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言史著述考

高賢達

(山東大學 文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中唐詩人劉言史實為一顆被埋沒的耀眼詩星，皮日休稱其詩：“美麗恢贍，自賀外，世莫得比?！盵1](P39)嚴羽《滄浪詩話》稱：“大歷以后，吾所深取者，李長吉、柳子厚、劉言史、權德輿、李涉、李益耳?！盵2](P163)然劉言史在兩唐書中無傳，其生平事跡散見于皮日休《劉棗強碑》和辛文房《唐才子傳》兩書中，仍存在不少問題需要厘清。筆者曾就其字號、家世、生卒年、籍貫、仕歷問題行文予以考辨。[3]此外，詩人的著述、思想、交游、行跡等也是其生平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擇其一對劉言史的著述情況進行梳理。

一、劉言史詩歌散佚情況考辨

劉言史的著述情況，歷代古文獻中載述如下。皮日休《劉棗強碑》稱：“所有歌詩千首?！盵1](P39)歐陽修等《新唐書·藝文志》稱：“劉言史，歌詩六卷?！盵4](P1615)鄭樵《通志二十略》稱：“劉言史歌詩，六卷?！盵5](P1775)脫脫等《宋史·藝文志》稱：“劉言史詩，十卷?！盵6](P5340)辛文房《唐才子傳》稱：“有歌詩六卷，今傳?！盵7](P257)這是目前能見的公家、私家著述中關于劉言史著述情況的記載。下面我們試作簡要分析：

皮日休是晚唐人，在時間上距離劉言史最近，按照常理，皮日休的說法應最可信。他在《劉棗強碑》中說：“邑人劉永，高士也。嘗述先生之道業，嘗詠先生之歌詩，且嘆曰：‘襄之人，只知有孟浩然墓，不知有先生墓，恐百歲之后，埋滅而不聞，與荊棘凡骨溷。吾子之文，吾當刊焉?！招菰唬骸婕绒龑?，錄之何愧！’嗚呼！先生之官，卑不稱其德，宜加私謚。然棗強之號，世已美矣，故不加焉。是為《劉棗強碑》?！盵1](P40)由此可知，劉棗強碑文的內容是借劉永之口，由皮日休“錄”成。文中有“述先生之道，詠先生之歌”的話，看來，高士劉永頗喜愛劉言史的詩歌，經常玩味賞讀。既然皮日休假劉永之口成此碑文，可見其本人或直接、或間接閱覽過、聞聽過劉言史的詩歌是一定的。皮日休評價劉言史詩：“彫金篆玉，牢奇籠怪，百鍛為字，千煉成句，美麗恢贍?！盵1](P39)如果不是親自讀過劉言史的全部詩歌，不會有此全面、深入、精辟的見解，皮日休稱劉言史“歌詩千首”的說法絕非妄論。

劉言史的詩歌存量?！缎绿茣に囄闹尽分洝傲怼?，鄭樵《通志二十略》也著錄“六卷”。在時間上，鄭樵晚于歐陽修、宋祁，顯然，鄭樵的“六卷”說承襲《新唐書·藝文志》而來。至《宋史·藝文志》則著錄“十卷”，由宋至元，由“六卷”變為“十卷”，表面上看劉言史詩歌的數量有所擴大，實際上，按照皮日休“所有歌詩千首”的說法，無論是《新唐書·藝文志》中“六卷”容納千首詩，或是《宋史·藝文志》中“十卷”容納千首詩都是可能的，只不過是史志目錄分類略有差異而已。元代辛文房《唐才子傳》略早于《宋史》，書中稱“有歌詩六卷，今傳”，“六卷”的說法亦承襲前賢而來，也可以旁證《宋史·藝文志》中“十卷”的說法并非數量上的增加?！敖駛鳌倍直砻餍廖姆繒r依然能見到劉言史的六卷詩歌。按此論斷，由皮日休至辛文房，即從晚唐五代經宋至元，劉言史詩歌至少保存六卷千首的存量，然事實并非如此。

宋代計有功《唐詩紀事》中選錄劉言史詩歌十三題十四首，分別為：《竹里梅》《春過趙墟有作》《初下東周贈孟郊》《過春秋峽》《長門怨》《廣州王園寺伏日即事寄北中親友》《送婆羅門歸本國》《瀟湘游》《放螢怨》《觀繩伎》《買花謠》《王中丞宅夜觀舞胡騰》《樂府新詞》(二首)。[8](P694-698)計有功生卒年不詳，大約是北宋末期人。今檢視《全唐詩》所收錄劉言史詩歌，計有功在《唐詩紀事》中選錄的十四首詩歌在內容上不出《全唐詩》的范圍。

南宋洪邁編纂《萬首唐人絕句》，其中輯錄劉言史五言絕句二首：卷二十一《立秋》；卷二十五《別落花》。七言絕句五十七首，其中卷二十八，五首：《長門怨》《樂府》(二首)、《過春秋峽》《竹里梅》；卷七十二，五首：《登甘露臺》《夜泊潤州江口》《看山木瓜花》(二首)、《題十三弟竹園》；卷七十五，四十七首：《樂府雜詞》(三首)、《歲暮題楊錄事江亭》《冬日峽中旅泊》《泊花石浦》《聞崔倚旅葬》《賦蕃子牧馬》《牧馬泉》《越井臺望》《扶病春亭》《贈童尼》《讀故友于君集》《病僧》(二首)、《右軍墨池》《送僧歸山》《題源分竹亭》《山寺看櫻桃花題僧壁》《傷清江上人》《山寺看海榴花》《贈成煉師》(四首)、《上巳日陪襄陽李尚書宴光風亭》《奉酬》《病中客散復言懷》《處州月夜穆中丞席和主人》《尋花》《贈陳長史妓》《題王況故居》《偶題》《慟柳論》《夜入簡子古城》《桂江中題香頂臺》《僧檐前獨竹詠》《送人隨姊夫任云安令》《山中喜崔補闕見尋》《偶題》(二首)、《嘉興社日》《席上贈李尹》《弼公院問病》《惜花》《代胡僧留別》《桂江逢王使君旅梓歸》。其中，七言絕句卷二十八《樂府》(二首)與卷七十五《樂府雜詞》(三首)中有二首重出，按此，洪邁輯《萬首唐人絕句》計得劉言史詩五言絕句二首，七言絕句五十五首，總數為五十七首。[9]

在洪邁輯《萬首唐人絕句》基礎上，明代趙宦光、黃習遠對《萬首唐人絕句》進行了重新編定。重新編定的目的，除了理順“洪本”混亂的體例外，同時做了大量的輯佚工作，對“洪本”中一部分詩人的絕句進行了增補。檢“趙黃本”《萬首唐人絕句》，其中收劉言史五言絕句二首：《別落花》《立秋》；七言絕句四十七題五十六首(詩題略)，其中，《樂府雜詞》重出二首，得五十四首，總數五十六首。[10](P591-597)對比“洪本”“趙黃本”《萬首唐人絕句》，其中收錄劉言史詩歌情況有如下區別：(1)詩題變更。詩《上巳日陪襄陽李尚書宴光風亭》易為《上巳陪李尚書》，詩《病中客散復言懷》易為《病中客散后言懷》，詩《處州月夜穆中丞席和主人》易為《月夜穆中丞席和主人》；(2)疑詩未錄。如《奉酬》，關于本詩的作者問題，下文還要提及，姑且不論?？梢?，除上述細微差別外，“洪本”“趙黃本”《萬首唐人絕句》所收劉言史絕句詩，在內容、數量上完全一致。并且，檢視《全唐詩》所收劉言史詩歌，“洪本”“趙黃本”輯錄劉言史絕句詩在內容、數量上也不出《全唐詩》的范圍。

清代劉云紛編《中唐劉言史詩》一卷?！端膸烊珪偰俊肪硪痪潘摹都俊た偧悺ご婺克摹酚小栋藙⑻迫嗽娂钒司?內府藏本)稱：“淮陰劉青夕選，不著其名。前有康熙癸未李翰熙序，稱青夕嘗有唐詩十三家之刻。又輯為此本。凡劉義、劉商、劉言史、劉得仁、劉駕、劉滄、劉兼、劉威八人，皆《全唐詩》所已具。且既以家數區分，而版心又標曰中唐詩晚唐詩，體例亦殊未協也?！盵11](P1774)劉青夕即劉云紛，根據李翰熙的序可知，劉氏所編之書體例混亂，其中所收劉言史詩依舊不出《全唐詩》的范圍。序中言“皆《全唐詩》所已具”，表明較《全唐詩》，劉氏書晚出?！栋藙⑻迫嗽娂芬沿?，僅存目，劉云紛編選此書的目的或因所舉唐代詩人與己同為“劉”姓。

綜上所述，關于劉言史詩歌的散佚情況，可以得出如下結論：自晚唐五代至宋代計有功編《唐詩紀事》，在此期間劉言史詩歌出現嚴重散佚；自洪邁輯《萬首唐人絕句》至明代趙宦光、黃習遠重新編定時，劉言史絕句詩除了輯得五十七首(或五十六，《奉酬》詩存疑)外，未見其他佚作；元代辛文房在《唐才子傳》中言：“有歌詩六卷，今傳”，“六卷”的詩歌存量與“今傳”的說法均不符合歷史真實；清代劉云紛編《八劉唐人詩集》，通過李翰熙的序可知，自《全唐詩》以后，也未見劉言史的詩歌佚作。

二、現存劉言史詩中的幾個問題

清代彭定求等《全唐詩》中收錄劉言史詩歌一卷，計得六十九題八十首，[12](P5321-5332)這是目前能見的劉言史的全部作品。檢視這些詩篇，其中有幾個問題需要釋疑，下面試作簡單辨析。

(一)《全唐詩》卷首語疑問

《全唐詩》卷四百六十八“劉言史”目下稱：“劉言史，邯鄲人，與李賀同時。歌詩美麗恢贍，自賀外，世莫能比。亦與孟郊友善。初客鎮冀，王武俊奏為棗強令，辭疾不受，人因稱為劉棗強。后客漢南，李夷簡署司空掾，尋卒。歌詩六卷，今編一卷?！盵12](P5321)

文中涉及劉言史著述情況的表述為“歌詩六卷，今編一卷”，從語言學的角度審視，這句話有歧義。既然稱“歌詩六卷”，又何言“今編一卷？”不免使人懷疑有“擇取”的可能。事實上，《全唐詩》是唐代詩歌的匯編，集中了當時最優秀的學者來完成，其編撰宗旨以追求完備詳贍為目標，斷然不會有擇取的可能(其中與主流社會意識形態相悖的作品除外)。并且，通過上文的分析可知，到清代康熙年間，劉言史的詩歌僅存一卷八十首的數量，所以，“卷首語”的表述語義指向不明。

(二)《奉酬》《嘉興社日》《廣州王園寺伏日即事寄北中親友》釋疑

現存劉言史的詩中，有三首值得商榷：一是《奉酬》，本詩又題李翱作，題名為《奉酬劉言史宴光風亭》。從詩題上看，本詩屬于李翱的可能性較大。二是《廣州王園寺伏日即事寄北中親友》，本詩又題王言史作，誤。按，《全唐詩》中作者并無王言史，應是“劉”訛作“王”。三是《嘉興社日》。本詩又題李商隱作，詩云：

消渴天涯寄病身，臨邛知我是何人。今年社日分馀肉，不值陳平又不均。[12](P5331)

首句“消渴天涯寄病身”可以作為本詩屬于劉言史的一個旁證?！疤煅摹敝冈娙艘簧此姆?，“病身”指詩人身患“消渴”病，也泛指身體狀態差。無疑，這兩點都與劉言史的人生暗合。一方面，劉言史行跡極廣，據不完全統計，其一生到過的地方有嶺南、洛陽、茅山、瀟湘、潞州、長安、邯鄲、潤州、處州等，這與“天涯”的提法相應；另一方面，劉言史一生貧病常伴左右，試看下面的詩句：

老性容茶少，羸肌與簟疏。/那將寂寞老病身，更就微蟲借光影強疏稀發著綸巾，舍杖空行試病身。/華發離披臥滿頭，暗蟲衰草入鄉愁。金榜榮名俱失盡，病身為庶更投魑。/欲令居士身無病，直待眾生苦盡時。信陵門館下，多病有歸思。[12](P5322-5332)

這些例證說明詩人一生貧病交加，與“病身”的提法相應。清代馮浩稱：“徐箋本據《歲時雜詠》收《嘉興社日》七絕，而曰亦見《劉言史集》?？肌度圃姟沸⌒?，劉言史邯鄲人，初客鎮冀，后客漢南，其集中有潤州、處州之作，則當經嘉興矣。義山雖有江東之游，未知至嘉興否？且諸集本皆不載也?！盵13](P2010)由此可知，除了《歲時雜詠》將此詩歸為李商隱作，歷代李商隱詩集中并未收錄，本詩應屬于劉言史作。

(三)劉言史寫過小說。

元代吳師道在《吳禮部詩話》中引時天彝書《唐百家詩選》后諸評稱：“劉言史有小說行於世，其詩鋪張甚富，而咀嚼少味，正似其小說，獨《竹間梅》二十八字，清灑可愛耳?！盵14](P612-613)劉言史有七言絕句《竹里梅》，詩云：

竹里梅花相并枝，梅花正發竹枝垂。風吹總向竹枝上，直似王家雪下時。[12](P5324)

“間”與“里”詞義相近，《竹間梅》即《竹里梅》。細讀這首詩，詩風“清灑”則有之，“可愛”卻未見。至于劉言史寫過何種小說，今已不可考。從吳師道“咀嚼少味”的評語看，劉言史小說的藝術成就并不高。唐人小說以傳奇為主，劉言史小說可能是這一類。

三、關于《射鴨歌》的幾點思考

劉言史曾作《射鴨歌》，全文已佚。皮日休在《劉棗強碑》中說：“武俊性雄健，頗好詞藝，一見先生，遂加異敬，將署之賓位，先生辭免。武俊善騎射，載先生以貳乘，逞其藝於野。武俊先騎，驚雙鴨起于蒲稗間，武俊控弦，弦不再發，雙鴨聯斃于地。武俊歡甚，命先生曰：‘某之伎如是，先生之詞如是，可謂文武之會矣。何不出一言以贊邪？’先生由是馬上草《射鴨歌》。以示武俊。議者以為禰正平《鸚鵡賦》之類也。武俊益重先生?！盵1](P39)這篇作品寫于劉言史造訪王武俊期間，兩人在野外舉行“文武之會”時有感而發。

《射鴨歌》的具體內容，今天已見不到，文中記載《射鴨歌》與《鸚鵡賦》相類似，透過《鸚鵡賦》或可以窺測《射鴨歌》的相關情況，茲錄《鸚鵡賦》全文如下：

惟西域之靈鳥兮，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兮，合火德之明輝。性辯慧而能言兮，才聰明以識機。故其嬉游高峻，棲跱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嘴，綠衣翠矜。采采麗容，咬咬好音。雖同族于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德于眾禽！于是羨芳聲之遠暢，偉靈表之可嘉。命虞人于隴坻，詔伯益于流沙，跨昆侖而播弋，冠云霓而張羅。雖網維之備設，終一目之所加。且其容止閑暇，守植安停。逼之不懼，撫之不驚。寧順從以遠害，不違迕以喪生。故獻金者受賞，而傷肌者被刑。爾乃歸窮委命，離群喪侶。閉以雕籠，剪其翅羽。流飄萬里，崎嶇重阻。踰岷越障，載罹寒暑。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旅。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忖陋體之腥臊，亦何勞于鼎俎？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巇？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痛母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匪余年之足惜，憫眾雛之無知。背蠻夷之下國，侍君子之光儀。懼名實之不副，恥才能之無奇。羨西都之沃壤，識苦樂之異宜。懷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稱斯。若乃少昊司辰，蓐收整轡。嚴霜初降，涼風蕭瑟。長吟遠慕，哀鳴感類。音聲凄以激揚，容貌慘以憔悴。聞之者悲傷，見之者隕淚。放臣為之屢嘆，棄妻為之歔欷。感平生之游處，若壎篪之相須。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順籠檻以俯仰，窺戶牖以踟躇。想昆侖之高岳，思鄧林之扶疏。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茍竭心于所事，敢背惠而忘初！托輕鄙之微命，委陋賤之薄軀。期守死以抱德，甘盡辭以效愚。恃隆恩于既往，庶彌久而不渝。[15](P942)

禰衡，字正平，漢末人，《鸚鵡賦》是其代表作。我們試從歷史背景、依附對象、書寫形態、藝術手法、作者心態等方面來比較這兩篇作品。

其一，關于“歷史背景”與“依附對象”?！白h者以為禰正平《鸚鵡賦》之類也”的說法當有根據，筆者認為這個“古典”正是《后漢書·禰衡傳》所說：

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尤善于衡。嘗與衡俱游，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币驎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嘆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于衡曰：“愿先生賦之，以娛嘉賓?！焙鈹埞P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16](P2657)

此時，禰衡依附黃射；劉言史依附王武俊。黃射、王武俊作為“依附對象”，兩個人身上有共同性。一方面，他們都是武將，從“頗好詞藝”“射愛其詞”的記載看，他們又都雅好文藝。另一方面，他們所處的歷史背景也類似，漢末天下大亂，群雄割據，黃祖、黃射父子名為劉表部下，實有自己的武裝力量。中唐自“安史亂”后，藩鎮割據現象嚴重，王武俊名為臣，實有不臣之心，歷史上其人也多次反叛。由此看來，這兩篇作品都作于社會不穩定的動亂時期，作者所依附的對象都是附庸風雅的武人。

其二，關于“書寫形態”與“作者心態”。從“何不出一言以贊邪”“愿先生賦之，以娛嘉賓”的記載看，禰衡、劉言史皆是受依附對象的請求被動地創作，禰衡因黃射賞識在宴會上以書寫的形式作《鸚鵡賦》，劉言史因王武俊賞識在圍獵場馬上口述《射鴨歌》，此情此景何其相似?？梢钥隙ǖ氖?，雖然兩篇作品都是應“主”之請的被動之作，但其所抒發的都是愉悅狀態下的真情實感。以《鸚鵡賦》為例，禰衡在賦中抒發了一種“得遇明主”的心態，他以鸚鵡“奇姿”“妙質“性慧”的“靈性”自比，“飛不妄集，翔必擇林”，正喻賢臣擇主?？梢哉f禰衡在黃射這里找到了歸宿感，以他“尚氣剛傲，矯時慢物”[16](P2652)的性格，這是難能可貴的。對比之下，劉言史一生漂泊四方，也在王武俊這里尋到歸宿，遺憾的是，詩人如何用文字表達的已不可得知。然而，理想與現實往往大相徑庭，禰衡由于性格使然，終究是一個悲劇性人物，其實在賦中他已經透露了這種危機感，“寧順從以遠害，不違迕以喪身。故獻金者受賞，而傷肌者被刑?！庇纱丝磥?，禰衡是懂得處世之道的，但他終究不能違背本性之真，后以言語非議黃祖導致殺身，落得悲慘結局。與此相比，劉言史心里則內懷城府，筆者曾就劉言史拒官“棗強令”一事作過辨析：劉言史造訪王武俊在其為恒冀觀察使時期……王武俊敬重劉言史，待其甚厚，兩人的“文武之會”可證……王武俊謀反一事，劉言史或事先知曉，從“先生造之”一語看，劉言史是主動依附王武俊的，本希望求一寄身之所，未曾料想王武俊謀逆行徑，總之，這可成為其不就棗強縣令的又一原因。[3]劉言史最終并未殺身成仁，這是其值得慶幸的地方。

其三，關于作品的藝術手法。兩篇作品都采用了動物的意象，《鸚鵡賦》以“鸚鵡”為意象，《射鴨歌》以“野鴨”為意象?！尔W鵡賦》《射鴨歌》皆是詠物賦，借物言情，抒發了作者“言志”的心態?！尔W鵡賦》“辭采甚麗”，已擺脫了漢大賦枯燥乏味的鋪張敘寫，給人以清新爽朗的感受，為了不喧賓奪主，這里僅作簡要分析。至于《射鴨歌》，由于內容佚失，筆者妄測也是相同的風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