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原真性、地方依戀與旅游支持度的關系
——基于民族旅游村寨居民視角的實證研究

馬東艷

（攀枝花學院 人文社科學院，四川 攀枝花 617000）

引言

旅游開發使地緣偏僻邊遠、經濟相對滯后的少數民族村寨迅速融入通過對既有飽和時空改造拓展和對新時空探索塑造的現代化的社會變革中。無論旅游發展與否，民族邊緣社區的社會文化都會裹挾于這種現代化的網絡系統中，在與“他者”文化碰撞與接觸中，形成了一個既不全是該文化又不全是他文化的混雜的“第三空間”[1]。在這一空間格局中，注定會使原本邊界清晰的地方越來越多地處于與“他者”身份、文化以及實踐的不斷協商與妥協中[2]。作為處于這一空間承擔政治、經濟、環境巨大嬗變主要載體的當地居民，他們既是旅游影響的切身感受者，也是變革中的重要利益相關者，更是傳統民族文化的傳承者，只有從他們的角度出發，了解他們的真實感知，維護他們的切身利益，獲得他們的大力支持，才能減少旅游開發與居民間的沖突，從而使鄉村旅游獲得持續、健康的發展。

既有研究發現，居民對發展旅游的態度既有支持也有反對[3]，而影響的主要因素集中于居民參與旅游決策、從旅游中的獲益程度和對旅游主導控制等方面[4]。而地方衣戀對旅游發展態度的影響也多從外來游客或“他者”文化視角下，展開基于群體或個體空間感知或社會環境維度的研究，較少有學者從民族地區旅游地居民角度開展對文化原真性和地方價值感知的系統研究。鑒于目前研究的缺乏與不足，在中國“文化適應”和“文化創新發展”理論背景下，有必要關注和強調旅游地居民在文化變遷下對旅游開發的態度與行為，從而不斷激發當地人對文化的認同感、自豪感，對地方的歸屬感和眷戀感，以便更好發揮少數民族群體在旅游發展中的能動性和主體性，成為實現民族地區旅游可持續發展的關鍵[5]。

基于此，本研究通過問卷調查和結構方程模型方法，在文獻回顧基礎上，以文化真實性理論和地方依戀理論為支撐，構建旅游地居民文化原真性感知、地方依戀與旅游支持度關系的整合模型，深入探討民族村寨居民文化原真性感知對其旅游支持度的影響機制，從而拓展并明晰民族村寨居民旅游支持度研究的文化機理，以期為民族地區旅游管理實踐提供抓手。

一、理論基礎及模型構建

（一）文化真實性理論

真實性（Aauthenticity）最早是由美國戈夫曼（Goffman）首先提出來的。1961年，布爾斯延（Boorstin）在《鏡像：美國偽事件導覽》一書中首先提出了關于旅游中“真實性”問題的思考，1973年麥坎內爾（MacCannell）提出“舞臺真實”也就是東道主為使景觀、事件、場所等客體顯得更真實而進行的舞臺化處理。由于當初麥坎內爾并未對真實性做出界定，這就成了后來學者對真實性概念爭辯之源，并隨后掀起了旅游學中關于真實性問題的研究熱潮。因其本身的復雜性，40多年來學術界對它的探索和研究從未停止過，但也從未能達成統一。

真實性又被稱作原真性或本真性，出于學科偏好和主觀判斷差異，導致對真實性概念的定義出現見仁見智的不同表述。戈龍博（Golomb）曾言，“由于多語境與多層面的運用，真實性是個難以定義的概念”[6]。泰勒（Taylor）揶揄道：有多少人就真實性著書立論，就有多少種真實性定義[7]。真實性在《新韋伯學院詞典》中對其解釋有三重內涵，即“原初的、真實的，可信的”。但在遺產學中若將其譯成“真實的”則明顯會缺失“原初”性內涵，因此，在遺產學中一般將其稱為“原真性”，而旅游學中，強調作為旅游主體的游客旅游體驗時更多稱為“本真性”，而強調作為旅游吸引物的客體真實與否時更多稱為“真實性”。旅游學對“真實性”或“本真性”的運用多緣于旅游文化商業化或商品化問題，旅游主體體驗的真實動機與旅游客體“失真”“仿制品”“偽造品”“虛假化”等“欺騙”之間的復雜矛盾關系展開。

以往文獻主要從游客體驗視角感知旅游真實性[8]，著重站在旅游者角度展開對旅游地體驗“真”與“假”的分析之中。對居民眼中旅游真實性感知的研究微乎其微。Croes將影響居民真實性感知的因素劃分為經濟獲益、發展優先權和居民價值觀三個維度[9]。Zhu Y認為表演性真實是居民基于身份認同上的文化實踐和地方實踐，是真實性的表現形式[10]。Intosh認為居民真實性感知是其與外界世界互動中構建起來的基于物理環境、個人記憶的整合，是一種動態與進步的文化觀[11]。盧天玲認為經濟因素和文化認同是影響居民對歌舞表演真實性認知的關鍵因素[12]。張文萍研究發現居民真實性感知與旅游獲益程度正相關，同時居住年限對居民真實性感知也有顯著性影響[13]。

上述研究主要集中于歷史城鎮社區、都市歷史街區、文化遺產地等居民的感知情況，而對民族旅游村寨社區居民的文化真實性感知的研究則更為匱乏。真實性并非僅存在于旁觀者眼中，不僅僅是游客的真實性，旅游地居民不應該被隔離在感知主體之外，他們對真實性感知也有著自己的體驗與表達，而且隨著外界環境和生活方式的不斷變化，文化真實性在他們看來不是一維的線性概念，更是動態的[14]，因此探索民族旅游地區居民對真實性內部共性感知就成為完善旅游真實性研究的重要環節。

（二）地方依戀理論

地方依戀是人對地方的一種積極情感，是Williams在環境心理學中最早提出表征人對自然界或地理空間的一種情感關系，是人主觀上對地方的一種感知，側重以“人的心理”為落腳點進行人地關系的研究。隨后人文地理學和社會學兩個學科也分別介入對地方依戀的研究，但人文地理學主要側重從“地方屬性”研究人地關系，社會學主要側重地方象征意義對人與社會環境互動的影響。由于不同學科研究側重點不同，致使地方依戀到現在為止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概念，但地方依戀是近20多年來國外游憩地理學和環境心理學研究的熱點[15]。

現在學術上慣常使用的地方依戀的定義是由Hidalgo等人提出的，即地方依戀是指人與特定地方之間建立起的情感聯系，以表達人們傾向于留在這個地方，并感到舒適和安全的心理狀態[16]。也就是說人因對特定地方的認同或歸屬而產生出基于地方環境氛圍的一種情感表達，這種情感不是他人的，是自己的，當然經歷共同熏陶也會升華為一種集體的理解和共識，即依戀的主體是作為個體或群體的人。而這種特定地方既可以是社區或居所等慣常環境，也可以是游憩地、旅游地、朝圣地等非慣常環境，既可以是地方社會、也可以是地方資源要素或地方空間。當然人們對居所這類慣常環境更容易產生強烈的依戀感。因此，地方依戀既包括人們對地方的一種情感與認知，也包括希望與情感依戀的地方保持鄰近距離的一種行為[17]，而且有研究表明，人與地方的這種依戀關系不但會遠遠超越地方資源的功能屬性對人的吸引，而且會使人在該場所中的行為更負責任。萊恩（Lane）認為“如果人們對一個地方充滿熱愛的話，他們就會停止對快速增長和短期回報的追求行為”[18]。

進入21世紀以來，學者們開始關注居民的地方依戀問題。Kaltenborn等通過對國家公園和歷史文化城鎮中當地人和旅游者的地方依戀性質以及依戀強度比較研究后指出，無論政策制定還是管理中都要充分考慮利益相關者與特定地方之間的關系[19]。Lee等對瑞士阿爾卑斯山村的游客和本地人之間的地方依戀的差異，發現游客的地方依戀主要形成于對休閑活動的體驗中，而本地人的地方依戀主要與生存和社會相關并形成于日常生活中[20]。Ortiz等探討了鄰里女性基于公共空間利用的地方依戀形成過程[21]。Smith研究了圣華金三角洲地區大規模變化對當地村民地方依戀的影響[22]。Ngo等研究發現城鄉的社會環境和物質差異使新型農民產生不同的地方依戀[23]。而國內對居民地方依戀的研究相對較為薄弱，唐文躍等研究指出地方依戀會增強居民對現有居住環境的保護意識，但會對其遷居意愿產生一定的阻力[24]。保繼剛等研究指出旅游適度商業化對本地居民的地方依戀有積極促進作用，過度商業化最終會導致地方依戀的中斷[25]。事實表明，地方依戀理論是認識人與地方情感關系的有效工具。

二、研究假設

居民旅游發展支持度是旅游地居民對當地旅游發展的一種態度，居民支持程度越高越有利當地旅游發展[26]，所以居民對旅游的認知和態度對旅游業的發展和提升具有重大參考價值，特別是以民族文化作為主體資源的民族地區，傳統文化的原真性特征是當地的核心旅游吸引物，是其人文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旅游發展與地方民族風情的原生態和居民獨特生活方式的原真性保持息息相關。研究發現，居民對地方的依賴或情感，在一定程度上受居民對本土文化原真性感知的影響，同時又會影響其對旅游發展的支持程度，據此提出如下假設：

H1：民族村寨居民文化原真性感知對地方依戀產生顯著正向影響。

H2：民族村寨居民文化原真性感知對旅游支持度產生顯著正向影響。

人的態度和行為是既定社會關系和結構的產物[27]。在地方依戀與態度和行為構成的后果效應的已有研究中表明，地方依戀的變化也會引起個體旅游支持行為和資源的保護態度及行為的變化[28]。Dogan研究發現，居民對旅游的支持度與地方依戀的強弱有密切關聯[29]。張朝枝等研究指出地方依戀會增強居民對當地旅游企業的社會責任感[30]，從而影響居民對旅游發展的支持態度[31]。唐曉云通過結構方程建模方法發現古村落居民對文化影響感知越強烈，對社區發展的評價就越強，其支持或反對旅游開發的行為傾向就越明顯[32]。史慧穎認為少數民族在與外來文化的交匯、碰撞和融合過程中，不同民族成員對本民族文化的認知和情感的狀況與自身的態度和行為是密切聯系的[33]。據此，提出如下假設：

H3：民族村寨居民地方依戀對旅游支持度產生顯著正向影響。

三、研究設計與數據收集

（一）問卷設計與變量測量

問卷設計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為人口統計學特征，主要包括年齡、性別、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第二部分是模型相關變量的題項測量，主要包括：文化原真性感知量表、地方依戀量表、旅游支持度量表。文化原真性感知量表采用自行開發的本土化量表，共6個題項，量表開發過程以及適用性問題已另外成文投稿。地方依戀主要參考William和Vaske[34]、尹立杰等[35]的研究，使用6個題項進行測量。旅游支持度采用Oviedo-Garcia等[36]和Nunkoo等[37]研究中使用的4個題項進行測量，所有變量均采用Likert量表進行測量。

（二）數據收集

本文以位于四川理縣境內最著名的桃坪羌寨為例，進行以問卷調查為主，以深度訪談為輔的調研方式，于2019年2月間在該村寨現場完成。本次調研共發放378份問卷，回收371份，其中有效問卷330份，有效回收率為87.3%。在330份有效問卷中，被調查者的性別構成中男性（58.4%），略高于女性（41.6%）。71.9%的調查者年齡在35-60歲之間。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結構方程對建構的研究假設進行檢驗。首先對數據分布的正態性特征和量表內部的一致性進行檢驗，結果表明：所有量表題項數據偏度系數的絕對值均小于3，峰度系數的絕對值均小于8，符合正態分布規律[38]，適合采用極大似然法進行參考估計。同時量表的一致性系數大于0.7，說明問卷題項具有良好的穩定性。

四、數據分析

（一）驗證因子分析

利用SPSS21.0軟件，對測量模型的信效度進行檢驗，以保證其可靠性和有效性。各觀測變量標準化因子載荷在0.477-0.904之間，t檢驗值在0.001水平上均顯著。Cronbach’s α系數介于0.793-0.841之間，均超過0.7的閾值。3個測量模型的組合信度（CR）最低為0.811，大于0.6的檢驗標準，而平均方差抽取值（AVE）也均大于0.5，從整體上看，本研究測量模型具有良好信度。采用AVE的平方根與潛變量相關系數檢驗測量模型是否具有區分效度。研究結果顯示，所有潛變量AVE平方根均大于與其他潛變量的相關系數，顯示變量間具有良好的區分效度。

（二）模型擬合與假設檢驗

采用極大似然法對結構模型整體擬合情況進行分析。SEM輸出結果顯示，介于 1-3 之間。CFI＝0.914，GFI＝0.926，NFI＝0.907，TLI＝0.918，IFI＝0.927，均大于一般適配值 0.9。RMR＝0.058，RMSEA＝0.041，均小于一般臨界值0.08。PNFI＝0.812、PCFI＝0.746，均大于0.5，可見模型具有良好的簡約度。從整體上看，各項擬合指數均達到標準，表明假設模型與樣本數據擬合良好，可用來驗證研究假設。

至此，本文提出的3個假設：即民族村寨居民文化原真性感知正向顯著影響地方依戀（β＝0.533，P＜0.001，t＝5.458）；民族村寨居民地方依戀正向顯著影響旅游支持度（β＝0.429，P＜0.001，t＝4.232）；民族村寨居民文化原真性感知正向顯著影響旅游支持度（β＝0.186，P＜0.001，t＝3.955），均得到數據支持。

（三）影響效果分析

通過數據輸入結果得知，文化原真性感知對地方依戀產生的直接影響效果為0.533，對旅游支持度產生的總影響效果為0.415，其中直接影響效果為0.186，間接影響效果為0.229?？梢?，文化原真性感知通過地方依戀對旅游支持度的間接影響大于其對旅游支持度的直接影響。

五、研究結論與討論

（一）研究結論

（1）居民是構建民族地區文化真實性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真實性構建中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顧及并加強真實性建構中當地人對旅游真實性的解讀、主張與訴求，不但彌補了現有居民作為真實感知主體缺位的問題，而且通過學術話語的表達，有利于使其在現代與傳統之間找到一條適合本民族傳統的族群發展道路。

（2）原真性文化感知是民族地區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前因變量，會影響當地居民對旅游發展的態度。文化原真性感知越高，當地居民旅游支持程度就越強烈。而且通過訪談發現，居民眼中的真實性可能是對原物主導下的一種基于歷史與文化再現的維護與尊重，也可能是對本地區、本民族被認可、被傳承的一種虛無縹緲的傳說、神話的關注與強調，即便該傳統在歷史上并未真正出現過，但在當地人的心中它是真實存在的，是被普遍認可的。因此，制定基于居民視角下的具有真實性感知特征的景觀保留與再造方案，盡量作好村寨“原汁原味”風貌的維護，使民俗資源在文化保護與價值體現的平衡之中發揮更大作用，就顯得尤為重要。

（3）民族村寨居民文化原真性感知、地方依戀和旅游支持度是一個具有因果關系的結構方程模型，文化原真性感知對地方依戀和旅游支持度均產生直接影響，但對地方依戀的直接影響更顯著，對旅游支持度的影響主要通過地方依戀間接產生，而且這種間接影響大于其對旅游支持度的直接影響。這說明尊重并培養居民的地方感是旅游開發中的重要舉措。因為村寨對居民而言不僅僅是居所，更是其祖祖輩輩以來生產、生活與安身立命的地方，是他們共同享受祖先庇佑與恩澤的家園，也是其血脈得以延續的精神與情感的寄托，是他們根與靈魂的歸屬。因此，在旅游開發視角下探究當地人對“地方”的認知、情感和空間策略[39]，不僅豐富了地方依戀理論在現代性和真實性語境下的個體視角，而且也是民族村寨開發、管理和保護中必須考慮的因素。

（二）討論

（1）目前民族村寨居民對文化真實性感知的判斷并無一個統一的、客觀的評判標準，但現有真實性感知評價標準中經濟因素無疑是個重要考量指標，其原因是受外來文化沖擊不斷進行文化重構的民族村寨傳統文化一直都處于“既真實、又不真實”的文化迭代中，但居民希望通過旅游開發提升其生活水平確是不容置疑的事實。雖然無法超越經濟因素的文化真實性評判得出的結論，注定是有失偏頗的。但這也從另一側面反映出，保障居民在旅游發展中獲得較為滿意的經濟利益是至關重要的。賓默爾曾說：“經濟上的利己性是決定人的行為的最重要因素，而所有其他替代物都比它差”。因此，民族地區旅游開發中必須完善旅游收入分配機制，保證居民在旅游開發中獲得較為公平合理的經濟收益至關重要。

（2）美國學者路易斯曾說：“‘傳統’在經濟的邊緣地帶才會存活”，這是民族村寨物質水平滯后性與文化價值性的真實寫照。傳統文化的開發利用雖然不是回歸傳統本身，但也不能指向以實現資本增值為目的利潤獲取上，因為這樣做的后果不但會造成傳統文化由“文化富礦”朝著“文化荒漠”方向飛奔，而且在這一過程中，還會產生一種具有極大消解性的力量。它不僅會消解村寨在村民心中的地位、意義和價值，還會摧毀他們對自身家園的敬意與愛戴，使原本的安全感、歸屬感、凝聚感和認同感逐漸被焦慮感和失落感所取代。因此，要十分警惕和避免為了獲取眼前經濟利益，漠視文化發展規律，缺乏對文化敬畏的、割斷歷史文脈的過度商業化行為。如果這一問題不能引起足夠重視的話，那么民族文化不會一直處于“在路上”的狀態，最終必將走向衰落與消亡。只有在保持文化自覺與自信中，尋求民族文化可持續發展的合理路徑，在未來旅游中獲取更大收益才有可能實現。

（三）研究展望

（1）文化真實性感知具有很強的內隱性，因此要進一步洞悉和挖掘民族地區居民真實性感知的維度和內在過程，進而對居民真實性感知背后蘊含的價值觀進行歸納和提煉，并對代表和影響其真實性感知的關鍵內在心理要素的構成及其生成機制進行總結，從而使該方向的研究結論更具有普適性與客觀性。

（2）真實性的判斷不僅取決于客體的內在屬性，而且取決于特定的情境和特定的感知者[40]，也就是說，無論是否為客體與生俱來的內在屬性，對真實性的評判標準既受事務本身的原真性影響，又會受環境以及判斷主體主客觀偏重尺度的影響。因此，構建一套基于外界變化的、動態的、多元的民族地區居民文化真實性感知的評價方法與評價機制，就成為今后這類問題研究的拓展方向、參考視角和有益探索，從而會使該問題的研究更具有實用價值和理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