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英語在跨文化交際中的作用分析

朱 祥

（楊凌職業技術學院，陜西 楊凌 712100）

0 引言

中國英語的概念最早是由我國學者葛傳槼于1980 年提出的。 他指出，中國英語將規范性英語的國際標準與中國本土文化及其獨特的發音、詞匯、表達、語法、話語等方面融為一體，具有很高的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1］。 因此，中國英語兼具兩者特色，既具有規范性英語的共性， 又能夠體現出中國文化的內涵和特色，它是中外長期跨文化交際的產物。在跨文化交際過程中，中國英語在中華文化的傳播、民族自豪感的提升以及對西方文化霸權的抵制等方面都發揮著積極作用。從跨文化交際的角度來說，中國英語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而本文旨在從政治學和社會語言學的角度來審視中國英語及其在跨文化交際中的作用。

1 跨文化交際中的語言和力量

1.1 語言與權力的關系

自古希臘和羅馬時代以來，關于“權力”的研究和討論一直在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領域占據重要地位。 從柏拉圖到亞里士多德， 再到當代西方理論家， 主流觀點都將權力視為個人或組織影響或統治他人的能力?？傮w而言，權力理論主要關注主權和統治權，尤其是國家權力，它的重點一直是誰在發揮和行使統治權， 以及如何捍衛和鞏固其統治權。Michel Foucault 通過其話語權理論， 從全新的角度研究、反思和討論了權力問題，他說，“我們生活在符號和語言的世界中，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都認為，除了語言之外不存在真正的事物； 我們正在談論一種語言，我們正在用這種語言進行交談”［2］。 該理論聲稱，語言就是力量；語言是意識形態的物質形式，是社會控制的主要媒介；有話語的地方就有權力；權力是話語運作中的主導力量。受該理論的啟發，結合對社會歷史、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分析，對語言的研究已逐漸超出語言學的范疇。 例如，Norman Fairclough斷言，“我們必須尋求通過語言來維持權力的途徑，因為意識形態總是參與維護不平等的權力關系，并且通常通過語言來表達”，他說，“在現代社會，越來越多的權力是通過意識形態來行使的，更具體地說，是通過語言的意識形態運作來實現的， 語言可能已成為社會控制和權力的基本媒介”［3］。

1.2 跨文化交際的本質

通過跨文化交際，一方面，使得不同文化得以體現；另一方面，使人既能理解本土文化，又能領會外來文化。因此，跨文化交際的本質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進行交流、探尋知識和真理的行為過程。其中“具有不同文化背景” 可以指不同民族或不同國家；“進行交流”既意味著和平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也包括對抗、沖突甚至戰爭［4］。 正如Samovar 所指，跨文化交際應適應世界關系的變化［5］。 在跨文化交際中，英語國家和非英語國家的交流并不平等。在當今世界，英語是進行跨文化交際的首選，它是多元文化交流的媒介和載體。 由于英語國家控制著世界上最大的財富和最先進的科學技術， 所以英語話語權相當強大， 西方價值體系和文明模式在全球舞臺占據主導地位。在非英語國家中，人們只有培養扎實的英語交流能力， 才能更好地參與經濟全球化并更好地生存和發展。 英語全球化的結果之一是英語本土化，本土化過程實際上是一個再生過程，是英語與英語接受國本土文化的結合過程。從文化角度來看，東西方存在很大的差異， 我國很多方面的內容是不能直接翻譯成英語的，包括觀念、規范、食物、音樂形式、民族文化、生活方式等，因此，英語在中國不可避免地會受到中國語言和中國深厚的文化底蘊、 復雜的社會形態、悠久歷史的影響。 從理論角度來看，與其他國家英語（如印度英語、新西蘭英語甚至英國英語或美國英語）一樣，中國英語也應被視為國際英語家族的一員。

2 中國英語在跨文化交際中的作用

2.1 中國英語與中華民族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是指文化系統的狀態，即“其正常運行和持續發展的狀態， 以及文化利益不受威脅的狀態”［6］。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世界大國之間的競爭日益加劇， 這使得民族文化安全問題日益突出。2002 年9 月， 時任外交部部長的唐家璇在第57 屆聯合國大會上發言時強調， 安全問題不再是單純的軍事問題，而是涉及政治、經濟、金融、科技、文化等諸多領域［7］。 這是中國政府首次明確對外提出了中國的文化安全問題。 2014 年4 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主持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時， 首次建議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同時將文化安全列為當代國家安全體系的11 個要素之一［8］。文化安全同政治安全、軍事安全和經濟安全一起，已成為中國國家安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 所以確保文化安全就必須確保本國語言的安全。 英語是跨文化交際的通用語言，并得到了英語國家強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力量支持。當前，英語對中國文化安全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中文的交流表達權因英語的滲透而被弱化。隨著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發展，在中國大眾媒體中涌現出許多英文詞匯， 并滲透到中國社會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VCR、NATO、FIFA、OA、GDP、DIY、NBA、VCD、GPS、CPI、App、MOOC、5G、ATM、VIP、IQ、EQ 等，這些縮寫的英語詞匯甚至在國家出版物和官方文件中都已經廣泛使用。

另一方面， 英語的強勢導致平等交流概念的喪失。 Samue 曾說過，對于傳統社會的穩定而言，構成最大威脅的不是外國侵略，而是外國觀念的入侵［9］?？缥幕涣魇莾煞N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 也是本土文化與目標文化之間的交流， 這意味著交流的兩個主體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英語文化可以促進跨文化交流， 那么英語使用者也必須掌握中國文化；作為中國人，在文化交流中如果無法表達中國本土文化，就等同于被剝奪交流機會或權力，更不用說跨文化平等交流了。在這方面，有一些情況應該引起我們的警覺，例如，一些中國英語教師在教學實踐中非常重視理解和適應英語國家的語言和文化，卻忽略了中國文化的引入。根據第二語言習得理論中的語言遷移理論， 語言學習者的第一語言始終會對他（或她）的第二語言學習產生重大影響。但是，一些教師經?？浯髮W生英語習得過程中的負面遷移，甚至要求學生在英語課上“忘記”母語，以免受到母語的影響，最終導致英語教學中本土文化的丟失，這樣一來， 中國學生在未來的跨文化交流中也必將處于劣勢。

顯然，從交際能力培養的角度來看，一段時間以來中國英語教育高度重視英語文化交際的引入，而邊緣化了中國語言和文化。 對于廣大英語學習者來說， 從他人的角度看待世界只會導致他人的價值觀替代自己的價值觀， 這將使中國人在跨文化交際中逐漸失去獨立、平等的地位，最終對中國文化安全構成巨大威脅。為今之計，只有將英語與中國文化結合起來，才能使我們有資格進行跨文化交際；只有認同我們的本土文化并為之自豪， 才能使我們在平等的基礎上與他人交流。鑒于此，在跨文化交際中使用英語時， 我們不必盲目適應西方人關于中國文化的觀點或語言表達， 因為這將使我們被牢牢地束縛在西方式思維當中。相反，我們應該創建和使用具有中國特色的獨特英語表達方式， 在確保清晰度和可接受性的前提下，讓西方人更多地了解中國社會和文化，這無疑將有利于維護國家的文化安全。

2.2 中國英語與文化話語權

Joseph Nye 創造性地提出了“軟實力”的概念，即“通過吸引力而不是強迫來獲得想要的東西的能力。它源于一個國家的文化、政治理想和政策的吸引力”［10］。與傳統的“硬實力”相比，“軟實力”更為靈活、更具非強制性， 文化話語權就是一種典型的“軟實力”。

英語是當今世界的通用語言， 也是跨文化交際的主要媒介，英語文化話語權始終具有主導地位。同時，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高，盡管目前漢語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仍然有限， 但將來漢語也可能成為一種國際語言。在這種情況下，要凸顯中國的文化話語權，一個可行方案就是使用“中國英語”對中國文化進行對外傳播，在遵守國際英語規范的同時，“講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

當前，氣候變化、金融安全、網絡安全等已成為世界范圍內普遍關注的話題， 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 我們應該使用中國英語來表達中國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和全球治理的觀點和思想，并尋求外界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中國的民主與人權、新聞管理、民族與宗教、司法制度等問題一直受到外界的誤解， 我們應該使用中國英語更好地解釋我們的政策，說明立場，在列出問題的同時介紹我們的發展情況和成就， 并引導國際社會客觀公正地認識和對待這些問題。

2.3 中國英語和中華文化的對外傳播

跨文化交際應該是平等的，包括目標語言、文化的輸入和源語言、文化的輸出。隨著發達國家掌握國際文化話語權， 中國目前在跨文化交際中存在軟實力不足的問題。 隨著中國與世界雙向交流的不斷加深， 特別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國際地位的日益提高， 中國迫切需要介紹和傳播其杰出的文化和技術成就，以展現當代中國發展特色。2011 年，時任國家主席的胡錦濤同志曾指出，“我們應著重于向世界傳播中華文化， 形成與中國國際地位相稱的文化軟實力，并增強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 從那時起， 中國政府開始將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提升為一項國家戰略，并將其付諸實踐，開始了中國文化的國際化進程。

當前，中國文化的對外交流主要通過兩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是以孔子學院為主要載體進行對外漢語教學，截至2018 年，以教授漢語和傳播中國文化為宗旨， 我國已在154 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548 所孔子學院。隨著孔子學院數量的增多，漢語教育的國際影響力也不斷提高， 越來越多的外國人開始接觸中國文化和學習漢語。 孔子學院作為傳播中國文化的重要載體，近年來發展迅速，為中國文化的對外交流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第二種方式是公共外交，主要以文化外交的形式傳播中國文化。 公共外交是通過文化交流提升一個國家國際形象和國際地位的一種外交方式。傳統的公共外交以政府宣傳為主，但目前的公共外交具有更豐富的形式和內涵， 不僅涉及政府宣傳，還涉及很多個人、社會組織、非政府組織的活動。文化外交作為公共外交的主要形式，主要實現三個目標，即樹立國家形象、增強本國國際地位及擴大其國際影響力。在和平崛起的過程中，中國需要樹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爭取在國際舞臺上的話語權，并借助公共外交促進世界對中國外交政策的準確理解。文化外交不僅是公共外交的主要形式，還是中華文化對外傳播的重要載體， 在中華文化向外界傳播的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孔子學院為外國人學習中國語言文化和了解當代中國社會提供了平臺。 但是，在國際上，中文的接受度和影響力還無法與英語相提并論， 中國文化的對外交流主要以中國英語為媒介。另外，中國英語也是準確描述和介紹中國文化產品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這里的文化產品既指狹義的文化產品，即音樂、電影、工藝品等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產品，又指廣義的文化產品，主要體現在文化觀念、產品的文化底蘊等方面。從文化的角度看，許多中國文化產品是獨特的，缺乏相應的英語表達，因為東西方文化之間存在很大差異。因此，使用中國英語準確翻譯中國獨特的文化產品有利于中國話語的傳播、 中國與世界之間的有效交流以及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客觀、 理性地認識。 同時，在使用英語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充分表達自己的價值觀、 實際發展情況和對外交流中的基本立場，爭取相應的文化話語權。主動使用中國英語翻譯中國文化產品， 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繼承和發展中國民族文化的有效嘗試。

3 結語

英語全球化的結果之一是其本土化， 中國英語就是英語與中國本土文化相結合的產物， 中國英語以規范英語為核心， 表達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獨特之處。英語是當今世界的通用語言，是跨文化交際的首選語言，英語國家控制著國際交流中的話語權，導致非英語國家和英語國家交流上的不平等。 盡管中國不斷增強的綜合國力和不斷提高的國際地位表明，漢語將來可能成為另一種國際通用語言， 但目前漢語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仍然非常有限， 這使得中國英語成為加強中國文化與不同文化之間交流的必不可少的選擇。因此，推廣和使用中國英語對于確保中華民族的文化安全，彰顯中國的文化話語權，進行中華文化的對外傳播等，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