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史評論

韋正春

（貴州師范大學 文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蘇軾（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自號東坡居士，眉山（今屬四川）人。蘇軾是中國文學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位全才，是一位琴、棋、書、畫，儒、釋、道兼通的大家，是一位文學家，同時也是一位史論家。蘇軾從小就喜歡讀史、論史、評史。其父蘇洵也是一位杰出的史論家，北宋時人雷簡夫見蘇洵《史論》，認為“真良史才也”［1］119。蘇軾在8歲之前由其父教其小學，在《上韓魏公梅直講書》中曾自述“自七八歲知讀書”，與其弟蘇轍“皆師先君”，即跟隨蘇洵讀書，蘇洵對蘇軾的影響很大。王安石欲參酌裴松之注重修《三國志》而不能，晚年則謂：“非子瞻（蘇軾），他人下手不得矣”［2］29。在收錄的蘇軾文集中，其史評文章有90多篇，是其讀史書時隨手所寫的雜記或感悟，其文短小精悍，見解獨特，充分體現了以古鑒今的史觀。

一、蘇軾史評的特點

史評就是對歷史的評論，具體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史事或歷史人物所作的評論，即史事評論；二是對史學、史書或某種史學現象、史學思想的評論，即史學評論［3］165。蘇軾的史評屬于前者，但是又有著自己的獨特性，他評價歷史人物的史學標準也正是其人格理想和人生價值的取向。

（一）質疑經典，敢于發前人所不敢發之言

蘇軾所選的人物在歷史上都具有重大影響或他人所褒譽，而他自己卻有所獨貶。在《堯遜位許由》中蘇軾認為，禪讓是建立在個人功績基礎上。如“堯將遜位于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于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后授政［4］3050”。天下乃是重器，是顯示君王最尊貴的象征，怎么能輕易讓給許由。蘇軾認為在士階層中，很多人連一小小的利益都看得很重，所以這些史傳是不可信?！秷虿徽D四兇》可以看出蘇軾的思辨史觀，《史記·舜本紀》中，共工、驩兜、三苗、鯀為四兇，而對四兇的懲罰，是貶非誅，即讓他們到邊荒去勞動改造?！傲鞴补び谟牧?，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亟鯀于羽山，以變東夷［4］3051”。蓋是當時共工、驩兜、三苗、鯀是部族首領，身處中原文化區域，掌握著中原的先進文化，而北狄、南蠻、西戎、東夷是周邊的少數民族，經濟政治文化比較落后。因四族首領犯下錯誤，堯以貶謫的方式，讓他們去教導和同化周邊的少數民族。蘇軾認為司馬遷一定是看過先秦的史料后，才這么說的，然經過左丘明所言，自漢以來，三人成虎，五人成狼，傳的人多了就曲解了原來的本意。蘇軾認為：“四族者，若皆窮奸極惡，則必見誅于堯之世，不待舜而后誅，明矣［4］3050”。屈原有云，“鯀悻直以忘身［4］3050”。從而推斷出鯀是一個性格剛烈，敢于以下犯上的人。誠如這些人都是品性低劣，道德敗壞，無有可取，怎么還能讓他們去擔任開辟邊荒的重任呢？最后以“若堯之世有大奸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為堯矣［4］3050”為佐證，為四兇翻案。從蘇軾史評視角看，其論點精辟，角度新穎，敢于疑古論今，但其論證有據，鞭辟入里。

（二）擅長縱橫對比，借助古人之事以評當今之過

蘇軾論史，不僅僅是簡單的評論歷史事實或人物，而是在歷史與事實中尋找聯系，以史評鑒時政。元祐七年（1092）七月二十一日，蘇軾讀《后漢書·朱文季傳》有感作《朱暉非張林均輸說》，這與王安石變法有著密切的聯系。東漢肅宗時期，糧食價格很高，政府經費不足，尚書張林請求用布帛代替田租，官府親自經營煮鹽，主張推行均輸法。張林的方案雖未被肅宗推行，但其所提的諸多意見均被采納。在眾多大臣中唯獨朱暉反對，并上書說，“王制天下，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天下窮怨。布帛為租。則使多奸盜。皆非明主所當行［4］3066”，指出國與民爭利所致的弊端。但肅宗已同意張林的方案，于是就嚴厲的譴責朱暉等人。熙寧三年（1070）年，神宗任王安石為相，并支持其改革變法。當時蘇軾為其父蘇洵守喪完畢，從蜀返京，上書反對王安石變法，張林喻指王安石，肅宗喻指神宗，而朱暉則指反對王安石變法等人。張林所主張的均輸法與王安石變法的均輸法無異。蘇軾認為那些站在中間派，墻頭草的小人感到非?？杀?，說“文季于此時強立不足多貴，而諸尚書為可笑也。云‘其禍不細’，不知以何等為禍，蓋以帝不悅后不甚近用為莫大之禍也。悲夫?。?］3066”身在廟堂之下，只想討好主子歡心，讓自己加官進爵，像這種尸位素餐，無所作為的人才是最大的災禍，是國家的災難。

蘇軾從白居易《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詞》“吾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人，而主計之臣在焉［4］3083”，從而得知唐代官制中有主計一職。該職務是陪皇上議論政事，制定決策，雖不知白居易所指四五人都是誰。但以“平叔議鹽法，至謂割剝，事見退之集［4］3083”來影射王安石新法的弊端，又以白居易的判詞“記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4］3083”來推斷張平叔是一位小人。而“記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與新政如出一轍，據《宋史·蘇軾傳》與蘇轍為其兄寫的墓志銘中均提到，蘇軾從杭州卸任到密州任職時，王安石變法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行?！皶r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不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于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磶?，朝廷亦知手實質害，罷之［4］3421”。因手實法的推行，造成擾民，整得朝野怨沸。熙寧三年（1067）五月，宋神宗下詔罷三司條例司。但新法在推行中有很多的變更，手實法亦為司農寺所頒發的一項重要的法令，這種令百姓自報財產，而獎勵互相檢舉告發的措施，有很多的弊端，時任御史中臣鄧綰上奏反對。因此，宋神宗下詔說：“聞東南推行手實薄法，公私煩擾，其速合罷權罷聽旨。委司農寺再詳定義聞［5］6605”手實法的推行僅維持一年。從上文可看出，蘇軾史評有很深的社會現實性，其思考方式是對歷史發展客觀規律的探討。

（三）蘇軾史評對選拔人才有獨特的見解

蘇軾在《孟嘗君賓禮狗盜》一文中，針對孟嘗君對雞鳴狗盜之輩都以賓客之禮來接待頗有微詞，他認為孟嘗君在人才的選拔缺乏見識。但又指出如果沒有學雞鳴狗盜的那兩人，孟嘗君幾乎難以脫身，在那種危急的情況下，即使有奉行道德的人才也會一籌莫展。接著筆鋒一轉，說“然道德禮義之士，當救之于未危，亦無用此士也［4］3054”。蘇軾在讀《晉書》時也批判晉武帝不識人才。唐彬與王浚是晉武帝的部下，奉命攻打吳國。唐彬為先鋒，所到之處，吳軍皆降，他推測孫皓必定會投降，軍隊走到距離建鄴尚有大約二百里時，他卻假裝稱病不前。先到建鄴的將領爭奪財物，后到建鄴的將領爭奪功績，當時有識之士都無不稱贊唐彬這個舉動。但《晉書·唐彬傳》卻寫到，晉武帝打算在唐彬與楊宗之間選一位監軍，并以此事征詢文立意見時，文立說唐彬貪財，楊宗嗜酒。然文帝卻說：“財欲可足，酒不可改”［4］3054，于是任用唐彬為監軍。蘇軾批判晉武帝空口無憑，像唐彬這樣的人怎么貪財呢，若像唐彬貪財與楊宗嗜酒，又怎么能任用他呢？不僅僅是晉武帝，文立也成為批判的對象。蘇軾認為選派與品評人才，要講求真才實據，而不能空口妄言。對人才的肯定，蘇軾有著自己獨特的見解。阮籍讀了張華的《鷦鷯賦》，嘆息地說：“張華有王佐之才?！比欢?，蘇軾通過《鷦鷯賦》來觀察張華的志向，認為他只是懂得游走在禍、福之間來保全自己，像這種走中間路線，沒有底線和操守的人怎么能算是“王佐之才”呢？蘇軾說：“華不從劉卞之言，竟與賈氏之禍；畏八王之難，而不免倫、秀之害”［4］3071。張華自負不聽人勸而陷入權力斗爭的漩渦，但又害怕慘遭刑戮，又處處設想避免于害，用小聰明在權力斗爭中心游離，最終卻慘遭刑戮。蘇軾最后明確地指出，造成這種悲劇的結局是他沒有大智若愚，急流勇退的勇氣，卻只想一味貪戀權利委曲求全造成的，張華深陷權力的斗爭漩渦里，早已忘了其所作《鷦鷯賦》的本來意圖。

蘇軾認為治國之才分兩種：一種是社稷之臣，另一種是有功之臣。首先，其評議漢代三位社稷之臣的標準。當初袁盎在漢武帝面前評論周勃，說他不是社稷之臣，蘇軾認為這只是針對周勃本身的缺點有感而發。漢代堪稱社稷之臣者是周勃、汲黯與蕭望之。雖然這三個人沒有什么過人的才華，但是周勃卻以剛強敦厚的性格使得劉氏政權轉危為安，汲黯憑借忠義使想要陰謀篡位的淮南王劉安不敢輕舉妄動，蕭望之以堅定的意志，不向弘恭與石顯屈服。蘇軾認為他們符合孔子所說的以道義侍奉君主的大臣。其次，有功之臣與社稷之臣是有著本質的區別。蘇軾說：“仆以社稷之臣如腹心，功臣如手足。人有斷一指與一足，未及于死也。腹心之病，則為膏肓［4］3080”。蘇軾以社稷之臣比做心腹，有功之臣比做手足，猶如人有斷一指或一足者，尚不至死，但若患心腹之病，即病入膏肓者，就算有靈丹妙藥，也無力回天。蘇軾認為李靖、李勣算是唐朝的開國元勛。但要考察他們的功績，也不過如衛青、霍去病、韓安國、彭越一類的武將而已。他們在戰場上能輕松勝任，游刃有余，使敵人聞風喪膽，但是涉及國家生死存亡以及民族興衰成敗之事，他們卻如同糊涂蟲一般。如唐太宗想攻打高麗時，朝中文臣多數勸阻，但年邁的老將李靖主動請纓，卻堅定了唐太宗攻打高麗的決心，把唐帝國帶入戰爭的泥濘中無法自拔。高宗想要立武則天為后，以此征求李勣的意見，李勣身為國之重臣，卻借此事乃皇家私事為由，無以干涉。世人稱李靖、李勣為國之重臣，但蘇軾卻認為他們是唐朝的心腹之病，雖然唐王朝命脈未絕，但是卻埋下病根。最后蘇軾說：“張釋之戒嗇夫之辨，使文帝終身為長者。魏元成折封之論，使太宗不失行仁義”［4］3080，指出社稷之臣的重要性。雖然蘇軾把唐王朝的興衰歸咎于李靖、李勣未免有失史實，而且其在評價歷史人物中有重文輕武的傾向。但是可以看出蘇軾獨特的史評觀，他認為人才在國家建設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四）融匯儒、釋、道的史評觀念

從周代殷，重人事，輕鬼神，重血親，以血緣親疏為紐帶，重視仁義孝悌，忠、孝就成為維護封建社會統治的基石。經孔子改造，忠孝不僅符合禮，更是成為社會倫理道德評判標準和價值取向。王坦之曾擔任桓溫的長史?；笢貫槠渥酉蛲跆怪呐畠呵蠡?。王坦之回家探望父親，借機把桓溫的打算告訴其父，王述聽后大怒，立即把他推開說“汝竟癡耶，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4］3073王坦之因孝婉言謝絕了桓溫的求婚。蘇軾說“若以辭婚得罪于溫，以至狼狽，則見述癡。若以婚姻從桓溫者，則見坦之之癡”［4］3073。身為臣子，為主分憂，謂之忠；生為人子，聽父之訓，謂之孝。王坦之盡孝則失忠，盡忠則失孝。但蘇軾說這種做法是很明智的，其認為《王述謂子癡》正是遠離政治斗爭的一種方法。在蘇軾評述《郗方回郗嘉賓父子事》中談到郗嘉賓死后，留下一箱與桓溫秘密圖謀篡位的書信。郗嘉賓在臨死前囑咐其門客說“若吾家君眠食大減，即出此書”［4］3075。當郗方回看到書信以后，說道“是兒死已晚矣”［4］3075，于是不在復念其子。蘇軾對此說“士之所甚好者，名也。而愛莫加于子。今嘉賓以父之故，而暴其惡名；方回以君之故，而不念其子。嘉賓可謂孝子，方回可謂忠臣”［4］3075。蘇軾指出，嘉賓為孝不惜背負失忠之名，因為忠與孝中只能擇其一，因求孝則失忠。郗方回原有喪子之通，但為了盡到忠便割舍父子之情?？梢娫诜饨ㄉ鐣?，忠與孝難以兩全，有時候為了盡到忠與孝需要割舍人性中的真情。雖然郗嘉賓盡孝失忠，但蘇軾認為這是小人之孝。緣由是郗嘉賓雖為桓溫的心腹，但其父親郗方回卻忠于皇室。因此，郗嘉賓不讓其父知道自己與桓溫干謀朝篡位之事，但又擔心其死后，其父對其念念不忘，以至茶飯不思，憂傷成疾，故死后讓門客把其與桓溫陰謀篡位書信給郗方回看。蘇軾認為像郗方回這樣的人可以稱為忠臣了，但是郗嘉賓只能是盡到小孝。如果郗嘉賓懂得君子之孝，就不會跟桓溫同流合污?？梢?，蘇軾對孝道的評價是以儒家的倫理觀為準?？鬃诱f：“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6］10。這就是蘇軾認為郗嘉賓所為是小孝的依據。

蘇軾史評人物傳記中往往涉及禪理，這種禪理是無意間從其身上流露出來，宛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般自然。陶淵明曾經寫有《無弦琴》詩云：“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聲”［4］3076。陶淵明也是一位深通佛理，融儒、釋、道于一家的詩人。在歷史名人傳中，陶淵明是蘇軾最喜愛的一位詩人。蘇軾在仕途生涯中，陶淵明的集子一直伴隨著他。蘇軾被貶到瓊州之時，所需攜帶物品甚多，又不能盡帶走，但陶淵明的集子是必備品。陶淵明的詩歌只有數百來首，為了打發時間，聊以度日，蘇軾規定自己每天只能讀一首陶詩。其曾寫過很多首和陶詩、擬陶詩，足以見他對陶淵明的喜愛。但在此篇《淵明非達》人物史評中，蘇軾從陶淵明所寫的《無弦琴》認為淵明非達。蘇軾說：“淵明非達者也。五音六律，不害為達，茍為不然，無琴可也，何獨弦乎？”［4］3076蘇軾認為音律的有無并不妨礙人們是否成為通達的人。如果不是這樣，陶淵明就應該連整個琴都不要，何必唯獨不要琴弦呢？這樣的評論可謂是很獨特。蘇軾自己也寫過此類似禪理的詩。如《琴詩》說：“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于君指上聽？”琴聲不在匣中，不在指頭上，那在哪里呢？詩人沒有作出回答，笑而不言，留給讀者自己去悟，這與禪宗的見性成佛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勰艽髱焼狙裕骸吧浦R！菩提般若之知，世人本自有之。即緣心迷，不能自悟。須求大善知識示道，見性。善知識！愚人智人，佛性本亦無差別，只緣迷悟。迷即為迷，悟即為悟［7］411”。禪宗講見性成佛，講頓悟，不悟本性，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即眾生是佛。蘇軾把禪宗的明心見性與見性成佛融入自己史評人物里，認為“琴中趣”與“弦上聲”都需要人去悟，真的領悟了，就不會拘泥為一，何必只為得到琴中趣，而舍棄弦上音呢？因為琴中趣與弦上聲本來就是一體的，如果硬要把他們區分開來，那么就會陷入色即物的層面，不能真正做到悟。因為“禪宗善于即色談空，在萬法殊相中品味真如”［8］89。要做到真正的“達”，就不應該拘泥于物，應該達到自由忘我，萬物皆空的境界。

蘇軾不僅僅只受到儒、釋的影響，而且還深受道家的影響。如《劉伯倫非達》中說，劉伯倫曾經讓人拿著鐵鍬跟在自己后面，對著跟在身后的人說“死便埋我”［4］3071，魏晉玄士故做曠達。因此蘇軾說：“伯倫非達者也。棺槨衣裘，不害為達。茍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4］3071蘇軾認為劉伯倫不是通達的人，一切裝殮死者的器物都會妨礙他成為通達的人。如果不這樣想，就必須認識到，死亡就已經意味著結束，何必還要掩埋尸體呢？不難看出蘇軾評述《劉伯倫非達》深受莊子的影響?！肚f子·列御寇》說：“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赍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f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9］880。莊子反對厚葬，類似于墨家。但墨家尚有三寸之棺，而莊子卻以“天地為槨”“以日月為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赍送”，其站在宇宙的高度來審視萬物，以天地一體，萬物為一，認為生于自然，死也應歸自然，自然才是自己的陪葬品。而弟子害怕其尸體被烏鳶啄食，莊子則說在上為烏鳶，在下也還有螻蟻，怎么能厚此薄彼呢，莊子對生死是非常地看淡。在《宋史·蘇軾傳》中提到，蘇軾成年后，博通經史，每日能作文千言，喜歡賈誼、陸贄的書。然而，其讀到《莊子》時感嘆地說：“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事書，得吾心矣”［4］3426。由此可見，在蘇軾的思想中深受莊子的影響。

二、蘇軾史評的闕失

（一）評價歷史人物時欠缺全面，以偏概全

蘇軾評論《管仲無后》不僅僅是論管仲無后之事，而是暗含著深刻的社會事實和折射王安石變法以及變法后的遭遇。在這篇短小的雜文中，蘇軾直奔主題，不落俗套。蘇軾說《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4］3052左丘明稱贊管仲的行為符合禮儀，孔子稱管仲的行為有仁德，但是這卻不能幫助管仲逝后在齊國得到祭祀的原因。蘇軾認為“予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予然后知管子所以無后于齊者”［4］3052。蘇軾把管仲無后的原因歸咎于管仲在齊國變法所至，又以桑弘羊被誅全族，韋堅、王鉷、揚慎矜、王涯均難免于禍為例，說明國與民爭利者，不得以善終。從蘇軾的史論中不難看出，以管仲影射王安石。王安石最后一個兒子王雱在參與王安石變法中和小人呂惠卿狼狽為奸。王安石與呂惠卿交惡后，呂惠卿對王安石發出致命一擊，控告王安石圖謀不軌，而這些信件是呂惠卿與王安石交往中偷偷留下來，備以后敲詐王安石之用。王安石氣急敗壞訓斥其子不該背著他先對呂惠卿發動攻擊，顯然其子王雱并不知道呂惠卿手中藏有其父的把柄，又悔恨自己的魯莽，被父親痛斥后氣急攻心，病倒不起，不久就一命嗚呼了。蘇軾把管仲無后的原因歸咎于相齊改革，國與民爭利，導致無后與王安石改革無后的遭遇有些牽強附會，而且也沒有認識到管仲改革是成功的，且管仲是否無后沒有確鑿的證據。

（二）蘇軾品評歷史人物，喜以“品節”為標準且有重文輕武的思想

蘇軾認為在漢代的社會流行阿諛逢迎的風氣，就算最有傲骨的司馬遷也難免流俗。他指出司馬遷在撰寫《衛青傳》時不直接稱呼衛青的名字，只尊他為大將軍；賈誼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但是卻曾說自己被河南太守吳工所寵信。蘇軾對于漢代上至帝王，下至將相，都是采取一種蔑視的態度。他認為漢武帝殘暴，窮兵黷武，沒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卻沒有看到漢武帝攻打匈奴，擴充漢朝版圖，打通西域，以及絲綢之路開通促進東西文化交流與往來，保衛了中原的先進農耕文明。蘇軾認為漢代盛行諂媚的風俗中，惟有汲長儒沒有受到影響，并以“惟踞廁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為可佳爾”［4］3060對兩人進行褒貶。他認為衛青是靠諂媚和趨炎附勢上位的，像衛青這樣的人只適合在廁所接見。如這種趨炎附勢的奴才，平時只適合給別人干舔痔瘡之事，所以，漢武帝在廁所里召見他，因為這種見面的方式很適合他。蘇軾對武將的評價觀念是深受自宋以來朝廷重文輕武的政策和觀念影響，而且這種評價觀點也不符史實。漢武帝接見汲長儒和衛青的方式雖有不同，但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汲長儒身為漢朝大臣，君見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在蘇軾看來這是汲黯所獲得尊重的原因。但是卻沒有看到漢武帝與衛青不僅僅是君臣的關系，還有姻親的聯系（衛子夫是衛青的姐姐，是漢武帝的皇后），所以漢武帝不僅把衛青當臣子看待，還把他當作家人。而且，衛青被稱為大將軍是靠自己軍功所賜，并非如蘇軾所言靠阿諛奉承所得。

蘇軾評述歷史人物只看到人品的劣根性而對人物的功績一概抹殺，且論述人物多以臆測為主，沒有史實依據。如在評價司馬相如中，認為他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小人。在《司馬相如之諂死而不已》一短文中說，司馬相如回到臨邛縣后，讓縣令王吉假裝很恭敬的樣子，每天都去他家拜訪。蘇軾認為王吉的用意是打算跟司馬相如一起制造一個算計王孫錢財的機會，但是司馬相如卻趁機娶卓文君為妻，與他私奔了。司馬相如以賦見寵于漢武帝，蘇軾卻說他沒有什么功績。如司馬相如開創西南夷，蘇軾說：“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4］3060。不可否認的是，漢武帝讓司馬相如開通西南夷的確有好大喜功，耀武揚威之意。但是不能因此就抹殺了他的功績，西南夷的開通有利于中原與邊疆在政治、經濟、文化、技術交流與往來，有利于促進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封建化的進程，這一點是蘇軾所沒有看到的。

（三）對于一些歷史規律缺乏認識，陷入宿命論意識

蘇軾在評論歷史事實的時候，仍然不能逃脫歷史的局限性，難免陷入天命論的唯心主義史觀。蘇軾在《梁統議法》對梁統的評論就充滿著宿命論的色彩。秦漢重法，這是史實。梁統說，高、惠、文、景、武、宣諸帝是因為實施嚴刑而使得國家興盛的，于是上書乞求國家加重法律力度。因此蘇軾認為：“統亦東京名臣，然一出此言，遂獲罪于天。其子松、竦皆死非命，冀卒滅族”［4］3064。蘇軾把梁統的兒子梁松、梁竦死于非命，梁統玄孫梁翼最終被滅族歸咎于梁統所說的一句話，未免夸大史實，而陷入宿命論的唯心史觀。

晉惠帝為太子的時候，衛瓘想要向武帝陳述自己廢太子的意見。但是他卻一直不敢明說，恰逢武帝在凌云臺設宴，衛瓘假裝喝醉，向武帝進言，然而還是不敢陳述自己的意見，猶豫再三后，拍著床說：“這個座位可惜了?！蔽涞鄄琶靼姿囊馑?，說：“您真的大醉了?！碧K軾對此評論說：“此何等語，乃于眾中言之，豈所謂‘不密失身’者耶？以瓘之智，不宜暗此。此殆鄧艾之冤，天奪其魄耳”［4］3072。公元263年鄧艾與鐘會分別率軍攻打蜀漢，鄧艾率先進入成都，使得蜀漢滅亡。后因遭到鐘會的污蔑和陷害，被司馬昭猜忌而被收押，最后與其子鄧忠一起被衛瓘派遣的武將田續所殺害。蘇軾把衛瓘的不智與最后的死亡歸咎于鄧艾冤屈所致，卻有看到衛瓘是身陷權力斗爭的犧牲品，這就陷入了歷史宿命論。蘇軾為什么會持有這種宿命論的唯心主義史觀呢，“這與他深受釋道兩家思想影響及受時代和階級地位的局限有關，也是我們研究時應該批判的［10］48”。

三、結語

因政治的原因，蘇軾常年在外做官，在一個地方待不過幾年又被貶謫到另一個地方去，這對于收集史料和撰寫史學著作帶來極大的不便。雖然蘇軾非常喜歡論史、評史，但卻沒有一部完整的史學著作，這不得不說是史學界的一大遺憾。但從蘇軾遺留下來的文集中可以窺探其史學思想和史學觀念。蘇軾的史評都是以雜記形式記錄下來的，且大多是其在讀史書中，隨手所寫的雜記或是獨特的感悟，沒有形成系統化。而且蘇軾的史評往往是以人物來論斷政治的興衰，人品的優劣，人才的選拔與任用，多數沒有史實依據，更多是自己的臆測。但是不難看出，蘇軾對歷史人物有著自己的獨特見解和敢于發出驚世駭俗之言，推翻很多史上舊案。蘇軾史評論點獨特，觀點新穎、善寫短論、筆調犀利、就事論事、不避小節、不落俗套、評譏邪惡，在短則數十字，長則上百字中表述自己見解。雖然蘇軾的史評論述更多重于政治和歷史人物的考辨，論述多以古諷今，鑒往知來。但不可否認的是，蘇軾的史評文學色彩重于史學色彩，著眼點宏偉奇闊，縱談千載，而且蘇軾的史評猶如蘇軾的性格一樣，收放自如，隨性坦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