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學科視域下的腦文本與文學文本論
——以布羅茨基70年代的創作倫理為例

張 馳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浙江大學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所，浙江杭州，310028)

一、新問題的討論：跨學科視域下的腦文本解釋

自2017年始，中國學派提出的“腦文本”(Brain Text)新理論在文學研究與大腦思辨之間架起了一座跨學科的橋梁，為我們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和挑戰。腦文本的基礎理論建立在一切文學皆有其存在的文本形式(沒有不存在文本的文學)這一前提，文學起源于口頭文學的說法實際有所訛誤，因為口頭文學只是文學的傳播方式，而不是本體存在，追根溯源的話，它在腦文本中有先在的文本形態。腦文本是什么呢？簡單地說，它是“大腦在感知、認知和理解的基礎上對客觀事物或抽象事物進行處理得到的結果”[1]。人類的大腦通過記憶與思維保存了對萬事萬物認知的這個結果，它是物質文本形式(從甲骨到青銅到竹簡到紙張)發明之前，人類文明進程主要的記錄存儲方式。腦文本直接影響人的思想行為、道德修養和精神追求，是人類進行倫理選擇的重要依據，潛在腦文本的好壞決定了人道德品質的高低?！叭绻麤]有腦文本，人無法發展他的倫理意識，無法形成善惡觀念，因而也就無法和動物區分開來?！盵2]腦文本與人類的倫理意識和語言生成緊密相連：倫理意識是“知性人類經過進化之后而在經歷倫理選擇過程中必然的理性需求和價值取向，就是追尋斯芬克斯因子的理想平衡”[3]。而“語言的生成就是腦文本的聲音轉換，當腦文本借助人的發音器官轉換成聲音時，語言就生成了”[4]。兩者分別是腦文本與倫理學和語言學的跨學科闡釋。

腦文本理論的價值在于為我們揭示文學文本的生成過程和讀者的接受機制。有文章指出，“作家最后寫作出來的文學作品只是作家按照一定的倫理規則對腦文本進行加工和組合的結果”[5]。也有文章認為“腦文本是通過腦概念組合而成的，它的形成受到語言和文字規則的制約，表達明確的意義。作家按照文學的范式對腦文本進行加工和編輯處理，可以得到文學腦文本”[6]。因此可以說，腦文本與文學文本之間的轉換秘密是文學擁有永久魅力的機杼所在。那么，人類的腦文本是從哪里產生的呢？文學倫理學批評指出：“文學是腦文本的重要文本來源，文學教誨功能的實現是通過文學的腦文本轉換實現的?！盵7]可見我們對文學創作過程的探究、對文學價值屬性的判斷，都應重新從作者潛在的腦文本開始審視。

本文便在先行理論基礎上聚焦俄裔美籍諾貝爾獎得主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及其發表在20世紀70年代離開蘇聯流亡美國之前的名作《我坐在窗前》(《Я сижу у окна》1971，“I sit by the Window”1979)，逐句解析詩歌中展現的“兩個進程”和“一個標尺”：即腦文本的變化演進過程，文學文本的生成過程，以及背后所依據的倫理結構標尺。文章意在探索文學和腦科學的交叉場域及其倫理價值，發掘作家倫理選擇時所依據的腦文本緣由，因為將科學思維引入文學批評中進行跨學科研究是“新文科”發展的必由之路。布羅茨基的創作總體上呈現一種經緯縱橫的審美-倫理雙向互動關系，同時他的雙語寫作是觀察世界的兩種方法，這是他的作品得到東西方廣泛認可的重要原因。瑞典文學院指出：“俯視人類社會的兩種發展傾向，東西方兼收并蓄的這一文化背景……一旦同他對歷史文化深刻的理解力相結合，便能時時爆發出縱橫捭闔的想象能力?！盵8]同時，這種背景與他的“僑民作家”“流散身份”“族裔文學”等文化標簽相結合，總能激起研究者對其倫理學層面的一系列思考，這是我們進行腦文本批評的一個前提。

腦文本概念還與自然科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腦文本“是一種由生物活性物質構成的文本形式，是一種特殊的生物形態”[9]，換言之“腦文本不是語言，它只是保存在大腦中的以人的大腦為載體的生物性文本”[10]。作為物質載體的人類生命逝去后，腦中的思想永遠消失，這種物質性與物質決定意識的唯物觀吻合。想要捕捉腦文本的性質和狀態則需要借助自然科學理論來加以說明，時代發展讓更多的科學分析在文學研究中成為可能。其實縱觀科技史和文藝史，早在十九世紀末的印象畫派就影響了后來模糊數學(fuzzy mathematics)的誕生，當下文藝的科學轉向已經深入到理論和實踐的諸多層面，比如小說《三體》中運用量子力學(quantum mechanics)來創造形象、用黑暗森林法則(dark forest rule)來設計情節，《蟻人2》將量子糾纏(quantum entanglement)現象可視化呈現在觀眾面前，可見文藝與科學在巴別塔的腰間分手卻又在塔頂重逢。量子力學大量的思想具有極高的思辨性與前瞻性，可對腦文本的性質狀態進行形象的解釋。

腦文本的存在狀態正如量子力學中的“態疊加”原理(superposition principle)?！霸诹孔恿W中，每一個粒子的狀態可以分解為兩個或更多個狀態的線性疊加；反過來，任何兩個或更多個狀態可以線性疊加起來產生一個新態?！盵11]微觀粒子因此種存在方式而形成“疊加態”的狀態(superposition state)，在這種狀態下，物質處在持續變幻中，可以具有兩種完全相悖的屬性，直到人的意識參與進這個體系之中，才會自動選擇一種“本征態”(eigenstate)穩定下來，展現出我們所認知到的形態，而一旦抽離或者不使用“人的意識”這個“測量行為”，則無法斷定其屬性，這個悖論最著名的思想實驗有“薛定諤的貓”(Schr?dinger’s cat)和“量子手套”(quantum gloves)等。量子力學基本原理是微觀物質遵循的法則，人類的大腦結構也不例外，腦文本存在好壞并置、善惡共存、倫理教化與本能欲望相伴相生的復雜屬性，因此造就了無數優秀文學作品的永恒魅力所在——人性的復雜。腦文本并不是一個天生向善的過程，而是一個“學以成人”(learning to be human)的過程。即“先天的人”具有正反兩面的斯芬克斯因子，無法必然走向善良，只有“習得的人”才能完成道德倫理上的健全。筆者提出這兩個概念印證了韋伯所言：人類的倫理結構本身“缺少導向持續的自我控制的驅動力，因此也缺少導向個人自身生活的任何意義上的有計劃規范的驅動力”[12]。因而當我們意圖做出最后的倫理選擇時，便是在多種印刻在大腦里的倫理本征態中選擇出一個作為最后的行動標準。這個選擇過程必須依賴對文學文本中所蘊含的倫理意蘊的學習，才能達到善的平衡，否則將會為獸性因子所困，做出錯誤的選擇直至毀滅。

基于此性質，腦文本進行善惡選擇所依據的標尺本質上是一種理性作用下的道德哲學。正如韋伯指出：“這一指向生活的有條理的理性化的動機構成了虔誠信仰的禁欲特征?！盵13]虔誠的道德哲學讓腦文本的每一次向善的選擇都伴隨著抵抗欲望和戰勝本能的斗爭，每一個主動選擇向善的人所獲得的都是否定之否定的道德幸福感?！赌岣黢R可倫理學》曾有箴言：“幸福是學得而不是靠運氣獲得的。因為幸福在于靈魂的合德性的活動，并且是一生中的合德性的活動?！盵14]可見，一次次腦文本的選擇既是短暫的又是持續一生的，腦文本的理論對于勾連文學文本與作家大腦，并進而通過合理解析達到探究作者思想情感、精神意志等目的起到了關鍵作用。本文舉證布羅茨基的詩歌創作體現了腦文本與文學文本的不同“階段”所呈現出的對應關系。

二、腦文本的疊加態與創作者的倫理困境

人性本身的復雜多變很大程度上來自腦文本儲存信息的龐雜多元，應進一步說明的是，在影響腦文本存儲內容的因素中，個人因素是其次，社會因素才是主導。在歷史文明進程的制約下，在文化背景、社會環境與倫理秩序的影響下，每一個獨立個體的腦文本都是社會存在的產物。腦文本是社會意識的一種疊加態復合，個人意志很少能決定什么可以儲存在腦文本中而什么不可以。斯賓諾莎很早就對此有過認識，他在《倫理學》的“命題四十八”中指出：“在心靈中沒有絕對的或自由的意志；心靈之所以愿意這樣或那樣，乃是為一個原因所決定，而這個原因又為另一個原因所決定，而這另一個原因又同樣為別的原因所決定，這樣一直到無窮?！盵15]斯賓諾莎在論證中用“觀念”一詞代指他上文所說的心靈，觀念被一系列社會因素所框定，是社會意識建構下的產物，所形成的腦文本顯然具有當下所說的疊加態性質。

以布羅茨基為例，他生于一個倫理失序的社會環境中，比斯賓諾莎又進一步思考了社會因素對腦文本中善惡觀與是非觀的影響。他指出：“在你們一生的過程中，都一定會與所謂的‘惡’進行實際的接觸……無論多么品性良好或精于計算，都難以避免這種遭遇……這就是生命的結構，即我們認為是惡的東西有能力做到無處不在，原因之一是它往往會以善的面目出現?！盵16]我們每個人都邂逅著惡、斗爭著惡，但也可能攜帶著惡，布羅茨基的倫理觀是清醒的，他依靠著這份道德判斷來寫詩創作，用文學保持心靈自由和倫理健全，他不僅僅注意到了時代的嘈雜和壓抑，還注意到了這種喧囂下的呼喚：隱藏在被壓迫者內心深處的吶喊和力量?！段易诖扒啊芳词撬枚碚Z對抗俄國的詩歌典范，70年代末又用英語轉譯，在西方世界廣為流傳。

從70年代的文化背景來看，《我坐在窗前》首先具有宇宙反諷(cosmic irony)的整體意蘊。當時布羅茨基已熬過蘇聯政治風波將要動身去美國密歇根大學任教，在這樣的人生節點上，詩歌的開頭卻一反樂觀的期待書寫不可掌控的生活。俄國詩人甘杜夫斯基(Sergei Gandlevsky)在接受雜志訪談時把布羅茨基和普希金的詩歌語調做了對比，他認為普希金后俄國詩歌再也無法講述“年老的教訓”，布羅茨基則填補了這個空缺。在多首詩中他的抒情口吻都是世故的、老派的，首先是一個“驟然變老的人”，其次是一個詩人。布羅茨基曾坦言：“生活就是一場有很多規則但沒有裁判的比賽。人們對于這場競賽的了解更多的是通過觀看，而不是通過閱讀……難怪如此之多的人會在比賽中作弊，如此之少的人能贏，如此之多的人會輸?！盵17]通過前兩個詩節我們就能解讀出他為何產生這樣的觀念，以及這些觀念表現在詩歌中產生了什么樣的價值。

從語義細讀角度看，詩歌首節是作家倫理困境的書寫。命運不計分的徒勞與重復戳穿了人存在過程的無意義，一句發問即回到了古老的斯芬克斯謎語：什么是人？文學倫理學批評對此有諸多探討，認為自然選擇產生了人的形式而倫理選擇產生了人的本質，這一思想與布羅茨基的倫理觀基本一致，在詩歌后半部分，他為我們做了合理描述?！案缣厥斤L格再度勝利”象征舊的東西死灰復燃、現代社會的倒行逆施。布羅茨基善于利用俄語屈折形式復雜繁多的優勢去書寫跨行句和移行句，這一寫法內容豐富、敘述力強、夾帶信息多而且形式整飭、有節奏感。移行句的運用還把關鍵詞放在了每個詩行的開頭與結尾，強調突出其音韻與意義的聯系，比如“冷漠、陰森、刻板的哥特式建筑”一語在這里既是實指的又是象征的，充斥著道德壓迫的政治威懾。詩人暗示了當時的日常生活彌漫著一種恐怖式興奮的享樂，點燃的(turn you on)原文是炭或草(coke or grass)，但詩人將它引申為美語里的黑話：可卡因和大麻。詩人欲求助愛沙尼亞的宗教，不料宗教卻被深深覆蓋著現代社會滋育的煙塵。詩人痛苦且尋覓，脫開整片的社會大森林(forest)，疏離作一棵時間之流以外的白楊樹(aspen)。疏離，是布羅茨基人生態度和詩學觀念的底色，“這個力量固然與反感約束、追求自由有關，從根本上說，它產生自他的家庭，起源于社會上種族歧視造成的離心力”[18]。猶太人的身份歧視是歐洲歷史進程的產物，反猶主義離心力導致的社會分裂與種族歧視印刻在幾代文學家的心上。

倫理困境直接反映了作家腦文本混亂的疊加態?！岸韲说哪抗?落上愛沙尼亞的尖頂”一行便是集中顯現：在列寧格勒大圍困時，極度的物質匱乏和精神沮喪使得布羅茨基只能通過閱讀愛沙尼亞的書籍畫冊來獲取有關建筑美學的圖像記憶，愛沙尼亞是擁有眾多教堂和教派的中世紀思想文化中心，圖像記憶讓年少的他懂得欣賞認知古典建筑美，這形成了他基本的美學底色。布羅茨基就是依靠著這種“自己美育自己”的倫理觀念于15歲主動選擇退學，他能夠清醒判斷什么是“美”而什么是“同義重復”(tautology)，這不是從學校的知識里獲得的，而是赫魯曉夫“松政”期間各類雜多的社會意識所激發出的美學想象。顯然可見的是，頭兩節詩里，詩句與黑話并用也好，現代與古代轉換也好，都表達了詩人對國家倫理失序的精致諷刺。對于這行的英文原文來講“the Russian eye would rest on an Estonian spire”[19]，雖然整首詩歌的時態是過去式，但是“would”這個詞在過去將來時語境中暗示了蘇聯體制“本不該”丟失國家信仰以及因此造成的后果。在詩人的腦文本中沉潛的是當時社會的現實圖景和對古典社會的向往崇敬，兩者因巨大的反差而產生倫理混亂。

觀念與現實截然相反，腦文本在特殊年代的倫理困境下出現了創傷性的畸變，而這種畸變儲存在了布羅茨基的記憶中，久久不能忘卻，意在作品中噴薄而出。但是,“腦文本的性質是私有性質，不能與他人共有或共享。如果要讓其他人接受和了解保存在自己大腦中的腦文本，就需要尋找把腦文本表達出來的方法”[20]。結合布羅茨基在70年代的創作規律來看，詩的第一、二節往往只是詩的呈示部(exposition)，他有意識地模仿弗羅斯特的“潛在克制”美學，所以展現出的詩句并未達到情感高潮，語調是明顯突降(bathos)的。最后一行從英文原文來看，結尾的重音和調性都是被明顯抑制的，個中原因即是腦文本的演進過程進入了下一階段：檢定態(verification state)。

三、腦文本的糾纏態、先在性與倫理結構

腦文本的糾纏態是人腦對接收來源信息從混沌狀態到確定狀態的檢索過程，即個體在道德經驗與倫理結構下進行判斷的過程——至于善惡美丑作何結果，腦文本則會對性質不定的對象進行相同質量的關注，關注它們對特定品質占有程度的高低，同時綜合時代風尚與意識形態等因素，做出一種或是符合倫理規范或是超越常規定見的選擇。這是一種經過考慮的智慧，是理智與欲望的博弈，是人性因子與獸性因子的斗爭，更是希望、失望、恐懼等交織的結果，是善與惡的痛苦決戰。

通過上文論述，我們看到文本內外清晰地還原出了作者的倫理困境和腦文本的疊加態，文學故事的教誨力量則在作者道德判斷的檢定過程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正如布羅茨基所言：“如果我們依據統治者的閱讀經驗，而不是依據他們的政治綱領去選舉他們，這大地上也許會少一些痛苦……應該先不去問他的外交政策方針是什么，而去問他對司湯達、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持什么態度?！盵21]反觀讀者接受角度，這就要求我們“發現文學經典的倫理價值，并且從文學經典中獲取倫理教誨，培養經典研讀和文學批評視野中的倫理意識”[22]，在這個雙向互動的過程中，文學積淀和美學追求幫助腦文本在疊加態中選擇那些符合人性美的倫理結構，經過語言文字的形式凝縮，把對歷史本質的真實認知從腦文本轉化為文學文本儲存下來。在布羅茨基身上，他的倫理選擇依據的標尺至少是因為以下兩個方面的因素。

其一，他的倫理觀由彼得堡城市的古典傳統塑造而成。尤其是“圣彼得堡的高尚和毀滅原則”[23]：彼得堡的涅瓦河、古希臘建筑群、中世紀教堂是布羅茨基學習高尚腦文本的現實來源，也是他一生取之不盡的藝術財富。70年代的美蘇之間，國境是不透明的，有冷戰的鐵幕，離開彼得堡便是一生的時光，布羅茨基此后關于“水”、關于“和諧”、關于“記憶”的美學背后全都是“老彼得”的影子，同時還有“老彼得摩擦，人民的兩肋”(“The sides of people/Are rubbed by Old Peter”)的創傷。

其二，一個詩人最終需要付諸創作，如果只有美德的倫理結構這還不夠，還需要找到貼合抒情的文體和語體。美德并不是能創作出杰作的充要條件，精妙的文體選擇、語體風格和詩體意識才能將倫理選擇的結果轉化為審美對象呈現出來。布羅茨基認為第一不能選擇的就是蘇聯文壇當時盛行的政治新聞體，他說：“政治之惡，永遠是一個壞的修辭家。一位個體的美學經驗愈豐富，他的趣味愈堅定，他的道德選擇就愈準確，他也就愈自由?！盵24]布羅茨基的邏輯結構是線性的——政治需要讓大多數人聽懂，因為它需要大多數人服從，所以它的語體必然庸俗沉悶，而詩歌是少數人的特權，它的語體必然充滿想象力，只有美學經驗豐富的人才能不被惡的趣味帶走，其倫理選擇才會越自主越明確。于是，當時布羅茨基的詩學里踐行了一種名叫“伊索式語言”(эзопов язык)的文體和范式，這是一種曲筆隱喻的寓言，一般程度的書籍審查官看不明白，高級的讀者才能體悟它的精髓?！耙了魇絼撟餍睦淼那疤崾?，想象中的書刊檢察官和意識形態審查人員，如何繞過或是騙過這個審查者，于是也就成了一個風格上的任務?！盵25]這種倫理觀念促進了一大批作家的寫作欲望，為了繞開克格勃(“КГБ”)，他們必須發展高超的風格。有學者指出“書刊審查制迫使俄國文學選擇伊索式語言作為一種突破方式，而伊索式語言又因此逐漸成為俄國文學的一種識別符號”[26]。

在倫理結構的形塑下，如果參考韋恩·布斯的修辭倫理批評對文本問題的三分法，我們也可以將文學腦文本分成三種：要求產生倫理的文本、對倫理進行反應的文本和違背倫理的文本。道德上必須面臨選擇的人(抒情主人公或者小說敘事者)會把各類對同一件事進行不同判斷的腦文本放到一起進行比對思索，最終的結果有可能遵循約定俗成的常識，也有可能為了一己利益違背道德，亦有可能是反對世俗規約而追求更高真理。謝默斯·希尼評價布羅茨基正是這第三種的杰出代表：“他將活在黑色字行后，活在其詩歌格律或散文論據的步速和巧妙中。如同里爾克的豹在黑色柵欄后的踱步，以從容不迫的姿態，去超越一切限制和結論?！盵27]

布羅茨基指出，文藝之所以會激勵對良好人格的崇拜，是因為一部經典的本質中一定包含著一種高尚的倫理模式，而這一模式又是迄今為止最有價值的去探究人類精神內核的方法。文藝恰恰是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反對強權統治弱者的，它超越時代限制的落腳點在于勸導人們向善。布氏認為“文學是社會所具有的唯一的道德保險形式，它是一種針對弱肉強食原則的解毒劑；它提供一種最好的論據可以用來質疑恐嚇民眾的各種說辭，這僅僅是因為，人的豐富多樣就是文學的全部內容，也是它的存在意義”[28]。布氏倫理選擇的一大原則就是尊重人與人的不同?？梢?，優秀的文學能夠在讀者的心中構建出一套正確的價值標準和精神目標，成為日后進行道德判斷的重要參考，是腦文本儲存良好范本的重要來源。而縱觀布氏的創作，不難得出結論，這個倫理標尺建立的時間顯得格外重要。一般來說，道德倫理觀的形成在時間上可追溯到一個人的嬰幼童年時期。

從學科交叉的視域來理解這一內容，一項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成果為腦文本的先在性提供了有力支撐。腦科學與神經科學一般認為人的大腦存在一個致力于閱讀的區域，正是這個區域為人類提供了語言的獨特技能。事實上，這種獨特的人類技能大約在5400年前就已發展起來，這一直困擾著科學家們：5400年前并沒有可供閱讀的物質材料文本，為什么大腦會產生一個專門用于閱讀的區域？最新研究發現，“神經元活動會引發血液動力的改變，可利用磁振造影來測量這些改變，從而實時跟蹤信號的變化，如在僅僅幾秒鐘內發生的思維活動或認知實驗中信號的變化”[29]。利用此方法，科學家們得出結論：“用于閱讀的大腦區域存在專門的大腦連接，而且這種連接對于某個個體來說在兒童學習閱讀之前就已存在?！盵30]也就是說大多數認知功能發生的大腦皮層具有專門用于閱讀、面部識別、語言理解的區域，而“視覺詞語加工區域”(VWFA)位于接收視覺輸入的區域中，并且與語言處理相關的大腦區域已經具有預連接，因此非常適合于發展閱讀。此外，盡管許多兒童在5歲前還沒有建立起VWFA，但這些聯系通過實驗測試被證明已經存在，已具有文本閱讀和語言學習的原始功能，科學家可以準確預測一旦孩子開始學會閱讀，VWFA將會出現在哪里。在腦科學領域，人腦控制的語言系統是學科的重要關注對象，其研究成果可極大地促進人類對大腦奧秘的探知。概言之，這一科學新發現為論斷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表明在閱讀學習之前，人腦就存在了某些與閱讀學習相關的連接，形成了一些最簡單的思維，而這并不是閱讀學習后的結果。筆者認為，這種雛形期的認知判斷的能力，可以將它理解為嬰幼兒在不識字、無法閱讀物質文本之前，由腦文本作用的結果。啼哭就是一種表現，“啼哭是嬰兒的一種發聲運動。通過啼哭，嬰兒的呼吸、吸吮和吞咽反射得到訓練，發音器官逐漸發育成熟，為人類高級語言的出現奠定物質基礎”[31]。

此結論對文學研究的意義可見于幼童期對人生成長軌跡超乎尋常的影響，很多作家的創作源泉都可以歸結為“早期匱乏”或者“早期過?！?，尤其是那些在人生前后階段倫理身份出現錯位、倫理結構發生變化的族裔流散作家，我們可以從作品的語義分析中尋找他們腦文本運行的蛛絲馬跡。接著舉證《我坐在窗前》的第三、四詩節，詩歌的抒情氣氛由激情走向緩和，語調由高亢轉入婉轉。

這兩個詩節中，情感上的刻意舒緩是詩人對腦文本進行檢定的結果，詞匯上的刻意舒緩是作為烘托結尾名句的寫作策略。從詞匯運用上看，由fear(恐懼)向著vanishing(消失)、nothingness(虛無)，由destroy(破壞)向著dud(無用)、flat(平坦)、plain(平原)、vain(徒勞)的轉向，證明了詩人同時處理大量名詞的能力?！氨说帽ぜ瘓F”的詩人萊茵(Evgeny Rein)曾教導布羅茨基：“如果你真的希望你的詩能奏效，形容詞的用量應該是最小的……在語匯的選擇上應盡量避免某些形容詞……應該盡可能用多量的名詞來填充詩節?！盵32]萊茵的理由在于，名詞的語調是最中立的，其所指腦文本是較穩定的，能指腦文本是較含混的，很利于表現詩歌的暗示象征。并且，名詞本身拒絕與二流詩人那種沒有想象力的痛苦合二為一，以便可以在自己的軌道上走得更遠，只有一流的詩人才能更好地引導和駕馭詩句中如此多名詞的存在。在這兩節中布羅茨基的語調中立虔誠，莊嚴而不顯露，帶有隱藏起來的隆重感。后來《巴黎評論》(TheParisReview)曾刊登過布氏與斯文·伯克茨(Sven Birkerts)的一次交談，布氏說他很喜歡在詩歌中模仿弗羅斯特的一件事，就是他隱藏的、控制的恐懼。

那么布羅茨基何以會在人生巨大的轉折點上如此冷靜不露激情地書寫？其實還是與腦文本的檢定有關。在離蘇赴美之前，布氏正處于倫理上的兩難困境，一面是祖國的血肉親情、父母家人和俄羅斯文學的偉大傳統，一面是必須強行離開這一切。到了美國，“布羅茨基非但沒有利用其受害者身份隨波逐流，與激進派為伍，而是立即就開始認真做事，當了密歇根大學的教師”[33]。赫爾瑪尼斯(A.Hermanis)也曾評價布氏的這種特點：“他就像一個外科醫生，用刀切割你的腹部，直視你的眼睛……無論你有什么幻想，布羅茨基都會讓你跟他們說再見……所以他達到了一種佛教般的冷靜?！盵34]應當說，在《巴黎評論》刊登的訪談中布羅茨基就表明了他的主要興趣點，他的興趣乃是時間的本質，就是時間“究竟能對人做出什么”，顯然他堅信時間的改變并沒有影響詩人內心的那個“實體”，文學在布氏的理念中成了與“時間原則”和“變形原則”相抗衡的最大力量。

糾纏態的檢定即是人腦對倫理范疇經過復雜的思索和激烈的斗爭之后對腦概念進行重組輸出的過程，是一種在腦中進行的善惡決斷?！段易诖扒啊返纳蛇^程進行到這里，詩人已經在腦中反復思考了時間與空間、變化與實體、荒誕與意義、生活與徒勞這樣的二元對立。而后，詩人會將腦中所構思的文字付諸紙面，以物質文本形態呈現。這是倫理選擇最艱難的階段，因為“選擇意味著在當下顯得令我們愉悅然而總體上有害的事物，與本身就有益于善的目的的事物之間做出決定……它包含著對當下的快樂的一個判定和處理：如果它總體上有害，(那么)放棄它”[35]。亞里士多德所言的快樂原則與倫理原則在人的大腦中發生對抗，詩人放棄了前者，因為后者原則最終對應了“善”。善是正確的欲望，確保實踐行動的道德標尺與正確的人性相一致，而最后做出的判斷則是在精神上一系列集中關注的結果。這些判斷將腦概念分解、重組并全面審視，確定以何種品質作為參照標準來進行抉擇，并真正訴諸為人之行動，最終的結果通常會在極快的一瞬間產生。

四、腦文本的本征態、語言功能與文學生成

在文學作品生成過程中，腦文本最終達到本征態是一個重要標志，腦文本的每一次變化都與作家的倫理結構形成相互制約的關系，它的本征態直接影響人的道德行為和精神追求，最終通過文學文本轉化出來?！段易诖扒啊吩谖?、六詩節表達了70年代初布氏渴望精神復歸與語言重建的抒情結局。

首先，詩人不僅闡明了對現實的抨擊，更著重刻畫了對置身黑暗時代的每個個體的擔憂，而其背后映射的正是人類在道德層面“學以成人”的過程。首先應注意到第五節中有兩個“波浪”詞語的一句，原文中為什么將wave和wavelike這個詞同時出現在一行里？“波浪”究竟在作者的美學觀念里占據什么地位？《小于一》中布羅茨基曾回憶在彼得堡的最初歲月：“從那條流向波羅的海的灰色、反射的河流和河流里偶爾一艘在急湍中掙扎的拖船，我學到的關于無限和禁欲的知識，要比從數學或芝諾那里學到的多?！盵36]可以說，波浪就是詩人兒時的美學記憶，波羅的海及其航道涅瓦河就是他美學啟蒙最初的天堂，波羅的海美學就是布氏倫理身份最初的最和諧的狀態，為他一生奠定了行為準則和審美準則?？梢娨粋€藝術家“與他應該屬于的空間、原來屬于的空間大有關系……每種藝術都有誕生的時刻，都有他生長生成的胎記和靈光，這靈光無法代替”[37]。

再者，從詩節的分布變化來看，詩人已經在激烈的斗爭后走入深思，回歸到最初涅瓦河“水之回憶”的童年腦文本當中?！巴陰缀跏撬腥硕茧y以忘懷的生命底色，也是形成心理結構、人格特征與價值趨向的精神搖籃?！盵38]我們可以直接在《一個半房間》《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水印》等隨筆作品中找到布羅茨基是如何謳歌水、謳歌威尼斯、謳歌涅瓦河、謳歌波羅的海的，這些記憶都與童年的“水”密切關聯。到了《我坐在窗前》的最后一節，他開始嘗試完成倫理秩序的重建。

此外，在“二流時代”里“全屬一流”的布羅茨基，他的靈魂始終是孤獨無靠的，但是他的孤獨是以環繞于記憶中的正義腦文本為底色的，歷史最終證明了布氏的正確。洛謝夫說：“除了懷舊的童年回憶和簡短而快樂的愛情之外，布羅茨基總是以一個外人的身份說話……他沒有家，沒有家庭……他是加繆筆下的存在主義英雄、到好萊塢黑色電影的獨狼偵探等一系列文學和電影角色的結晶?！盵39]可以說對于布氏來講，愛的替代品就是記憶：一個流亡者從他的母語中退縮，但將其母語和祖國凝結為不可隨意觸碰的精神內核放置于心中，然后義無反顧的流亡他國?；赝际系纳詈苡袀髌嫔?，但這個傳奇的浪漫成分很少，更多的是時代和社會的傷痕。

最后，布羅茨基一生文學觀念的核心可以說是一種對“人類行為準則”的呼喚，他認為這種準則不是來自社會而是來自文學，文學應該成為與“時間原則”和“變形原則”相抗衡的精神力量，而這一力量的堅實基礎是語言。布氏的全部創作都高度重視語言，他的祖國和民族是深深地與其語言聯系在一起的。他說：“(俄國)這個國家擁有一種能夠表達出人類心理最深層含義的、富有神奇變化的語言，擁有一種難以置信的倫理敏感度，它具備了建造一個文化和精神的天堂、一個真正的文明搖籃的所有條件。然而，它卻變成了一個單調的地獄?！盵40]俄羅斯與俄語的糾葛反復塑造了布氏一生的精神矛盾，可嘆《伊安篇》中柏拉圖稱詩人為“脆弱而不可馴的靈魂”，兩千多年過去它在布氏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驗證?！段易诖扒啊芬辉娮罱K用極為精妙的語言完成了其腦文本的輸出轉換，完成文學價值并使作者回歸倫理本征態。布羅茨基架起一道橋梁，繞過了數十年的物理時間與克格勃的“章魚觸手”(納博科夫語)，直接連接俄國古典詩歌與古希臘美學。這首反抗窒息的紀念品讓瀕臨窒息的布羅茨基難以分辨使其窒息的內外，哪個更“黑”。

綜上，布羅茨基在70年代的創作倫理體現了腦文本、文學文本與語言功能之間的本質聯系，他時刻提醒后來的作家，文學本質上存在著一個等級制，即是語言對高尚事物的尊敬以及對低下事物的鄙夷。他不斷地在多種場合里強調語言對個人靈魂的塑造，對社會正義的支撐，對國家倫理的規約，對民族根基的維系。他甚至將語言和文學定位為人類社會最重要的部分，是區別于其他所有物種的根本屬性。他指出：“文學是人的辨別力之最偉大的導師，它無疑比任何教義更偉大，如果妨礙文學的自然存在，阻礙人們從文學中獲得教益的能力，那么社會便會削弱其潛力，減緩其進化步伐，最終也會使其結構面臨危險?！盵41]布羅茨基強調語言基石對社會倫理秩序的強大支撐，這是西方文學批評傳統的一種延續。

腦文本與文學文本通過語言進行轉化。布羅茨基的特有價值正在于創造“布氏語言”的詩歌，在他那里，“詩歌是一股善的力量的絕對信念，與其說是有利于社會，不如說是有利于個人心智和靈魂的健康……他堅決反對任何把社會馬車放置在個人馬匹之前的觀念，反對任何把原創反應包裹在共同制服里的做法”[42]。布羅茨基指明了語言和文學比任何形式的社會組織都更為持久。本文即通過一首《我坐在窗前》，順著絲絲纏繞的倫理線最終解開了作者心中的倫理結。因此，布羅茨基講：“如果我們再做出倫理選擇，這些選擇與其說是基于直接的現實，不如說是基于源自虛構作品的道德標準?！盵43]布氏在詩歌最后完成了其腦文本的檢定，回到了它的美學理想本征態，堅守了他心中的道德理想。

腦文本還具有對歷史進程的見證和補償功能。因為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訴諸物質文本的內容最終都有可能消亡，唯有人類的記憶才是保留這些財富的最終手段。只要還有閱讀文學的人，只要還有獨立精神之個體，人類就會將偉大的物質文本轉化為腦文本進行儲存，哪怕這些記憶的形式是私人化的，但這些記憶中至少存留住了歷史的部分真實?！氨M管只有部分腦文本轉換成書寫符號，但是沒有轉換成書寫符號的部分仍然以腦文本的形態存在，因此沒有表達和省略的部分仍然可以在腦文本中找到?！盵44]只要將來有人再將它訴諸文字，抑或等到腦科學飛躍發展的那一天。

如今，中國學派研究腦文本的形成原因和腦文本的倫理維度，能通過作品的內部價值揭示作品外部的生成機制，腦科學與文學的跨界交叉正是腦文本對文學文本的學習、儲存、認知和選擇的過程。腦文本的倫理分析能夠幫助我們在這個(學術上可以挑戰而實踐上卻被保護起來的)世界中，去培養分析事物的敏感性，能夠“對文本中處于特定歷史環境中不同的倫理選擇范例進行剖析，對文學中反映的社會倫理道德現象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45]，能夠削弱人的片面絕對性，以達到個體在倫理上趨向健全的最終目標，即能在人類的交互行為中尊重自身及他人的不同本質，能夠從道德經驗和文學文本的學習中做出正確的人性選擇。

注釋：

[1] 聶珍釗：《腦文本和腦概念的形成機制與文學倫理學批評》，《外國文學研究》2017年第5期，第30頁。

[2] 蘇暉、熊卉：《從腦文本到終稿:易卜生及〈社會支柱〉中的倫理選擇》，《外國文學研究》2018年第5期，第57頁。

[3] 吳笛：《追尋斯芬克斯因子的理想平衡》，《外國文學研究》2014年第4期，第20～21頁。

[4] 聶珍釗：《論語言生成的倫理機制》，《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第100頁。

[5] 杜娟：《從腦文本談起——聶珍釗教授談文學倫理學批評理論》，《英美文學研究論叢》2018年第1期，第5頁。

[6] 聶珍釗、王永：《文學倫理學批評與腦文本：聶珍釗與王永的學術對話》，《外國文學》2019年第4期，第175頁。

[7] 聶珍釗：《腦文本和腦概念的形成機制與文學倫理學批評》，《外國文學研究》2017年第5期，第33頁。

[8] 毛信德：《20世紀諾貝爾文學獎頒獎演說詞全編 第4篇》，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0年，第28頁。

[9] 張連橋：《文學倫理學批評：腦文本的定義、形態與價值——聶珍釗訪談錄》，《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第86頁。

[10] 聶珍釗：《論腦文本與語言生成》，《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第119頁。

[11] 朱棟培：《量子力學基礎》，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2頁。

[12] [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蘇國勛，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80頁。

[13] [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蘇國勛，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81頁。

[14] [希]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廖申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350頁。

[15] [荷]斯賓諾莎：《倫理學》，賀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86頁。

[16] [美]約瑟夫·布羅茨基：《小于一》，黃燦然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第333頁。

[17] [美]約瑟夫·布羅茨基：《悲傷與理智》，劉文飛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第146頁。

[18] [美]約瑟夫·布羅茨基：《從彼得堡到斯德哥爾摩》，王希蘇、常暉譯，桂林：漓江出版社，1990年，第2頁。

[19] J.Brodsky,CollectedPoemsinEnglish,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0,p.46.

[20] 聶珍釗：《論腦文本與語言生成》，《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第115頁。

[21] [美]約瑟夫·布羅茨基：《悲傷與理智》，劉文飛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第53頁。

[22] 吳笛：《追尋斯芬克斯因子的理想平衡》，《外國文學研究》2014年第4期，第20頁。

[23] [美]哈羅德·布魯姆：《圣彼得堡文學地圖》，李巧慧、王志堅譯，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年，序言3。

[24] [美]約瑟夫·布羅茨基：《悲傷與理智》，劉文飛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第50頁。

[25] [英]列夫·洛謝夫：《布羅茨基傳》，劉文飛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9年，第150頁。

[26] 劉文飛：《俄國書刊審查制與俄國文學中的“伊索式語言”》，《俄羅斯學刊》2014年第5期，第69頁。

[27] [愛]謝默斯·希尼：《希尼三十年文選》，黃燦然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536頁。

[28] [美]約瑟夫·布羅茨基：《悲傷與理智》，劉文飛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第23頁。

[29] 郝靜漪、萬舒為：《對閱讀至關重要的大腦連接:MIT的一項最新發現》，《當代外語研究》2018年第2期，第106頁。

[30] Z.Saygin,“Connectivity Precedes Fun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isual Word form Area”,NatureNeuroscience,Vol.19,No.9,2016，p.1250.

[31] 聶珍釗：《論語言生成的倫理機制》，《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第94頁。

[32] I.K.Lilly,“The Metrical Context of Brodsky’s Centenary Poem for Axmatova”,TheSlavicandEastEuropeanJournal,Vol.37,No.2,1993,pp.211-219.

[33] [愛]謝默斯·希尼：《希尼三十年文選》，黃燦然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535～536頁。

[34] A.Hermanis,M.Bonnie,“The Poetry of Things Past”,AJournalofPerformanceandArt,Vol.32,No.1，2010，pp.23-35.

[35] [希]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廖申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xxix頁。

[36] [美]約瑟夫·布羅茨基：《小于一》，黃燦然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第3頁。

[37] 陳丹青：《陌生的經驗》，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87頁。

[38] 翟瑞青：《童年經驗和現代作家的文學創作》，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頁。

[39] L.Loseff,J.A.Miller,J.Brodsky，ALiteraryLife，New Haven，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p.139-167.

[40] [美]約瑟夫·布羅茨基：《文明的孩子》，劉文飛、唐烈英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第22頁。

[41] [美]約瑟夫·布羅茨基：《悲傷與理智》，劉文飛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第23頁。

[42] [愛]謝默斯·希尼：《希尼三十年文選》，黃燦然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533～534頁。

[43] [美]約瑟夫·布羅茨基：《小于一》，黃燦然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第21頁。

[44] 蘇暉：《學術影響力與國際話語權建構：文學倫理學批評十五年發展歷程回顧》，《外國文學研究》2019年第5期，第35頁。

[45] [美]約瑟夫·布羅茨基：《小于一》，黃燦然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第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