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兒童”的生存困境與精神救贖
——評塞林格的“格拉斯家族傳奇小說”

李 健

(安徽機電職業技術學院 公共基礎教學部，安徽 蕪湖 241002)

從《逮香蕉魚的最佳日子》(1948年)、《抬高房梁,木匠們》(1955年)、《弗蘭妮》(1955年)、《祖伊》(1957年)到《西摩:小傳》(1959年)和《哈普沃茲16,1924》(1965年)，作家杰羅姆·大衛·塞林格的這些作品都始終圍繞著格拉斯家族(The Glass Family)而展開,文學評論界則把這些小說統稱為“格拉斯家族傳奇小說”。與塞林格的成名作《麥田里的守望者》相比，學界對“格拉斯家族傳奇小說”的研究無論是在深度還是在廣度上都較為欠缺，相關研究大都聚焦于小說的敘事結構以及小說文本所體現的酒神精神、女性覺醒等內容。[1-3]鮮有作者從格拉斯家族“智慧兒童”的生存困境和精神救贖的角度去解讀文本。鑒于此，本文擬聚焦格拉斯家族主要“智慧兒童”的生存困境，深入分析產生困境的根本原因，細致解讀“智慧兒童”在精神救贖的探索實踐和發展傳承上的主要特征，為解讀“格拉斯家族傳奇小說”提供一個新的研究視角，以進一步豐富對該小說的相關理論研究。

一、“智慧兒童”的生存困境

塞林格筆下的格拉斯家族成員共有西摩、巴蒂、波波、沃特、維克、祖伊和弗蘭妮等兄妹七人，他們自幼就擁有異于常人的智慧，都先后參加過著名的“智慧兒童”電臺節目，文學評論界則將西摩等七人稱為格拉斯家族“智慧兒童”。在童年時期，隨著“智慧兒童”電臺節目在美國東部海岸的廣泛傳播，一方面他們被當成才智偶像而受人膜拜，另一方面，他們被視為“怪胎”而飽受非議；成年后，他們大都為“智慧兒童”的虛名所累，與現實社會格格不入，并未成為常人所期待的社會精英?？v觀這些智慧兒童的發展歷程，他們大都在某個階段甚至在整個人生都經受著嚴重的精神危機的折磨，與生俱來的超常智慧和敏銳洞察力并未助其成就輝煌人生，給予他們更多的是他人的冷眼嘲諷、虛名的外在困擾和多重的困境折磨。

在“格拉斯家族傳奇小說”中，塞林格重點書寫的是西摩、巴蒂、祖伊和弗蘭妮等四人， 格萊西爾認為,以西摩為代表的“智慧兒童”的生存困境，根源于在異于常人的智慧和驚人的洞察力基礎上形成的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和人文主義三重雜合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4]首先，天賦異稟的智慧和異于常人的洞察力使賽林格筆下的“智慧兒童”能輕而易舉地看清美國現代社會中無處不在的“假模假式”和虛偽冷漠，使其對社會現實不再持有簡單、多情和浪漫的幻想，而對現實世界虛假體面下的物質觀念和價值觀念進行著最真誠和最直接的批判，體現出了濃厚的現實主義特點；其次，這些“智慧兒童”從不簡單篤信任何教條，卻對神秘的東方禪宗、吠檀多不二論和中國道教饒有興趣，因為他們相信神秘而質樸的東方哲思是生活在物欲橫流社會中的現代美國民眾所內心期許但卻始終無法真正掌握與駕馭的思想之源，他們在精神信仰上的積極探索與追尋，體現出了樸素的自然主義特點；再次，“智慧兒童”們大都心懷普度眾生和教人向善的救贖理想，在完善他人價值體系、優化社會準則以及緩解社會異化分離等方面積極尋求改進之道，對遙不可及的超自然力或傳統的教堂儀式毫無興趣，體現出了鮮明的人文主義特點。格拉斯家族“智慧兒童”在以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和人文主義為核心的價值體系的引領下，在精神信仰上追求最為質樸的哲學思想，在道德體系上遵從常人無法企及的超高標準，在現實生活中執行最為嚴格的行為準則，在精神追求上秉承守望與救贖他人的理想信念，他們對小說中美國現實社會的虛偽冷漠和異化疏離予以最真誠的譴責，對傳統宗教儀式的矯揉造作予以最直接的批判。然而，出于對現實世界的深刻認知，對無法改變現狀的無奈憤怒和對守望救贖的盲目執著，使他們在虛幻的精神追求和救贖守望的道路上漸行漸遠，與社會日益異化疏離，深陷于理想與現實的生存困境中無法自拔，成為他人眼中的“精神分裂者”。作者賽林格將自己畢生追求但卻無法實現的救贖理想借助筆下的“智慧兒童”藝術地呈現在讀者面前，但其自己亦深知，面對二戰后令人窒息的社會現實，“智慧兒童”式抑或“麥田”式的救贖與守望也僅是其理想的文學化呈現而已。

二、“智慧兒童”的精神救贖

在“格拉斯家族傳奇小說”中，西摩、巴蒂、祖伊和弗蘭妮等“智慧兒童”均嘗試與自己、與他人、與世界和解，試圖化解自身危機與困境，其救贖模式既一脈相承，又各有不同。西摩在宗教信仰和藝術創作中積極尋求救贖之道，最終以殉道式的自我犧牲去維護信仰的純粹與自身的圣性，他的救贖探索具有強烈的悲劇色彩；巴蒂極力在精神上與西摩合二為一，堅定地傳承實踐著西摩的救贖理想，迷惘孤獨地尋求內心的寧靜；祖伊和弗蘭妮則努力在平凡的現實生活中尋找圣跡，務實地尋求和解之道。

(一)西摩：悲情的探索者

西摩在《逮香蕉魚的最佳日子》里第一次走進讀者的視線，但其人生經歷、宗教觀念、精神追求和藝術成就則在《抬高房梁，木匠們》和《西摩：小傳》中才真正為讀者所熟知。在賽林格的筆下，他被描繪成一位虔誠純粹的圣人和極具天賦的詩人形象，擁戴著圣人和詩人的光環，西摩的藝術生命在“格拉斯家族小說”中是短暫而悲慘的。西摩很小就意識到自己在智慧與洞察力上的與眾不同，自幼年開始便積極思考沉重的精神信仰等話題，他畢生渴求兒童世界特有的純真、美好和正直，追求純粹、完美的精神信仰，致力于在東方禪宗、吠檀多不二論和道家思想中尋求精神救贖之道。在自我救贖的同時，西摩還一直致力于影響和改變他人，如同賽林格筆下的霍爾頓一樣積極承擔守望他人的重任。西摩在巴蒂、祖伊和弗蘭妮的成長中扮演著重要的領路人角色，他是格拉斯家族“智慧兒童”眼中令人崇拜的至親導師[5]，是巴蒂“所知曉的、對哪怕是一點虛榮都嗤之以鼻的人”[5]。

同時，西摩還極具藝術天賦，11歲便開始詩歌創作，[5]以嘔心瀝血的創作態度在短暫的藝術生命中共創作了184篇詩作，巴蒂曾對西摩的藝術成就給予高度評價，認為西摩是那種有能力創造美并身體力行的真正藝術家，是集才華、個性與原創性于一體的極少數美國詩人之一，其作品既真誠質樸，又感性深沉，在潛移默化中教人向善、提升品格。作為虔誠純粹的圣人，西摩會為自己的良心是否向善而憂慮重重，苛求自己和他人必須遵守嚴格的行為準則。[5]作為多愁善感的詩人，西摩努力將精神救贖的理想融入所創作的每個詩篇，試圖通過藝術創作去化解自身的精神危機，進而點化、守望他人，完成守望救贖的重任。

在現實中，美國民眾在二戰中遭受的巨大傷痛同樣也給西摩留下了難以愈合的心理創傷，與妻子穆里爾六年失敗的婚姻以及兩年流浪之旅的見聞感受令其備受煎熬，背負“精神分裂者”和“同性戀者”的身份標記更令其備受打擊，此外，其試圖通過極端的信仰修行和多產的藝術創作去化解危機的救贖實踐也同樣沒有達到理想的預期，疊加否定效應使其陷入自我否定和自我毀滅的反復糾纏之中。在含淚憶起德國詩人里爾克的兒童詩歌以及妻子穆里爾所讀成人德文詩集之后，[4]西摩發現自己唐吉歌德式的救贖理想業已瀕臨幻滅邊緣，此時，其一直以來致力維護的內心期許與殘酷的社會現實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對立得以終極激化，不同的是《麥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爾頓在短暫的醒悟后又進入了無休無止的迷惘困頓之中，[6]而西摩則懷揣著對人性美好的最后期許和對無法改變現狀的失望與憤怒，選擇了以自我毀滅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短暫的藝術生命，具有強烈的殉道式的悲劇色彩。其實，西摩就是作者塞林格自己的化身。面對小說中20世紀50年代美國物欲橫流、精神空虛的社會現實，塞林格寄希望于通過筆下的西摩去尋找自我救贖和守望他人的現實路徑，然而，如同妄想憑借一己之力去拯救跌落懸崖下成人世界的兒童的霍爾頓一樣，這樣的救贖和守望從本質而言是脫離現實的虛妄之舉，注定以失敗而告終。

(二)巴蒂：孤獨的實踐者

在文學作品中，敘事者在敘述他人故事的同時，也在潛意識中敘述自己的人生經歷，作為西摩故事的敘事者，巴蒂也總是在無意中向讀者透露自己的生活經歷與人生哲學。巴蒂現為紐約州北部一所女子大學英語系的兼職教師，[5]時常對沉悶無聊的教學工作感到失望。[1]他也曾同西摩一起參加過著名的《智慧兒童》電臺節目，成年后與西摩同期服兵役，調侃自己是“虎頭蛇尾將軍喬治·菲爾丁”[5]，在精神信仰和藝術追求上，西摩給巴蒂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巴蒂從小堅信自己是一個“魅力四射、才華橫溢、稱得上是鶴立雞群的家伙”，相信自己長大后一定能向西摩一樣成為一個“頂級作家”[5]?，F實中的巴蒂如同西摩一樣也是一個孤獨而飽受非議的另類存在，曾被謠傳一年之中有一半時間在寺院念經誦佛，另有一半時間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療，甚至經常收到來自讀者祝早日康復之類的書信卡片。[5]受西摩的影響，巴蒂對精神世界的追求和對知識的渴求也是自然而真摯的，時常擔心自己會因為貪圖物質享受而成為虛情假意之人。西摩的突然離世給巴蒂帶來無盡的傷痛，巴蒂認為自己有責任以文字的形式向世人還原兄長的人生經歷、宗教信仰和藝術追求的真實面目，消除他人對兄長“精神分裂者”和“同性戀者”身份標簽的誤解，因為在其內心深處，巴蒂將自己與西摩等同起來，強調自己是帶著“幸福、驕傲與堅忍的情緒撰寫兄長的傳記的”[5]，僅“幸?！被颉靶腋８小币辉~就在文本中出現34次之多。巴蒂深知西摩選擇自殺的根本原因在于面對戰爭給世人帶來的傷痛以及他人的誤解，作為追求極致的完美主義者，他無法容忍畢生實踐的理想信念在現實世界竟毫無用武之地，故自我毀滅是其維護自身美好的唯一選擇。

在巴蒂的道德體系深處，西摩所留下的種源依舊美好純潔且強大無比，每當其有不能承受之重，總會以兄長為榜樣，時常以“做西摩的弟弟不是白做的”來自我勉勵，他視自己為西摩未竟使命的傳承者，孤獨而堅定地繼續承擔著守望和救贖他人的重任。在《西摩：小傳》結尾之際，雖不愿面對女子學院24位度假歸來的“問題”女生，但帶著傳承兄長遺愿的使命，依然坦然地走進授課教室，發現這些女孩雖然有著與身份不符的言行舉止，也存在或這或那的學業與生活問題，但從本質而言和自己的妹妹波波以及弗蘭妮沒有任何區別，都應成為被其守望的姐妹，故在結尾之際，他反復強調，此時此刻除了307教室他哪兒也不想去，[5]類似的頓悟在小說文本中曾多次出現。如果說西摩是救贖理想悲情的探索者，那么巴蒂就是救贖理想堅定的實踐者，他傳承并努力實踐著西摩有關精神救贖的一切理念，雖同樣深陷生存困境，但面對救贖理想與現實世界的矛盾沖突，他并未像兄長一樣選擇自我毀滅，而是以實際行動堅定地延續著兄長的未竟使命，在救贖他人和自我救贖的道路上孤獨前行。

(三)祖伊和弗蘭妮：務實的發展者

祖伊和弗蘭妮是格拉斯家族最年輕的成員，他們遺傳了家族優秀的表演基因，成為出色的演員。如同兄長西摩和巴蒂一樣，祖伊和弗蘭妮也是深受神啟的人，[5]同樣肩負著傳承延續勸信救贖的重任。第一次出現在讀者面前時，祖伊正在浴室里閱讀兩年前巴蒂寫給他的一封長信，此時他正值演藝生涯的低谷時期，對現實中無聊的劇目表演和虛假的社交應酬深惡痛絕，但作為一名“前途無量”的年輕演員，卻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與他人耐心周旋。祖伊雖傳承了兄長西摩勸信救贖的理想，但并未像西摩一樣苛求圣性完美，也未像巴蒂一樣迷惘盲從，而是努力在現實生活的點點滴滴中尋找圣跡，務實地與現實達成和解，即盡管對同事、工作與生活不滿，他也坦然接受了自己的演藝職責和生活現狀，因為他最終領悟到上帝無處不在，一切個體存在的唯一意義在于為上帝服務，即個體為上帝而生。[7]

弗蘭妮也是一名熱愛表演的在校大學生，此時正經歷著人生中嚴重的精神危機。西摩自幼便在弗蘭妮心中種下了精神追求的種子，為了效仿西摩，她試圖在其遺留下來的《朝圣者之旅》和《朝圣者之旅續集》兩本書中尋找圣跡。生活中，弗蘭妮既不想成為一個物質主義者，亦不想如同老師以及那個夏天和她同臺競技的其他演員一樣成為虛偽勢利之人。在耶魯大學足球比賽當日，出于對丑陋的以自我為中心的中產階級價值觀以及以男友為代表的現代大學生的膚淺與自負的極度憎惡，她徹底迷失了自我，走向精神崩潰并暈倒在飯館前臺。

在母親貝茜的請求下，借助幕后神秘的巴蒂以及遠在天堂的西摩，祖伊嘗試化解妹妹的精神危機,面對同樣聰慧的弗蘭妮,要想讓其接受自己的觀點并非易事，他首先假裝成電話那頭的“巴蒂”，正面指出弗蘭妮正在努力實踐的禱告詞是個廉價、簡單的逃避伎倆，和她在校園過著的訓道生活無異，[7]因此她必須要學會去“愛身邊的人，而非某種禱告方式”，因為“對上帝而言，即使是圖譜教授也比任何虛弱無助的復活節火雞更為重要”[7]。故她現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好好利用自己的演繹才能，“為上帝表演”[7]。接著“巴蒂”又憶起西摩曾帶他去參加《智慧兒童》電臺節目時，即使沒有任何觀眾或聽眾能夠看到他們的著裝，西摩也要求他必須將自己的皮鞋擦得锃亮，因為西摩告訴他在電波的另一邊有一個胖女人，雖多愁善感、精神空虛且形象邋遢，但卻在始終維護著電波這頭男孩們的靈性和才華?！鞍偷佟边M而指出，那個胖女人與其所憎惡的圖譜教授無異，其實就是耶穌本人。[7]弗蘭妮顯然明白了“巴蒂”(祖伊)玄妙的表述，故當祖伊掛斷電話后，她仍然抓著聽筒在認真聆聽著電波的聲音，仿佛聽筒中的聲音是某種無比動聽的旋律一般，[7]最終她帶著微笑漸漸入睡。此時此刻，她已幡然醒悟，不再依賴西摩的指引，不再為了維護神性的完美而放棄對人性道德準則的追求和對現實世界的依戀，完成了頓悟，化解了危機。

祖伊和弗蘭妮是西摩人生價值觀和哲學觀的繼承與發展者，他們雖然不屬于任何宗教派別，卻與西摩一樣懷有普渡世人的圣人使命和教人向善的美好追求，他們繼承了西摩關于精神救贖的一切思想，并務實地協調著精神追求和世界現實的矛盾沖突，既秉承圣人之心，又追求現實世界的物欲貪念，努力在物欲世界中保持自我。他們認為神無處不在，既存在于虛無的精神世界中，又凸顯在現實生活的點滴之處，把握當下，做好自己，就是與神與己共生共處。祖伊和弗蘭妮的哲學觀和人生觀是現實而務實的，他們不再追求超乎現實的嚴苛的行為準則，而是以務實的方式傳承和發展著西摩救贖眾生的理想追求。

三、結語

在“格拉斯家族小說”中，西摩秉承著最極端的精神信仰，執行著最為嚴苛的行為準則，試圖在精神信仰和詩意創作中找尋自我，但其信仰標準之高對其自己乃至他人都是難以企及的，最終在信仰與現實的糾纏中結束了自己短暫的藝術生命，故西摩是精神救贖悲情的探索者；巴蒂深受西摩影響，其行為標準雖不及西摩一般嚴苛，但其信仰之虔誠卻毫不遜色，他盲目而堅定地傳承并實踐著西摩的理念，在精神救贖的道路上孤獨迷惘的前行，故巴蒂是精神救贖理想的孤獨的實踐者；祖伊和弗蘭妮以務實的態度吸收并中和了西摩的救贖理想，以便可以在現實生活中予以踐行，盡管他們的信仰較常人而言仍過于嚴苛，但卻是可以在現實世界中落地生根和身體力行的，故祖伊和弗蘭妮是西摩救贖理想的務實的發展者。生存困境和精神救贖是文學世界所關注的重要主題，本文聚焦生存困境，從精神救贖的探索實踐和傳承發展的角度，對“格拉斯家族小說”的生存困境和精神救贖主題進行細致解讀，有助于增進對該小說文本特征的深度理解和對作者塞林格本人的哲學觀念的全面認識，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對“格拉斯家族小說”的理論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