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話分析的常人方法學淵源

邱夢穎

（四川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重慶 400031）

一、帕森斯的行動觀

帕森斯是美國結構功能分析和社會行動學派創始人，他認為社會主要是表現在人的行動上，只有在人的社會行動中才能看到一個社會的真實意義，才能解釋社會所出現的各種現象和過程[1](P60)。他的行動理論(Voluntaristic Theory of Action)把個人行動作為研究分析的基本單位。行動單位主要包括行動者、目標、當前情景以及行為規范。帕森斯認為行動者應該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標，人的社會行為一方面受時間、地點、空間等物理條件限制，另一方面受文化、道德等社會規范約束。社會穩定性依靠行動者對行為規范的遵守，規范獨立于個人，以一種靜態的方式存在，維持宏觀的社會秩序的關鍵是行動者意識中被內化的道德規范。帕森斯的行動理論誕生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美國。那時，美國處于經濟大蕭條復蘇時期，他的行動理論反映了當時人們尋求社會穩定與平衡的心態，具有時代意義。但后來也有一些學者對其理論進行了批評。Wrong[2](P183-193)和傅正元[3](P67-68)認為帕森斯的行動者概念過于社會化，忽略了人們不遵循社會規范的的情況。他們認為帕森斯過分強調集體利益，低估了人們的工具取向，因而忽視個人利益。帕森斯認為社會規范是行為的動因，而Wilson認為人的社會行為是可以解釋的，而非規范主導的[4](P57-79)。Heritage 認為帕森斯忽略了社會行為中人們對情景的理解、掌握和使用知識的情況，因為人們能不能理解情景是視情況而定的[5](P22-23)。

二、舒茨的行動意義

對常人方法學影響最大的是舒茨的現象社會學理論，他的基本理論取向為常人方法學提供了用不同于帕森斯的思路探討帕森斯秩序問題的方法[6](P103)。舒茨認為現象社會學的核心任務就是要把生活世界如此構造、生活于其中的行動個體如何認識其“生平境遇”和日常知識，他們如何賦予行動意義讓日常生活世界如其所是地運行[7](P158)。個體經驗如何為他人所知？人們如何交流和共享個體經驗？這兩個問題就是主體間性的兩個基本問題。舒茨認為我們不可能完全地、充分地了解他人的個人經驗, 因為他人的視角是脫離了自我立場的外部視角，并且他人經驗發生在與自我經驗不同的物理位置，有著不同實踐目的。然而，社會互動中的人們是基于共同視點而進行實踐的，要求人們用交互的思考方式，構建一個共享世界，將立場的可交替性理想化。主體間的相互理解是建立在人們使用共同觀念的基礎之上，如果用不同觀念會使主體間難以達成相互理解。在日常實踐中，這種交互的主觀性不斷地變化，為了維持共同的觀念，自我需要時刻核查他人的行為是否符合預期。舒茨認為詳細說明他人所做之事是推測他人心智的依據，這種推測是基于普通人生活經驗的日常推理。因此，舒茨將理解問題轉變為行動秩序中主體間的認知問題，視角從帕森斯的宏觀社會結構轉向微觀生活世界中的主體認知。

三、加芬克爾常人方法學的行動秩序與行動意義

加芬克爾深受舒茨理論中致力于恢復生活世界和日常實踐的思想啟發，正力圖通過“系統地破壞”人們用來維持日常行為的“意義結構”來分析普通人在社會關系中的自然態度和經驗[8](P198)。日常行為的理所當然性使得人們對實踐作出的努力是習焉不察的。因此，要想行動成為可觀察的，就必須破壞這些想當然性。為了觀察常規、穩定的日常行動的內在組織模式，加芬克爾做了破壞性實驗(breaching experiment), 破壞了井字游戲(tic-tac-toe)的規則，并觀察學生的反應[9](P201-206)。加芬克爾發現，即使游戲規則被人為地破壞，很多學生仍然在努力地維持原有的游戲規則，否則感到游戲無法進行下去。加芬克爾由此推論，成員之間建立的信任使得人們在社會生活中按規則辦事，并且利用這些規則建構自我行為，同時系統理解他人行為。人們需要不停地理解他們所處的情景，要求相互使用背景知識，致力于和他人建構一個共同世界。加芬克爾認為日常的情景蘊涵了大量的假設，這些特征使得連續的意義建構不是通過規則制約的過程實現的，而是利用可以解釋的資源來填補關于背景知識的假設。規則并不是去調節行為，而是起意義建構的作用。因此，加芬克爾的常人方法學的要義可以歸結為：主體間理相互理解的能力建立在對社會成員公開可用的社會規則之上，意義建構功能是組織社會行為的關鍵因素。

總的來說，帕森斯認為社會行動秩序受道德驅動，舒茨認為是受認知驅動，而加芬克爾認為是兩者的結合，維持立場的相互性不僅受認知驅動也是道德的應有之義[5](P119-120)。帕森斯強調的是理想化行動者的主觀視點，認為維持共享的秩序需要大家共同作出努力，受社會規范和規則制約。帕森斯認為情景先于行動，行動意義來自于社會系統，是靜態的社會結構觀。舒茨認為維持共享的秩序需要站在平常人的視角，人們日常生活實踐的有序性是基于自我與他人的交互主觀性中建立的認知秩序，行動意義來自行動者的主觀立場。加芬克爾認為規則首先建立在社會道德規范的基礎上，但這種社會知識不能用傳統的社會學或社會心理學的方法中靜態的抽象范疇(例如角色、地位或個性特征)的形式被充分地描述出來。人們在日常生活實踐中過通過環環相扣的行為來建構情景，社會規范在這樣的主體認知交互行為中顯現出來。因此，加芬克爾認為普遍理性與日常推理與社會行為直接相關，個人的解釋與經驗與其社會行為的建構直接相關。維系一個與他人共享的世界并不一定完全由個人價值觀或共同價值觀決定，也需要靠成員自身的努力，這種努力是在完成行為和說明行為中同時實現的。換言之，社會規范是預設的，使得行動是可說明的。

四、常人方法視角下的會話分析

構成常識的思想不僅對于人的行為具有啟發意義，而且也嵌入到社會實踐和互動中，人們在其中將這些常識合理化，采用各種慣常方法賦予日常社會生活實踐中的行為以意義，這樣的辯證關系即常人方法學的“反身性”。因此，社會行動必定是可說明的，并且，對現實的說明和現實本身互為對方的構成要素[10](P40)。會話分析創始人薩克斯從常人方法學得到啟發，關注日常生活世界的基本行為——談話。因為，談話總是在一定情景中發生，是人們日常行動的基本單位，談話持續的過程需要交際者(包含說話人和聽話人)的共同關注和相互協作，從而建立一種秩序，話輪轉換機制就是其最好的例證[11]。以薩克斯為代表的會話分析學家通過一系列對會話常規的研究中發現，言談互動行為中所有方面都表現出有序的、穩定的、可識別的結構特征。這些有序性特征不僅僅是語言的，也是交際的特征。因為序列是執行行為的基本手段，所以序列和行為是會話分析的兩大關鍵分析要素。

會話分析從微觀社會互動視角，以說明交際者創造有序性為研究目的。梳理會話分析的常人方法學淵源有助于加深對言談互動中秩序的認識，從而明確會話分析的基本研究目標，找準語料觀察和分析的切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