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發展態勢

陳振艷

(北京語言大學語言科學院，中國 北京 100083)

一、引 言

《馬氏文通》(馬建忠，1898)開啟了漢語語法研究的傳統；而現代漢語語法學則始于《新著國語文法》(黎錦熙，1924)。在此后將近一個世紀的發展中，現代漢語語法[1]研究走過了一個從機械借鑒到基于借鑒和對比進行理論創新的過程，這是一個不斷探索、不斷前進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成績斐然：不僅成果卓著，人才輩出，而且對語言學的其他領域和后世的漢語語法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是“中國語言學研究最活躍、最具前沿性、成果最為豐富，同時也是爭議最為突出的領域”，處于引領現代漢語語言學研究的核心地位。(施春宏、李晉霞，2014)對此，龔千炎(1987、1997)、邵敬敏(1990、2011)、陸儉明(1993、2019)、陳昌來(2002) 等重要文獻已經做出了階段性或通史性的梳理與反思。

新世紀各種語法理論異彩紛呈，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在理論方法的運用上呈現出多元化的態勢。但任何一種理論都有其理論邊界，有其自身的適應性和解釋的偏向性。正如陸儉明(2019)所言：“目前任何一種語法理論及其所運用的分析方法，都不能包打天下；都只能解釋一定范圍內的語法現象，解決一定范圍內的語法問題，超出了這個范圍，就得另換分析的視角，另找分析的手段。如此螺旋形的不斷延伸發展?！痹谡Z法研究大放異彩、多元理論百家爭鳴的新形勢下，總結新世紀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成果，概括新世紀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特點，思考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未來的走向就顯得十分必要。本文在時賢研究的基礎上，立足于但不局限于新世紀的現代漢語語法研究，聯系過去，展望未來，從理論研究和本體研究方面對新世紀漢語語法研究的發展做出宏觀的總結與思考。

二、新世紀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發展態勢

新世紀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在理論研究和本體研究方面體現出鮮明的特色，其發展態勢主要表現為在新理論的創建上，在借鑒和對比的基礎上創新；在研究生態上，從單一層面的靜態研究走向多層面、多角度的互動研究；在研究驅動力上，從描寫驅動的研究走向解釋驅動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逐步從概括歸納走向假設—演繹—檢驗；在研究范圍上，從詞法、句法層面向廣延拓展；在漢語具體語言事實的重新認識上，或者基于新的認識重新解釋，或者基于新的理論框架重新審視。

(一)在新理論的創建上，在借鑒和對比的基礎上創新

《馬氏文通》以來，借鑒與吸收國外語言學理論和分析框架已成為漢語語法研究的主要特色，傳統語法、結構主義語言學、形式語法、功能語法、認知語法在漢語語法研究領域的遞相興起就是最好的說明。但是，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新世紀的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在理論發展方面正呈現出新的特點：在借鑒和對比的基礎上創新。如劉丹青倡導的庫藏類型學，馮勝利開創的語體語法和韻律語法，沈家煊的“名動包含”說，以及徐通鏘、潘文國、魯川的“字本位”理論。

劉丹青自2011年倡議建立語言庫藏類型學以來，以之為框架，探討了普通話及方言中諸如量詞、動詞、連動結構、話題結構、主次復句等若干顯赫范疇以及寄生范疇、目標范疇等語義范疇(劉丹青，2012a、2012b、2013、2018)，并提出了語言庫藏的物盡其用原則(劉丹青,2014)。

在語體語法領域，學界從語體角度考察語法事實，探求語體規律，分析語體機制和生成動因，構建語體語法規則和體系。陶紅印(1999)、張伯江(2007)認為語體不能停留在口語和書面語的傳統二分上，還需要更細的分類，張伯江(2005)提出“不同的語體有不同的語法”，他們的研究對漢語語體語法研究具有引導之功。馮勝利(2010、2011)從直接交際出發提出構成語體的兩對基本范疇：正式/非正式、典雅/通俗，提出“語體必兩極對立而后成存”的理論，且各具不同的詞匯系統和句法系統，并構建出語體三維坐標結構。馮勝利、施春宏(2018a、2018b)建構了“一體兩翼”式的語體單位的層級系統，發展出一套具有準公理性質的語體語法系統，并將語體語法視為語言系統中的一個獨立范疇。施春宏(2019)將目前漢語學界的語體語法研究概括為“雙峰并峙，三江匯流”，并將馮勝利開創的語體語法歸入形式語體學。目前，語體語法已經發展成為以形式—功能對生律(馮勝利、劉麗媛，2020)為原理，以語體交際調距為機制，以人、事、地、意為鑒定法的新型語法理論。(馮勝利，2019)

在漢語語音和語法領域，馮勝利致力于建立韻律語法學。韻律語法以韻律學為基礎來研究語法，研究韻律和語音、詞法、句法、語義、語體等不同層面法則的界面互動，即韻律界面的語法現象。其中，韻律句法學是基于當代韻律音系學和形式句法學研究韻律和句法界面互動的理論，主張“韻律制約句法”。從Feng(1991、1995)構建了一個韻律制約句法的理論框架以來，馮勝利又提出了“韻律詞”“最小詞條件”“一句一調”“韻律—句法層級對應模式”等觀點，韻律句法學獲得了長足發展。施春宏、李晉霞(2014)認為“將韻律看作一種制約語法結構規則的形式，是近20年來漢語語法研究的重要發展”。陸儉明(2019)認為其“既讓漢語韻律句法研究得以走向世界前沿，又推動國際韻律語法理論的創新與發展”。

“名動包含”說。為解決漢語中“NP+的+VP”結構(如“這本書的出版”)與布龍菲爾德“向心結構”理論之間的矛盾，沈家煊(2007、2009a、2010a、2010b)提出了“名動包含”說，即現代漢語的動詞是名詞的次類，并加以論證。沈家煊(2020)進一步從語言與思維的關系上來審視英漢“名動分立”和“名動包含”的詞類區分模式，認為這體現了演繹思維和類比思維兩種思維方式的不同。對“名動包含”說支持者有之，如吳長安(2012)；質疑者也有之，如陸儉明(2013、2015)。

字本位理論最早由徐通鏘(1994a、1994b)提出。徐先生認為，漢語句法結構的基本單位是字，字一字組一句子、句群是句法單位的結構序列，一個字對應一個音節、一個概念 ，字本位理論初步建立。字本位理論的觀點還包括：字是“音義關聯的基點”，“因字而生句”，漢語是話題——說明的結構框架。(徐通鏘，1998、1999、2005、2007、2008) 潘文國、魯川都是字本位理論的堅定支持者和推動者。潘文國的《字本位與漢語研究》(2002)提出了“音義互動”論，是字本位理論在語言中的應用之作。魯川(1998)提出漢語是“語義型語言” ,漢語語法研究應加強“意合法”研究，進一步深化了字本位理論。

(二)在研究生態上，從單一層面的靜態研究走向多層面、多角度的互動研究

語法研究生態指的是，語法研究跟語言學中其他領域的研究以及語言學研究之外其他學科的研究之間的關系，即語法研究在當前科學研究中所處的環境(施春宏、李晉霞，2014)。這里主要指語法研究與以不同層級的語言單位(如語素、詞、短語、句子、篇章)和不同的語言部門(如音法、詞法、句法、韻律、語體)為研究對象的語言學內部研究之間的關系。

結構主義語法注重靜態的片段的形式研究，只關注句法平面，不重視甚至回避意義；50年代喬姆斯基革命誕生的形式語法，認為句法是一個自足獨立的系統，將語音、語義都排除在句法部門之外，聚焦于句法平面，其關注點也是形式。因此二者都是單一層面的靜態的片段研究。在漢語語法學界，80年代是結構主義語法一統天下的時期。直到“三個平面”及“兩個三角”理論的提出，實現了第一次轉型。80年代，胡裕樹、范曉(1985)、胡裕樹(1992)提出語法研究的“三個平面”理論，邢福義(1990、1991、1993、1994)提出兩個“三角”理論——“表里值”小三角、“普方古”大三角分析理論，標志著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由“靜態的片段研究發展為動態的多角度研究”，“研究視點的多角度避免了孤立地單線索地解釋語法事實的現象”(華萍，1991)，是現代漢語語法研究從單一層面的靜態研究走向多層面、多角度的互動研究的第一次轉型。第二次轉型是80年代“大語法”觀念的出現。對于“大語法”的范圍，學界有兩種觀點，通行的觀點認為“大語法”是涵蓋了詞法、句法、篇章、語義、語音、語用、韻律、語體、修辭等語言系統內部各界面、語法系統內部各層面諸要素在內的規則體系，語義語法、語用語法、韻律語法、語體語法等都包括在內；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大語法是指包括語言學新興邊緣交叉學科(如心理語言學、病理語言學、神經語言學、社會語言學、人文語言學、數理語言學等)在內的語法規則體系。不論作何種理解，“大語法”觀念的提出，都標志著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第二次實現了向動態研究的轉型。語法范圍的突破，使得學界開始關注語法內部各要素之間、學科與學科之間的互動關系。本文對語法的看法取第一種“大語法”觀，將包含詞法和句法的“語法”看作“小語法”。本文的“語法”，渾言之指“大語法”，析言之指“小語法”。

在對大語法內部各要素之間的互動的考察中，有的學者從兩兩互動的視角加以考察，如語法與詞匯的互動、語法與修辭的互動、語法與語體的互動、語法與韻律的互動等；有的學者從多重互動的角度進行考察。

語法與詞匯的互動。漢語形式語法學者秉持“動詞決定論”“動詞投射”原則所做的研究，袁毓林(2013、2014) 、宋作艷(2011)等的生成詞庫論研究，袁毓林(1992、2010)對于現代漢語動詞和句式配價的研究等，都在句式和詞項之間建立起了直接的聯系，實現了語法與詞匯的互動。

語法與修辭的互動。劉大為(2010a、2010b)提出了修辭構式的概念，認為修辭構式—語法構式構成了一個連續統，修辭學和語法學是一個學科統一體。前者主要關注具有不同程度的不可推導性的修辭構式，后者主要關注經過修辭構式穩定發展而來的，具有不可推導性和穩定性的語法構式。陸儉明(2016)提出了從語法構式到修辭構式再到語法構式的演化發展過程的觀點，認為“修辭構式”是修辭學研究基于構式語法理論的研究新視角。劉大為(2019)認為語言表達的下行動因是修辭化，語法化和修辭化共同作用塑造了構式系統或語法系統。我們認為，“修辭構式”的提出，使得修辭學和構式語法理論為彼此開辟了新的研究領域，實現了二者的互動與對接。學界意識到，采取和堅持語法和修辭、語法學和修辭學雙向互動(bidirectional interaction)的“‘互動論’已經成為認識語法和修辭兩者之間關系的新觀念”(施春宏，2012)。陳永禹(2011)提出在語法與修辭兼顧的基礎上，重新建立語言學與修辭學之間的關聯。許長謨(2012)認為修辭學與語言學的結合不僅存在于語法層面，也必將拓展至詞匯、篇章以及語音、語義和語用層面。

多重互動。施春宏(2016、2018)的“互動構式語法”，倡導“多重互動觀”和精致還原主義(sophisticated reductionism)/精致整體主義(sophisticated holism)的方法論原則?；訕嬍秸Z法認為，一切構式都處于各種互動關系之中，都是互動作用的結果，這種互動既包括語言系統內部不同層級、不同界面之間的互動，也包括語言系統內部與語言系統外部的互動。在方法論層面，倡導還原論和整體論相結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分析模式相協調。

(三)在研究驅動力上，從描寫驅動的研究走向解釋驅動的研究

結構主義語法之前的研究基本上都以語法事實的充分描寫為追求，而喬姆斯基則提出將解釋作為語法研究的最高追求。這標志著語法研究從描寫驅動的研究范式向解釋驅動的研究范式的轉變。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功能語法學派也將解釋語言現象作為理論追求的目標，但其注重語言的社會性和交際功能，主張從語言結構的外部尋求對語法現象的解釋。而這個“外部”大致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從語言的功能來解釋；二是從認知上來解釋；三是從語言的歷時演變來解釋語言的共時結構。(沈家煊，1996)

在這樣的歷史潮流中，漢語語法研究同樣也經歷了基于結構主義觀念的語法研究一統天下，進而形式語法、功能語法進入歷史舞臺的轉換，研究范式從描寫驅動的研究走向了解釋驅動的研究。新世紀的漢語語法研究，無論是從國外引進的形式語法及其新發展——句法制圖理論，功能語法及其新興分支——互動語言學，認知語法及其支流——構式語法，還是國內漢語學界有所發展和創新的語法理論，如互動構式語法、庫藏類型學、韻律語法、語體語法等，都在充分描寫的基礎上以尋求理論體系內的解釋作為自己的目標。因此，新世紀的漢語語法研究是基于描寫的解釋驅動的研究。

在形式語法方面，黃正德(2008)從“他的老師當得好”談起，對各種“偽定語”句式[2]的生成機制，從詞義分解(lexical decomposition)和核心詞移位(head movement)的角度進行解釋，認為“偽定語”句式都是動詞核心向上移入輕動詞位置的結果。沈力(2009)對漢語蒙受句式(村里斷水了。/他家病了一個人。)的生成機制進行了解釋，認為是輕動詞AFFECT分別選擇隱現事件和變化事件做補語的結果。鄧思穎(2016)在制圖理論的框架下，用聯合結構說(Tang，2015)分析漢語助詞，提出“事件>時間>焦點>程度>感情”的句末助詞連用排序，認為助詞是聯合結構的內并連語。此外，學者們還對領主屬賓句、新被字句、“打碎了他四個杯子”的單賓/雙賓結構類型、致使句、存現句、狀語語義指向賓語句(“濃濃的煮了一壺咖啡”)、雙主句(“張三一條腿斷了”)、連字句、重動句等漢語中的特殊句式進行了形式化的解釋。

在功能語法方面，張伯江、方梅的《漢語功能語法研究》(1996)在現代漢語功能語法研究方面具有開創性的意義。沈家煊(2002、2006、2009b)分別對把字句的語法意義、“王冕死了父親”的生成方式以及一些特殊句式[3]的主觀性問題進行了論述。宗守云(2016)從行域、知域、言域三域的角度對“還X呢”構式進行了解讀，其子構式分別表示貶抑、否定、嗔怪，并提出在構式研究中應排除同形構式，以保持構式同一性。

互動語言學從交際過程尋求對語言現象的解釋，關注交際意圖、認知、人際互動等因素。樂耀(2016)分析了讓步類同語式(如“這雙鞋好是好，可就是太貴了”)表達主觀評價立場的互動屬性及其遵循的先揚后抑的總體原則。李先銀(2015)認為“真是”作話語標記時核心意義是話語否定，其在不同的語境中有不同強度的表現。

認知語法運用范疇化與原型理論、隱喻與轉喻、意向圖式、意象與認知域、象似性、心智掃描方式、圖形與背景、有界與無界等概念來研究漢語。沈家煊是漢語認知語法研究的大力踐行者。沈家煊(2000a)提出了句式配價或句式論元的概念，并提出描寫動詞詞義的“理想認知模型”。沈家煊(2000b)通過對“偷”和“搶”句法差異的認知解釋，建立起了凸顯角色?非凸顯角色的單向蘊含式。張敏(2019)從三個角度重新審視戴浩一(1988)提出的時間順序原則，認為時間順序原則只在對稱型的結構中有預測力；在非對稱型的結構中起作用的是距離象似性(即語義接近原則，見陸丙甫，2004)等其他原則。

(四)研究方法：從描寫—歸納法逐步走向假設—演繹—檢驗法

從科學哲學的發展來看，早期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信奉描寫，邏輯實證主義奉行證實和歸納，而證偽主義則踐行演繹?！皻w納的實質在于在概括的基礎上作預言。但這樣的預言只是假說的性質，而不具備證明的效力”(朱曉農，2008：103)，而假設—演繹—檢驗法是“使語言學走上科學而非史學的精密化、數學化道路”的科學研究方法，“使用這種方法將迫使我們作出預言，并接受進一步材料的檢驗，從而使語言研究向更高的科學階段解釋期發展”(朱曉農，2008：269)?！翱茖W研究包括兩個步驟：第一步是提假設、作發現、想點子的隨機探索過程。第二步是邏輯評價的遞歸過程。歸納是假設的來源之一。在第二步只有演繹邏輯派得上用場?！?朱曉農，2008：104)語法研究中假設—演繹—檢驗法追求的目標是對語法現象做出預測性的解釋。隨著漢語語法研究驅動力從描寫轉向解釋，研究方法也逐漸從描寫—歸納走向假設—檢驗—演繹，研究方向從概括走向預測。

在這樣的轉向中，新世紀各語言學流派的漢語語法研究，也都向自身理論的解釋力和預測力上著力。假設—演繹—檢驗法有兩個重要的特點：一是構建模型，做出預測；二是注重證偽。形式語法和句法制圖理論是將假設—檢驗—演繹法利用得非常充分的代表性語法理論。對于句法結構層級的普遍性，句法制圖理論內部有強預測和弱預測兩種觀點。強預測觀點認為，某一功能中心語及其投射只要在某一語言中顯性存在，那么它一定在其他任何語言中存在，只是存在方式有顯性或隱性的不同。弱預測觀點則認為，句法結構層級在庫存清單這種意義上具有普遍性，不同的語言在類型和數量的選擇上會有差別。司富珍(2019)支持強預測觀點。對于證偽，形式語法和句法制圖理論通常采用最小對立對的方法。蔡維天是將最小對立對方法運用得非常充分的學者，如蔡維天(2007、2015、2016)。形式語法和句法制圖理論注重在研究中構建模型和采用最小對立對，凸顯了假設—演繹—檢驗法預測的研究方向和證偽的(falsification)研究策略。

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心理學基礎是行為主義，其基本假設是“一切行為都是有動機的”，結構主義語言學認為人類的言語行為是人受到刺激后做出反應的結果。結構主義語言觀說明，結構主義語言學研究雖常以描寫—歸納為主，但并非倡導僅做歸納，不做演繹；僅做概括，不做預測。新世紀的結構主義漢語語法研究，更是在其自身理論基礎上注重對語言現象的解釋和預測，如施春宏(2003)用詞義衍化過程假設來概括詞義衍化過程，認為比喻義的產生是結構隱喻的結果。文章據此預測了容易生成比喻義和可有比喻用法的詞語。假設的部分內容已在《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中得到了驗證。施文體現的預測精神是，預測內容不一定必然出現，但如果出現，出現的必然是預測內容；如果預測內容沒出現，如能得到解釋，則不構成反例：體現了一種強預測的觀點和證偽的策略。

認知語言學的語法研究強調弱預測，認為許多語法現象只是體現為一種傾向性，語法學者能做的只有對語言現象的形成動因做出充分的解釋，從這種意義上說是一種“弱預測”，語法研究的目標介于解釋和預測之間(沈家煊，2004)。

(五)在研究范圍上，從詞法、句法層面向廣延拓展

研究范圍向廣延拓展，主要表現為研究視野從詞法、句法拓展到篇章語法、語體語法、韻律語法等。其中，篇章語法主要基于語篇考察某些話語標記及語法范疇在語篇銜接、話語互動中的地位和功能，關注語篇與交際對語言形式的影響與塑造，以探求語言形式與功能之間的對應關系。因此，篇章語法與功能語法、互動語言學互通。如張誼生 (2002)發現“就是”從共時看有六種語篇銜接功能，從歷時看經歷了一個從判斷的謂詞性短語虛化為銜接連詞的過程，語用是主要虛化動因。方梅(2018)認為引語標記“說是”具有傳信標記、模棱語、態度標記三種元話語功能。饒宏泉(2019)則基于認識斜坡理論和新的分析框架，討論了“來著”的情態功能。除此之外，也有直接從篇章出發的研究，如陳滿銘(2013)認為章法包含篇法，以陰陽二元為基礎呈現邏輯結構關系。這種邏輯結構由移位與轉位實現橫向擴展，由包孕實現縱向推深，從而形成系統。

(六)對漢語具體語言事實的重新認識

在某些漢語具體語言事實的重新認識上，漢語學界或者基于新的認識重新解釋，或者基于新的理論框架重新審視。這些認識在很多研究上形成了前后相繼、路徑多樣的清晰的研究鏈，這不僅有助于學術后輩從不同角度認識漢語具體語言事實及其理論蘊含，而且也體現出學術“百家爭鳴”之風。學界關注較多的語言事實如“差一點”“這本書的出版”、旁格述賓結構、“王冕死了父親”、動賓倒置復合詞、多項定語的語序等。

“差一點”有“企望說”(朱德熙，1959)、“色彩說”(毛修敬，1985)，范曉蕾(2018、2019)基于北京話的考察又提出“預期說”。

“這本書的出版”之類的“NP的VP”結構，在運用布隆菲爾德(Bloomfield)的向心結構理論進行分析時遇到了困難。為解決這個困難，漢語學者基于不同的理論背景提出了不同的解決方案。新世紀之前提出的解決方案大致有三種：第一種是修改布氏理論(朱德熙等，1961；朱德熙，1961、1984)；第二種是動詞名物化(施關淦，1981、1988)；第三種是前兩者都維護(項夢冰，1991)。

新世紀之后，很多學者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見。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三種研究路徑：第一種是形式主義的研究路徑，如陸儉明(2003)、司富珍(2004)、熊仲儒(2005a)、石定栩(2008)、彭家法(2012)等。形式主義的方案認為，這類結構是名詞性短語NP或DP,“的”是整個結構的核心，是該結構的功能核心。第二種是功能主義的研究路徑，如周國光(2004、2007)、金立鑫(2019)。周國光(2004)認為這類結構是指稱性的主謂結構，來源于陳述性的主謂結構，“的”是實現功能轉化的助詞“的4”；周國光(2007)提出“N的V”是指稱性的結構，“V”也是指稱性的，且是該結構的核心。金立鑫(2019)則認為，在主謂結構“NP+VP ”中插入“的”之后，“NP的VP ”就變成了名詞短語，NP是結構核心，VP則變成了對NP進行述謂的后置從句定語。第三種是認知語言學的研究路徑，如沈家煊(2007、2009a)用“名動包含”來解釋這類結構，認為漢語的動詞、名詞是語用范疇，其語法意義分別是指稱和陳述?！俺霭妗奔仁顷愂稣Z(動詞)，也是指稱語(名詞)，在“這本書的出版”里凸顯指稱語的語法功能，在“這本書剛出版”里凸顯陳述語的語法功能。

旁格述賓結構(寫黑板、吃大碗、吃食堂、陪床、打主力、聽耳機、哭鼻子)也是漢語學界討論的熱門話題。學界對其生成機制進行了討論，主要有以下幾種做法：

句法配位。袁毓林(1998：135-140)認為該類結構是外圍格述題化后占據賓語位置并成為信息焦點的結果。

謂詞隱含。郭繼懋(1999)用結構中暗含有表示事理關系的語義成分“謂”來解釋這類現象，并認為“謂”可以是動詞，也可以是介詞(+方位詞) 抑或連詞，如“睡仰腳”是“睡+用……姿勢+仰腳”。楊永忠(2007a)指出Vi +NP 是介詞省略造成的句法異位現象，其誘因是語用動機。楊永忠(2007b)又提出“Vi +NP”中，NP是結構中隱含的空謂詞的賓語，二者構成 Vi 的補語；結構中還隱含有一個空論元， NP 與 Vi 之間有一個邏輯缺層。如“他吃食堂”的語義結構可以表達為“他吃 O[ 他] O[ 在] 食堂”。NP是Vi的句法賓語，而非語義賓語，是概念系統和句法系統為實現對稱要求以使句子合格而相互協調的結果。

轉換生成。Lin(2001)認為旁格賓語不是由主要動詞而是由輕動詞選擇的。熊仲儒(2005b、2009)提出“功能范疇假設”，旁格賓語是由功能范疇為動詞選擇的。孫天琦(2009)引入施用操作來解釋旁格賓語的生成機制。

認知轉喻。任鷹(2000)、王占華(2000)、張云秋(2004)、胡勇(2016)等認為，旁格述賓結構的生成機制是轉喻，如“吃大碗”中，“大碗”轉指“大碗的飯”，兩者處于“容器—內容”的認知框架模式中，“大碗”是受事賓語。

語體解釋。王麗娟(2018)提出，漢語旁格述賓結構存在口語體(如“吃食堂”)和正式體(“收徒北大”)兩種形式，二者的生成是句法機制和語體機制不同互動的結果。

構式解釋。李勁榮(2019)從構式特征上來解釋這類結構的生成機制，認為是構式的及物性特征決定了非受事成分做賓語。該構式的意義是表示某種行為方式，是特殊“現象”而非具體“事例”。

三、余 論

作為語言學研究的分支，新世紀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是在現代科學、科學哲學的大背景下向前發展的，受到了相關學科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的深刻影響 。20世紀以來，相對論和量子力學在科學領域引爆了一場大革命，這場科學革命在各個領域都引發了連鎖反應。在科學哲學領域，科學發現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成為熱門話題，以致引發了科學哲學領域的“科學革命”：以牛頓力學和達爾文進化論的決定論為代表的歸納主義的方法論和邏輯實證主義(卡爾納普)被證偽主義(波普爾)、結構融貫論的方法論和歷史主義(庫恩、拉卡托斯、勞丹、費耶阿本德)所取代。受此影響，語言學領域首先出現了“喬姆斯基革命”，語言學研究方法從歸納轉變為演繹，研究驅動力從追求描寫轉變為追求解釋。其次，結構融貫論認為，概念的意義依賴概念在其中出現的那個理論結構以及前者的精確性依賴后者的精確性和融貫程度(艾倫·查爾默斯，1976、1999：84)，其基本精神是與語言學研究生態從靜態研究走向動態研究、研究范圍從詞法/句法拓展至篇章語法等是一致的，如“三個平面”理論、“大語法”觀念、界面研究、互動構式語法、互動語言學、語體語法、韻律語法、篇章語法等。再次，歸納主義也在消除自己的弱點以接近演繹主義從而不斷改善自己，新歸納主義在理性(邏輯)、理論假設、演繹預言、事實檢驗等方面與演繹主義并無不同。這可以為新世紀的結構主義漢語語法研究注重對語言現象的解釋和預測找到觀念和理論上的支持。最后，正如庫恩所言，一場科學革命不僅包括普遍定律的變化，而且也包括認識世界方式的變化以及用來評價理論標準的變化(艾倫·查爾默斯，1976、1999：95)。任何一門科學都不是無所依附、孤零零地獨立發展的，語言學也不例外。世界觀和理論評價標準的變化必然會對語言學研究范式的改變產生影響，語言學新理論在這種大背景下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

注釋：

[1] 本文中現代漢語語法指以普通話為研究對象的狹義的現代漢語語法。

[2] “偽定語”句式如偽領屬句式“他靜他的坐 ,我示我的威”，偽名量句式“三次北京與兩次上海都住得很舒服”與“上了七年的訪，示了三年的威”。

[3] 沈家煊(2009b)研究的特殊句式如“怎么把個晴雯姐姐也沒了”“王冕七歲上死了父親”“他是去年生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