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刺史與地方文學生態的建構

楊玉鋒

〔摘要〕 唐代的刺史多由科舉考試出身的文士擔任，文人出刺州郡，不僅是朝野遷轉的政治活動，也是文學傳播的空間流動行為。因此，有著“文人”和“官員”的雙重身份的刺史，與文學的關系可以從刺史在任上的創作，以及刺史對地方文學生態的建構兩個方面考察。在刺史的選拔過程中，文學才能是朝廷考慮的要素之一，中央郎官與州郡刺史的交換任職也是唐代官員遷轉的重要準則。刺史對地方文學生態的建構作用巨大，首先，刺史在行政過程中，具體地執行國家的文教政策，對地方士子的求學、仕進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和直接的決定權。其次，有的刺史本身是成就斐然的文學家，當他們參與到州郡的文學活動時，吸引并凝聚了大批的文士，豐富了地方文壇。第三，作為最高長官的刺史，以詩文吟詠地方州郡的景觀風物，宣傳了州郡的名聲，地域景觀藉此完成了經典化、文學化的提升。在塑造地方文學生態的同時，刺史也成就了自身的政績與文名。

〔關鍵詞〕 刺史;文學生態;科舉;文壇;經典化

〔中圖分類號〕I206.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2689（2020）01-0112-07

一、 刺史階層與文學的關系發微

與中國古代的任何一個朝代一樣，唐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中心都在京城長安，對地方無疑形成了強烈的吸引力，不斷將地方州郡的各種資源匯聚到京城。尤其是科舉制度和官員任命機制，使得州郡文人對京城充滿憧憬和向往，在空間上表現出由地方向京城流動的態勢。相反，文人由京城向地方州郡的流動則鮮有人關注，他們如何影響地方文化的發展也有待深入地研究。地方州郡作為一個文化空間，其文學生態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當地獨特的地理環境和歷史文化積淀，另一方面則取決于活躍在這個文化空間里的文人群體的活動。在文學生態的建構中，客觀的地理環境和文化積淀相對穩固，較難改變，而文人群體則是變化較大的因素，流動性相對較大。刺史作為州郡的長官，負責一地的行政事務，他的施政措施、文化品位、文學素養，對當地的文人無疑有著巨大的影響，進而直接影響到當地文學生態的形態。

刺史，全稱“使持節某州軍事某州刺史”，為唐代州級行政單位的最高長官。刺史與文學的關系，可以從兩個層面理解。

首先，刺史作為文人，在任上創作出大量的詩文作品。張說、張九齡、岑參、高適、元結、韋應物、韓愈、白居易、元稹、劉禹錫、柳宗元、杜牧、許渾等都有刺史的任職經歷。不少詩人在后世以刺史代稱，例如岑參世稱“岑嘉州”、劉長卿世稱“劉隨州”、韋應物世稱“韋蘇州”、柳宗元世稱“柳柳州”。還有一些詩人的詩文集也以刺史命名，岑參有《岑嘉州集》、韋應物有《韋刺史詩集》、郎士元詩集名為《郎刺史詩集》、李頻有《建州刺史集》。諸多文人以刺史而顯名，可見刺史的任職經歷與期間的文學創作是構成他們文學成就的重要因素。

與蘇颋共稱“燕許大手筆”的張說，因事被貶為岳州刺史，史籍記載 “既謫岳州，而詩益凄婉，人謂得江山助云”[1]（4410）。張說正是在擔任刺史之后，才完成了其詩歌品格的升華。又如劉禹錫，在穆宗朝曾任夔州刺史，《竹枝詞九首》正是他任刺史時汲取當地民歌營養下，而創作出的組詩。白居易曾任忠州刺史、杭州刺史、蘇州刺史，任上的詩歌創作豐富多樣，成就頗高。即使在卸任蘇州刺史后，白居易仍然寫出了《憶江南》組詞以回憶江南任職的歲月，并獲得了不凡的回響。

其次，作為地方州郡長官，刺史對地方文化有著重要的影響。其一、作為朝廷政令上傳下達的官員，“系烝庶之慘舒，布朝廷之條法”[2]（1239），執行各種有關教化的政策，刺史對塑造地方文壇的外部生態環境至關重要。其二、刺史作為地方士子文人干謁仰慕的父母官，是普通士人改變身份與地位的關鍵群體。其三、作為長官與文人的刺史，不僅參與著當地的文壇活動，而且起到了重要的凝聚作用。

目前學界關于刺史與文學的研究還比較少，成果主要集中在文人在刺史任上的文學創作，即刺史的文學創作。劉勇的《唐代刺史與文學》一文探討了與刺史相關的文學作品與文學活動，認為刺史是唐代文學創作中的一支生力軍。劉勇的《唐代刺史與文學》，載于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第166-172頁。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會角色與文學活動》一書中“刺史等州郡官及其活動與中唐文學”章節討論了中唐時期刺史外任的情況，以及士人貶謫外放出任刺史的心態，從社會角色的角度認為貶謫刺史身上有官員與知識分子兩種潛質，作者認為“竄逐”心理對文學創作有直接影響。馬自力的《中唐文人之社會角色與文學活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對刺史與文學關系個案研究的論文則有數篇，如梁近飛的碩士論文《唐代蘇州郡守文學研究——以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為中心》、姜光斗與顧啟的《韋應物任蘇州刺史時的建樹和晚年概況》、高樹森的《詩篇遺愛留吳中——白居易與蘇州》、柴德賡《從白居易詩文中論證唐代蘇州的繁榮（初稿）》、杜學霞的《白居易在杭、蘇時的的 ‘吏隱心態及其思想淵源》以及馬強的《唐代士大夫在開州的政治、文學及意義——以唐開州刺史韋處厚、唐次、崔泰之為考察對象》等論文梁近飛的《唐代蘇州郡守文學研究——以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為中心》，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姜光斗、顧啟的《韋應物任蘇州刺史時的建樹和晚年概況》，載于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4期;高樹森的《詩篇遺愛留吳中——白居易與蘇州》，載于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3期;柴德賡的《從白居易詩文中論證唐代蘇州的繁榮（初稿）》載于江蘇師院學報1979年Z1期;杜學霞的《白居易在杭、蘇時的的‘吏隱心態及其思想淵源》載于韶關學院學報2009年第4期;馬強的《唐代士大夫在開州的政治、文學及意義——以唐開州刺史韋處厚、唐次、崔泰之為考察對象》，載于長江師范學院學報2015年第1期。，都是選取一地之刺史作為研究對象，闡釋刺史與文學之間的關系。

刺史的文學創作，注重的是刺史的文人身份;刺史對地方文學的影響，側重的則是刺史的官員身份。作為經過朝廷任命、負責一地行政事務的長官，刺史的文學影響顯然不能拘泥于自身的創作實績，刺史如何塑造地方文學的環境，學術界對此的研究較少，因此，本文擬從刺史選任中的文學因素、刺史對地方文學環境的塑造、刺史對地方文壇的凝聚作用、刺史對地方景觀的經典化和文學化四個方面對刺史如何影響地方文學生態進行初步探討。

二、 刺史選任中的文學因素

刺史的地位十分重要，所謂“郡縣者國之本，牧宰者政之先”[2]（387），“得其人則成治，非其材則受弊”[3]（7727）。陳子昂《上軍國利害書·牧宰》也認為：“一州得賢明刺史，以至公循良為政者，則千萬家賴其福;若得貪暴刺史，以徇私苛虐為政者，則千萬家受其禍矣?！盵4]（208）因而有唐一代的統治者十分注重刺史的選任，據《貞觀政要》記載，唐太宗“每夜恒思百姓間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養百姓以否？故于屏風上錄其姓名，坐臥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朕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輩實治亂所系，尤須得人?！盵5]（111）唐玄宗《戒牧宰敕》說：“郡縣者，國之本，牧宰者，政之先，朕每屬意此官，有殊余職?！盵6]（998）將選拔刺史視作治國為政的先決條件。

唐代州府數量時有變動，《括地志》曰：“貞觀十三年大簿，凡州三百五十八?！盵7]（2）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貞觀末年全國州府數量為360個，開元二十八年為328個，到憲宗元和二年，州府的數量為295個。刺史的品級與州郡的地位相聯系，唐代州分為府、輔、雄、望、緊、上、中、下八級，刺史的品級大多在從四品至正三品之間。整個唐代刺史的數量難以確定，郁賢皓先生《唐刺史考全編》中考證出的刺史有8000余人，學術界對《唐刺史考全編》的訂補、增補論文有數十篇之多，如果再考慮到不可確考的刺史數量，整個唐代的刺史人數將超過兩萬人。

刺史不僅數量多，與文學關系亦非常密切，除了初唐時期政權初定，刺史多是武人外，唐代的刺史多由經過科舉制度選拔的知識分子擔任。以蘇州為例，白居易形容該州“甲郡標天下，環封極海濱。版圖十萬戶，兵籍五千人”，為唐代江南地區的大郡，經濟、文化地位重要，歷代守郡之官多為德行、政事、文學兼備的文人，范成大以為“吳郡，自古皆名人為守”[8]（139）。據《唐刺史考全編》的稽考，擔任過蘇州刺史的官員至少有一百二十多人，其中的胡元禮、梁知微、李棲筠、韋應物、韋夏卿、范傳正、張正甫、白居易、劉禹錫、盧商、楊漢公、盧簡求等數十人都曾登科舉第。曾經蘇州刺史的劉禹錫甚至說：“蘇州刺史例能詩?！盵9]（419）言語之中透露出自豪之意。

有唐一代注重朝官與地方官的交流任職，多次敕令朝廷郎官與地方令守官員流動任職，例如至德二年令：“簡擇郎官，有堪任太守、縣令者，委京清資五品已上及郎官、御史薦聞?！盵3]（737）永泰二年敕令：“郎中得任中州刺史，員外郎得任下州刺史，用崇岳牧之任，兼擇臺郎之能?！盵2]（10415）朝廷六部郎官很大部分為文職官員，兼通文史，理政崇尚清凈。以文官出鎮州郡，注重教化，對避免苛政有很大幫助，對地方文化的建設也十分重要。韓愈曾說：“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后相望也?！盵10]（259）歙州為安徽州名，韓愈說此地刺史多為朝廷郎官選任，即是明證。文人官吏出刺州郡的例證還有很多，例如：白居易曾任主客郎中、知制誥，后出為杭州、蘇州刺史。劉禹錫曾為監察御史、主客郎中、禮部郎中，也曾持節夔州、和州、蘇州等州郡。此外，韓愈、元稹、李德裕、崔玄亮、柳宗元等人都曾在朝廷與地方任職，他們在政治與文學上均取得了不菲的成就。

文人也以擔任刺史為榮。擔任刺史雖說遠離朝堂，在政治生命上有消極的影響，尤其是由朝官貶謫地方，對文人打擊尤大。不過正常的刺史任命，對文人來講，實際上是難得的殊榮，一方面可以遠離朝廷的黨同伐異之惡;另一方面，出鎮一方，為州郡最高長官，也可以實實在在地為百姓與地方做些實際的工作，對實現個人政治抱負與生命價值來說是種難得的機遇。高適早年仕宦不達，詩歌多不平失遇之氣，安史之亂后擔任蜀州刺史，《舊唐書》本傳說：“有唐已來，詩人之達者，唯適而已?！盵11]（3331）不乏推獎之譽。中唐的韓愈《贈崔復州序》言：“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10]（248）杜牧亦言：“仕而至此，斯亦達矣！”[12]（277）杜牧曾自請出任杭州刺史不果，大中三年又連上三章，請求出為湖州刺史，終于如愿，臨行之前杜牧寫下《將赴吳興登樂游原》一詩：“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云靜愛僧。欲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薄耙击狻背鲎灶佈幽辍段寰仭と钕獭罚骸皩宜]不如宮，一麾乃出守?！敝傅募词浅鰹楹荽淌?。之前杜牧一直都擔任吏部員外郎，閑散官職，無甚職權，而且其時朝政日非，牛李二黨互相攻訐，消耗帝國的內力，因而杜牧請求外放刺史。

值得注意的是，從時間上來看，朝廷郎官與刺史交流任職在直到中唐時期才真正得以普遍實行，因為戰亂之后需要進行經濟修復與社會重建，國家越來越仰仗地方的物資供應，所以地方州郡的政治、經濟重要性越來越高，朝廷不得不把更多地精力放在地方州郡上。再者，在中唐持續數十年的“牛李黨爭”背景下，往往一黨執政，就將另一黨的官員排擠到地方任職，這也促進了官員在中央與地方的流動。經歷過中唐時期短暫的復興之后，唐王朝由于宦官專權、方鎮割據、黨政傾軋等積弊而江河日下。晚唐時期刺史對地方文化的影響相對減弱，原因是藩鎮割據的加強導致了州郡地位的下降，不少節度使甚至自命管內刺史，刺史不得不仰方鎮節度之鼻息。

三、 刺史行政與地方文學環境

在刺史的職權官責之內，許多行政活動與當地文學環境息息相關。首先，朝廷文化政策由刺史才能得以實行。

以科舉制度為例，舉子從地方的鄉貢考試到朝廷的會試、庭試，再到登第守選，前提就是需要州官的考核推薦。地方士子“懷牒自列于州縣”[1]（1161），向州縣報名，刺史的責任則是“有明經及秀才、俊士、進士，明于理體，為鄉里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隨物入貢”[13]（1）?？梢娭荽淌分苯記Q定了士子能否有資格參加考試?！缎绿茣と尉闯紓鳌酚涊d：“刺史崔樞欲舉秀才，自以學未廣，遁去?！盵1]（5580）也可以證明刺史的這個職權。

刺史還參與州府考試的出題，元結在唐代宗時期曾任道州刺史，親自為士子們出題，以考核他們的優劣。元結《元次山集》卷九收錄有《問進士》四道試題，原注：“永泰二年道州問?！痹囶}的內容包括如何收兵、富民、選官、救災、平抑物價等內容，筆鋒直指當時的社會現實。

不僅如此，唐代還規定刺史對報送的士子負有連帶責任，如果士子在朝廷考試中不合格，刺史要承擔罪責?！短坡勺h疏》卷九《職制律·貢舉非其人》云：“諸貢舉非其人及應貢舉而不貢舉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非其人，謂德行乖僻，不如舉狀者。若試不及第，減二等。率五分得三分及第者，不坐?！盵14]（183）刺史因貢舉非人甚至還要服刑，這也督促刺史要重視對士子的考核與推薦。再如《通典》卷十五《選舉典三》記載唐初“秀才科等最高，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15]（354）唐初秀才科的廢止正是因為刺史的疏忽而導致的惡果。

地方士子進京考試之前，刺史還要為他們舉行鄉飲酒之禮，“凡貢人行鄉飲酒之禮，牲用少牢”[16]（748）。所謂的鄉飲酒之禮，是中國古代“吉禮”之一，作用為“養賢尊老”。唐代十分重視鄉飲酒之禮的舉行，貞觀六年，朝廷有《令州縣行鄉飲酒禮詔》頒布?！缎绿茣酚涊d：“州貢明經、秀才、進士身孝悌旌表門閭者，行鄉飲酒之禮，皆刺史為主人。先召鄉致仕有德者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眾賓，與之行禮，而賓舉之?！盵1]（435）刺史領頭主辦鄉飲酒禮，目的就是體現對文教與科舉的重視?！对葡炎h》記載了一則刺史與士子有關鄉飲酒禮的軼事：“鄉飲之日，諸賓悉赴，客司獨不召瓘，瓘作《翻韻詩贈崔使君》，坐中皆大笑，崔使君馳騎迎之。詩曰：‘慣向溪邊折楊柳，因循行客到州漳。無端觸忤王衙押，不得今朝看飲鄉?！盵17]（77）黎瓘為當時的一位狂生，因不得參與漳州刺史舉辦的鄉飲酒之禮而戲題一詩，博得刺史的關注，因而刺史親自去迎接他赴會，黎瓘為狂生，刺史度量亦極大。

鄉飲酒禮常舉行在士子入貢之前，《通典》記載：“長安二年，教人習武藝，其后每歲如明經、進士之法，行鄉飲酒禮，送于兵部?！盵15]（354）這是武舉的情況。刺史為舉子舉辦的鄉飲酒之禮的盛況，中唐時期的歐陽詹《泉州刺史席公宴邑中赴舉秀才于東湖亭序》有詳細記載：“貢士有宴，我牧席公新禮也。貞元癸酉歲，邑有秀士八人，公將首薦于闕下。古者相覿相祖，有享有宴，享以昭恭儉，宴以示慈惠。二典為用，咸或克兼，諸侯升俊，造于天子，遣之日，惟行鄉飲酒之禮，則享禮也?！l飲之禮既修，乃加之以宴肴，移已膳醴，出家醞，求絲桐匏竹以將之，選華軒勝境以光之。后一日，遂有東湖亭之會?！盵2]（6026-6027）鄉飲酒之禮之后還有宴會與音樂助興，其時的“秀士”八人榮耀無比?！缎绿茣ろn琬傳》：“有姻勸舉茂才，名動里中。刺史行鄉飲餞之，主人揚觶曰：‘孝于家，忠于國，今始充賦，請行無算爵。儒林榮之?！盵1]（4164）這是刺史為韓琬一人舉辦鄉飲酒禮，頗得當時儒林士人的歆羨。

刺史注重文教、學校，為士子創作良好的習業環境，對當地的文化生態與文學培育也有重要作用。如常袞任福州刺史時，“始閩人未知學，袞至，為設鄉校，使作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主均禮，觀游燕饗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1]（4810）?！缎绿茣つ呷羲畟鳌酚涊d倪若水在任汴州刺史的時候：“增修孔子廟，興州縣學廬，勸生徒，身為教誨，風行教化?！盵1]（4466）常袞與倪若水重視學校與文教的舉措，對士子來說是種福音，從“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風行教化”的記載來看，效果還是非常明顯的。有的刺史雖非文壇名家，但善于啟用賢才以振興文教，如李棲筠任浙西觀察使、潤州刺史的時候，“乃大開學館，招延秀異，表大儒河南褚沖、吳郡何員等，超資授官，為學者師。身自執經，質問疑義。由是遠邇趨風，鼓篋升堂者至數百人。教化大行，俗若鄒、魯?！?[3]（7791）

除此之外，柳宗元在柳州，韓愈在潮州，都對當地文化的提升做了很大的貢獻。例如柳宗元擔任柳州刺史時，“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10]（571）。

以上僅為刺史職責范圍內的事情，在職權之外，刺史對文人的態度和做法也深刻影響著當地的文化環境。比如有的刺史能夠禮賢下士，對寒微士子推獎激勵。開元名相張九齡未第時，“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大嗟賞之，曰：‘此子必能致遠”[11]（3097），王方慶的眼光獨到，張九齡后來果然成為一代文宗。再如初唐時期的于季子，對士子也有褒獎之舉，《唐故朝議大夫行尚書膳員外郎上柱國崔府君（藏之）墓志銘并序》記載崔藏之“年十有七，游于滎陽。刺史于季子解榻致禮，嘉其文彩，薦以秀才”[18]（224）。元稹自敘少時“讀書為文，舉進士，每歲抵刺史以上。求與計去，且取衣食之資以供養”[2]（6661），在經濟上多得刺史等官員的接濟。李吉甫在為信州刺史時，吳武陵當時還未中舉，因而找李吉甫請求資助，李吉甫只資助“五布三帛”，吳武陵以為太少而寫信質問刺史，言語唐突，頗失禮節，李吉甫有些發怒，而其母卻說：“小兒方求成人，何得與舉子相忤？”[19]（580）結果再贈送吳武陵米“二百斛”，此事才算了結。

由于刺史的文人態度各異，因此文人舉子多投奔某些文章聲名卓著且對文人禮遇有加的州郡長官?！短妻浴防镞€記載：“白樂天典杭州，江東進士多奔杭州取解?！盵13]（12）白居易早年以新樂府針砭時弊的創作譽滿天下，“百道判”的應用文體創作成為當時士子舉業模仿的楷模。白居易卓越的文學成就與詩酒歌舞的適意人生在當時也是文林仰慕的典范，因而筆記小說記載白居易刺史杭州，江南地區的士子競相奔赴杭州求取發解名額，這其中自然包括白居易善于發現人才、獎掖后進的個人魅力的作用。

四、 刺史對地方文壇的凝聚作用

唐代不少刺史在文壇上極為活躍，成就斐然，甚至堪為文壇執牛耳之一代文宗，因而一旦涉足地方文學的圈子，就成為眾星捧月一樣的風光人物，倍受地方文人推崇。他們不僅以刺史之尊深受文士尊敬，還因文采風流居文壇中心地位。這類刺史或出自朝廷將相，如張說、張九齡;或對朝廷功勛卓著，如顏真卿、裴度;或詩文精湛，如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他們由中央到地方，由內地到江南，由北方到嶺南，任職多處，從政經歷豐富，同時也將自己的詩文創作深入到州郡，對地方文壇起到了凝聚作用。

顏真卿在安史之亂前就官居太守，后又在平定叛亂中立下不朽功勛，官居節度使、尚書等官職，其間起起伏伏，成為政壇的風云人物。顏真卿還創造了“顏體”，成為書法史上的一個巔峰。大歷八年，顏真卿出任湖州刺史，甫一到郡，就受到當地文人的追捧。在顏真卿的周圍聚集了皇甫曾、張志和、耿湋等大批的文士，并時常舉行詩文雅集，堪稱一時之勝，形成了大歷年間著名的“浙西聯唱”，顏真卿后將酬唱作品編入《吳興集》中。

顏真卿還借助修撰編訂《韻海境源》的契機，將湖州文士牢牢凝聚在一起。殷亮《顏魯公行狀》記載顏真卿：“及至湖州，以俸錢為紙筆之費，延江東文士蕭存、陸士修、裴澄、陸鴻漸、顏祭、朱弁、李莆，清河寺僧智海兼善小篆書，吳士湯涉等十余人，筆削舊章，該搜群籍，撰定為三百六十卷?！盵2]（5229）顏真卿在《湖州烏程縣杼山妙喜寺碑銘》中詳細記載了當時匯聚在他身邊的五十多位江南文士的名字。

真卿叨刺于湖，公務之隙，乃與金陵沙門法海、前殿中侍御額史李萼、陸羽、國子助教州人褚沖、評事湯衡、清河泉太祝柳察、長城鄉丞潘述、縣尉裴循、常熟主簿蕭存、嘉興尉陸士修、后進楊遂初、崔砉弘、楊德元、胡仲南、陽湯涉、顏祭、韋介、左興宗、顏策，以季夏于州學及放生池日相討論。至冬，徙于茲山東偏，來年春，遂終其事。前是顏渾、正宇殷佐明、魏縣尉劉茂，括州錄事參軍盧鍔，江寧丞韋寧，壽州倉曹朱弁、后進周愿、顏暄、沈殷、李蒲亦嘗同修，未畢，各以事去，而起居郎裴郁、秘書郎蔣志、評事呂渭、魏理、沈益、劉全白、沈仲昌、攝御史陸向、沈左山、周閬、司議丘悌、臨川令沈咸、右衛兵曹張著、兄謨、弟薦、藥、校書郎權器興、平丞韋伯尼、后進房夔、崔密、竇叔蒙、裴繼、侄男超峴、愚子頏顧往來登歷。時杼山大德僧皎然，工于文什，惠達靈嘩，昭于禪誦……[2]（3436）

顏真卿詳細地羅列了他在修撰《韻海境源》時匯聚的文士名單，除了修書之外，眾人還頻繁進行詩歌酬唱，造就了當時江南文壇上的勝景。

韋應物在蘇州刺史任上在當地文壇上亦十分活躍。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記載韋應物“貞元時，為郡于此，人賴以安，又能賓儒士、招隱獨，顧況、劉長卿、丘丹、秦系、皎然之儔類見旌引，與之酬唱，其賢于人遠矣?！盵20]（19）韋應物詩集中有《郡齋中與諸文士燕集》詩，同作的還有顧況《奉韋郎中使君郡齋雨中燕集之什》、劉太真《顧十二況左遷過韋蘇州房杭州韋睦州三使君皆有郡中燕集詩辭章高麗鄙夫之所仰慕顧生既至流連笑語因亦成篇以繼三君子之風焉》等等。張羽在《須溪先生校注韋蘇州集跋》中寫道：“公為蘇州時，年已五十余，在郡公暇，即與秦系、丘丹、顧況輩唱和，風流雅韻，播于吳中，或推為人豪，或目為詩仙?！盵21]（630）刺史以公務之暇進行宴集，一時名士競相賦詩，匯集當地文人，韋應物此舉無疑創造了當地濃郁的詩歌氛圍。白居易由杭州刺史轉任蘇州刺史時，寫下了《吳郡詩石記》，詩中寫道：“貞元初，韋應物為蘇州牧，房孺復為杭州牧，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客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于吳中?；蚰宽f、房為詩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游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钊仗K、杭獲一郡足矣?！盵2]（6908）其時白居易雖然年幼，但是已經對韋應物、房孺復的文采風流印象深刻，并且希望以后能夠擔任蘇州或者杭州刺史，果不其然，白居易后來典此二郡，實現了幼時的夢想。

晚唐時期的陸龜蒙、皮日休是成就較高的兩位詩人，二人追模元白，唱和頻繁，有《松陵集》編著。二人當時之所以能夠安心創作，實際上得力于時任蘇州刺史崔璞。崔璞咸通十年由諫議大夫任刺史，將皮日休辟為從事，陸龜蒙亦依附于此地，崔璞、顏萱、廣文博士張賁、鄭璧、羊昭業、崔璐等官員文士也參與酬唱?？梢哉f正是由于刺史崔璞提供的良好環境，諸多文人才能形成如此大的凝聚力。

總之，刺史以自身身份地位的便利與文學成就的斐然，能夠團結匯聚地方名士，將分散的文士個體創作升華為富有凝聚力與影響力的團體活動，對塑造州郡文學生態起到重要的引領作用。

五、 刺史與地方景觀的經典化、文學化

刺史因典州郡而出名者甚眾，州郡因刺史揚名者亦屢見，可以說，刺史與所典州郡是互相成全、互相發明的關系。翻檢唐代文學的詩文成果，可以發現，擔任過刺史的文人，對地方景觀的書寫、對地方文化的宣揚起到了重要作用。許多刺史筆下吟詠地方風物的詩篇、文章成為文學史上的經典，題詠的景觀也成為文化勝跡。與此同時，地域景觀完成了經典化、文學化的提升。下面選取若干代表性的例證闡釋這一文化現象。

盛山十二景。元和十一年，韋處厚因為政治朋黨事件出貶開州刺史，州境內有盛山，為本地風景絕佳之地，韋處厚在開州刺史任上，題詠了盛山景觀十二：隱月岫、流杯渠、竹巖、繡衣石榻、宿云亭、梅溪、桃塢、胡盧沼、茶嶺、盤石磴、琵琶臺、上士泉瓶。詩皆五言絕句，如《桃塢》：“噴日舒紅景，通蹊茂綠陰。終期王母摘，不羨武陵深?！盵22]（5449）將桃塢的美景寫得形象雋永，“噴日”形容桃花之艷，“同蹊”一句寫桃塢之幽深，后兩句極力褒揚桃塢之景，以為不輸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韋處厚的屬官與當地文士還有相應的和作，韓愈《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說：“于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于時，聯為大卷，家有之焉?！盵10]（326）對盛山風景做了文學式的宣揚。古代各地往往有八景、十景等景觀，這些景觀有的因文人題詠而譽滿天下，韋處厚的詩歌即是一例。

劉禹錫與蘇州名勝。蘇州歷史悠久，文化積淀深厚，當地的太湖、虎丘為著名景點，城內的寺廟、園林別業星羅棋布數不勝數。蘇州在唐代更是由于其發達的經濟水平而成為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正如白居易所說“浙右列城，吳郡為大”[2]（6719）。劉禹錫任蘇州刺史于大和五年，大和八年離任，在蘇州的三年里，劉禹錫對當地的名勝吟詠者非常多。蘇州南朝遺跡頗多，而劉禹錫也善于發懷古之幽情，因而蘇州勝跡與劉禹錫詩興相切合，其詩集里多流連姑蘇勝跡而寫下的詩歌。如《姑蘇臺》：“故國荒臺在，前臨震澤陂。綺羅隨世盡，麋鹿占時多。筑用金椎力，摧因石鼠窠。昔年雕輦路，唯有采樵歌?！盵9]（561）姑蘇臺相傳為吳王闔閭所建，夫差又在此為西施創見宮殿以作樂，千百年之后，此地惟剩坍圮，盛衰對比，十分強烈，劉禹錫的詩歌正是在古今、盛衰的巨大對比之中懷古抒情。如果再聯系到當時腐朽的朝政與日薄西山的帝國前途，也許姑蘇臺上的陳跡也將是唐帝國的命運，這才是本詩的“詩心”所在。劉禹錫吟詠的景觀還有虎丘寺、館娃宮、報恩寺等地。易代之后的宋朝，蘇州太守曾作《三賢堂記》紀念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文章說：“三賢平時道義相先，分相好，誠相與也。而文章政績，兼優并著，且俱為有意于民者。名藩巨屏，得一師帥，吾民幸矣。乃接踵來臨，歲月未遠，聲名風采，炳乎其輝。一時盛事，他郡所未有也?！盵23]（327）

白居易與杭州風光。唐代的杭州刺史人數有百位之多，其中不乏能文能詩者，對杭州風光的吟詠書寫代有其人，其中最著名者當為白居易。千年之后的今天，人們站在西子湖里的白堤上仍然對白居易的善政津津樂道。白居易之于杭州的貢獻與影響可見一斑，宋代的葛立方說：“錢塘風物湖山之美，自古詩人，標榜為多?！侵兄?，惟白樂天所賦最多?！盵24]（585）白居易在杭州任上的詩歌有數百首之多，還有《冷泉亭記》《錢唐湖石記》等文章。諸如《錢塘湖春行》《憶江南》等詩詞早已深入人心，千百年來一直為后人所吟誦，杭州的西湖、孤山也因白居易的詩詞而更廣為人知。白居易筆下的杭州風景秀麗、山寺古樸、名勝眾多，白居易言：“東南山水，余杭郡為最?！盵2]（6910）“知君暗數江南郡，除卻余杭盡不如?！盵25]（1798）他的詩歌如《余杭形勝》：“余杭形勝四方無，州傍青山縣枕湖。繞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樹一千株。夢兒亭古傳名謝，教妓樓新道姓蘇。獨有使君年太老，風光不稱白髭須?！盵25]（1629）對杭州風光極盡推崇。白居易筆下杭州春色：“望海樓明照曙霞，護江堤白踏晴沙。濤聲夜入伍員廟，柳色春藏蘇小家。紅袖織綾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誰開湖寺西南路，草藥裙腰一道斜?！盵25]（1623）將杭州如畫的風光與風流的歷史軼事都寫在筆下，詩人眼中的杭州讓后來的讀者不禁為之心動。白居易對西湖、靈隱寺、天竺山、孤山、鳳凰山、錢塘江潮水、韜光寺、萬松嶺等景觀乃至富陽等地的山水都有題詠之作。白居易對杭州風光的書寫，使原本就被譽為東南勝地的杭州更加知名，對杭州的城市形象與文化氛圍的養育有深刻影響，白居易筆下的杭州景觀在后世也一直為文人雅士所追蹤吟詠。

綜上，經由刺史筆下書寫過的景觀，變得富有詩意，在詩歌、文章的詩性塑造中變得經典，成為地方文化中的靚麗名片。正是由劉禹錫、白居易這類的文壇巨匠以擔任刺史為契機，當地的自然風光、人文景觀才成為后代人眼里的經典形象。

六、 余 論

研究刺史對地方文學生態建構的影響，可以觀察到刺史在施政撫民之外的活動，更進一步地了解到刺史的整體形象。刺史是朝廷任命的官員，并非州郡本地的文人，因而與地方文學環境存在一定的距離，也正因為如此，刺史可以將其他地方、其他群體的文學特質引入本地，給地方文學注入新鮮血液。唐代有蘇州、杭州、湖州、和州等許多文人薈萃、文名遠揚的州郡，它們形象的形成得益于當地獨特的文學生態。諸如柳州、潮州、夔州等偏遠州郡，由于遠離政治中心，文學生長的土壤較為薄弱，正是有了韓愈、柳宗元這樣的詩文名家擔任過刺史，才使得它們在唐代的文學地理版圖上占據一席之地。因此可以說，一位合格的刺史能夠在地方開辟出一片適合文士生存、適宜文學生長的廣闊天地，刺史因掌州郡而大有作為，州郡也因刺史的文化舉措而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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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夏 雪）

Abstract： In the Tang Dynasty， most of the local governors were literati who came from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When the literati work in local area， they not only moved from the government to the countryside， but also spread the literature. Theref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governors and literature can be studied from two aspects： the creation of local governo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cultural ecology. In the selection process of local governors， literary ability is one of the factors considered by the court. The exchange between central government posts and local governors is also an important criterion for officials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Local governors play a grea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cultural ecology. First of all， in the process of administration，? local governors carry out the national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policies concretely， which has great influence and direct decision-making power on local scholars study and official progress. Secondly， some? local governors themselves are accomplished writers. When they take part in the literary activities of the prefecture， they attract and agglomerate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i and enrich the literary world scene. Thirdly， as the governors governor， he chanted the landscape and scenery of the local prefectures with poems to publicize the reputation of the prefectures， thereby completing the promotion of classics and literariness. At the same time of shaping the local cultural ecology， the local governors also achieved his own achievements and literary names.

Key words： local governor; literary ecology; imperial examination; literary world; cano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