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期間馬列經典著作在國統區和淪陷區的翻譯及時代價值

王璐璐 李飛龍

（1.陜西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2;2.貴州財經大學 經濟史研究所，貴州 貴陽 550025）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經歷了一個漫長而又曲折的過程，逐漸成為中國社會各階層的主流思想。在此過程中，馬列經典著作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文獻記錄，也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傳播的載體和藍本，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呈現方式。毛澤東曾指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1]533因此，各個時期馬列經典著作的翻譯和出版工作，就顯得尤為重要。當前，國內學術界對于抗日戰爭時期馬列經典著作翻譯和傳播的研究，主要側重于陜甘寧邊區，而對國統區和淪陷區該問題的研究則較為薄弱。職是之故，本文擬就社會條件、主要類別、基本特點等問題，詳細討論全面抗戰期間馬列經典著作在國統區和淪陷區的翻譯，并總結其時代價值。

一、馬列經典著作在國統區和淪陷區翻譯的社會條件

全面抗戰時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使中共生存的外部環境發生了較大的改變，也為馬列經典著作的翻譯提供了不同以往的社會條件。在國統區，國民黨暫時放棄了對中國共產黨人的鎮壓，將主要精力轉而抵抗日本入侵，此時馬列經典著作可以得到一絲狹窄的生存空間。不過，國民黨也并不允許馬列著作文本在其控制區內自由地出版和發行，常常采取各種手段干擾和破壞。在淪陷區，日本侵略者對馬列著作的翻譯和出版工作更是肆無忌憚地取締和破壞，馬克思主義著作文本的翻譯和出版往往只能在租界中完成。

但是，國統區和淪陷區馬列經典著作的翻譯，并未因為國民黨的干擾和日本人的破壞而中斷，反而有了很大的發展。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延安的馬列著作翻譯呈現出繁榮之景象，并成為馬克思主義思想傳播的中心。[2]延安等革命根據地成為國統區和淪陷區馬列經典著作翻譯的堅強后盾?；蛘哒f，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國統區和淪陷區的翻譯事業才得以堅持和發展。

抗戰時期，國統區和淪陷區馬列經典著作的翻譯還得益于人才的保留?；蚴菫榱死^續進行革命斗爭，或是不能拋家舍業，一大批翻譯人才堅守在國統區和淪陷區。他們是郭大力、王亞南、郭沫若、周建人、張仲實、章漢夫、許滌新、鄭易里等。這些翻譯人才來自于各個領域，有的是具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留歐留美學生，有的是受過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的留蘇學生，還有的是具有相當理論知識水平的知識分子。他們具有很高的英語、日語水平，積極從事馬列經典著作的翻譯與傳播。

較為充足的翻譯經費也是國統區和淪陷區翻譯工作得以延續的主要條件之一。就經費來源而言，主要有盈利所得、社會捐贈、親朋支持、延安輸送等。盈利所得主要是通過書店、出版社發行的暢銷書等獲得一定的利潤，這是翻譯工作持續的常規來源。社會捐贈主要是利用抗戰形成的愛國氛圍，由企業家、行政人員、愛國人士等社會各界捐贈所得。親朋支持多是在出版時因資金不足，不得已找親朋解決。延安輸送是指各根據地也會通過中共地下黨來解決部分出版經費。多渠道的經費輸入，保障了國統區和淪陷區馬列經典著作的翻譯。不過，即便如此，經費不足問題仍是困擾翻譯的重要因素。

當然，國統區和淪陷區馬列經典著作的翻譯，還需要依托一些特殊的據點，比如三聯書店的前身，生活書店、新知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因此，國統區和淪陷區的進步書店和出版社，便成為馬列經典著作翻譯的重要據點。

二、馬列經典著作在國統區和淪陷區翻譯的主要類別

就抗戰時期而言，馬列經典著作主要涉及哲學、經濟學、科學社會等領域。

（一）馬列哲學著作翻譯出版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領域，主要成員包括艾思奇、張仲實、錢亦石、章漢夫、錢俊瑞、何干之、胡繩、金仲華、茅盾、胡風等。他們翻譯和出版了大量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哲學著作，最主要的是《費爾巴哈論》和《德意志意識形態》等。1937年底，由張仲實翻譯的《費爾巴哈論》在生活書店出版，該書包括《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末日》（后改譯“末日”為“終結”）《原序》《費爾巴哈論綱》，還收入了當年蘇聯《真理報》為紀念費爾巴哈逝世六十五周年的兩篇文章：《偉大的哲學家》和《費爾巴哈與新興哲學》，它們介紹了費爾巴哈的生平和時代背景，有助于讀者加深對恩格斯原著的理解。[3]

1938年11月，郭沫若翻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出版，此書早在20年代末就已譯成并交與神州國光社，后終以言行社的名義得以出版。郭沫若根據1924年德文版《馬恩文庫》第一卷譯出的這一著作，包括《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序言和第一章的內容?？傋謹迪喈斢诤髞硎杖搿恶R恩全集》第三卷中《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百分之五。同時，上海珠林書店也出版了大量的馬列哲學著作。如克士譯的《德意志觀念體系》，這是周建人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的開頭部分。還有《中國問題評論集》，從內容來看，該書與《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一書的第二章相同，即馬克思恩格斯在《紐約每日論壇報》上發表的關于中國的17篇論文。此外，言行社又把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重新排印出版，亞東圖書館還出版了郭和譯的《論猶太人問題》。這些譯著和編著的出版，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普及與教育，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二）馬列經濟學著作翻譯出版

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領域，中國共產黨積極主張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中國化，希望建立自身獨立發展的“中國經濟學”，因此關于馬克思等人的經濟學著作倍受關注。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在上海問世的《資本論》全譯本。1937年上海淪陷以后，在日本尚未占領租界以前，上海的公共租界被稱為“孤島”，留在上海的進步人士和出版界，不顧日本侵略者的迫害，仍堅持出版了《資本論》全譯本。該書的譯者為郭大力和王亞南，由讀書出版社出版。根據德文底稿，經過兩人的不懈努力，1938年8月31日，《資本論》第一卷正式印出；9月15日，第二卷接著出版了；9月30日，《資本論》第三卷又送到了讀者手中。郭大力和王亞南合譯的《資本論》，不僅是第一個完整的中文全譯本，而且是在中央編譯局成立之前近三十年的時間內，唯一的一部全譯本。譯文的質量也大大超過以前所有的中譯本。[4]311

《資本論》中文全譯本出版以后，郭大力又把原有的附錄部分翻譯出來匯集成書，作為《資本論通信集》，于1939年由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這本書收編了25封馬克思、恩格斯關于《資本論》的書信，包括恩格斯的《〈資本論〉評述》、馬克思的遺稿《評瓦格納〈經濟學教程〉》以及恩格斯的遺稿《〈資本論〉第三卷補》，等等。1940年，讀書生活出版社緊接著出版了郭大力的《〈資本論〉補遺勘誤》一書。這個小冊子開頭收入彭迪生發表在《理論與現實》上的《資本生產物的商品》，接著是分卷按頁、行順序排列的勘誤表。

此外，張仲實還根據俄文版翻譯了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1941年出版）。這個譯本所包括的俄文版主編阿多拉茨基加的注釋及附錄《新發現的群婚場合》等，都是過去的中譯本中所沒有的材料。另，章漢夫、許滌新合譯的《恩格斯論〈資本論〉》（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西流（濮德志）譯的《勞動價值說易解》（即《工資、價格和利潤》，亞東圖書館出版），也是這一時期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譯作。

（三）科學社會主義著作翻譯出版

在科學社會主義著作方面，主要有《法蘭西內戰》《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唯物史觀的書信》《法蘭西階級斗爭》《英國工人運動》《社會主義入門》《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等。這些馬列科學社會主義著作，有些是在延安出版后，傳入國統區和淪陷區的，有些是在國統區和淪陷區再版的。

《法蘭西內戰》的第一個版本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由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吳黎平和張聞天（署名劉云）合譯的，1938年11月在延安解放社出版，該書收入6篇文章。同年11月，該版本又在武漢，由中國出版社作為“馬克思恩格斯叢書”重印。重印時改橫排版式，并將注釋改為腳注，由新知書店發行。1939年2月，重慶新華日報館又把解放社的版本重印，在大后方廣泛發行。同年3月，中國出版社再次重印了這個印本。[5]與此同時，郭和翻譯的《法蘭西內戰》于1939年4月15日，在上海海潮社出版。該書除《法蘭西內戰》《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關于普法戰爭的第一篇宣言》外，在附錄部分還收入了馬克思于1871年4月寫給庫格曼的兩封信和《巴黎公社的宣言》等有關巴黎公社的內容。海潮社在1940年11月又把它重新出版，書名印為《巴黎公社》。解放區吳黎平和張聞天合譯的《法蘭西內戰》，以及國統區郭和翻譯的《法蘭西內戰》交相呼應，共同成為抗戰時期民眾的精神食糧。

1938年9月，中國出版社出版了《共產黨宣言及黨章》，其中的《宣言》是成仿吾、徐冰合作翻譯的。后面黨章部分，刊印了中共“六大”提出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聯共十七大通過的《蘇聯共產黨（布）黨章》和共產國際六大通過的《共產黨國際章程》。1940年5月，在淪陷后的上海，又出版了丁宗恩編譯的《論弱小民族》一書。在這本書的《論印度》標題下，收入了馬克思的《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和《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兩篇文章。

除上述的馬列哲學著作、馬列經濟學著作、社會科學主義著作之外，國統區和淪陷區還翻譯了馬列文藝著作、馬列軍事著作等。如鄭易里譯的《〈資本論〉的文學構造》，亞東圖書館出版的趙季芳編的《恩格斯等論文學》。

值得注意的是，國統區的中國出版社還大量翻印了延安出版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全面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由南京遷往武漢，此時新知書店在照舊出版原有書籍的同時，還用中國出版社的名義出版了大量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具體由延安的凱豐負責編審稿件，通過單線聯系交給新知書店總經理、地下黨員徐雪寒，利用知心書店的資金和干部，借助中國出版社之名義出版。所以，經常出現中國出版社和延安解放社幾乎同時出版同一個譯者、同一個譯本的馬恩著作了，上述提及的《法蘭西內戰》即是證明。此外還有，1938年6月，延安出版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當年11月，中國出版社就在武漢把它重新出書了?！豆伯a黨宣言》1938年8月在延安出版，當年10月中國出版社又在武漢重印發行?！恶R恩論中國》，中國出版社在先，解放社在后，分別是1938年的3月和5月出版。[4]317從國統區大量翻印了延安出版的馬克思主義著作來看，解放區、國統區、淪陷區并不能截然割裂，三者之間人員、書籍的交流從未停止過。

三、馬列經典著作在國統區和淪陷區翻譯的基本特點

與歷史上其它時期的馬列經典著作翻譯相比，全面抗戰時期國統區和淪陷區的馬列著作翻譯具有鮮明的特色，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中國共產黨是翻譯出版工作的組織領導者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下的先進政黨，自建黨以來，就一直重視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宣傳。全面抗戰時期，國共合作，一致對日，中國共產黨在各根據地，尤其是陜甘寧邊區，有了一塊穩定的后方，從而使得有組織、有計劃的翻譯和出版馬列著作有了實現的可能。1939年，中共中央發布《關于宣傳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要堅持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出版翻譯馬列主義書籍。當然，在國統區，中國共產黨對出版工作的方針有所變通。對留在國統區的出版工作人員，周恩來親自指示他們，執行黨中央規定的白區工作“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總方針，并具體部署了第一線出版機構（態度比較鮮明）和第二線出版機構（保護色比較多），以適應新的斗爭環境的需要。同年6月，中共中央還成立了出版發行部，由李富春兼任部長。1942年，出版發行部改為中共中央出版局，由博古任局長。9月，成立新華書店，負責馬列著作和黨報黨刊的發行工作。出版局和新華書店的建立，成為國統區和淪陷區馬列著作翻譯工作的重要保障和后盾?？梢哉f，國統區和淪陷區的馬列著作翻譯工作，是在中國共產黨有組織有計劃的領導之下開展的，黨的領導是翻譯工作取得可喜成績的最重要保障。

（二）對馬列經典著作等進步革命書刊采用偽裝發行的方式

在國統區和淪陷區，翻譯工作者需要采用偽裝發行的方式來應對國民黨的干擾，以及日本人的破壞?？箲鸪跗?，國民黨尚能對馬列著作的翻譯和傳播，采取相對寬松的政策。但是，進入抗戰相持階段以后，國民黨的態度就發生了很大變化，相繼頒布了《戰時圖書雜志原稿審查辦法》《修正抗戰期間圖書雜志審查標準》，將“惡意詆毀及違反三民主義與中央歷來宣言、綱領、政策者”，視為反動言論。[6]加上之前秘密頒布的《共產黨問題處置辦法》《異黨問題處置辦法》等文件，嚴禁馬列經典著作的翻譯與出版。

在嚴厲的查禁政策下，馬列主義翻譯者采用了一些機智靈活的方式來應對。比較常用的方式是，借助于系列“叢書”的發行，將馬列主義著作隱藏其中?！豆蛡騽趧优c資本》在抗戰前曾有過一個譯本，不過抗戰時已經脫銷，為了滿足民眾對馬列著作之需求，沈志遠又重新翻譯了《雇傭勞動與資本》，并隱藏在“世界名著譯叢”之中發行?？箲鹌陂g，生活書店出版的類似“世界名著譯叢”之類的，還有“青年自學叢書”“戰時大眾知識叢書”“戰時社會科學叢書”和“中國文化社叢書”，等等，共12種。除叢書外，生活書店還出版了《理論與現實》《戰時教育》《全民抗戰》等7種雜志?！皡矔焙碗s志中就含有大量的馬列主義著作。如1939年4月15日創刊的《理論與現實》是包括哲學、政治、經濟、歷史、文學等綜合性的學術性雜志。該雜志的第2卷第1期就曾經發表了彭迪生譯的《資本生產物的商品》，這是蘇聯《布爾什維克》雜志上刊登的馬克思未發表之遺稿。

抗戰期間，經由中共黨地下書店和其他進步書店，以及翻譯者共同努力，先后出版了《費爾巴哈論》《拿破侖第三政變記》《德國的農民革命》《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斯大林言論選集》《論反對派》等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在國民黨統治的機關刊物《群眾》周報，蘇商的《時代》雜志上也刊載了斯大林的著作、命令和演說，如《論紅軍的三個特點》以及1914年7月3日斯大林的演說詞等。[7]

（三）密切結合革命斗爭實踐的需要

全面抗戰時期，馬列經典著作的翻譯工作，首先是深刻全面認識國情的需要。為了科學和理論地認識中國社會和中國國情，需要翻譯和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論述東方國家“為什么革命”“怎么革命”“革命為了什么”等問題。如《列寧斯大林第三國際論中國》《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論弱小的民族》等。同時，翻譯工作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需要。延安時期是馬克主義中國化成熟時期，并逐漸發展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成為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這就要求馬克思主義者必須了解和學習馬列主義著作，進而催生了馬列經典著作的翻譯工作。當然，翻譯工作還是培養干部和教育黨員的需要。為了培養軍事人才，抗戰時期翻譯了大量的軍事理論著作，如《歐洲軍隊》《論軍隊》《恩格斯軍事論文選集》等。對黨員的階級教育和黨性教育，亦促使大量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發行與傳播。

四、在國統區和淪陷區翻譯馬列經典著作的時代價值

全面抗戰時期，國統區和淪陷區的馬列經典著作翻譯工作，不僅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范圍，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而且為當今中國共產黨人初心教育提供了范本。

（一）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范圍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集中于各割據的根據地；全面抗戰爆發以后，馬克思主義在抗日根據地有了廣泛的傳播。不過，國統區和淪陷區的民眾對馬列著作也有強烈的訴求，這就催生了該區域內馬列著作的翻譯與發行。隨著馬列經典著作在國統區和淪陷區的翻譯和發行，馬克思主義思想就在國民黨控制區和日本人控制區傳播開來，從而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范圍。

馬克思主義思想傳播范圍的擴大主要體現在：第一、傳播區域的擴大。比較而言，中國共產黨的控制區要遠小于國統區和淪陷區，國統區和淪陷區傳播可以將馬克思主義推向全國；第二、傳播受眾的增加。直至抗戰勝利完成，根據地的人口才達到一億，只占全國總人口的一部分。在國統區和淪陷區傳播馬克思主義，可以將馬克思主義思想惠及全中國民眾；第三、城市居民的認可。中國共產黨的根據地主要集中于農村，而經濟的中心則在城市，在國統區和淪陷區傳播馬克思主義，可以獲得城市居民的認可；第四、知識分子群體的延伸。雖然大批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已經奔赴延安，但仍有大量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大知識分子仍滯留在國統區和淪陷區，在該區域傳播馬克思主義，有助于與知識分子建立廣泛的聯系。

馬列經典著作在國統區和淪陷區的翻譯和傳播，也為解放戰爭，以及解放以后的政權接管提供了思想基礎。中國共產黨要想取得戰爭的最終勝利，必須獲得絕大多數民眾的支持。毛澤東曾指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盵1]511所以，在解放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積極開辟第二條戰線，目的就是為了爭取國統區內民眾的認同。而全面抗戰時期馬列經典著作在國統區內的傳播，是解放戰爭時期第二條戰線得以順利推進的重要原因。初受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的國統區民眾，對中國共產黨持開放，甚至歡迎的態度。全國解放以后，中國共產黨開始接管和建設城市，受到了城市居民的歡迎，亦與抗戰時期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傳播密不可分。

（二）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

在國統區和淪陷區翻譯馬列經典著作，推動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是邏輯嚴謹、自成系統的偉大理論，它的產生是吸收各方面的優秀知識，并在長期修正和完善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的。全面抗戰時期，正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出之時段，也是馬克思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的形成階段。為什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在全面抗戰時期提出？為什么毛澤東思想在全面抗戰時期走向成熟？原因可能很多。但是，馬列經典著作的理解、吸收和消化，無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而這份功勞也必須有國統區和淪陷區的翻譯者一份?？梢哉f，在國統區和淪陷區堅持翻譯馬列經典著作，傳播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國統區和淪陷區翻譯馬列經典著作，直接推動了馬克思主義走向民間，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馬列經典著作不是關在籠子里的理論，而是與普通民眾的思想、生活、生產密切相關的智慧結晶。全面抗戰時期，根據地的民眾通過各種方式，已經對馬列經典著作有所了解，但是國統區和淪陷區的民眾同樣有了解和學習馬列經典理論的需求。在國統區和淪陷區翻譯馬列經典著作，正好迎合了該區域民眾之訴求。馬列經典著作通過“叢書”、報紙、刊物等各種媒介傳播開來，直接推動了馬列經典著作走向民間，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重要路徑。

在國統區和淪陷區翻譯馬列經典著作，還是馬克思主義走向實踐的重要形式，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實踐邏輯。馬克思主義理論從創立開始，就與具體的實踐緊密結合在一起，理論是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理論又指導于具體的實踐。法國出現的巴黎公社，俄國出現的蘇維埃政府，都是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下進行的。在中國，同樣需要馬克思主義去指導具體的實踐。在國統區和淪陷區翻譯馬列經典著作，就是為了指導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因為馬克思理論中的民族理論，半殖民地理論，是指導中國人民與日本侵略者堅持斗爭的有力武器。馬克思指出：“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盵8]實踐證明，馬列經典著作就滿足了國統區和淪陷區民眾的訴求，從而保證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走向實踐。

（三）提供了中國共產黨人初心教育的范本

全國抗戰時期，馬列經典著作的翻譯工作，堪稱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初心教育的范本。把延安出版的馬列著作及黨報黨刊的樣本和紙型運往西安、重慶、桂林和香港等地翻印，主要是靠地下交通或者順路往返的地下工作者帶送。在運送過程中，困難重重，如果沒有共產黨人的初心，也很完成這樣的壯舉。郭大力在翻譯《資本論》全譯本時，就在書店的一間平房之內，僅有一桌一凳一床的斗室，堅持翻譯了半年之久。生活書店各分店支店大部被國民黨封閉以后，擔任書店經理的徐伯昕曾經越過重重封鎖，秘密到達上海，遍訪有聯系的作家、譯者，鼓勵他們繼續堅持寫作和翻譯，準備迎接抗戰的最后勝利。如果沒有對共產黨主義的理想信念，郭大力和徐伯昕就無法堅持下來。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第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個初心和使命是激勵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盵9]在國統區和淪陷區進行馬列經典著作的翻譯，往往要付出更多的辛苦和汗水，甚至是生命。從這一點來看，這批從事馬列經典著作的翻譯者，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他們是為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時代楷模，堪稱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初心教育的范本。

總之，全面抗戰時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國統區和淪陷區的馬列經典著作翻譯出版取得了可喜的成績，陸續翻譯了大量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著作，以及科學社會主義著作。這項工作不僅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范圍，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而且為當今中國共產黨人初心教育提供了范本。時至今日，當我們回首這段歷史時，仍不免為他們的理想及奉獻、犧牲精神所動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