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抗擊“新冠疫情”看我國制度優勢

摘要：2020年春節期間爆發的“新冠疫情”，給我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和財產安全都構成了嚴重威脅，給正常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造成了嚴重的沖擊，也對我國的政治制度和社會治理提出了嚴峻挑戰。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我國的疫情得到了有效遏制，防控形勢不斷向好，充分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通過對疫情期間召開的重要會議以及習近平總書記針對疫情防控發表的重要指示和講話的文本分析可以發現，在此次疫情防控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主要體現在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緊緊依靠人民推動疫情防控；堅持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等方面。疫情過后，進一步深入認識我國政治體制并改進完善公共衛生決策制度，進一步總結經驗、汲取教訓，提升制度化水平是今后應對各類突發事件的重點所在。

關鍵詞：新冠疫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會議報道；文本分析

2020年春節期間，新冠疫情在我國湖北省武漢市爆發，并迅速向其他地區蔓延，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給我們正常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秩序帶來了沖擊，同時也對政府的動員能力、應對突發危機事件的管理能力提出了嚴峻挑戰，考驗著我國的政治制度以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有效性。隨著疫情的發展，我們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進行疫情防控。在這一抗疫過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發揮了重要作用。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譚德賽高度評價中國的防疫舉措，他表示“如果不是中國采取了有效管控措施，也許病毒早已播散全世界”，還說“這是中國制度的優勢，有關經驗值得其他國家借鑒”。

一、疫情考驗政治體制

從2020年1月9日武漢出現首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截止北京時間2020年4月14日，全球新冠肺炎累計確診近190萬人，其中我國國內確診83700人，死亡3351人；全球除中國外累計確診185萬余人，死亡11.75萬人。從這些觸目驚心的數字我們可以看出此次疫情的危害性之大，波及范圍之廣。在現有的的醫療條件下，防治新冠疫情最關鍵有效的措施就是隔離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這不是醫療衛生部門能單獨做到的，必須由國家公共管理系統進行廣泛的社會動員和組織。同時，此次疫情的爆發時間幾乎與我國的最大最重要的傳統節日——春節重合，大規模的人口流動無疑給我們這樣一個經濟迅速發展、社會構成復雜的國家的公共管理能力和效率提出了嚴峻挑戰。

二、防治疫情彰顯我國制度優勢

在此次疫情防治過程中，我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表現出了明顯的優勢，主要體現在堅持黨的集中領導，集中統一決策指揮系統；堅持人民當家作主，密切聯系群眾，緊緊依靠人民，發揮基層黨組織的重要作用推動疫情防治；堅持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等方面。

從2020年1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針對疫情防控發表重要講話開始，截止4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11次，發表針對疫情防控的重要講話及指示6次，其他相關會議4次。通過下載新華網中上述會議、講話及指示的報道文本，并進行簡單的梳理分析，我們可以更好地透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所在。通過對以上文本的歸納整理，我們發現共有32個相關詞出現的頻數在30次以上。對這些高頻詞進行分析發現，在此次疫情中，我國的制度優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和指揮是防治疫情的關鍵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在上述文本報道中，“中央”一詞出現214次、“集中”出現45次、“統一”出現51次、“統籌”出現87次、“決策”出現31次。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最大的優勢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是我們成就事業的重要法寶。

在疫情爆發初期，由于疫情來勢兇猛，傳染傳播極快，加之政府管理系統反應機制不夠完善，令防治工作陷入被動局面，但是我國國家制度強大的整合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迅速糾正和彌補了某些工作失誤，整體決策、指揮管理系統立即進入實戰狀態。黨中央成立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整合各方面資源，調動各方積極性，提高行政效率，在最短時間內，最大程度上遏制疫情擴散。短短1個月內，中央政府發出了多項政令，涉及各個領域，涵蓋政府事務、人事變動、公共管理等各個方面，這種效果顯然是我們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顯著優勢的最好證明。

（二）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靈魂，是戰勝疫情的動力所在

此次疫情，我們之所以能夠在短時間內最大程度上采取各方面有力措施，與我們黨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是密不可分的，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我們凝心聚力的靈魂所在。在上述文本報道中，“人民”一詞共出現100次，“群眾”一詞共出現94次。習近平總書記在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上，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及有關部門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實有效措施，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

“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爭分奪秒救治病人……，這些都是疫情當下，我們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鮮明體現，可以說，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靈魂所在，也是我們戰勝疫情的基本要求。事實證明，中國政府在此次疫情防治中，最大程度上保障了每一位公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將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發揮到極致，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靈魂所在，更是我們戰勝疫情的動力所在。

（三）“硬核喊話”、“硬核社區”——基層黨組織發揮“戰斗堡壘”作用

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是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在這次疫情中，全國各地的基層黨組織發揮了自身堅強的“戰斗堡壘”作用，為防止疫情擴散做出了巨大努力。

面對疫情，我們防治工作的成效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由工作的薄弱環節所決定，加之廣大農村地區醫療水平相對落后，一旦疫情擴散很可能造成嚴重后果。因此，只有決策在基層得到貫徹落實，才能保證抗擊疫情斗爭的勝利。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黨的基層組織涌現了出了一個個“硬核村支書”“硬核喊話”，經受住了考驗，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尊敬和好評。

在上述文本報道中，“基層”一詞出現29次、“落實”一詞出現96次、“宣傳”一詞出現21次。我們黨的基層組織具有主動性、創造性的空間。以各地農村為例，高懸村莊上空的農村大喇叭在今年的疫情防控阻擊戰中，也發揮了“硬核作用”?！按汗澞昴暧?，親戚今年不走明年走”“你不要以為你上人家去，人家就歡迎你”……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廣大基層干部把民眾的生命健康安全扛在肩上，這些直白樸實的話語或粗糙、不講情面，或指責反諷，風趣生動，或耐心講理，潤物無聲，體現出不同地域人們的性格特征。雖話風各異，其情卻真，其理皆同，那就是希望村民提高防范意識，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健康負責。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各地的基層黨組織發揮了重要作用，出色地完成了保護民眾生命健康安全的艱巨任務，為全國疫情的控制做出了突出貢獻。

三、新冠疫情引發的思考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付出的代價之大，稱得上是國家和民族的災難。如何將這些代價轉化成社會的進步，尤其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質性進步是我們所要思考的。在回顧反思過程中，我們不能局限于疫情本身，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一特定的公共衛生問題來全面審視這場危機，這對我國今后的制度建設是至關重要的。

（一）反思完善公共衛生制度

第一，對信息化時代的公共治理來說，信息發布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它不僅涉及決策的科學性，更事關公民的知情權。在這次疫情中，最初的疫情信息沒有得到及時發布，且發布的信息不準確。因此，一項緊迫的任務是，必須健全完善公共衛生信息發布制度，著手制定相應的信息發布法律，提升信息發布制度的權威性。

第二，反思公共衛生決策責任制度。在此次疫情中我們看到了幾種情況，一個是上級與下級、專家與學者之間競相“甩鍋”；一個是問題一出現，便迅速處理一批官員。這也從側面反映出我們還沒有形成科學合理的公共衛生決策責任制度，存在隨意性。因此，健全責任制度對今后應對危機至關重要。

（二）在黨的領導下，重視、引導社會多元力量的健康有序發展

在此次疫情中，我們清晰地發現，多元的社會力量在成長，這其中包括社會組織、志愿者、自媒體、民間公益機構等等。然而，在這次防控疫情的工作中，官方慈善和公眾感受之間出現了沖突。以在這次疫情中備受大眾質疑和關注的湖北省紅十字會為例，在物資分配問題上頻頻失誤，公開信息不準確，傷害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感情，損害了官方機構的公信力。相反，一些民間公益組織、志愿者群體以及企業等社會力量在此次疫情中發揮出色，得到了人民群眾的贊譽。

在全球化、信息化高速發展的當下社會，人民群眾獲取信息的渠道是多種多樣的，進一步的開放、增加社會活力也是社會發展的需求和大的趨勢。對于政府來說，要了解到社會力量的多元化是不可回避的，社會治理不應該固化。但同時，我們不能脫離國情，我們的國家和社會是黨領導的，這是個根本前提。因此，疫情過后我們應當在黨委和政府的領導下，重視并積極引導這些社會力量的健康有序發展，使之制度化并成為在今后應對重大突發危機事件中的重要力量。

（三）重視法治，規范基層治理手段

在上述文本報道中，“法治”一詞出現53次。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強調，要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個環節發力，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村委會、社區等基層組織發揮了“戰斗堡壘”的作用。但是，其中存在一些問題也是不容忽視的。有人說，基層政府的權力被過度放大，執法邊界模糊，執法權濫用，小區物業封門，社區上鐵鏈，某些地方的村民隨意封堵國道、省道等現象也時有發生。在這些事件中，我們的執行者都很少援引法律法規，是按照什么標準和法規來執行的也都很模糊，不免讓人感覺隨意性過強，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我們法治文化和法治觀念的缺乏。

由于疫情自身的特點，使得處理者有著一些特殊權力，有時候甚至需要特事特辦，但這并不意味著背離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F代社會是法治社會，面對疫情等突發事件，更加需要嚴格的規范要求，一旦權力被過度放大，對于以后的法制建設將產生消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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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朱亞博（1996—），男，河南洛陽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較政府與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