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中國基層民主發展的復合動力

摘? 要： 基層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人民、執政黨、社會和制度成為影響中國基層民主的最重要變量，其主體性作用的發揮及其制度性關系構成了推動基層民主發展的結構性動力?；鶎用裰魍R克思主義的民主觀和人本主義密切相連，人民性是基層民主推進的基本價值遵循和根本力量;基層民主發展的政黨推動蘊含于國家構建的歷史過程之中，其形成具有一定的歷史、理論和現實的規定性;基層民主的內生性昭示著其發展的強大社會推動力;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制度化戰略，構成了中國基層民主發展的制度性動力。人民推動、政黨推動、社會推動和制度推動構成了新時代中國基層民主發展的復合動力。

關鍵詞： 新時代;基層民主;發展;復合動力

習近平指出：“我們要健全民主制度、拓寬民主渠道、豐富民主形式、完善法治保障，確保人民依法享有廣泛充分、真實具體、有效管用的民主權利?！眥1}中國基層民主的展開，就是要體現“廣泛充分、真實具體、有效管用”的具體要求與特性。這幾個方面的要求與特性都關涉基層民主在推進過程中的參與者、決策者和推動者，正是他們對現實環境和問題的具體感知、構建，設定了基層民主的開啟、展開空間以及路徑方式;正是他們的積極參與、理性設計和有效的動員與整合，促成了當下推動基層民主的制度框架與目標導向。在中國基層社會，這些參與者、決策者和推動者及其制度性關系構成了推動基層民主發展的復合動力。具體言之，在中國的語境下，人民、執政黨、社會和制度成為影響基層民主的最重要變量，其主體性作用的發揮及其制度性關系構成了推動基層民主發展的結構性動力。

一、人民推動：基層民主的主體性

從規范意義上說，基層民主的繁盛受一定價值理念的影響，其展開的過程是民眾主動參與和相關政治力量建構的過程。這種政治建構既體現了民主的本源價值，也注入了相關政治力量的價值追求。在中國的語境下，基層民主同馬克思主義的民主觀和人本觀密切相連，人民性是基層民主推進的基本價值遵循;同時，基層民主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動員、整合與建構，其領導的有效性促成了民眾、社會與共產黨之間的雙向賦能。在新時代，基層民主制度是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構件，其制度化水平直接關涉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鶎用裰鞯挠行д归_盡管離不開黨的領導與推動，但歸根結底還是人民的推動，民眾的有序參與和政黨的有力推動構成了新時代基層民主有效展開的主體性支撐。

首先，人民性是基層民主推進的價值遵循?！叭魏稳祟悮v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系?！眥2}因而，人作為一種物質性的存在，就要從自然獲得物質性資源來維系自身的存在和擴大自身的再生產，將自然給對象化。同時，“人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他的生命活動是有意識的”{3}。所以，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人不僅是一種物質性的存在，而且還是一種精神性的存在，正是這兩者構筑起了人的現實性。人正是在這種現實存在中維系自身、擴大再生產和追尋意義，也正是在這種物質和精神活動中張揚自身的價值和實現自身的主體性。而民主，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指出：“在民主制中，國家制度本身只表現為一種規定，即人民的自我規定?！薄皣抑贫仍谶@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的產物”{4}。無論“人民的自我規定”還是“人的自由的產物”，都說明民主是人的主體性張揚的必然產物，是人們主觀建構、精心設計的結果。人們通過民主的方式合作生產、配置資源和選擇管理者，歸根結底是人的主體性的顯現與張揚。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主體性及民主的論述是中國共產黨人推行社會主義民主包括基層民主的必然價值遵循。在具體推進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在基層社會組織動員民眾，堅持人民性、堅守人民立場，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時空背景下通過基層民主來捍衛、維護和增進人民利益：在革命戰爭年代，組織動員基層民眾打土豪、分田地，抗擊法西斯的侵略，以及推翻國民黨反動政權的統治;在建設時期，動員和組織基層民眾完成土地改革，推行居民自治{5}和職工代表會議制度;在改革時期，動員和組織基層民眾在選舉、監督、管理和評估等方面發揮實質性作用。

其次，黨領導基層民主的有效性及其雙向賦能。在新時代，基層民主的展開承繼了先輩共產黨人的有益經驗，其推進既是基層民眾對自身權益追求的產物，也是黨組織不斷激發、動員甚至是建構的產物，后者直接關涉黨領導基層民主的有效性。黨之所以重視基層民主的推進，一方面是基于其對實現人民民主的重要意義的認識，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尊重、保護和增進民眾利益的需要，因為基層民主與民眾利益增進之間具有正相關性。正是基于此，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執政理念的中國共產黨為了激活基層民主，必須為其有效展開開辟空間，提供最基本的制度性裝置和科學化的機制。在具體行動上，一方面，中國共產黨進一步推進基層民主的制度建設，將基層選舉、問責、述職等納入制度化軌道;另一方面，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6}。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從以前的“起基礎性作用”到現在的“起決定性作用”，這是執政黨通過科學的政策供給和制度安排來激發市場與社會活力的切實行動。在市場機制、社會力量能夠發揮作用的地方，行政權力不是直接地介入，而是通過制定制度規則來保證公平正義的實現。在此過程中，市場機制構成了激發人們追求自身利益的強大動力，人的主體性及其創造力釋放有了更明確的機制性保障?！笆袌鰴C制的逐步擴展瓦解了政治權力壟斷資源的局面，它減弱了人們對單位與行政權力的依賴，這就意味著個人發展機會的增多和個人自主性的增強?！眥7}可以說，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的確立，助推了社會力量的成長與壯大。因為它不僅奠定了社會力量發展的物質性基礎，也帶來了組織性依托，對于后者，各地蓬勃發展的社會組織就是明證。在上述“政府—市場—社會”互動的背景下，人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空前高漲，基層民主的蓬勃展開有了強大的物質動因。同時，中國的政治發展是在黨的領導下有步驟、有序地進行的，基層民主在政治發展戰略中占據了基礎性地位。黨在領導基層民主實踐的過程中，通過日益健全的組織網絡、科學的行動策略以及良好的治理績效，贏得了基層民眾的認同。在基層社會，黨領導基層民主的過程是一個雙向賦能的過程：一方面，通過激發民眾的主體意識賦能于民眾與社會;另一方面，通過良好的領導與執政績效賦能于黨自身。

最后，基層民主主體性實現的制度保障。無論是民眾對自身利益的主動維護還是中國共產黨對基層民主的戰略設計和具體推動，都體現了中國基層民主推進的主體性。這種主體性一方面體現在基層民眾對自身權益的認知、維護和增進上，另一方面也體現在中國共產黨人對基層民主的建構、組織和推進上，前者源自利益誘導與內在價值實現，后者源自使命感召與組織綱領引領。也就是說，基層民主的展開并不是民眾的一種自發行動，而是通過黨的引領、建構與整合來實現的。所以，從根本意義上說，中國共產黨為回應民眾的利益訴求而著力推進基層民主，就體現了對人的主體性的尊重，具有鮮明的人民性，歸根結底，政黨推動的背后還是人民推動，是執政黨人民情懷在基層的具體實踐。在新時代，基層民主的這種主體性體現得更為鮮明。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穩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小康，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眥8}物質方面的增進一定會帶來權利要求和政治參與的擴大，這是人的主體性覺醒的重要體現。同時，對中國共產黨而言，由于其宗旨、初心和使命，設計維護和增進民眾權益、保障公平正義的制度就提上了日程;通過一定的制度設計，基層民眾的參與有了制度通道，從而避免參與的無序與爆炸，民眾通過參與，又讓其權利和利益增進有了切實的制度保障。 “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要在全體人民共同奮斗、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加緊建設對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眥9}對公平正義制度保障的強調意味著現代國家建設處于一個新階段，即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階段。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建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制度”“健全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各項制度”，并強調“通過完善制度保證人民在國家治理中的主體地位”{10}。

二、政黨推動：基層民主的政治性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基層民主關涉國家政權。在革命戰爭年代，民族民主革命是為了奪取政權、建立人民共和國;在建設、改革年代，包括新時代，是為了建設現代國家，使國家運行在制度化的軌道上。而國家政權問題則是政治、政黨政治的核心命題。另外，對中國共產黨而言，“要緊扣民心這個最大的政治，把贏得民心民意、匯集民智民力作為重要著力點”{11}，而基層民主涉及千家萬戶，關涉老百姓切身的利益。有學者指出：“中國社會對政黨的內在需求，并不僅僅出于運行民主共和政治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凝聚社會、建設國家的內在需要?！眥12}從這個意義上說，萌生于革命戰爭年代并由中國共產黨領導推動的基層民主實踐，圍繞著奪取政權、國家權力的規范化和民眾切身的利益訴求來開展活動，這就賦予了政黨推動的政治屬性。也正是這種政治屬性標示了中國共產黨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價值使命。從規范意義上說，這種政黨推動有一定的歷史規定性、理論規定性和現實規定性。

首先，政黨推動的歷史規定性。對中國共產黨而言，國家建構是其矢志不渝的目標，盡管在不同環境下其目標定位和行動策略上有所差異。而民主建設，包括基層民主建設，始終是國家建構的重要內容。在國家建構中，誕生于國家危難之際且意在維護、增進社會公共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必然要組織、動員基層民眾，為維護和增進民族、民眾利益而努力奮斗。在各個革命根據地，基層民主的實踐就曾蓬勃展開。在沒有取得政權之前，革命是國家政權建設的基本手段。早在1925年，毛澤東在談到革命的原因時指出：“為什么要革命？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13}“但政治愈反動愈混亂的結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國國民的革命觀念，國民的組織能力也會要一天進步一天?！眥14}“要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只有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才有可能”。{15}在這里，無論是“實現人民的統治”“國民的組織能力”還是“動員起來、組織起來”，都需要調動基層民眾參加革命的積極性，這就有了基層民主展開的內生動力。在革命戰爭年代，基層民主的推進離不開黨的集中統一領導，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有力推動。毛澤東在《紀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義》中反思了巴黎公社失敗的主要原因，其中一個就是“沒有一個統一的集中的有紀律的黨做指揮——我們欲革命成功，必須勢力集中行動一致，所以有賴于一個有組織有紀律的黨來發號施令。當時巴黎公社，因為沒有一個統一的政黨，以致內部意見紛紜，勢力分散，而予敵人以可乘之機，這是失敗的第一個原因”{16}。有學者認為，“傳統政治形態分崩離析，中國政治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將整個社會，實質上是分散的農民社會通過政治動員的方式帶入現代化。以政黨為中心的動員型政治由此興起。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一批先知先覺者率先組成政黨進行革命。但孫中山為代表的政黨還不能完全適應農民中國的特點和要求，未能深入動員廣大農民。隨后，更有組織性和動員能力，特別是能與農民中國相銜接的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17}。所以，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基層民主一方面順應了國家與民族的大義與社會訴求，滿足了底層民眾翻身做主人的要求和基本的物質需求，另一方面又將民眾的政治抗爭、革命活動納入中國共產黨所設定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洪流中，帶有鮮明的政黨推動的特點。這種政黨推動的特點伴隨著革命、建設與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毫無疑問，也體現在新時代基層民主政治建設過程之中。

其次，政黨推動的理論規定性。在某種意義上，國家建設中政黨推動作為一條紅線貫穿于革命、建設與改革的全過程。有學者指出：“以政黨為核心整合社會、推動中國的現代化與民主化發展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現代化邏輯在中國社會的具體體現?！眥18}之所以說是“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是因為傳統中國社會的發展不是一種自組織過程，而是依賴外在力量的它組織化過程：在封建專制的年代，社會是以皇權及其支撐體系為核心的它組織;在晚清、民國時期，軍閥割據、混戰，社會是一盤散沙，陷入無組織狀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社會基本上被單一的行政力量所掌控。只有在改革開放戰略啟動后直至新時代，社會的組織才呈現出政府、市場和社會多元治理主體協調互補的局面。所以，在新時代，集權的政治傳統、計劃經濟年代命令體制的慣性，再加上改革漸進性所帶來的市場力量和社會力量成長的漸進性，均導致在國家建設中仍然需要加強以執政黨為核心的社會整合，以解決社會自組織力不足這一既傳統而又現實的問題。之所以說是“現代化邏輯在中國社會的具體體現”，是因為現代化帶來了社會理性化程度的加深和公民權利的擴大，這些變化吁求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后者構成了新時代執政黨領導改革的重要目標。杜贊奇曾指出，成功的現代國家政權建設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國家權力對社會和經濟生活各個方面的控制漸漸加強;二是在現代民族國家內，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也在擴大{19}。無論是國家對經濟社會控制力的加強還是公民權利義務的擴大都需要有明確的法治保障。而在此過程中，執政黨的作用至關重要，政黨的推動作用明顯。習近平指出：“依法治國是我們黨提出來的，把依法治國上升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也是我們黨提出來的，而且黨一直帶領人民在實踐中推進依法治國?！眥20}

最后，政黨推動的現實規定性。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行政體制改革的漸進推進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社會個體的自由行動空間日益擴大，社會力量逐步成長起來，個人的權益訴求也日益高漲，作為引領社會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必然會順應這一發展趨勢，著力推動基層民主的開展。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非常重視協商民主，不僅明晰了其性質定位，指出其在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將其納入具體的治國理政實踐中，推動其多層、廣泛、制度化發展。習近平指出，“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涉及基層群眾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層群眾中廣泛商量”;“人民群眾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點。涉及人民群眾利益的大量決策和工作，主要發生在基層。要按照協商于民、協商為民的要求，大力發展基層協商民主，重點在基層群眾中開展協商”{21}。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展開與基層民主緊密相連，協商民主是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體現，協商民主在基層的制度安排為基層民眾的參與提供了制度化通道，為基層民主的展開提供了制度支撐。

三、社會推動：基層民主的內生性

習近平指出：“各國國情不同，每個國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獨特的，都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都是在這個國家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為它是從中國的社會土壤中生長起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過去和現在一直生長在中國的社會土壤之中，未來要繼續茁壯成長，也必須深深扎根于中國的社會土壤?！眥22}毫無疑問，中國的基層民主同樣是從中國社會土壤中產生、發展起來的，是從中國社會內部生長起來的，而不是外部植入的?；鶎用裰鞯膬壬哉咽局浒l展的強大社會推動力。

首先，從社會與個體的關系而言，社會是個體的聚合性存在。個體的主體性張揚必然會影響到社會的能動力量的生成?！叭耸亲蠲逼鋵嵉恼蝿游?，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眥23}人作為一種合群性的存在，其組成團體、形成有效集體行動的目的是維持和擴大自身的生產與再生產，并在此過程中定義與實現自身的價值。在某種意義上，無論是作為“多數人決定的”程序民主，還是注重個體直接參與的實質性民主，都是在展示與凸顯人作為社會性的存在。社會作為個體的容納器，構成了個體存在與發展的環境，個體的發展會受到社會環境與氛圍的強烈影響;同時，社會作為個體的集合性存在，也顯示和反映著個體的訴求。從這個意義上說，基層民主的發展，從根本層面上是社會個體的主體性覺醒，從宏觀層面上說是社會力量的推動。

其次，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直接影響基層民主的展開方式。中國社會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的特征，與此相對應就形成了不同的整合基層社會的行動方式，這也是基層民主的展開方式。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基層社會是一種原子化狀態，一盤散沙，形成了所謂的原子化的社會。在這種社會狀態下，面對著主權與民權的雙重危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基層民主就帶有革命性動員的特征，即通過革命的方式實現主權獨立和人民當家作主，基層民主的展開首先服務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標要求。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由于革命戰爭年代的行為方式的慣性，革命理想主義的張揚，以及基礎性國家權力的建構與滲透，整個社會帶有很強的“政治性”，形成了政治性社會，有學者將其定義為“政治全能主義”。在政治社會中，“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缺乏文化和市場網絡等常規性手段，新政權的合理選擇便是繼續沿用群眾運動這一革命式動員手段，以群眾動員來充當社會的凝結劑”{24}。所以，這時的基層民主是通過政治性動員來展開，帶有“大民主”的色彩。改革開放以來，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多元利益格局的形成，行政體制改革所帶來的行政權力的后撤，人們的主體意識、社會的活力被激發、激活，社會就從計劃經濟年代的均質性社會轉變為異質性很強的多元社會。在多元社會格局下，基層民主的展開更加注重制度建設，將基層民眾的利益表達納入制度化軌道，形成了制度性動員?？傊?，原子化社會——革命性動員，政治化社會——政治性動員，多元社會——制度性動員，不同的社會狀態形成了不同的動員方式，基層民主的展開也就帶有革命性、政治性和制度性的色彩。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所帶來的基層民主在展開方式上的差異，一方面說明了基層民主萌生與發展的社會性，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中國基層民主的內生性。

最后，社會主要矛盾的內生性。社會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面臨著不同的社會矛盾。毛澤東指出：“社會的變化，主要地是由于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于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推動了新舊社會的代謝?！眥25}社會主要矛盾是社會利益關系、經濟發展狀況中的問題以及所導致的社會心理結構上的變化。在全球化年代，盡管這些問題與矛盾有外部環境因素的激發與影響，但歸根結底它們是通過社會中相關個體及其所代表的群體的利益訴求和權利愿望而顯現出來的。個人權益關系的調整與變化以及相應的心理結構上的變化是具體的、現實的，也是內生的，因而表現在由個人和團體所組成的社會上，其主要矛盾也是內生的，是隨著中國經濟社會演進和全球化的拓展所引致的。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步入新時代，意味著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26}。在這里，“美好生活”既有客觀的數據指標，也有主觀的心理感受，后者更是一種內在的、內生的情境。習近平指出：“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要解決的問題的?！眥27}因而，在新時代推進基層民主，就是要抓住社會的主要矛盾，通過高質量發展來增進民眾的福祉，通過創設有效的制度體系，來保證基層民眾有序的政治參與，為更好地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奠定制度基礎。

在中國的語境下，無論是個人的主體性覺醒，還是社會力量的興起，都凸顯了基層民眾是基層民主的踐行者。但是強調民眾的主體性和社會的能動性，并不是說中國的民主實踐完全是社會自發演進的。實際上，在推動基層民主的過程中，始終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引領、設計、推動與激發。所以，有學者認為，“民主的根本動力來自社會，但民主要成為人與社會發展的有效推動力量，離不開國家在其中的積極推動和正確引導。所以，使民主真正成為發展的力量，是國家建構民主應遵循的基本原則。在中國基層民主實踐中，黨和國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8}。

四、制度推動：基層民主的戰略性

“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社會主義愈發展，民主也愈發展?！眥29}“要繼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這是三中全會以來中央堅定不移的基本方針，今后也決不允許有任何動搖。我們的民主制度還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條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眥30}作為人民民主在基層社會的實踐形態，制度化一直是基層民主推進的著力點和發展方向。這既體現了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制度化戰略，又構成了中國基層民主發展的制度性動力。這種戰略性的制度推動主要體現在國家構建的制度化努力、民主及其制度化的發展趨向以及國家治理的現代化要求上。之所以說是戰略性的，一方面是基于制度建設的根本性、穩定性和全局性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基于基層民主發展對中國基層社會甚至對執政黨、政府發展與現代化的重要意義，即基層民主實踐不僅關涉基層民眾的利益增進、基層社會的穩定以及基層改革的持續推進，關涉執政黨和政府在基層社會權威地位的樹立與鞏固，而且終將為中國整個民主政治發展奠定必要的思想、制度甚至是技術基礎。

首先，國家建構的制度化努力。任何國家的民主都是在國家的制度化框架中展開的，都受國家已有的制度環境影響甚至是塑造?！爸袊摹鶎用裰鞯幕A和動力是內生的，但其發展途徑與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家給予的，并受到憲法和法律的保障。于是，在‘基層這個層面，社會的民主沖動與國家的民主建構之間自然會形成具有一定緊張感的微妙關系：社會力圖創造完全自主的空間;國家力圖將這種自主的沖動納入國家制度體系，使其在得到保障和基本滿足的同時，又能為黨和國家創造一定的合法性基礎?！眥31}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建構的著力點就是制度化、理性化，即逐漸將公共權力的產生、公共權力的運作和公共關系的處理等納入制度化軌道，告別“父愛式”管理理念，扎牢“制度的籠子”，縛住政府的“攫取之手”，增加公共權力運作的透明度和預期性?，F代國家構建不僅包括國家基礎能力的建構，如財政汲取能力、暴力機器的強制能力以及公共權力網絡的滲透能力等，而且包括民眾自主性意識的增強及其制度性保障，基層民主無疑對后者有著根本性的影響。因而，在推進基層民主方面，在激發、激活基層民眾參與熱情的前提下，黨和政府更加注重制度建設，更加注重將民眾的參與熱情納入已有的制度框架中?！皵[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歷史任務，就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梢赃@么說，從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來看，我國社會主義實踐的前半程已經走過了，前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改革，現在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后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眥32}在這里，“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就包括基層民主制度。

其次，民主及其制度化的發展趨向。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設想，未來的社會是自由人聯合體的社會，在那里，國家權力將實現對社會的回歸。巴黎公社提供了一個分析樣本，它代表了“人民自己實現的人民管理制度的發展方向”，實現了“還政于民”的民主政治的發展目標：“這是社會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他們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壓迫他們的有組織的力量;這是人民群眾獲得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這種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眾的敵人用來壓迫他們的假托的社會力量”{33}。在馬克思看來，在國家與社會關系上，國家所擁有的權力最終都要回歸社會，由社會民眾自己所掌控，巴黎公社就是民眾直接統治與管理的偉大實踐。在社會發展還未行進到國家消亡的階段，城鄉基層民主中的自治制度（村民自治、居民自治）就是民眾自我組織、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的制度安排，是一種類似于巴黎公社實踐的制度形態，因而這種基層民主不僅有利于增進基層民眾的權益，為實現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設想的民主政治的最終發展目標奠定基礎，而且激活了民眾的民主意識，訓練了民眾的民主參與技巧，為高層民主的展開奠定了基礎?！鞍岩淮宓氖虑楣芎昧?，逐漸就會管一個鄉的事情;把一個鄉的事情管好了，逐漸就會管一個縣的事情，逐步鍛煉，提高參政議政能力?！眥34}同時，民主作為一種國家制度形式，需要一定的法律制度去維護和保障，沒有制度保障的民主，要么是一種“大民主”，要么還是專制政治的翻版。馬克思認為：“所有通過革命取得政權的政黨或階級，就其本性說，都要求由革命創造的新的法制基礎得到絕對承認，并被封為神圣的東西?！眥35}在新時代，在社會主義民主或基層民主實踐中，盡管強調政黨的推動與引領，但是這種引領與推動建立在法律與制度的基礎之上，“要善于運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國家，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36}。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直接提出了要“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著力推進基層直接民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37}。所以，無論是基層民主發展對整個國家民主政治的影響，還是基層民主的規范化、制度化和法律化，都體現了基層民主發展的戰略性。

最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制度要求?！白鳛橐环N國家制度的建構，民主建構不可能脫離出國家這個政治共同體，因而，它不可能是人民或社會的單方面行動，相反，必然是人民與國家，具體來說就是人民構成的社會與國家的雙向互動?！眥38}所以，中國的基層民主制度被當作保障基層民眾民主權益、激活基層社會活力的制度安排而被執政黨和政府納入國家構建的過程中，其重要標志之一就是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已作為中國制度圖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被納入中國的政治發展議程中。在某種意義上，基層民主的推行實際上是回應、承接經濟社會發展所帶來的政治參與過大的問題。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分析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時指出：“經濟增長導致了法治的改善，因為中國試圖將其法律制度提高到世界貿易組織所頒布的標準。未來中國的大問題在于，迅速發展所造成的社會大動員，會否導致對更多政治參與難以抑制的需求?！眥39}無論是經濟發展所需的法律支撐，還是為平抑政治參與過大所導致的失序、失控等問題，都需要國家制度建設的及時跟進。而這就關涉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問題。因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適應時代變化，既改革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又不斷構建新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更加完善，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40}。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定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意味著在國家構建過程中形成了鮮明的制度化導向，基層民主發展的制度化推動力量必將更加強勁。

五、結? 語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基層民主承繼了革命、建設與改革各個時期的有益做法與經驗，其發展直接關涉人民、政黨、社會和制度這四大要素。前三個因素作為三種主體性力量直接定義了基層民主的性質，即是多數人的民主而不是少數人的民主;明確了基層民主的組織化主體，通過執政黨保證了民主的組織化、制度化而不是完全的自發與無序;框定了基層民主的演進路徑，即是內生的民主而不是植入式的民主。而第四個要素，即制度，作為影響基層民主效度的保障因素，更具有基礎性地位與戰略意義。因為，無論是人民推動、政黨推動還是社會推動，都需要通過制度與政策供給來實現。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以制度構建和實施為內核的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目標，其對本土化的政治發展、基層民主的推進具有直接的影響力。

注釋：

{1} 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8年12月19日。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頁。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6頁。

{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40頁。

{5} 建國初期，各地城市的軍管會和人民政府向基層派出工作組，相繼成立各種形式的居委會組織。當時的居委會由居民小組選舉產生，在城市基層政權或其派出機構的統一指導下進行工作，但它在組織上并不是基層政權的“腿”，不應交給它很多事情。參見《彭真文選》，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6頁。195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了《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條例》，明確規定了“居民委員會是群眾自治性的居民組織”。

{6}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頁。

{7} 羅峰：《嵌入、整合與政黨權威的重塑——對中國執政黨、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考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4頁。

{8} 《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頁。

{9} 《切實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2013年11月12日），《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552頁。

{10} 《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9年11月6日。

{11} 習近平：《增強推進黨的政治建設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求是》2019年第14期。

{12} 林尚立：《中國共產黨與國家建設》，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5頁。

{13} 《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頁。

{14} 《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頁。

{15}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64頁。

{16} 《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頁。

{17} 徐勇：《國家治理的中國底色與路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第154頁。

{18} 陳明明：《共和國制度成長的政治基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頁。

{19} 葉麒麟：《從民族國家建構到民主國家建構——近代以來中國政治發展主題的嬗變透析》，《學術探索》2006年第5期。

{20} 《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2014年10月23日），《十八大以來重要文選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183頁。

{21} 《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六十五周年大會上的講話》（2014年9月21日），《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78頁、第73-74頁。

{22}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86-287頁。

{2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頁。

{24} 王邦佐等：《執政黨與社會整合——中國共產黨與新中國社會整合實例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9頁。

{25}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2頁。

{26} 《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頁。

{27}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96頁。

{28} 林尚立：《基層民主：國家建構民主的中國實踐》，《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0年第4期。

{29}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23頁。

{30} 《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9頁。引文中的三中全會，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31} 林尚立：《基層民主：國家建構民主的中國實踐》，《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0年第4期。

{3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政治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7頁。

{3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5頁。

{34} 《彭真文選》，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8頁。

{3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38頁。

{36} 習近平：《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求是》2019年第4期。

{37} 《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日報》2019年11月6日。

{38} 林尚立：《建構民主——中國的理論、戰略與議程》，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1頁。

{39} [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66頁。

{40}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92頁。

The Compound Motivation of China's Grass-roots Democrac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Luo Feng

Abstract： Grass-roots democrac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socialist democracy. The people， the ruling party （CPC）， society and? institutions have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variables affecting grass-roots democracy. The exertion of its subjectivity and its institutional relationship constitute the structural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democracy. Grass-roots democracy is closely related to Marxist democratic subjectivity and humanism， and people's character is the basic value to follow and the fundamental force to promote grass-roots democracy; the party's promotion of grass-roots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s contained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nation-state building， and the party's promotion has certain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tipulations. The endogeneity of democracy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shows the strong social impetus for its development. The institutionalized strategy of China's democratic political development constitutes the institutional motive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democracy in China. People， political party （the ruling party）， society and institutions constitute the compound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democracy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The New Era; Grass-roots Democracy; Development; Compound Motivation

（責任編輯? ?方卿）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社會治理背景下提升社會組織黨建質量研究”（18AZZ005）、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一般課題“治理視域下新社會組織黨建及其功能強化研究”（2016BZZ004）的階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9-10-24

作者簡介：羅峰? 男? （1972-? ）? 上海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