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史的研究式教學初探

李嘉樹

(安徽大學 創新發展戰略研究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對1949年后的中國歷史，學術界使用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當代中國研究”“中國現代史”等概念。著名學者李良玉教授認為：“1949年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在歷史學學科的意義上，屬于斷代史。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國家，它擁有無限的生機和活力。因此，1949年以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又不是完整意義上的斷代史，我傾向于把它作為當代史來處理?！笔崂怼爸腥A人民共和國史”等概念后，李良玉教授傾向用“中國當代史”來界定1949年以來中國的歷史。筆者深以為然，也認同中國當代史研究是“新興的學術事業，科學精神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1]。中國當代史研究必須高揚科學精神，在教學時也要輔之以研究思維和實踐。

與古代史不同，中國當代史涉及的人物、事件很多都廣為人知，對文獻的版本、字句的理解似乎要求就低一些。因此，有的人便想當然地認為當代史“層次淺”“水平低”。有些學者研究古代史成績尚可，貪圖“簡單”竟想轉型研究當代史，結果四處碰壁。這些錯誤的認識，也從反面提醒我們講授當代史時不能滿足于簡單的知識灌輸，而必須將研究式教學貫穿始終。

研究式教學的前提條件，是師生均要廣泛閱讀當代史料。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原中共黨史研究室、原中央文獻研究室等官方研究機構出版的綜合性文獻、檔案史料和個人文集類資料等。以有關毛澤東的史料為例，原中共黨史研究室、原中央文獻研究室等研究機構出版的書籍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3冊)、《毛澤東文集》(第1—8卷)、《毛澤東選集》(第1—4卷)、《毛澤東傳(1949—1976)》(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毛澤東外交文選》等。毛澤東是中共領導和開國領袖，對新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等都發揮了重要影響。因為毛澤東的顯著地位，原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的主要工作就是編輯毛澤東的著作，撰寫其年譜、傳記，研究其思想、生平?！睹珴蓶|傳(1949—1976)》等書籍中的很多史料便直接來自于中央檔案館館藏檔案，其獨家性和權威性不言自明。近年來，一些學者將在境外搜集的檔案公開出版，不僅擴寬了史料來源，還提醒我們要有更廣闊的學術視野。將境外檔案貢獻出來作為學術公器，為當代史教學和研究作出卓越貢獻的當屬華東師范大學的沈志華教授?！抖砹_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系》(沈志華主編)、《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沈志華、楊奎松主編)等提供了中蘇兩黨兩國高層領導之間會談的俄方記錄、美國中央情報局等情報機構收集的中國情報以及對這些情報進行分析和評估的報告等。講授新中國的內政外交時，如果不關注境外檔案，難免會有遺憾或缺漏。其次，要善于檢索各類數據庫。學術界常用的有“人民數據”“光明日報圖文電子版”和“讀秀學術搜索”等。

研究式教學的關鍵環節，是向學生講授相關議題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一般的學術論文開篇便要介紹相關研究動態，目的是展示既有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創新之處。介紹相關議題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就是在課堂中作學術史梳理，能讓學生有“一覽眾山小”之學術快感。學術創新大致有兩條路徑：強者愈強、高者愈高，超越既有的高水平研究；在研究薄弱處持續發力，進而取得優勢地位。對青年學子來說，后一條路徑更有可行性。在相關研究已經較為成熟的情況下，若沒有更新的史料或較長的積累便很難取得創新，虛心學習倒不失為明智之舉。僅筆者目力所及，當代史教學所必須提及的研究成果有：(1)沈志華對朝鮮戰爭的研究，代表作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2]。在研讀中國和俄國的檔案基礎上，沈志華對朝鮮戰爭的起源、中國參戰問題等作了全新的梳理，作出了諸多顛覆傳統認知的結論。(2)張素華對1962年“七千人大會”的研究，代表作是《變局》[3]。張素華查閱了大量檔案，第一次全面、詳細、深入地披露了秘密召開的“七千人大會”的緣由、經過等。(3)蕭冬連對改革開放史的研究。2018年蕭冬連在《中共黨史研究》發表的系列論文，《放權、讓利和松綁：中國經濟改革的起步》《國門是如何打開的——中國對外開放的起步過程》《中國農村改革是如何率先突破的》《中國改革是如何越過市場化臨界點的》《從計劃到市場：突破如何成為可能》，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諸多議題作了深度探討，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4)沈寶祥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研究，代表作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4]。揭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出爐的諸多歷史真相。(5)董國強、李良玉、金光耀、韓鋼、王海光、楊奎松等人的學術文章，可以作為當代史研究的范文，其中隱含的研究方法值得學習借鑒。

研究式教學的最終目的，是鼓勵學生開展中國當代史的學術研究。指導學生在仔細研讀史料、掌握學界動態后，才能進行學術研究。不占有豐富的史料，無異于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不知曉最新的動態，往往會制造學術垃圾。教學時十分強調的“問題意識”，要建立在史料翔實、史感敏銳的基礎之上?！氨M信書則無書”的前提是要把高水平著作讀深、讀透，而不是目空一切、懷疑一切。拙文《〈毛澤東年譜〉中所涉“責任田”問題的訂正與補充》在動筆前，筆者已通讀了《毛澤東年譜(1949—1976)》《毛澤東傳(1949—1976)》,以及有關安徽省“責任田”的檔案資料。一開始，筆者并沒有懷疑“責任田”的記載有什么問題。經過交叉對比，筆者才發現在1961年3月15日“責任田”尚未確定名稱。因此，《毛澤東年譜》的相關表述——“(1961年3月15日)曾希圣向毛澤東詳細匯報了安徽試行責任田的由來、主要好處和可能出現的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辦法”——便不甚準確。通過進一步的閱讀，筆者發現《毛澤東年譜》中披露田家英依據《安徽宿松縣包產到戶試點情況》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提及“情況很壞”的宿松縣二郎公社“便有大部分人擁護包產到戶”。但是，這份材料既沒有提及該公社的情況，更沒有說“大部分人擁護包產到戶”。如何看待《安徽宿松縣包產到戶試點情況》和田家英信對情況介紹的偏差，筆者也作了一番考證工作。經過近一年時間的打磨，《〈毛澤東年譜〉中所涉“責任田”問題的訂正與補充》才最終發表,對《毛澤東年譜(1949—1976)》作了一定的訂正[5]。筆者認為，學生只有切實履行下列程序：閱讀史料——?？睂Ρ取l現問題——持續探索，才能得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結論。

中國當代史教學是一門廣博而深奧的學問，筆者只是進行了粗淺的探索。筆者認為，研究式教學對激發學生學習熱情、開展研究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