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時期家庭規模地域性研究的方法探討
——以司隸為例

夏艾晨

（中國人民大學 歷史學院，北京 100872）

關于西漢時期每戶家庭規模的問題，即戶均口數的問題，一般認為大體上是“五口之家”的核心家庭。此系根據《漢書·食貨志》中引晁錯所言：“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1］1132”。如今，隨著現在研究方法與手段的改進，關于西漢時期的戶均口數問題，學界已經逐漸向更加深入的層面推進。要想更全面深入地還原當時的情況，必須以不同的時空作為維度，具體研究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域的家庭規模。其中，關于家庭規模的地域性的問題，學界已經做了些工作。

從研究方法上來說，學界對西漢時期戶均口數的地域性研究，比較喜歡采用量化研究，這種方法操作起來較為容易，結論相對來說也比較客觀。量化研究目前所利用的材料，主要出自《漢書·地理志》、居延簡、江陵鳳凰山漢簡①。另外，天長紀莊木牘、尹灣漢墓木牘、荊州松柏木牘、朝鮮平壤貞柏洞木牘分別呈現出了不同時期特定地區的戶數與口數②，也可供參考。簡牘材料能夠給出更直接、更具體的第一手資料，同時具有更加具體的時空范圍，它們的價值自不待言。不過，當我們在研究時，傳世文獻的價值依然不可忽視，特別是《漢書·地理志》，它仍然提供了目前為止最全面的不同地域的戶口數據，又能夠給我們提供一個較為宏觀的視角，把握不同地域的戶口的大致范圍，以及當時全國總體的情況。

不過目前，對于戶均口數的研究而言，似乎具有實質性推動的研究往往得依賴出土文獻，而傳世文獻的價值似乎只是陳列現成的數據以為參照，自身很難再做出什么研究；但筆者認為，傳世文獻自身還可以有進一步挖掘的潛力，關鍵是看我們能不能突破原有的觀察角度，用新的視角看問題，提出新問題。此文重點不在于考察西漢時期各地戶均口數的具體情況，而是想先對目前傳世文獻的量化分析研究的視角問題做一些反思，希望能在思路、方法上提供點啟發。

一、對“州郡”經典模式的反思

針對西漢各州郡戶均口數所做的量化分析，最經典的是葛劍雄在《西漢人口地理》中做的統計（如表1）③［2］55，以及梁方仲在《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中做的統計［3］14-17。在此先以葛劍雄為例，他的研究思路如下：按照西漢十三個州加上司隸的劃分（相當于十四個州），把《漢書·地理志》中每個州所屬郡國的戶數與口數分別相加，然后用每個州的總口數除以總戶數，即得出每個州的戶均口數，又算出全國平均每戶為4.67口。

表1 葛劍雄所制各州戶均口數表

根據制作出來的戶均口數表，葛劍雄注意到了各州情況的差異，對比了各州數字的大小，還分析了導致差異的原因，比如交趾和荊州為什么數字最大，幽州和涼州為什么又數字最?。?］56。

與葛劍雄不同的是，梁方仲不但也計算了各州的戶均口數，還利用每個郡國的戶口數字，計算了每個郡國的戶均口數，在具體的數據統計工作上做得更加深入和細化。

就技術層面而言，葛劍雄和梁方仲的深入程度不同，但從思路上講，他們二人可以說并無二致。他們在郡國一級之上，又以州作為更大范圍的分區標準，把《漢書·地理志》中那些看似繁雜的戶數、口數納入到一個系統的框架中，進行歸納整理。他們一方面給出了大量參考數據，使人們對各地區的大體情況有了了解，在進一步探討當時戶均口數的問題時，人們心中對各地區能預先有個大致的參考和把握；另一方面，他們在研究方法和框架上建立了經典模式，后來的一些研究，在思路和方法上大致與葛、梁相同。

不過，葛、梁的研究固然有重要意義，但同時，這也可能會限制了家庭規模的地域性量化研究的思路。葛劍雄的主要關注點在于“州”，從視角上來說，他似乎不是很關心底下各個郡國更加復雜的情況；梁方仲雖然把各個郡國的戶均口數也排列了出來，但他同樣也把各個郡國按照所屬的州進行對號入座，以“州”為單位進行歸納總結。那些郡國的數據的意義，他沒有更具體地闡發，還是以“州”為依歸。

一個州的地域范圍太大，包含的地方太多，如果把視角更多地放在州的層面，會遮蔽州以內地域間更復雜的情況。從梁方仲對各個郡國的統計來看，即便某一州內部，各個郡國也是千差萬別的。當然，就這方面而言，薛平拴《陜西歷史人口地理》等著作已經有了更為深入、細化的研究。

但是，比之更重要的是劃分地域的標準問題，這里主要的問題在于“州”這一級?！爸荨钡脑O立始自漢武帝時期，起初為各州刺史的監察區，后有一個向行政區逐漸轉變的過程，東漢末時成為正式的行政區。以行政區劃作為劃分地域的標準，這是葛、梁以及許多相關研究慣用的辦法，雖然比較方便易行，但其實有一定程度的不合理。國家在劃分地方政區時，通常會重視自然地理的格局，即以“山川形便”作為劃分政區的重要原則，并且還會注意行政區與文化區、經濟區的契合；但有時也并非如此，例如周振鶴認為的出于政治考慮而采用“犬牙相入”的辦法［4］，等等，這樣則會導致行政區與另外幾種標準下的區域不能保持一致。

從研究家庭規模的角度來說，乃至人口史來說，對其影響較大的因素，比起國家統一安排的政區劃分，更重要的是不同地域的自然地理、社會風俗文化、經濟發展水平等。舉例來說，《漢書·地理志》在最后一部分依據劉向《域分》和朱贛《風俗》，對各地進行區域劃分并重點記述各地風俗文化的情況，形成了針對西漢的一套風俗文化分區模式。在《漢書·地理志》中，可見一些與分家有關的史料，例如評價河內郡“好生分”［1］1647，談到潁川郡時又稱當地“民以貪遴爭訟生分為失”［1］1654，顏師古注：“生分，謂父母在而昆弟不同財產［1］1648”。這都涉及當時家庭規模的問題，《漢書·地理志》如此安排，可見在當時人的認識中，家庭規模的問題與地域風俗文化有重要的關系。所以，在研究家庭規模的地域性時，對地域的判斷和劃分標準，應該更注重以自然地理、地域文化、經濟開發程度等方面為區分，而不是就看國家硬性的政區劃分。

這里有必要再提到一點，即“州”在西漢時期的性質問題?！爸荨钡男姓^性質在東漢更為加強，在西漢時期仍保有較重的監察區性質，“州”的性質演變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過這對此文的討論沒有太大的干擾。

關于這一問題，在當時的各州中，司隸是一個較為典型的個案。在此就主要圍繞司隸進一步展開討論。

二、對司隸的重新分區

無論是葛劍雄，還是梁方仲，他們都把河南、河東、河內、弘農、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這七個郡理所當然地放入一個整體當中，即司隸，并統計司隸整體的戶均口數，統計結果都是4.40。

前文大體分析了以“州”為標準的局限性，而這個局限性也是突破口所在。如果想對司隸下轄地區的家庭規模有更加深入細化的認識，就應該對司隸原先的處理辦法做些調整：其一，可以從地域的大小上，再劃分出更細小的范圍，呈現出更復雜的實際情況。其二，這七個郡雖然統屬于司隸，但從自然地理格局、地域文化等方面來看，它們至少得分屬兩個單位：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三輔）和弘農四個郡屬于關中地區；河南、河東、河內三個郡屬于關東地區，而這三個郡在當時還有單獨的合稱——三河。試舉幾條史料：

《史記·貨殖列傳》：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谷，地重，重為邪?！赎P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5］3958-3959

《史記·李斯列傳》：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5］3084

《史記·貨殖列傳》：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5］3959

《史記·高祖本紀》：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愿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5］468

以函谷關為界，關中與關東作為相對的兩個地域，對秦至西漢時人乃至今天的秦漢史學者來說，都是普遍的認識，上文所列舉的前兩條史料正是這一認識的反映。結合后兩條史料可知，“三河”為當時一特定的地區稱謂，在當時人的觀念中，一方面，三河屬于關東地區，與關中地區（關內）不屬于同一區域；另一方面，在關東地區中，三河還可以作為一個更小的子單位。根據上引《史記·貨殖列傳》對三河地區的描述，大致是以三個郡的地理位置、政治歷史傳統、經濟、文化風俗等因素為分區標準（后文列舉的一些文化分區、經濟分區中多有單獨的三河地區），比如三河位于天下之中，地區開發較早，曾為多個政權的建都之地，人口眾多，都有“纖儉習事”［5］3959的文化風俗，等等。

也就是說，不宜再把這七個郡一起塞進司隸的框架中來，而是可以以關中和關東這兩個單位為分界線，把司隸分成關中四郡與三河這兩個部分。

下面先來看梁方仲對司隸所做的統計（如表2）［3］14：

表2 梁方仲所制司隸戶數、口數及戶均口數表

然后，再根據關中四郡與三河這兩個單位，重新分別計算戶均口數，給出不一樣的呈現：

表3 關中四郡與三河戶數、口數及戶均口數表

如表3所示，關中四郡與三河不管是郡之間的對比，還是整體合計的對比，差異都一目了然，前者低，后者高。葛、梁統計得出司隸整體的戶均口數為4.40，這個數字與各州相比，沒有什么特別的地方，與全國整體的戶均口數4.67相比僅僅略低一點。但若是把關中四郡整體的戶均口數3.81放到所有州里比較，就比所有的州都要低；然而再把三河整體的戶均口數5.00放到所有州里一比，在各州中都能高居第四。相比于4.67這個全國的平均值，同樣，關中四郡明顯較低，而三河較高。結合每個郡的戶均口數，3.81和5.00也能基本反映關中四郡與三河各自內部的具體情況。這便可說明，把關中四郡與三河共同納入一個整體來研究，是不可取的，得出的結論不但會遮蔽關中地區戶均口數之低，而且也會讓人不能直觀地看到三河地區戶均口數之高。

這里還得再提一下薛平拴的《陜西歷史人口地理》。此書的作者不是沒有意識到三輔地區的戶均口數很低，但其看問題的角度依然與葛、梁大體無差，即以行政區為觀察的標準，所以當作者發現三輔地區的戶均口數低時，還要與司隸整體的戶均口數4.40比較一下差異，并為此感到驚訝和疑惑④。然而，若以此文的意見，若能突破行政區的標準，三輔的戶均口數原本就不需要與司隸的戶均口數相比較。因為在這里，司隸本身就不宜作為一個單位來看待，其整體的數字并無太大的參考意義。

至于關中地區戶均口數低的問題，由于史料的局限，目前恐怕很難給出一個讓人信服的解釋，只可試做推測。關中在方位上雖然偏向西北，但不同于涼州，它是久經開發的富庶之地，特別是三輔，又是西漢的政治中心所在，西漢朝廷還有遷徙關東富戶于此的政策，擁有數量眾多的豪族（意味著更大的家庭規模）。就經濟發展水平來說，關中與三河地區一樣，也許，經濟發展水平不是解答這個問題的鑰匙。薛平拴推測，是因為“官僚地主階級成員較多，豪強富戶比例較大，因而戶口統計很難作到認真調查，隱匿現象較為嚴重［6］”，這或許沒錯。不過，個人認為也可以從社會文化風俗的角度來談。關中地區為戰國時期秦國的政治文化中心，自商鞅變法以來的分戶政策對關中地區的社會風氣有著深遠的影響?！妒酚洝ど叹袀鳌罚骸懊裼卸幸陨喜环之愓?，倍其賦［5］2710”。為了增加投入生產的勞動力數量，并擴大國家征發賦役的范圍，商鞅制定了這一政策，促使民眾分家。直到西漢初年，賈誼談及當時的風俗文化時說：“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于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抑疄榍卣?，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余俗，猶尚未改［1］2244”。這里所指的“秦人”，主要指秦統一前的關中人，由此，商鞅變法對關中社會風氣的影響可見一斑；西漢承秦，關中地區分戶的風氣自然也會有所延續，如賈誼所言。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得意識到，在秦漢時期，分家的風氣并不是關中地區的專利，如前文提到的潁川郡“民以貪遴爭訟生分為失”。不過，根據《漢書·地理志》，潁川郡的戶均口數為5.11（戶數432491，口數 2210973［1］1560），數值較高，與關中不同。關中戶均口數低與當地社會文化風俗的關系究竟如何，以現有的史料條件還不足以斷言，但由此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某一特定區域的戶均口數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不可單看某一個方面。

由于劃分地域的標準不同，除了關中四郡與三河之外，葛、梁的地域劃分必然還會出現其它類似的問題。比如南陽郡，雖然屬于荊州，但這個郡在淮水以北，分明已在北方，在戰國時期是秦、楚、韓三國交界地帶，地域文化較為雜糅；而荊州的另外幾個郡級單位南郡、江夏、桂陽、零陵、武陵、長沙皆屬于楚地，把南陽與它們放在一起計算戶均口數，似乎并不合適。至于豫州，包含潁川、汝南、沛郡、梁國等郡級單位，自西向東，兼跨韓、魏、楚等地，在風俗文化上必然差異很大，那么戶均口數也不必納入豫州這個整體的范圍來統計⑤。

不過，此文最在意的本不是這類具體問題，看問題的思路才更重要。循著這個思路，能給我們以啟發，反思并突破以往看問題的視角的局限性，進而發掘新問題，更新我們的認識。

三、余論

通過以上的檢討，既然以行政區劃為量化研究家庭規模地域性的標準并不合適，特別是以“州”為單位不合適，那么我們就應該綜合考慮風俗文化、經濟、自然地理等要素，對全國重新分區，建立西漢的人口區劃。

對于當時的分區，得回歸《史記·貨殖列傳》和《漢書·地理志》等當時的文獻，以當時人心中的地域觀念為基礎，進一步展開。如今，學界以不同的標準和角度，已經對漢代進行了多種分區。

比如文化分區?！妒酚洝へ浿沉袀鳌泛汀稘h書·地理志》勾勒了西漢時期大致的地域風俗文化，為后人了解當時的文化地理提供了可能，特別是《漢書·地理志》。當代學者在以《漢書·地理志》為主的基礎上，已經有了幾種較具代表性的風俗文化分區方案。最具代表性的是周振鶴，他把西漢分為三大風俗區域：塞上塞外、黃河中下游、淮漢以南。把三大風俗區域再具體分為了16個風俗區，然后再往下共細分為25個風俗亞區［7］。王大建對于周振鶴的分法，采取既批判又借鑒的態度，把漢代又分為四大民俗帶：長城民俗帶、黃河民俗帶、長江民俗帶、珠江民俗帶［8］。王子今《秦漢區域文化研究》全面地研究秦漢時期的區域文化，將秦漢時期分為關中、齊魯、趙地、濱海、江南等12個基本文化區［9］。雷虹霽則是先區分《漢書·地理志》中的“域分”和“風俗”兩種取向，不以“域分”為風俗分區的標準，故以“域分”為第一層次分區，“風俗”為第二層次分區，先排列秦地、魏地、周地等13個大區，于其下又分出關中、隴西六郡、河西四郡、巴蜀、河內、河東、周地等25個風俗區［10］96-97。

又如經濟地理分區。比起《漢書·地理志》，《史記·貨殖列傳》更具有劃分經濟區的史料價值，其開篇即根據各方物產，將全國分為“山西”“山東”“江南”和“龍門、碣石北”四大區，然后再詳述更具體的地區。一般據此認為漢代可分為“四大經濟區”。當今學者在《史記·貨殖列傳》的基礎上，也提供了一些經濟區的分法。如馮志毅將當時劃為關中、巴蜀、隴西天水、三河等11個經濟區［11］。雷虹霽劃分了15個商業經濟區，與馮志毅相比有一些修改［10］92。其余的也大同小異，不做贅述。

這些分區哪個更合理，可以商榷，不過就此文的主題來說，以上各種分區基本都不是以“州”作為劃分標準，而是以風俗文化、經濟等標準為區分，于是或某個州內其中幾個郡并為一體，或不同州的若干所屬郡合為一區，它們對于戶均口數的地域性量化分析多少或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那么，對全國以不一樣的標準重新劃分地域，應是接下來該推進的工作。

不過，此文也并沒有完全否認葛、梁兩位建立的經典模式，反而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再做進一步的討論。他們所建立的模式雖然有待商榷，但也仍有一定的意義。他們有意識地在郡國之上加入更高一層的分區，形成多級分區，就這一角度而言，不管是以行政區還是別的分區為標準，都得試圖建立多級分區。此文批判以行政區劃為量化分析的角度，但主要是針對“州”，同樣是行政區劃的郡縣，卻不敢不采用之。首先，如果徹底不管行政區劃，另起爐灶，則操作起來會很難下手，因為當時戶口本身就是以郡縣這些行政區為單位進行采集統計的，我們只能以郡縣為統計單位。其次，州這種一級政區的劃分和變動受政治影響較大，而郡縣作為二、三級政區，相對較為穩定⑥，故某個郡縣內部的文化、經濟、自然地理等要素不會相差太大。畢竟，從《史記·貨殖列傳》、《漢書·地理志》到當今學者，其劃分風俗文化區、經濟區的基本依據都是郡縣行政區劃，沒有過于細化地拆分郡縣。所以，若我們重新考察西漢的戶均口數的地域性，還是得依賴郡縣這種基本的劃分標準，保持郡縣范圍的完整，在郡之上再另外開辟新的分區標準。

另外，當考察家庭規模的地域性時，應該還要注意兩點：

一個是時間上的。如周振鶴所論，從西漢后期到東漢后期，各地風俗經歷了由“九州異俗”到“六合同風”的演變過程?！耙虼嗣芗亩嘣娘L俗文化區已經消失，尤其中原地區的那種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的面貌已不再現。在東漢后期，我們已沒有足夠的材料來劃分新的風俗文化區?！梢钥隙ǖ卣f，東漢后期的風俗地域差異是顯著地削弱了［12］”。從西漢到東漢再到后世，風俗文化區會有改變，區域風俗文化也會出現同質化的傾向，而且這一傾向越往后世會越加強。也就是說，雖然強調思路和方法上的突破，但操作起來，對西漢這一時段的適用性較強，這也是為什么此文沒有把討論的范圍超出西漢時期。

一個是空間上的。不同地域的戶均口數雖然千差萬別，但也有相同的一面，我們在考察不同地域的戶均口數時，要注意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關系。秦漢時期的家庭規模，有的也許是一家三口，抑或是一家六口，但總體上都在“五口之家”上下徘徊，這是當時全國的總體特點。由夫妻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為當時社會的主流，這在很大程度上是超越地域差異的時代大背景。我們要對比各地存在的差異及其原因，但比如涉及關中地區戶均口數的特殊性時，不要因為數值較低，就只強調關中與其他地區的不同，我們還要求同存異。

如今，秦漢史研究日益依賴出土文獻，我們都能感受到傳世文獻越來越難做出新成果。但其實，傳世文獻仍有很多研究的價值，等待去發掘，以往學者對傳世文獻的許多認識，也還有檢討的余地。若想突破困境，就要以新的角度去解讀傳世文獻，采取新思路、新方法，提出新問題，并綜合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解決問題。此文尚不打算在此就建立好一套全新的分區模式（容以后撰文詳論），但重在先提出方法上的引導。

注釋：

①利用《漢書·地理志》進行量化研究的代表作：葛劍雄《西漢人口地理》，商務印書館，2014年；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利用簡牘史料進行量化研究的代表作：杜正勝《傳統家族試論》，載黃寬重、劉增貴主編《家族與社會》，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許倬云《漢代家庭的大小》，載《求古編》，商務印書館，2014年；李根蟠《戰國秦漢小農家庭規模及其變化機制——圍繞“五口之家”的討論》，載張國剛主編《家庭史研究的新視野》，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中華書局，1984年；等等。其中杜正勝、許倬云和池田溫都采用了居延簡，李根蟠兼采居延簡和江陵鳳凰山漢簡。

②參見天長市文物管理所、天長市博物館《安徽天長西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06年第11期；連云港市博物館、東?？h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中國文物研究所編《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年；朱江松《罕見的松柏漢代木牘》，載荊州博物館編《荊州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2009年；楊振紅、［韓］尹在碩《韓半島出土簡牘與韓國慶州、扶余木簡釋文補正》，載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2007》，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

③《西漢人口地理》初版于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④參見薛平拴《陜西歷史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0頁。

⑤以上涉及的問題參見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16頁。

⑥相關討論可參見周振鶴《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