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1945年中國通貨膨脹成因研究綜述

王 丹

(中南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3)

通貨膨脹始終是困擾一個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難題之一。學術界有不少學者對于1937—1945年抗戰時期通貨膨脹的成因進行分析，吳承明先生曾指出：“凡能定量者，必須定量，這就可以破許多假說，立論才有根據?！盵1]而大多數學者都是從定性的角度進行分析，只有少數學者從定量定性兩個角度進行分析。本文通過梳理國內學術期刊以抗戰時期通貨膨脹為主題的代表性文章，對這一時期影響通貨膨脹的因素進行綜述，并嘗試發現目前研究中尚且存在的問題，從而為新時期國家治理通貨膨脹提供借鑒意義。

一、定性分析抗戰時期通貨膨脹的成因

(一)1935年法幣改革的影響

對于法幣改革到底是不是能夠影響抗戰時期的通貨膨脹，學者們持不同觀點。多數學者認為1935年的法幣改革對抗戰期間的通貨膨脹有著重要影響，例如，楊培新在書中寫到，“偽法幣通貨膨脹的實施就是舊中國通貨膨脹的開始?！盵2]成圣樹、金祖鈞主要從法幣是無價值的紙幣角度進行分析，認為1935年的法幣改革統一了幣制，擺脫了對世界銀價漲跌的依賴，增強了抗戰前期的國力；然而在1937年下半年，抗日戰爭爆發，國民政府開始濫發法幣，物價暴漲，引發惡性通貨膨脹，法幣迅速貶值。[3]劉院麗認為，1935年11月法幣政策實行和增發在一定程度上帶來物價的上漲，但此時還不能稱為是通貨膨脹，作者認為這是通貨膨脹的開端，因為這暗示以后法幣的過度發行必然導致貨幣貶值，從而引起物價上漲。[4]少數學者則認為1935年法幣改革與1937—1945年通貨膨脹沒有直接的關系。例如，孔暉認為被動的抗戰時期發生通貨膨脹是必然的事情，將通貨膨脹歸因于實行匯兌本位制的法幣政策似乎有些牽強，如果這一時期沒有法幣政策，必然會有另一種政策替代去支撐戰爭的開銷。[5]

(二)法幣的過度發行

馬克思說：“流通的紙幣的價值則完全決定于它自身的量?！奔垘艛盗砍^流通中的客觀需要，單位紙幣所代表的價值量就必然減少，這也是學者們普遍一致的觀點——超額發行的紙幣是抗戰期間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馮憲龍在文給出這樣的觀點：由于法幣超量發行引起貨幣總量與社會需求的失衡，從而導致通貨膨脹，在戰時環境是不可避免的。[6]趙子晗、趙曉明認為貨幣貶值現象是中國古代的常態，但是由于金屬貨幣本身具有價值，過多的貨幣會退出流通領域被貯藏起來，這是因為流通中的貨幣量要和需要的相適應。紙幣本身沒有價值，國民政府大量發行貨幣是導致抗日戰爭時期惡性通貨膨脹的直接原因。[7]成圣樹、金祖鈞根據通貨膨脹的成因將其劃分為財政赤字型通貨膨脹、信用型通貨膨脹、國際收入型通貨膨脹及體制型通貨膨脹，其中最嚴重的就是財政赤字型通貨膨脹。而1937—1945年就屬此類型的通貨膨脹，政府通過沒有獨立貨幣發行權的中央銀行增發貨幣來解決財政赤字而形成的通貨膨脹。[3]易棉陽在書中寫道，解決財政赤字的辦法主要由三個：增加稅收、發行公債、增加發行。其中，前兩種辦法無法彌補巨額財政赤字，因此國民政府不得不通過銀行墊款來彌補財政赤字，此辦法貫穿整個抗戰時期。銀行墊款倒逼發行銀行增加貨幣發行量，使得貨幣流通量超過市場所需的必要量，這也就直接拉上了物價水平。[8]可以看出，盡管學者們一致認為國民政府超額發行法幣是導致這一時期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對于超量發行法幣這一政策有的學者則持有較為寬容的態度，認為這是在戰時特殊環境下的無奈之舉。

法幣的超量發行又涉及到中央銀行和政府之間財政權力的關系問題。在抗戰時期，中央銀行喪失獨立的貨幣發行權，財政部掌握國家的財政大權，貨幣的發行量完全取決于政府的需要。例如，蔣清宏在文中探索這一時期通貨膨脹的原因時發現，其并不能局限于戰爭本身，作者認為“金融產權”貶值是走向濫發紙幣進而造成惡性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國家政權與金融產權的重合，或者說商業銀行金融產權的“獨立性”被剝奪，發鈔權作為銀行實施金融產權的主要行為開始讓渡給政府，滿足政府的財政需求成為銀行的主要職能，銀行無條件的向政府墊款，大量沒有任何準備金的紙幣推向日益狹窄的市場，去追逐有限的商品，通貨膨脹不可避免。[9]同樣，趙子晗、趙曉明在文中也提及，中央政府看似擁有獨立的貨幣發行權，實則是依附于財政部，政府當權者對中央銀行和財政預算擁有決定權，中央銀行被當做是政府的賬房，成為當時經濟惡化的禍根。[7]

(三)日軍的侵略

第一，日軍發動軍事侵略、占領東部沿海地區，工商業聚集的富庶地區淪陷，對工業生產、國民經濟無疑是重大打擊。張公權在其著作中開篇即說道，“在中國，惡性通貨膨脹的起因與日本所造成的異常情況分不開”。張公權先生認為，日軍的每一次軍事進攻、封鎖，都會使國內物價水平因之而上漲一次，工業品的短缺，迫使物價猛漲，加劇通貨膨脹。[10]譚文熙在文中談到，日本在中國的經濟侵略，推行通貨膨脹政策，導致物價暴漲。特別是當侵華戰爭“速戰速決”方針失敗以后，繼而實行“以華制華”“以戰養戰”政策，以致國民政府收支矛盾越來越大，濫發鈔票、推動物價猛烈上漲，造成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加劇淪陷區人民的災難。[11]陳雷在書中寫到，一方面東部富庶地區的淪陷使國家財政收入驟減；另一方面，迫于時局要求，國民政府同意對工廠企業進行遷移，但是由于政府戰前準備不足和日軍的侵略干擾，廠礦西遷的工作艱難進行，結果是大部分工廠毀于戰火。[12]第二，日軍對華發動經濟戰，以破壞中國經濟。易棉陽在書中指出，國民政府在與日本的經濟戰中處于守勢，失去主動性。從1938年日本在我國成立“偽聯合準備銀行”，發行“銀聯券”，到1941年1月成立“偽中央儲備銀行”，發行“新法幣”，企圖代替法幣在淪陷區流通等經濟攻勢。盡管國民政府采取應對措施，但成效不大。[8]第三，日軍大肆破壞中國公路、鐵路等交通線，使外省及國外物資無法到達后方。張公權、陳雷、易棉陽、孔暉等學者都談到自戰爭爆發，日本是如何破壞中國交通干線以阻礙物資運輸的。所以，到戰爭后期，導致加劇通貨膨脹的主要因素已不是供給不足而是交通能力不足。

(四)國民政府的局限性

學術界對國民政府實行通貨膨脹政策目的有不同看法，這一問題蔡志新在文中進行了深入探討。作者認為，長期以來有一種學術觀點：在孔祥熙的主持下，國民政府在抗戰初期就確定了以通貨膨脹為中心的財政政策，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執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治路線和積累四大家族官僚資本。這種觀點既體現在20世紀50至80年代出版的近代財經史著作(如楊蔭溥的《民國財政史》、楊培新的《舊中國的通貨膨脹》、1985年版《中國近代金融史》等)之中，又體現在20世紀80至90年代問世的一些研究孔祥熙的相關論著之中，這些觀點在現在仍有一定影響。目前看來，這種觀點有兩個訛誤之處：第一，國民政府在戰爭初期實行舉債而非通貨膨脹的政策，直到1939年修改法幣發行準備制度之后才正式確定實施通貨膨脹政策；第二，對國民政府實行通貨膨脹政策目的的認定有誤，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期實行通貨膨脹政策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消極抗日、積累官僚資本，而是為了堅持抗戰。[13]但是正如上述提到的幾本著作中，對此問題的回答卻是相反的答案。所謂“論從史出”，這是史學研究需要注意的地方，但是研究的時代背景客觀因素和研究者的主觀因素不同，對同一歷史事件會做出不同評價?；仡?937—1945年抗戰時期通貨膨脹，國民政府作為當局領導者和政策制定者，必然對通貨膨脹的出現承擔責任。比如馮憲龍在文中指出，造成通貨膨脹的根源固然有戰爭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國民政府的戰時財經措施和政策手段的負作用?？箲饡r期國統區的通貨膨脹是國民政府不恰當的財政金融政策的產物，在無充足的儲備金和物質生產保證下增發鈔票，導致通貨膨脹便是必然的結果。[6]楊菁提到，抗戰時期中國之所以會發生通貨膨脹，且逐漸趨向惡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國民政府政策指導的失誤。1940年的溫和通貨膨脹麻痹了國民政府，無視當時經濟學家對通貨膨脹危險的警告，高估了在短期內就可以增加供應的可能性，低估了膨脹通貨所產生的影響。[14]趙子晗、趙曉明在文中認為，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僅限于使用行政手段來控制通貨膨脹，而此時財政收入減少才是主要矛盾，國民政府卻將重點放在大量發行貨幣的方式控制財政赤字上。[7]康珂認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既掌握著軍政大權，又逐步在金融、實業領域進行壟斷”，官僚資本階級在頻繁的政策波動中借機斂財。在物價飛漲時，政府一方面試圖管制價格，但另一方面又默許孔氏家族囤積居奇、牟取暴利。對民間財富的掠奪導致市場信心崩潰和政府信任危機，最終無法逆轉經濟崩潰局面。[15]

(五)其他影響通貨膨脹的因素

1.對通貨膨脹成因進行分階段研究

艾永梅、吳雅琴通過計量分析結果，將重慶的通貨膨脹劃分為兩個階段：1937年11月—1940年12月的和緩通貨膨脹階段；1941年1月—1946年5月的惡性通貨膨脹階段，其中1941年是一個轉折點，重慶物價上漲的速度開始超過法幣發行增加的速度。[16]孔暉認為，1937—1945年通貨膨脹的成因應該分階段分析才符合歷史。1937—1939年通貨膨脹相對緩和主要是因為供給收縮；1940年是中國通貨膨脹的轉折點，是農業歉收年；1940—1941年農產品價格上漲成為通貨膨脹進一步惡化的主要原因；1942—1945年的惡性通貨膨脹，是抗戰以來通貨膨脹最為嚴重的時期，農業歉收、農產品價格上漲；工業原料短缺、工業產值下降，再加上財政收支失衡的矛盾以及銀行信用總量膨脹與投向錯誤無一不在推動通貨膨脹的惡化。[5]

2.抗戰時期民眾對物價上漲的心理預期

這一影響因素的作用機制正如易棉陽在書中所述，人們預計戰爭不會短時間內結束，紙鈔會繼續增發，物質供需矛盾突出。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勢必會紛紛拋法幣搶購物資，儲貨保值，避免法幣貶值造成損失，這就加快貨幣的流通速度，物價上漲幅度。[8]

3.龐大的軍費開支

戰爭時期軍費支出激增，占據政府赤字的主要部分，為了彌補軍費開支政府不得不增發紙幣。張公權認為，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后，軍費支出銳升，這不僅在需求方面影響通貨膨脹，在供給方面也因為征兵造成的農村勞動力不足對通貨膨脹產生不利影響。[10]楊菁指出，戰時軍費支出對通貨膨脹有決定性影響。文章列出1937—1945年的四組數據：財政支出、軍費支出、財政赤字、銀行墊款，可以看出軍費支出占財政支出的絕大部分。財政赤字主要由軍費支出激增而造成，依賴銀行墊款彌補赤字，而銀行墊款的絕大部分是通過增發貨幣的形式。[14]蔡志新指出，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如果通過核減軍隊編制來適度壓縮軍費開支，不僅不會削弱軍隊的戰斗力，反而會收到清除軍內貪污積弊、提高軍隊戰斗力、減少財政赤字、抑制通貨膨脹等多重效果。但是由于軍方將領的反對和最高當局的保守，直到抗戰結束，國民政府軍隊的編制非但未能得到切實核減，反而不斷擴大。結果，其軍費開支和財政赤字也不斷擴大，由此引發的通貨膨脹也愈演愈烈，難以根治。[13]

4.囤積居奇的投機心理和物價上漲之間存在惡性循環關系

趙子晗、趙曉明認為，商人大肆猖獗的投機活動也是加劇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7]易棉陽也提到，囤積居奇和物價上漲之間存在惡性循環關系。[8]

二、定量分析抗戰時期通貨膨脹的成因

艾永梅、吳雅琴和易綿陽都從定量分析的角度精確說明了法幣發行量是導致1937—1945年通貨膨脹加劇的重要因素之一。艾永梅、吳雅琴利用費雪方程式說明國民政府貨幣發行與通貨膨脹的關系。文章以1937年11月至1946年5月重慶的月度數據為依據，對國民政府的貨幣發行指數與重慶物價指數作線性關系分析。接著用費雪方程式MV=PT進行驗證，二者均反映出貨幣流通量和物價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即隨著法幣發行量的增加，物價會進一步上漲引發通貨膨脹。在文中作者進一步對國民政府的貨幣發行指數與重慶物價指數變動進行階段性分析，得出結論即以1941年為限，1937年11月—1940年12月是緩和通貨膨脹時期，1941年1月—1945年8月是惡性通貨膨脹時期。[16]

易綿陽則是選取1937年7月到1945年7月之間的25個樣本點，利用SPSS統計軟件對貨幣的發行量和物價指數之間的關系進行回歸分析，以期對這一時期通貨膨脹的成因做出精確回答。對計量結果進行分析得出，濫發紙幣才是造成惡性通貨膨脹的最重要因素，或者說，抗戰時期通貨膨脹主要是一種貨幣現象。因此，治理通貨膨脹的側重點應該在于控制貨幣發行量，而國民政府從物質供需入手控制通貨膨脹勢難收效。[17]

三、目前研究尚存在的問題及啟示

學術界對抗戰時期通貨膨脹問題成因的研究雖多但研究內容都較為統一，不同的學者切入的角度不同，主要集中在法幣的大量發行、國民政府的政策不當、日軍的軍事與經濟侵略、社會各階層的投機心理以及龐大的軍費開支這幾個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存在兩個問題：其一，大多數學者都是從定性的角度進行分析，只有少數學者從定量定性兩個角度進行分析；其二，多數學者沒有根據通貨膨脹的程度進行具體的時間劃分，在不同的階段導致通貨膨脹的主要因素是不同的，因此在探討抗戰時期通貨膨脹成因的時候應分階段加以區別。

對抗戰時期通貨膨脹成因的評述，對于分析我國通貨膨脹成因以及如何有效治理通貨膨脹有著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為了有效防止通貨膨脹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沖擊，一是實行穩健財政政策，堅持經濟發展的長期戰略思維，不能為經濟一時增長而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合理安排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支出結構，使財政赤字保持在合理區間。二是實行相對平穩的貨幣政策。一方面，政府不能過度依賴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貨幣發行量與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貨幣量保持動態平衡；另一方面，政府實施信貸政策時輔之以相應的房地產財政政策，避免因資產價格過度上漲而使貨幣信貸政策對通貨膨脹失控。三是要發揮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作用，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上下功夫，不僅要使市場上商品供給的數量滿足消費者的日益增長需求，更要提高商品供給的質量滿足提高市場競爭力的要求，同時進行稅制改革，給市場主體減負，減低稅收成本，刺激生產供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