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醫患糾紛解決的法律機制

馮明偉

摘要 隨著經濟的騰飛，我國醫療衛生事業有了長足的進步，社會大眾也對自身的健康狀況更加關注。但是，當前我國醫療糾紛的發生率有所上升，醫患沖突更加激烈，說明我國的醫療衛生事業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尤其是醫療機構的公共性質與盈利性質相結合，造成患者與醫療機構之間出現矛盾。同時，由于醫患雙方所掌握的醫療信息不對等引發各種矛盾。近年來，暴力傷醫事件頻發，正是由于醫患之間的矛盾無法得到很好地解決，導致摩擦越來越大，最終釀成不可挽回的后果。鑒于此，充分找到我國法律機制中處理醫患糾紛存在的問題，建立更加完善的醫患糾紛法律解決機制，一方面，可有效減少醫患之間發生沖突，降低醫患糾紛發生的頻率，避免暴力傷醫事件的頻繁出現;另一方面，和諧社會需要和諧的醫患關系作為支撐，有效的醫患糾紛法律解決途徑也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發展具有促進作用。本文從醫患糾紛產生的原因著手分析，從法律解決機制的角度切入，意在找出醫患糾紛法律解決機制方面存在的不足之處，并提出自己淺薄的意見。

關鍵詞 醫患糾紛 法律機制 解決途徑

中圖分類號：D920.4 文獻標識碼：A DOI： 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1.258

近年來，醫患關系逐步惡化，具有共同目的的雙方走向對立，暴力傷醫事件頻頻發生。據不完全統計，2019年1-7月份，共發生40起暴力傷醫事件，約近50名醫護人員受到傷害，發生地涵蓋全國15個省市（含直轄市）。6月5日，84歲的男性患者認為福建省立醫院行“右聲帶息肉摘除術”效果不佳，對專家門診坐診的耳鼻咽喉科主任醫師李瑞玉持刀進行報復，造成李瑞玉醫生全身多處刀傷，右手拇指長伸肌腱斷裂，左手第2-4指腱鞘損傷，所受食指固有神經斷裂，喪失手術能力。10月22日，一名54歲的男性患者在甘肅省人民醫院持刀殺害42歲女醫生。中國醫院協會副秘書長、醫院管理專家莊一強曾表示，目前中國是全世界范圍內醫生遭到暴力殺害最多的國家。

一、我國醫患糾紛的現狀及原因

（一）醫患糾紛的現狀

1.醫患糾紛的發生率增高。目前，我國醫療衛生服務水平與人民日益增長的醫療需求之間的矛盾不斷加大。隨著醫療機構市場化的發展，醫院越來越注重自身利益，導致醫院與患者之間信任度不斷降低。隨著我國法律知識的普及，大眾對自身權益的保護越來越看重，但由于醫療知識的專業性使大眾不具備醫療的專業素質，導致患者所掌握的兩個領域信息的不對等、患者與醫生兩個群體所掌握的知識同樣不對等，這種差距加劇了醫患之間的矛盾。

2.醫患糾紛的沖突程度更加激烈。醫患之間發生沖突，歸根結底都是為保障自身利益。從患者的角度來說，普遍的想法就是既然花錢了就應該耐心看診，或者必須治好我的病。一旦現實或結果脫離自己想象，心理承受能力低的患者就會將怒氣發泄到醫生以及醫療機構上。從醫生的角度來說，雖然醫療行業也是服務行業，但每天的患者可能不計其數，做到對每個患者都能“保持微笑”是不太可能的。并且，對于一些目前醫學上無法徹底治愈或因個體因素導致無法治愈的結果，醫生也是無能為力的。矛盾兩端的雙方只站在了自身角度看待問題，加之現在一些不良媒體引導的負面輿論，將醫患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導致醫患糾紛愈演愈烈。

3.醫患之間信任感缺失。伴隨著醫院市場化，其公立性質明顯被削弱。為增加醫院收益，大處方、亂檢查、用貴藥，使得患者逐漸對醫療機構以及醫生戒備心增強，信任感減弱。這種狀況直接導致在發生醫患糾紛后，患者多要求給予高價賠償或對醫護人員暴力相向;而醫生為了避免出現糾紛，往往會采取防御式治療，以此規避風險。由此，本該目的一致對抗疾病的醫患雙方由信任走向抵觸。暴力傷醫、高價索賠、醫鬧等事件無一不嚴重影響著醫務人員的積極性，以及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

（二）醫患糾紛產生的原因

第一，醫療保障體制不完善?！耙运庰B醫”導致藥品的價格居高不下，超出了百姓所能接受的范圍，“看病難，看病貴”成為百姓長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另一方面，我國80%的醫療資源集中于較為發達的城市，留給欠發達的農村地區的只有20%配置，但我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70%。第二，相關部門處置不6合理。在處理醫患糾紛時，衛生行政管理部門通常機械地按照相關法律條文處理，很容易偏袒醫院，如此不僅降低了患者對醫療機構的信任度，而且還降低了政府部門的公信力，加深了患者對醫療機構以及管理部門的抵觸。第三，部分醫務人員法制觀念淡薄。當前，患者越來越注重自身的知情權、隱私權等。但相比于患者及其家屬在法律方面的進步，部分醫務人員仍舊保留著淡薄的法律意識，對患者或其家屬提出的合法的權利需求拒絕配合或存在抱怨情緒?；颊哒數臋嗬枨笈c醫務人員的消極突出了醫患矛盾。第四，部分媒體為了賺取流量博關注，片面性、選擇性或夸大性的對醫患糾紛進行不實報道，激化了醫療機構與患者之間的矛盾.讓本來就不和諧的醫患關系更是蒙上一層隔閡。醫方面臨著媒體偏頗報道影響帶來的輿論壓力，為息事寧人給予患者高價賠償金;患者在就診時面對各項必要檢查越來越保守，對醫生所開具的藥物也持有懷疑態度。長此以往，不利于我國醫藥衛生事業的發展。

二、我國現有醫患糾紛解決的法律機制缺陷

首先，在我國現有的解決醫患糾紛的法律機制中，對醫療機構、醫務人員一方與患者一方的權利、義務界定模糊，在服務關系論、行政關系論和消費關系論均存在明顯不足之處。其次，《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對協商解決機制缺乏約束力，流于形式。在《醫療事故處理條例》中，規定“不屬于醫療事故，醫療機構不承擔賠償責任”。但在實際操作中，醫療機構很少會主動認定存在醫療事缺的自然人免受法律行為中隨處可見的風險侵害。而純獲利益的行為不會給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抑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帶來法律上的不利益，應做相同評價。

無行為能力人從事的純獲利益的法律行為有效，但應具有基本的認識能力。私法自治指個體基于自己的意思為自己形成法律關系的原則。意思能力是私法自治的先驗性要件，沒有意思能力，作出的意思表示不能生效，法律行為不能成立。限制行為能力人擁有基本的認識能力和理解能力，實施純獲利益行為時具有意思能力，法律直接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從事的純獲利益行為有效。而無行為能力人之間認識理解能力存在很大差異，如果欠缺基本的意思能力，其從事的純獲利益的意思表示不能生效。無行為能力人從事的法律行為，要經過純獲利益和擁有與年齡、智力水平相當的意思能力的雙重檢驗，方能有效。

有學者以為，“明示其一等于排除其他”，法律僅規定了限制行為能力人從事的純獲利益行為有效，例外規定不得類推適用，因此無行為能力人從事的純獲利益行為應當無效。誠如易軍教授所言：“應辯證地看待“例外不得類推適用”命題，法律規范的性質固可對該規范得否類推適用產生影響，但也不可將此定于一尊?！苯涍^上述分析，無行為能力人從事的純獲利益行為原則上應當有效，符合法政策取向和類推適用的要件，不應因為《民法總則》第145條為例外規則，就直接否定其類推適用的可能性。故，與患者私下達成賠償協議。而這種賠償內容與《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規定通常不符，導致《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在協商解決方面缺乏約束力。第三，衛生行政管理部門是行政調解機制中的主持人，又是醫療機構的上級監管部門，加之現在大眾對政府部門信任度下降，難免會讓患者及其家屬認為衛生行政部門與醫療機構“沆瀣一氣”，缺乏調解的公立性。同時，調解過程中所必需的醫療事故鑒定書，通常是由醫療機構的鑒定專家出具，所以患者對鑒定書的真實性、客觀性會持保留態度。第四，我國醫患糾紛仲裁機制尚未起步。一方面，患者及其家屬作為相對弱勢一方，對仲裁的公正性、客觀性、權威性會存在一定質疑;另一方面，醫院一方會擔心仲裁庭相關人員的醫學專業知識水平。所以，醫患雙方通常都不會選擇仲裁作為解決方法。第五，我國訴訟解決機制對患者來說，無論是金錢、時間、精力還是律師費用，均需投入較高的成本，而即使患者勝訴獲得的賠償也遠不及投入。況且，在訴訟解決機制中，對病歷證據的認定存在一定困難。部分病歷書寫不規范或被涂改，導致患者及其家屬對醫院提供的病歷普遍不認同。

三、完善我國醫患糾紛解決法律機制的建議

第一，厘清醫患關系。醫患關系具有不平等性，這是由于雙方對醫療知識掌握不對等導致的。作為主動、有利的一方，醫方不應只看到眼前的經濟利益，醫療行業所帶來的公益性、倫理性更值得關注，這樣才能不斷促進醫學事業的發展與長足的進步。醫患關系是國家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和醫療權而產生的公共服務性關系。醫療機構是代替國家向患者提供醫療服務行使相關權利的執行單位，其經費應來源于國家財政。而在民法框架下，醫患關系作為一種民事法律關系，相較于一般合同具有特殊性。第二，完善協商解決機制。一方面，暢通醫患溝通渠道，構建良好的醫療信息公開渠道，重新建立醫患之間的信任。只有增加雙方的信任，在遇到矛盾、產生糾紛的時候，雙方才能本著良好的協商態度嘗試解決問題。另一方面，引導醫患雙方簽訂具有法律效益的和解協議，保障雙方合法權益。以法律制度規范協商解決機制，減少因法律條文混亂引起的摩擦。第三，完善行政調解機制。想要行政調解機制變得高效、有效，需要保證行政調解機構的中立性，公開選聘，獨立部門，引入利益相關方規避制度，確立訴訟前強制調解的流程，減少患者高成本的解決渠道。讓大眾重新看到相關部門的公信力，有效減少質疑。第四，完善第三方調解機制。完善第三方調解制度首先需明確理立法并成立專門的人民調解委員會，完善解決醫患糾紛的仲裁機制，成立專門的醫療仲裁機構，儲備專業的、具有醫療知識的仲裁人員，限制醫療機構的仲裁選擇權利。第五，完善相關訴訟機制。降低醫患糾紛中患者的訴訟成本，從法律上健全病歷的管理制度。在訴訟中，鑒定專家組的構成需保持中立性，保證鑒定結果的科學性、有效性、真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