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直播”營造的互聯網傳播新景觀

趙曌

摘要：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央視頻客戶端“慢直播”在互聯網上走紅，成為億萬網友參與的現象級“媒介事件”。媒介技術賦能、賦權的背后，“慢直播”更營造出新的傳播景觀：不加修飾的全程“在場”呈現，重新定義直播影像的真實美學，使真實與陌生在虛擬創造的感觀世界中達成統一;“陪伴式”社交互動引發情感卷入與身份認同，形成特殊的網絡圈層和傳播儀式;基于公眾的參與和對話，互聯網傳播愈加呈現出議題遍在與價值共創的顯著特征。

關鍵詞：慢直播 真實美學 情感認同 議題遍在 價值共創

傳播的批判主義學派始終沒有放棄理性地審視工業社會對人類文明帶來的影響，甚至將技術革新視為洪水猛獸。今天，當人們開始慢慢反思技術在倫理和價值層面的隱憂之時，實際上卻在更多享受著技術變革帶來的便利與愉悅，以致于更加深度地卷入到技術依賴當中。這種愉悅和依賴，一度掩蓋了技術滲透帶來的危機感?；ヂ摼W語境下，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技術驅動著傳播媒介的變革，帶來信息生產和信息傳播的深刻轉變。新興媒體和新的媒介產品樣態的不斷涌現，將傳統的人與媒介、媒介與媒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徹底改寫。近年來，網絡直播、社交視頻的走紅，又給技術與傳播的融合提供了新的空間。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央視在其“央視頻”客戶端開通“慢直播”系列報道《疫情24小時》，不間斷直播“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建造過程。出人意料的是，這檔看似“平平無奇”的“流水賬”式的新聞直播節目，每天吸引了數千萬網友“看直播造醫院”。綜合統計數據顯示，共計上億網友被卷入到這次現象級的“慢直播”媒介事件中，他們自稱“云監工”，在觀看直播的同時，在評論區參與互動，關注疫情，支持武漢，將情感表達嵌入到“慢直播”信息傳播的實時交互當中，并形成獨特的身份認同及圈層儀式，營造出一個新的互聯網傳播景觀。

一、真實美學的再定義：一種陌生化的真實感

真實美學的概念，來自于巴贊的電影紀實主義理論。他植根于傳統的物理照相術所呈現出的對于現實的復原影像，既強調對客觀物質的現實反映，也追求在精神層面與客觀現實的無限接近。[1]然而現實是，隨著數字技術的使用和影像制作過程中無處不在的“非線性編輯”的高度參與，傳統的“以現象學為基礎”、“強調影像是現實的漸近線”的真實美學理論似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觀諸信息傳播場域，隨著傳者與受眾的平權，以真實性為生命的新聞信息傳播正在受到質疑——被創造的真實，距離真正的客觀物質現實到底有多遠？因而，“真實美學”這個來自于傳統電影創作領域的概念，在“慢直播”的新聞傳播實踐中，有了跨界探討的意義。

（一）技術賦權下的全程“在場”

公開資料顯示，央視頻此番“慢直播”實踐的背后，是中央廣播電視總臺5G+4K/8K+AI等前沿技術搭建的底層架構?！兑咔?4小時》系列“慢直播”運用5G+光纖雙千兆網絡技術，依托中國電信“天翼云”資源優勢進行所謂“云網融合”，基于智能視頻云搭建“火神山”“雷神山”云監控系統平臺，最終實現“慢直播”影像的實時、高清傳輸。[2]技術的支撐，以“時間殺死空間”的邏輯，彌合了虛擬與現實間的區隔，用戶可以通過屏幕實時獲取現場動態信息，并在虛擬空間中全程參與事件，實現“缺席的在場”。在對社會情感互動的研究中，蘭德爾·柯林斯將物理空間中身體的共同在場視為互動儀式鏈的必備要素。[3]他認為，只有充分的身體接觸，才能夠為參與者提供共享的關注與情感，進而產生群體向往、成員意識與尊重感。[4]這無疑強調了個體親身在場在交往活動中的重要性，也就是我們往往需要將物理身體置身其中，方能直接、真實感知周邊環境變化的原因所在。顯然，“慢直播”帶來的變化是，將媒介的物理“在場”與用戶的虛擬“在線”連接在了一起，打破物理空間的時空界限，完成了屏幕前億萬網友在虛擬空間的共同在場，極大地增強了觀眾的現場感、臨界感和體驗感，進而促成了“慢直播”平臺上跨越空間的互動和交往。

（二）從片段到過程：真實與陌生的“縫隙彌合”

傳統電視新聞的直播形態，受到節目時長等限制，往往只是對單一事件（如一臺晚會、某一新聞事件）的呈現，實質上是對編導后的、瞬時片段的真實反映，相對于事件的發生發展變化而言，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偏向于靜態的。影像真實與現實世界之間，依舊存在著縫隙，很容易拉開觀眾同真實世界的感知距離，陌生感由此產生?！奥辈ァ币员O控式的畫面風格，長時間還原單一場景內的真實存在和發展變化，有著明顯的“進程式”動態特征，更趨近于真實美學所強調的“敘事的時空完整性”，正如克拉考爾所追求的“物質現實的復原”。對于屏幕前的觀眾而言，長鏡頭下的“慢直播”，最大限度地提供了陌生世界的逼真感。不少網友通過社交媒體調侃“無聊又睡不著就看直播”，說明觀看“慢直播”已經成為疫情期間網友生活中的一種日常狀態。有意思的是，在網絡信息傳播碎片化的今天，恰恰是這種形式上反碎片化的進程式傳播“一直都在”，讓用戶“隨進隨出”，并通過類似于現實生活中的觀察和交往行為沉浸其中，讓千里之外的陌生世界，以虛擬空間的形式，自然地嵌入到了用戶的真實生活當中。真實和陌生，這對看似不可彌合的相悖概念，在“慢直播”所營造的感觀世界中，似乎正在無限地接近統一。

（三）非議程設置下的“天然真實”

大眾媒介時代，議程設置貫穿大眾傳播活動的始終，既是功能假說，也可以將之視為大眾傳播媒介實現傳播效果的重要手段。前文述及，傳統囿于時長（時段）、事態（一般對重大事件采用現場直播）的電視直播節目呈現片段特征，敘事中前因后果的完整性往往交由直播中的主持人解說、字幕引導等“畫外”元素來補充完成，以便于觀眾的理解和接受。這其中，觀眾的信息接收過程實際上內在地遵循著傳播者的編排和設計。在這種“被設置”的力量下，觀眾的參與感和對事件過程的經歷感會大打折扣。移動互聯網下的社交媒體時代，信息爆炸和受眾意識、權力的覺醒，讓隱藏在傳統新聞生產背后的議程設置變得愈加透明化，受眾更渴望“純粹的真相”。這一訴求在“慢直播”中得以彌合：無畫外音解說，無景別切換、鏡頭搖移，無剪輯、無音樂，以一種粗放、極簡的影像形態為觀眾提供無加工的“現場感”，天然真實地呈現事物發展的全貌。有意思的是，在強調多媒體、全媒體的今天，“慢直播”這種看似媒介形態要素缺失和離散的影像，反而放大了敘事中的細節與變動，為受眾提供了發現和闡釋的空間。事實證明，受眾多元個性的發現，往往成為“慢直播”傳播中引發關注的亮點議題。

二、情感卷入與身份認同：一種“陪伴式”的社交行動

從“使用與滿足”理論的視角來看，“慢直播”的走紅，根本在于其所提供的媒介功能。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尤其是在疫情防控初期，政府如何組織應對成為公眾極度關心的關鍵信息，作為新聞信息的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建造進程時刻牽動著社會公眾的注意力?！兑咔?4小時》“慢直播”實時傳輸造醫院的現場畫面，直接滿足了信息饑渴狀態下的公眾最基本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疫情風險之下，公眾處于極大的不確定性當中，恐慌、緊張、焦慮等情緒充斥社交網絡空間，亟待緩釋和宣泄，《疫情24小時》“慢直播”平臺本身所具備的交互性，為公眾的參與提供了入口，在當時的特殊情境下充當了釋壓閥的作用?！翱挂摺钡墓餐h題下，接入“慢直播”的網友通過獲得“云監工”這一共同身份，激發和凝聚了其在“直播造醫院”這一媒體儀式中身份認同和情感共鳴。

（一）情感卷入：命名行動中的群體符碼

在柯林斯看來，有關注焦點的人群往往能獲得延長這種團結感的共同符號。[5]涂爾干對這類凝聚著群體情感的共同符號更是推崇備至，將其稱作“神圣物”，“它可以是文字、表情、虛擬禮物、形象化的圖標、人格外的尊重方式等”。[6]聚集在《疫情24小時》“慢直播”平臺之上的網友在互動中結成“云監工”的社群，共同聚焦“直播造醫院”這一事件中的“一草一木”，并由此引發了一場命名的群體行動，有網友將影像畫面中的三棵樹稱作“吳三桂”，將藍色挖掘機命名為“藍忘機”，水泥罐車則被稱作“送灰宗”……經過評論區的交流，這些名稱進一步被統一并得到廣泛認同、使用，形成具有共通命名規則、表達特殊意義的群體符碼。在吉莉恩·蘿絲看來，這種符碼是“一組約定俗成、產生意義的方式。特定族群的人共享特定的符碼。又指符號和社會意識形態相連結的場所，或意義表現的系統”。[7]通過對視頻畫面中事物的擬人化命名，“慢直播”所提供的交往空間便形成了一個“意識形態連接的場所”和“特殊意義表現的系統”，這些群體符碼起著標記的作用，通過信息的傳遞不斷同化后來者的認知，引發共同情感的卷入;進而將互動行為中的情感和意義表達投射于已形成共同認知的象征符號之上，形成情緒的共振，建立起鮮明的關注焦點和情感連帶。

（二）身份認同：社交化傳播場景下的參與和陪伴

社交化傳播的內在邏輯是平權和參與。詹金斯在《文本盜獵者：電視粉絲與參與式文化》一書中強調，是媒介技術使普通公民也能參與到媒介內容的存檔、評論、挪用、轉換和再傳播之中，受眾是參與式文化的創造者，媒介技術是推動其變化的動力，新的媒介技術的產生，受眾的參與行為便會發生改變。[8]“慢直播”營造的社交化傳播場景之下，人的主體身份得以虛擬地進入同一“圈子”當中并獲得相互認同，“云監工”成為極具代入感的身份。因而，除了前文提及的“無聊又睡不著就看直播”式的嵌入之外，網友基于身份認同自創互動情景并樂此不疲地參與成了亮點?！霸票O工”們每天自發打卡“上下班”，24小時接力，并很快形成了“上班，開始監工”“白班監工請速到位”“晚班交接”等一系列特有的群體話語體系，這種有序性使得“云監工”成為網友現實生活空間中伴生的一種日常狀態，并從伴隨式的社交行為中獲得了極強的參與感，基于情感“共同體”的群體身份認同不斷得到強化。這其中，另一股不能忽視的力量來自社交短視頻平臺，大眾傳播機構央視所生產的“慢直播”節目與更長于人際傳播的抖音直播一拍即合，形成互相連接、互相呼應的傳播鏈條，以人際傳播為核心的虛擬的社交活動成為黏連陌生網友的交往場景。

（三）群體記憶：在互動儀式中建構虛擬社群

疫情期間，物理身體上的隔離，讓人們在空間上彼此孤立。但在“慢直播”所搭建的虛擬交往空間中，人們借由媒介突破物理距離的限制，自由交流并基于認同結成群體。這里的“群體”，并不是我們慣常所認知的那種“具有某些共同特點的人群”，而是心理學上所指的“在某種特定的情況下，或者說只有在這種情況下，一群人會擁有全新的特征……每個人的自我特性都會消失不見，所有人的感情和思想都朝著一個共同的方向發展”。[9]顯然，“慢直播”提供了這樣的渠道，它實際上已經不再僅是提供信息的新聞產品，網友在觀看視頻影像的同時通過評論功能發表意見，“云監工”成為其共同參與公共事件的媒介儀式，所有人共同的抗疫、愛國情緒得以釋放和統一，個體化的情感融入統一化的群體情感之中。勒龐認為，群體一旦形成，就會有一種集體心理，體現出強大的“群體精神統一律”，并成為群體中人們的行為動機。在“慢直播”平臺界面及與其關聯的微博、論壇、抖音等社交媒體空間中，不斷變動的現場畫面與網友生產的評論內容，共同影響、引導著網友的意見表達行動，“共同抗疫”“武漢加油”“中國加油”等在“基建奇跡”“中國速度”的背景下成為共同呼聲，稀釋、覆蓋了此前的諸多網絡負面情緒，進而經由互動交往被形塑成為所有人共同經歷的群體記憶，成就了特殊時期媒介的陪伴功能及其引發的社群行動。

三、議題的遍在與狂歡：一種基于“全民參與”的價值共創

用哈貝馬斯的觀點來說，公共領域原則上應該向所有公民開放。社會公眾要實現自由表達、公開意見，很重要的途徑是“對話”，而“對話”需要經由媒介來實現，從這一點上來講，媒介原則上是向公眾開放的。移動互聯網傳播語境下，法蘭克福學派所批判的那種“單向度的社會”和“單向度的人”，實際上正在被以移動化、社交化為特征的“公眾參與的社會”和“萬眾皆媒”所替代。央視頻“慢直播”的傳播實踐，建構了新的社會公眾與現實環境“對話”的渠道，接收信息、感知環境、表達情感、守望社會的同時，更體現在對媒介議題生成及價值創造的重構。

（一）議題遍在：傳受雙方平權下的信息協同生產

互聯網公共傳播背景下，以專業媒體機構為核心的單向主體性傳播機制不復存在，傳播生態中的其他組織和個體已經具備了參與傳播的客觀條件和主觀意愿，“傳者—受眾”的邊界被消解并且具備了角色互換的可能性。信息生產主體的泛化，沖擊著過去傳者對議題及生產的壟斷，也就是說，受眾既是媒體信息的接受者、消費者，同時也可能制造議題、生產信息、發起傳播。依托央視頻“慢直播”平臺及其相關聯的社交媒體平臺，網友們獲取信息、溝通互動，實際上更在創造議題。網友們自發的命名行動一度成為熱點話題，進而為專業機構媒體提供了議題和素材。例如，央視頻敏銳地捕捉到了人氣“叉醬”（小型叉車）的走紅，實地采訪叉車操作工人并發布專訪視頻，及時回應網友關切;人民日報、中國新聞網、中國青年報等多家新聞媒體也相繼關注到了這一熱點，紛紛通過揭秘網友所關注的“挖掘機天團”，向奮戰在抗疫一線的建設者致敬，更向社會公眾傳遞強烈信心;新浪微博則依托平臺優勢為網友所命名的機械設備建立超話社區，引發新的討論……[10]可見，議題設置的權限，已經不再只是掌握在大眾傳播媒介的手上，而是發端于更廣泛的公眾之間。在這個過程當中，網民成為議題的生產者，“慢直播”平臺是議題發酵的策源地，社交媒體則充當了放大和引流的角色，主流媒體的跟進和響應最終將網友的話題制造成為社會熱點。公共空間大眾信息傳播和私人領域人際交往傳播的聯動和黏合，形成多頻、多屏共振的議題生成和信息傳輸，使離散在不同空間坐標中的社會公眾及其行動成為“遍在”的議題，并在“慢直播”提供的虛擬場景中得以整合“共在”。

（二）群體狂歡：“第二文本”的自主建構

觀照信息的傳輸和接收過程，斯圖亞特·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認為，無論編碼和解碼過程，無不蘊含著制度——政治——意識形態的秩序，打上一系列主觀感受和階級意識的烙印。因此，“觀眾就可以簡單地將他們所喜歡的一切解讀成任何信息”?！坝脩羯a內容”的生態下，解碼的另一端，往往連接著新內容的創造。如果將“慢直播”所呈現的實時影像看作信息生產的“第一文本”，那么當畫面被實時傳遞到受眾那里，受眾解碼后的“再創作”和“再生產”就成了“第二文本”。[11]“慢直播”中媒介要素的缺失，弱化了第一文本的干預，恰恰給予了受眾觀察、想象和闡釋的無限空間，更多地賦予受眾對第二文本自主建構的權力，如同命名行動所帶來的議題創造，網友們想象并編造“小黃”“小綠”“白居易”“送灰宗”們的故事，極大地滿足了探索欲，并凸顯出用戶在生成第二文本中的主體作用。[12]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慢直播”無疑是對受眾的一次鄭重授權，通過提供開放性、景觀式、意義上大量留白的影像，為受眾架構了大致的內容框架并吸引其完成后續第二文本的自主創作。換句話說，直播內容本身似乎并不生產意義，更為多元的意義生產依托的是用戶的思維和想象的再生產。在不斷的編碼、解碼和再次編碼的過程中，第二文本建立起來的是受眾的話語權，受眾在信息傳播中占據主動，促進了亞文化群體的文化呈現和價值凸顯。

（三）價值共創：公眾參與下的監督與信任

盡管疫情期間的這場“直播造醫院”也被調侃為“當代網友的無聊實錄”，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云監工”群體行動實際上反映出公眾經由媒介參與現代社會事務的訴求和行動，這為社交媒體時代下的參與式治理和媒體監督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間。這是一個極具啟示意義的案例：2020年1月30日晚間，一則“武漢火神山醫院工人打架”的消息在網上迅速傳播并引發廣泛關注。有意思的是，該事件正是由“無聊”的“云監工”們通過“慢直播”視頻發現并傳播的。很快，官方調查通報了事件真相，施工隨即恢復正常。一個極有可能引發負面輿情的新聞熱點，在公眾的參與下得以迅速澄清并降溫?！奥辈ァ钡幕舆^程，記錄著新聞議題的不斷生成，也推動著事件熱點的不斷流變。網絡圍觀之下，社會公眾即為監督者，上述案例中的觀眾和施工人員之間不存在明確的權力上下級關系，這對于開展網絡民主監督、民主決策、民主參政有著諸多借鑒優勢;[13]觀眾也是參與者，能夠在平等、共情的交流中達成信任，共同推動事件的解決并完成后續情緒的疏導和正向認知的建立。無疑，作為現場信息“無損”呈現的平臺以及多方意見集結的空間，“慢直播”在政府治理、媒體監督、公眾表達等領域，都提供了可供借鑒和應用的樣態。

四、結語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直播造醫院”的“慢直播”實踐的確為新聞事件提供了另一種感觀視角和參與方式，新聞時效性之“快”與陪伴式傳播之“慢”的相互傾軋之下，營造出全新的互聯網傳播景觀。當然，“慢直播”在疫情期間的走紅，有其根植的特殊客觀環境和受眾心理基礎，為受眾提供了足夠的“信息接收—意見反饋”的時間和情緒。但不可否認的是，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更加場景化、社交化、伴隨式、參與式的信息傳播成為可能也勢必成為訴求?！昂笠咔闀r代”，央視繼續“AI移動慢直播報道武漢東湖櫻花”“5G慢直播帶您云登頂看珠峰”等一系列慢直播嘗試。與此同時，以抖音等為代表的社交短視頻平臺上， “全球衛星慢直播： 與最愛的人一起云賞北極風光”等“慢直播”內容也一度成為熱點，不時引發現象級的網絡傳播;2020年“雙11”期間，阿里巴巴聯合物流企業通過其社交短視頻賬號開通快遞分揀“慢直播”，有媒體評論稱“物流慢直播成為生活方式”。有理由期待，合規律的適用性之下，“慢直播”今后或將被更廣泛地應用于重大新聞事件現場、網絡社群空間、公共輿論監督等場景，“慢直播”的鏡頭也將更多地嵌入到常規新聞事件的報道之中。

注釋：

[1]唐媛媛. 真實與陌生、移情與間離——論VR電影的新感觀世界[J]. 媒介批評（第八輯），2018（09）：119-126.

[2]河北新聞網.中國電信聯手央視頻推出“云監工”見證與疫情賽跑的中國速度[EB/OL]. 2020-01-31，http：//digi.hebnews.cn/2020-01/31/content_7677862.htm.

[3]潘曙雅，張煜祺. 虛擬在場：網絡粉絲社群的互動儀式鏈[J]. 國際新聞界，2014.（09）：35-46.

[4][美]蘭德爾·柯林斯.互動儀式鏈[M].林聚任等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87.

[5]吳迪，嚴三九.網絡亞文化群體的互動儀式鏈模型探究[J]. 現代傳播，2016（03）：17-20.

[6]沈霄，王國華.網絡直播+政務與用戶的互動研究——基于互動儀式鏈的視角[J]. 情報雜志，2018（05）：111-116+175.

[7][英]吉莉恩·蘿絲.視覺研究導論——影像的思考[M]. 王國強譯. 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283.

[8]汪金漢.從“文本盜獵”到“公民參與”：詹金斯的“參與性”媒介受眾研究[A].安徽省第七屆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論壇論文集[C].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15：180-188.

[9][法]古斯塔夫·勒龐. 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M]. 趙志卓譯. 北京：臺海出版社，2018：11-17.

[10]王曉婕.超億人熬夜“云監工”，慢直播為何火了？央視頻對武漢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工地進行慢直播帶來的啟示[J]. 傳媒評論，2020（02）：50-52.

[11] 陳力丹. 美學接受理論：把重心移向讀者[J]. 國際新聞界，1997（05）：55-60.

[12]李慶豪.基于接受美學視角的“慢直播”研究——以“央視頻”直播武漢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建設為例[J]. 中國廣播，2020（06）：52-55.

[13]劉國元，徐鳳琴.一種新的輿論監督模式：“云監工”——基于武漢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建設的慢直播研究[J]. 前沿，2020（02）：90-97.

（作者系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新聞與傳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