社會與世界。從這一角度來看,身體理論、具身認知論、心智研究中的身心耦合觀點,以及基于腦科學與神經元理論的意識研究,都在某種程度上包含了新唯物主義的知識要素。再次,許多新唯物主義學者通過社會政治方面的參與,來尋求對自身世界觀念的豐富與發展,譬如女性主義與后人類主義理論家布拉多蒂,她探索將物質性嵌入式和具身化的框架,一種既可以用來研究社會世界也能夠對其加以改善的視角,這意味著“物質轉向使人們重新認識到在一元世界中,一切都必然是關系和情境的,而不是本質和絕對的”[16]。新唯物主義為這樣的研究趨勢提供了“一種關于社會和自然世界、社會進程和社會身份的觀點,也提供了一種超越社會學中人為劃分的媒介與社會結構、文化與自然、精神與物質、人與非人、權力與反抗、連續性與變化、理性與情感等限制了社會理解與社會學想象的方法”[17]。

就其知識特性而言,新唯物主義首先強調從本體論層面強調對物的關注,尋求對“物質性”的理解。新唯物主義關注的是社會生產而不是社會建構,因此延伸到檢驗物質的能力,亦即它們是如何相互作用、影響并受其他物質的影響,以及物質力量如何產生世界和人類歷史。其次,新唯物主義將“物”視為生成性而非工具性或惰性的存在。對新唯物主義者來說,物不應該被視為本體論的先驗本質,而是具有復雜本質的關系形態,整體性與本體論形態只能通過關系獲得。關系本體論導致新唯物主義者認為物的研究并不關注它是什么,而是注重研究其作用。以德勒茲的理論為例,當集合中的物在受到影響時,可能會獲得對自身產生影響的新能力。而作為集合的物,在根莖、分支、逆轉、聚結和流動中才能獲得影響自身和施加影響的能力。再次,新唯物主義質疑人類中心主義。通過主張對物的理解的重要性和強調物質多樣性及其對人類的影響,新唯物主義進一步推動了物的轉向,并在這一觀點上與后人類主義匯流。最后,新唯物主義強調從本體論上對二元論的超越也應當為反思與破除精神與物質的二元論框架與知識傳統提供了方法,正如?？怂顾f的：“在新唯物主義本體論中沒有結構和系統,沒有機制在起作用,有的只是一系列無盡的事件,這些事件包括自然和文化的物質影響,共同創造了世界和人類歷史。探究這些事件的關系特征及其物理、生物和表達構成,成為社會學解釋產生我們周圍世界的連續性、流動性和成因的方法?！盵18]這一思路與身體哲學的興起以及心腦科學的發展交融形成了思考人的概念的新理路。

總的來說,物的轉向與新唯物主義理論試圖超越的是近代哲學在主客體二元知識框架中日益凸顯作為主體的人而將物客體化與被動化的趨勢。汪民安認為后者是“現代哲學的主體原則膨脹引發的一個后果”[19]。從康德物自體概念的提出,到海德格爾對這一危險的探知,再到拉圖爾與哈曼的哲學以過程性和關系性來抵御建構性的知識觀念,“他們都將對主體的興趣引向了客體,引向了物。而且,正是物能夠重新啟動總體性的回歸,能夠克服現代社會各種各樣的分離傾向”[20]。

四、數字人文研究中的“物”與“人”

在對“物”與“人”重新界分與表述的理論探索過程中產生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從西蒙東的技術物(1958)到許煜的數字物(2016)、布拉多蒂的游牧主體與生成的唯物主義(1994,2002)、馬拉布的可塑性物質性(1996,2010)、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2005)、德蘭達的集合理論(2011,2016)、哈曼的物導向本體論(2017)、海耶斯的比較媒介與認知組合(2013,2017),以及利奧塔與拉魯埃勒的非人(1988,1989)(拉魯埃勒的非人概念見于《哲學與非哲學》1989,2013),從數字主體性到非人主體(2012)、David Wills的無機生命理論(2016),從智能機器人、意識計算機到虛擬本體論(2018)等。

無論重心在“物”還是“人”,這些概念往往都體現出了關聯性,這也正是數字人文研究最強調的因素。除了這些基本概念,組合的觀念也能夠在大多數數字人文相關研究者的理論中以各種形式呈現。最能體現這一點的是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此外還有斯蒂格勒的知識有機體,許煜的技術系統,海耶斯的認知組合、比較媒介研究與多模態學術等概念。這些形態各異的方法的共同之處除了在于強調世界的物質性,還在于將研究的焦點“從個人和人類主體轉移到關系網絡或有生命和無生命影響和受影響的組合”。[21]

數字人文研究對物的概念的重新思考,不僅僅只關于物本身,也與人的概念以及人與物的關系等問題緊密相關。人對物的認知不可避免地與人對自身的認知有著密切的關系。何為自身,何為外物,兩者之間的關系如何？這些都是哲學自古以來的重要主題。人與物的概念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是如何判斷兩者之間的關系及其范疇與限度。人與物之間的界限關乎我們認知整個世界的基本框架，而技術的發展正在深刻地影響乃至于重塑這一認知框架。什么是技術物？非實體性的存在或對象,虛擬或復雜空間。其與人的關系是怎樣的？關于這些問題的思考,就已經足以引起知識框架、思維方式、社會構造自己人類情感等復雜層面上的后果。譬如,末世想象,基因編輯,機械與數字技術嵌入的身體,對人工智能以及其他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可能性的想象。

總之,就數字人文研究的知識形態而言,既是技術時代人類對自身的理解的重新探索,也可相應地延伸到對物的重新界定與把握。在數字人文研究中,人與物的關系不再基于主客體的截然二分,物不再只是對象,人與物之間的界限在逐漸交融,從延伸、關聯中生成的網絡,不僅是虛擬性的存在,從互聯網到物聯網,被聯結起來的是一切實在與非實在,進一步推動了世界的有機體化,或者至少推進人類對這一現實的認知。

注釋：

[1] Gilbert Simondon,OntheModeofExistenceofTechnicalObjects,Translated by Ninian Mellamphy,Preface by John Hart. London, ON: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1980,p.3.

[2] Gilbert Simondon,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Translated by Ninian Mellamphy,Preface by John Hart. London, ON: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1980,p.5.

[3] Gilbert Simondon,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Translated by Ninian Mellamphy,Preface by John Hart. London, ON: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1980,p.7.

[4] Gilbert Simondon,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Translated by Ninian Mellamphy,Preface by John Hart. London, ON: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1980,p.11.

[5] 張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第三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6頁。

[6] 參見Yuk Hui,OntheExistenceofDigitalObjects,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6,p.11. 斯蒂格勒為該書作序,他在序言中指出,“數字對象即具有技術本質的計算對象”。另,該書的中譯本將Digital Objects譯為“數碼物”,但同時也將第五章中的Logic and Object譯作邏輯與客體。在對于object這一概念的理解與使用方面,譯本疏于對這一概念的復雜內涵及其與不同的中文概念之間的對應和范疇差異進行必要的闡明。

[7] 許煜：《馬克思、西蒙東與自動化的政治》,《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8年第6期,第149頁。

[8] 許煜：《馬克思、西蒙東與自動化的政治》,《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8年第6期,第151頁。

[9] 許煜：《馬克思、西蒙東與自動化的政治》,《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8年第6期,第151頁。

[10] 許煜：《論數碼物的存在》,李婉楠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頁。

[11] 藍江、劉黎：《擬對象的譜系學：數字對象理論的序曲》,《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17年第5期,第56頁。

[12] R. Dolphijn, Iris van der Tuin,NewMaterialism:Interviews&Cartographies,Michigan: Open Humanities Press,2012,p.110.

[13] N. J. Fox, P. Alldred,SociologyandtheNewMaterialism:Theory,Research,Action,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2016,p.1.

[14] U. T. Kissmann, Joost van Loon,ed,DiscussingNewMaterialism:MethodologicalImplicationsfortheStudyofMaterialities,Wiesbaden: Springer,2019,p.4.

[15] N. K. Hayles,Unthought:ThePoweroftheCognitiveNonconscious,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7,p.66.

[16] N. J. Fox, P. Alldred,SociologyandtheNewMaterialism:Theory,Research,Ac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2016,p.7.

[17] N. J. Fox,P. Alldred,SociologyandtheNewMaterialism:Theory,Research,Action,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2016,p.8.

[18] N. J. Fox, P. Alldred,SociologyandtheNewMaterialism:Theory,Research,Action,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2016,p.7.

[19] 汪民安：《物的轉向》,《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5年第3期,第100頁。

[20] 汪民安：《物的轉向》,《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5年第3期,第103頁。

[21] N. J. Fox, P. Alldred,SociologyandtheNewMaterialism:Theory,Research,Action,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16, 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