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其實而無其名：蜀漢史官兼職設置*

楊小平,李 艷

(西華師范大學 文學院,四川 南充 617009)

三國時期史官制度爭議最多的當屬蜀漢政權。夏仁波《蜀“國不置史，注記無官”質疑》[1]86-87對蜀漢史官制度提出疑問。胡曉明、張世宏《“蜀無史官”之議述評》[2]114-117對“蜀漢史官制度”作了簡單的梳理，提出判斷“蜀漢置史官與否”應注意的地方。杜鑫《三國史官制度》[3]24-27、苑全亮《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官制度》[4]4-5對三國史官制度作了較為全面的梳理，并涉及“蜀漢史官制度”。前人著作中亦有提及，《初學記》言：“后三國分方，魏吳各有史官，蜀無其職?！盵5]503《隋書·經籍志》載：“及三國鼎峙，魏氏及吳，并有史官?！盵6]957歸納起來，對蜀漢史官制度的看法主要有三種：“置史官”說(以劉知幾等為代表)，“不置史官”說(以李安溪、錢儀吉等為代表)，“無記注官”說(以劉咸炘等為代表)?！笆駶h政權史官”的設置情況究竟如何？現我們不揣淺陋，談談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尚請方家正之。

一、蜀漢史官之爭

(一)源起

“蜀漢史官制度”之爭起源于《三國志·蜀書》，《蜀書》中相互齟齬的說法引發了后代學者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其中有關文字如下：

《三國志·蜀書·后主傳》：“景耀元年，姜維還成都。史官言景星見，于是大赦，改年?！盵7]899就此而言，蜀漢似乎是有史官的。但《后主傳》中又言：“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于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盵7]902明言蜀漢不置史官，因而蜀漢歷史大事多有遺漏。后世對此爭論不休。

(二)主要觀點辨析

關于蜀漢史官設置問題的主要觀點有三：“置史官”說，“不置史官”說，“無記注官”說。這三種觀點有其合理性，但亦有值得探討的地方，具體分析如下：

持“置史官”說的學者主要有梁章鉅等人。梁章鉅《三國志旁證》言：“按：志中于后主景耀元年，明載‘史官言景星見，于是大赦元年’，此蜀有史官之顯證?！盵8]404認為這是蜀漢有史官的顯著證據。劉知幾《史通·曲筆》指出：“陳氏《國志·劉后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更S氣見于秭歸，群烏墜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而書？”[9]143即《三國志·蜀書》中“成都景星”“秭歸黃氣”“群烏墜江”等事件的記載表明蜀漢是置史官的?！度龂尽な駮は戎鱾鳌芬啻_載：“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余里中，廣數十丈?！盵7]890可見劉氏之言亦非沒有道理?！包S氣”，《漢語大詞典》釋義之一為“黃色云氣”，并解釋說“古代迷信以為天子之氣”“古代迷信以為祥瑞之氣”。[10] 987《三國志·蜀書·費祎傳》：“后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盵7]1062“成都望氣者”中的“氣”與“黃氣”類似，指“紫氣、氣運”，與運道有關。

蜀漢置東觀郎、秘書郎，分掌圖書事務，點校缺漏，核對正誤，編修歷史。劉知幾《史通》又言：“案《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郤正為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9]222杜佑《通典》亦言：“后漢圖書在東觀，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書監一人，掌典圖書、古今文字，考合同異，屬太常?！盵11]155劉氏指出蜀漢在東觀設置專門的管理官員，并置秘書郎等專修圖書，因而陳壽說蜀漢不置史官的言論是不實的?！度龂韭毠俦怼贰皷|觀令”條下注：“《后漢書·馬嚴傳》：‘東觀為老氏藏室?！ⅲ豪献訛橹率?，四方所記文書，皆歸于柱下，言東觀多經籍?！盵12]156即東觀為圖書儲藏之所，并設置相關管理官員?！稌x書·職官志》載：“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儒著作東觀，有其名，尚未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詔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隸中書省?！盵13]735魏明帝時期設著作郎一職，專司東觀圖書事務?！度A陽國志》卷十一載：“少弟崇，字幼遠，學業淵博，雅性洪粹，蜀時東觀郎?！盵14]180王崇亦曾擔任東觀秘書郎?！皷|觀”用于存放圖書經籍，藏書種類全、數量多、覆蓋面廣，大約在漢明帝時期成為修史的固定場所，此后又發展出了管理此處的官職。魏明帝時期置著作郎專司東觀圖籍之事，“東觀郎”主要掌管圖書，核定正誤。除“東觀郎”之外，還有其他與史官有關的官職。如常璩在《華陽國志》卷七中指出：“但光好指擿利病，大長秋南陽許慈普記，光祿來敏，舉措不慎，失勢事者指當世美名，不及特進太常廣漢鐔承、光祿勛河東裴雋也?！盵14]95

蜀置“東觀秘書郎”，其承接校書郎而來，“魏晉以來，三署郎沒有了，郎署解散了，校書郎一下子失去了組織。新設的秘書寺以考校古今圖書為職事，從‘郎’的名稱看，秘書郎最有可能取代校書郎去從事校書工作?！盵15]93由此可見，校書郎的主要職責為校書，東觀郎主要職能在很大程度上亦為校書?！度龂韭毠俦怼吩凇懊貢伞睏l載：“掌中外三閣經書，覆校殘缺，正定脫誤?！盵12]159其主要職責在于掌管書籍，補充訂正脫落和錯誤，并沒有記載國家歷史的內容。偶爾有秘書郎編纂史書，但這都是個人之事，并非職責所在。這也是秘書郎與史官實際上存在的不同。

上文論及三國時期蜀漢政權設“東觀秘書郎”，東觀秘書郎的主要職責是管理圖書，而不是修史，也就是說東觀秘書郎并不是專門的史官。就此而言，“蜀漢置史官”似乎沒有那么有說服力。也正如持“不置史官”說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如果蜀漢是置史官的，那么《后主傳》結尾提到的“史官不置”又該作何解釋呢？《魏書·李彪列傳》言：“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盵16]1397諸葛亮因未在蜀漢置史官而備受非議，可見蜀漢時期未有史官?！度龂炯狻肪砣?“凡此類猶有未周焉”下注：“李安溪曰‘不置史官’?！盵17]751錢儀吉指出：“如果有史官而遭亂湮滅，當云‘舊史失傳’，不當云‘史官不置’也?！盵17]751錢氏從書寫角度論證三國時期蜀漢政權不置史官，其理由為：如果三國時期是置史官的，那么陳壽應載“舊史失傳”，以證明三國時期蜀漢政權曾經有過史官，只是在后來的發展過程中湮滅了，而不是寫“史官不置”，“史官不置”表明蜀漢本來就沒有史官，不存在消亡之說。但這一說法似乎也不能全然解釋蜀漢史官有關問題。蜀漢若不置史官，《后主傳》中又有“史官景星見”之語；另外，還有諸多與蜀漢有關的史學著作，如王崇《蜀史》，譙周《蜀本紀》，陳術《益部耆舊雜記》，王隱《蜀記》，陳壽《益部耆舊傳》，孫盛《蜀世譜》，習鑿齒《漢晉春秋》，常璩《華陽國志》等，如果三國時期蜀漢政權不置史官，那么這些又該作何解釋呢？但這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即這些史書多為私人修史，而非官方修史，不能作為三國時期蜀漢政權有史官的證據，私人修史和官方修史不同，其原因在于官方修史其實就代表一種正統和權威，因而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蜀漢政權不置史官。一個正統政權可以廣羅天下人才，吸引天下間有良史之才的人，聚集全國上下優秀人才，形成中堅力量，民間一般不能也沒有實力與朝廷抗衡，因而其史書編撰的質量一般不如官方修撰的好，因而，有官方修撰的史書一般私修史書就較少。曹魏和東吳政權設置專門的史官記載本國歷史，屬于官方修史，因而私人修史的情況較少，私人修史的著作也較少。蜀漢政權就不一樣，它不置史官，想要修史書的人都可以參與這項活動，大家均屬于個人，史書質量的高低多依賴于個人史學素養的高低與材料占有的多少，民間人士可以，朝廷當中歷官與其他官員也可以，這些參與修史的人又以歷官修史為常，因為他們有修史的傳統。

“置史官”說與“不置史官”說二者存在矛盾，說服力都不太強?；诖?，劉咸炘等人又提出了“無記注官”說，即蜀漢沒有記注官而只有歷官，主要負責記載天象，尤其是比較特異的天象，負責記載歷史事件的史官缺而不置。劉氏于《三國志知意》言：“陳氏所言無官者，乃記注之史。黃氣、群鳥，不必史官所言，蓋蜀本多術數之學，至奏景星見者，乃占天之史官，許慈、王崇、郤正則掌書之官，皆非記注之史?！盵18]347-348劉氏認為《三國志·蜀書》記載的秭歸黃氣、群鳥等異象是負責記載天象的歷官所記載的內容，負責記載記注等事的官員缺而不置，像許慈、王崇、郤正等人，他們都僅僅只是掌書官員，與記注之史官不同。另外，其指出蜀漢政權時期雖然承接前代設“東觀秘書郎”，但此時的“東觀秘書郎”實際上已經是虛職，徒有其名而并無其實，因而陳壽說“蜀不置史官”。

盧弼《三國志集解》亦闡發了對此一問題的看法：“弼按：《季漢輔臣贊》所頌述皆當時可傳之人，承祚自注多云‘失其行事，故不為傳?！u語所謂‘注記無官，行事多遺’者此也。劉說為允?！盵17]751這里的“劉”指劉咸炘。盧弼認同劉咸炘的說法，認為蜀漢沒有記注之官而有歷官。盧弼認為這從《三國志》原文敘述當中就可以看出來，一則陳壽自己在文中多說“行事多遺”，即很多事件因為遺失等原因，都沒有辦法知道或者詳細了解其具體過程，如果三國時期蜀漢政權有置史官，那么就不會出現這種現象；二則盧弼認為陳壽評論說“注記無官，行事多遺”是承接陳壽“失其行事，故不為傳”說的，因而陳壽在《三國志·后主傳》評語中的說法是合理的，并未有互相齟齬之處。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說：“《三國·蜀志·后主傳》：景曜元年，亦有‘史官言景星見’之語，此所謂‘史官’乃太史令之異稱，實歷官也?；驌艘詾槭裼惺饭僦髯C，殊為失考；而知幾謂壽之父為諸葛所髠，故加茲謗議，則亦未必可信也?！盵19]84他指出陳壽《三國志·蜀書》并沒有記注之官，只有歷官，同時指出有人認為陳壽說“蜀漢時期無史官，并說此為諸葛亮考慮不周”的評價也是不合適的。

二、蜀漢史官兼職設置

從上述分析可見，區別歷官和史官是弄清蜀漢史官問題的關鍵，同時似乎也可以解決《三國志·蜀書·后主傳》中的矛盾，《后主傳》所言“史官”實為“歷官”，因而《三國志·蜀書》中有關于天象的記載也就順理成章了。末尾所言“蜀不置史”，指的是不置“記注官”，加上后文接著說“記注無官”，也在另一方面支撐這種說法。從邏輯上說，這種說法也有一定的道理。但這當中還有一些問題，如三國時期蜀漢政權的史官是否和歷官分開？這一點亦值得思考。下文從幾個方面進行討論。

(一)史官制度

從制度上說，中國史官制度由來已久，《呂氏春秋·先識篇》就有相關記載：“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盵20]344這里的“太史令”就相當于史官。牛潤珍指出“從甲骨卜辭及文獻所記載的史官情況看，起碼在殷商時期，中國古代的史官制度就基本上形成了?！盵21]6即商周時期史官已初步形成，春秋時期史官分工更加細致，秦漢以后名目繁多，此后的朝代亦多沿襲這一制度，分設史官，與此同時，歷代又有變革。史官制度經歷了一個由不成熟到成熟，職能由籠統到不籠統的過程，史官一職具體劃分也在不斷變化。

殷商時期史官和巫結合緊密，職能多樣?！耙笊虝r期史官職掌分工粗略，文宮兼掌史事注記，天官史官合一，官師一體。西周以后，史官記言記事雖有分工，但記事與職事不分?！盵21]3周代，史官分工愈加細致，如《周禮》《禮記》中就有太史、小史、內外史、左右史之別，各司其職。唐朝劉知幾《史通·史官建置》中說：“太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盵9]216這個階段的史官和天官不分，二者系于一職，這種情況一直到漢代才發生較大的改變。西漢時期的史官為太史丞，負責編修國史。東漢時期，太史完全成為天官，與記注之史無關，偶有擔任太史令的人記載歷史事件，但這都是職責之外的，是沒有明文規定的，只是個人行為和興趣，與官方修史不同?！氨M管東漢時有太史令撰著史書者，但修史并不是其職內事，僅是個人著述，與官方修史判若兩事了?！盵21]41即東漢時期，史官與歷官完全分野，史官不再具有記載歷史的職責，其職能由記載歷史與星象于一身轉變為僅記載星象，東漢太史令為歷官而非史官。西晉司馬彪《后漢書·百官志》提到：“太史令一人，六百石?！盵22]3572南朝梁劉昭注曰：“掌天時、星歷。凡歲將終，奏新年歷。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盵22]3572即天官由太史令擔任，主要負責觀察天象、歷法、記錄災禍以及天象變化等方面的內容，并未提到記載歷史。由此可見，東漢時期史官與歷官已經完全分野，歷官保留，史官不置，修史的職責由其他官職的人代行，即史官由他官兼領。

東漢時期的史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魏、蜀、吳時期的史官設置以及后代史官制度的定型。魏、蜀、吳同屬三國時期，上承東漢，下啟西晉。曹魏代漢而立，后蜀漢和東吳相繼建國，至此形成三國鼎足而立之勢。三國時期魏、蜀、吳政權均在一定程度上繼承漢代朝官設置情況，曹魏和東吳在繼承中又有發展。就史官設置而言，曹魏和東吳政權均設置史官，編修國史。曹魏設有著作郎和著作佐郎，主要職責為負責起居注和編修史書；另有秘書官，類似于東漢東觀，掌管圖書；東吳有太史，負責歷官之事并撰修史書。蜀漢繼承漢代的職官設置方式，置東觀秘書郎，而不置專門修史的職位。需要注意的是蜀漢的東觀秘書郎和其他兩國不同，曹魏和東吳的東觀秘書郎承接東漢而來，但其中又多有變革，這兩國政權的東觀秘書郎除了掌管圖書之外，還負責編修國史。東漢時期的秘書郎本沒有“修史”一職，“修史”是曹魏和東吳政權建立之后新賦予秘書郎的職責。蜀漢的東觀秘書郎和東漢時期的職責差別不大，并不具有撰修國史的功能。即蜀漢時期的東觀秘書郎空有其名而并無其實。另外，關于后代史官定型情況，一般而言，后代史官分為兩類：一為記錄，即為后來的記注制度；一為編纂，即為后來的著作制度。記注官主要負責記錄，包括皇帝言行、天下大事等；編纂官主要是編寫前代王朝的官方歷史。

(二)史官地位變化

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史官地位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史官由殷商時期的地位崇高、職能多樣、權力盛大發展到后來的地位日益地下、職能漸趨單一，甚至失去修史的職責，退化為天官。其職能退化的一個主要原因即為中央集權的日益加強。天子重視自身的正統和權威，而史官書法不隱、秉筆直書在一定程度上會威脅到天子的權威。因而，隨著中央集權的日益加強，史官修史的職能逐漸受到壓制，成為歷官。太史令不再專職修史，但史官又是國家正統的象征，國不可無史，因而，歷朝歷代又以其他職位兼而領之，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多見，如《通典·職官三》中就提到“以他官領之?！盵11]124可見東漢時期不置專職史官為常態，太史令成為負責記載天象、災異之官，蜀漢承東漢而來，以他官兼領史官存在較大可能。

《漢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變》指出：“太史令掌天官，不治民，不擔任行政職務，其參與朝廷議論，還有大夫一樣的身份?！盵21]47其為一個與大夫類似的散職?！按蠓颉薄度龂巨o典》指出“職掌言譯顧問，為天子的高級參謀?！盵23]18大夫主要職能為參政議政，為天子出謀劃策，“太史令”在一定程度上與大夫類似。由此可見，太史令雖未明言其修史之責，但其隱含在職位之內，在記載星象的同時兼有修史之職。劉知己在《史通·史官建置》中稱：“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著述為宗，而兼掌歷象、日月、陰陽、管數。司馬遷既歿，后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并以別職來知史務。于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揚、王立、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唯知占侯而已?！盵9]218即最初的時候，太史以記注為主要職責，天文星象等為附帶之職。但是發展到后來，記注之職反而沒有設置專門的職務，沒有專人擔任，而并于其他職務之中，由身兼他職的人擔任。這個時候的太史，僅僅是掌管“占侯”之事。但因僅掌管“占侯”的太史一職由掌管記注之史一職發展而來，因而后來這種太史名義上雖不編修歷史，但是實際上擔任這一官職的人多有良史之才，具有編修史學的功底和情感傾向，為修史提供可能性，因而雖然這一官職沒有明文規定“修史”之責，但處于這一職位上的人員仍多修史。由此可知，太史令作為天官，主掌天象，但同時又可參政、議政。這與先秦時期的天官、史官不同：先秦時期的天官、史官主要職責即為記載天象，但這類記載多零碎，不成系統，難以從中看出規律和變化。東漢時期的太史令，他們名為太史，主張掌星象之事，但其還可以參與政治，及時了解各地情況，并非單純記載天象，其眼光、學識、見解、敏感程度均較高，有一定的史學修養，其在撰史、寫史的時候有一定的技巧，運用史書筆法，有“史”的眼光。三國政權承接漢代政權而來，各有繼承又各有發展，曹魏、東吳均設記注官，記載國事。

(三)王朝正統性

從王朝正統性說，古代王朝多重視天命和正統，“對歷代統治者來說，取得天命與正統，方能確立自身王朝的正當性?！盵24]50新建立的王朝和政權多希望從多方面展現出自身的正統性和“天命所歸，民心所向”的一面。他們多通過改歷、改變服色等方式以及祥瑞等展現自身的正統性。另外，史官的設置也是顯示王朝正統性的一個重要方面。三國時期曹魏政權代漢而立，后來又有了蜀漢和東吳政權，在確立正統性需求的促使下，曹魏和東吳政權紛紛設立史官，如曹魏有著作郎和著作佐郎，東吳政權時期設置左右國史、太史令、東觀令等，以此顯示其“天命所歸”的一面。史官記載歷史，在修史的過程中力求公平公正，后代可以以史為鑒，史官在顯示王朝的正統性方面亦具有獨特作用，史書中顯示出來的王朝的正統地位和權威會隨著史書的流傳而流傳。按理來說，曹魏政權本就繼承漢政權而來，其正統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以顯現，其仍舊置史的原因在于加強和鞏固這種正統性。沒有哪一個王朝不想顯示自身的正統和權威，照這樣說，蜀漢政權應該設有史官才正常，為何說蜀漢無史職呢？

蜀漢政權不置史官，其顯示自身正統權威的方式在于繼承前代的職官設立方式。蜀漢政權在職官設置上多仿漢政權，與曹魏和東吳政權不同。曹魏和東吳雖然也繼承漢的職官設置，但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變，尤其在置史官上，他們通過明確設立史官一職顯示自身的正統性，這是通過顯性的方式確立的，蜀漢通過繼承蜀漢職官運行程式的方式，采用以他官兼領的方法表明其正統性，這是一種隱性的方式。三國政權之前就是漢政權，東漢王朝并不設置專門的史官，蜀漢政權繼承這一套制度，不置專門史官，以他官兼領，這種記載只是出于個人興趣，沒有明確規定，不做強制性要求，因而較為自由，因而在某種程度上說，蜀漢政權“有史官之實而無史官之職”或者說“有史官之實而無史官之名”的說法或許更為合適。

另外，有人認為《三國志·蜀書》的篇幅相較于其他兩國的篇幅而言比較少，因而認為三國時期蜀漢政權沒有置史官。先姑且不論這種推論是否合理，就僅從蜀漢時期其他史書的留存情況來看，陳壽在寫《三國志·蜀書》的時候可以利用的材料就不會少；退一步說，即使三國時期蜀漢政權沒有史官，沒有官方修史，但這一時期仍有許多私人修史，從這一角度來看，其可利用的材料亦不會少。一個國家的歷史的多少多與國家存在期間發生的事情有關，比如曹魏政權，其代漢而建，其中可以寫、值得寫的東西比較多，因而其史書篇幅比較長。蜀漢值得寫的、比較有價值的東西比較少，因而篇幅才會少一點。陳壽《三國志》以“三國”為名，顯示魏、蜀、吳三國鼎立三分的格局。陳壽本人經歷較為復雜，本為蜀漢之人，后因蜀亡國，又從仕晉朝，因晉代魏而立，因而陳壽仍有不忘故國之心，即“以吾觀之，壽自有不忘舊國之心，而非有魏邪漢正之見，雖小例不以蜀儕吳，而大體帝魏，自不可掩?！盵18]305陳壽雖然在情感上可能更親近蜀漢，但是他仍舊力求公正。在提及蜀漢政權時也盡力秉筆直書。這是一種高貴的史學品質。陳壽《三國志》既可作為“前四史”之一，說明此書史學水平較高，其以篇幅簡潔、敘事干凈著稱。房玄齡于《晉書》中言：“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盵13]2137因而，篇幅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寫作行文上的要求，并不能完全依靠此判斷其是否置史官。

綜上所述，三國時期蜀漢政權史官更多的應該是兼職設置，多以他官兼而領之，而非專職選任。這種兼職設置的方式，一方面是為了顯示其正統性和權威性，另一方面也從側面維護中央集權和王朝正統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