譜牒文獻利用及西南民族研究
——南方絲綢之路的新視角

吳 穹

（四川師范大學，四川·成都 610068）

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產生了敬祖先、重血緣的傳統。這種習俗在譜牒文獻里有集中體現。根據記載對象的范圍，可分為家譜、宗譜、族譜。根據編撰者的不同身份，又可分為皇室宗親之譜（如《星源集慶》）、高門世家之譜（如《孔子世家譜》）、平民百姓之譜。譜牒的內容主要記載某姓氏的世系、血緣，兼及遷徙、居所、教育、信仰，是人類學、人口學、社會學、民族學等多學科的重要參考文獻。上世紀80年代“南方絲綢之路”的概念提出后，利用出土文物與考古遺址展開的研究已碩果累累，但從“二重證據法”的要求看來，紙質文獻的全面整理還未起步，難以和出土文物互相印證。研究對象的時間集中在唐宋之前，這也導致了共時性研究多于歷時性研究，南方絲綢之路在明清、近代的作用未能充分挖掘。南方絲綢之路大致有東西兩線，西線“靈關道”大致為：成都—臨邛（今邛崍）—嚴道（今滎經）—耗牛夷地（今漢源）—靈關（今甘洛）—邛都（今西昌）—不韋（今保山）—永昌郡（今緬甸北部）—滇越（今印度）。東線“五尺道”大致為：成都—南安（今樂山）—僰道（今宜賓）—朱提（今昭通）—味縣（今曲靖）—秦臧（今祿豐）—弄棟（今姚安）—不韋（今保山）[1]。這些地區或聚或散地居住著除了裕固族、東鄉族、珞巴族、赫哲族之外的50余個民族。從譜牒文獻著眼不僅能夠開拓南方絲綢之路研究的新方向，也可以帶給西南民族研究不一樣的視角。

一、考察西南民族的遷徙

人口的多寡、聚散和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有密切的關聯。從譜牒文獻考察人口的流動會有事半功倍之效。史籍記載有規模的向川滇黔地區遷徙人口是從元末明初開始的。傅友德、藍玉平定西南后，為了加強地區控制，向衛所、屯堡遷入部隊和隨軍家屬是此時期人口流動的主因。

《威寧虎姓歷史資料·虎姓家譜》：

以后之子孫居陜西長安府所屬之地，名弘灣子。又居住數十代之后至大同。洪武年間，貴州□□作亂，吾祖奉旨征剿……[2](P383)

嘉慶七年所作《下壩馬氏族譜·馬氏族宗支譜總序》：

考堂祖原序，吾家太始祖于大明時持參職缺大將，補烏撒衛千總缺，自陜西西安府奉委升遷貴州大定府屬威寧州，時補烏撒衛……[2](P376)

明末清初南方絲綢之路再次迎來人口流動。許多回族隨回族將領哈元生、冶大雄、哈國興等人在今天的威寧、昭通地區及云南腹地定居[3](P157)。除了回族，其他民族也因戰亂搬遷到南方絲綢之路上的聚落。如“余姓蒙古族是在明末清初由四川遷入貴州，主要落腳地是今畢節地區的大方、黔西和銅仁地區的思南、石阡等地。如余世璋一家原居巴縣，在明崇禎年間避張獻忠之亂，于水西至今黔西之新民里居?！盵4]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蘭坪營盤街的《張氏家譜》記載了先祖從江南隨軍入云南之后，在大理、浪穹、劍川等處經營鹽井的歷史[5](卷三,P1829-1830)，其中嘉慶年間井運蕭條、逃灶出居等記載不僅解釋了頻繁遷徙的原因，也是研究經濟史、鹽業史的寶貴材料。

二、考察西南民族的融合

南方絲綢之路沿線居住著不同的民族?？蓮淖V牒中窺見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與融合。騰沖的《明姓族譜》記錄了一段漢族為婚事而改信伊斯蘭教的材料：

當時始祖原配楊氏歿世之后，始祖又請媒查訪永昌回教劉指揮官之女，屢屢請媒求許。劉府復言教道各別不云。始祖言信教自由，只求劉府不棄，許可他作回教，故此有憑據可證，劉府才許。擇吉出閣之日，使人□持照回教俗為婚……[3](P174)

在保護少數民族文化引起普遍關注的今天，這條史料不僅對了解伊斯蘭教的傳播和回族人口的變化極有幫助，還有助于考察一種饒有趣味的現象：漢族傳統文化除了不同民族通婚外，因種種原因改變原本家族的姓也是民族融合較為普遍的方式。1983年大方縣民族識別辦公室調查余姓群體請求恢復蒙古族身份一事時，嘉靖三年(公元1524 年)的《余氏族譜》成了重要的證據。序言中說：

我余氏祖姓奇渥溫，胡人也。入華夏而起朔漠，初號蒙古，鐵木真出焉?！涣霞t巾擾亂天下，又被奸臣誹謗，元順帝聽信奸臣之言，有誅吾九族之意。統家竊負而逃。來至四川，改鐵為余，余字萬代不改。一行來至瀘州（瀘陽)鳳錦橋，人多影大，難以一路，乃聯詩盟誓，遺囑作證，四散各處[8]。

云南的《保氏族譜》 則記錄了從“特穆爾”易為“?！钡那樾?。

吾祖源于蒙古，初以特穆爾為氏，元之右祖也。自庫庫臺特穆爾尊號保保，而入滇始祖亦以阿保名，于是改姓保氏[3](P172)。

譜牒還記錄了民族間的隔閡甚至沖突。按照彝族的習俗，兩家結親前會在一起背誦各自的譜系?！霸谝妥宓膫鹘y意識中，那些沒有譜牒或只能念出幾代譜牒的人被稱為‘漢根’而受歧視?！盵7]這表現出對本族文化、血緣的堅持。有信仰不同導致疏遠的案例，如《保氏族譜》：“此外，復有因宗教之故，以致兩相隔閡，至老死不通往來者，即從回從漢之兩派是也”[3](P172)?！锻呤霞易V》：“會值清政失紀，太平天國據東南，而滇中杜文秀興師，貴州盤縣大鋪坡回民與沙陀高氏有隙，因爭挖煤仇殺……”[3](P394)與高氏的矛盾正是咸同年間黔西南回民起義的導火索。此類記載是對正史的有力補充。

三、考察西南民族文化變遷

威寧縣楊灣橋回族的《劉氏家譜》記錄了陜西籍阿訇劉吉在威寧傳播伊斯蘭教，開辦經堂教育的過程及劉吉的子孫在昭通、魯甸和曲靖地區的傳教及遷徙?！凹易V中特別記載了劉吉阿訇向非穆斯林傳教，并取得七姓漢族信仰伊斯蘭教的過程。這在中國伊斯蘭教史上極為罕見。因此，這一家譜是研究清代烏蒙山回族伊斯蘭文化的重要文獻資料?！盵8]云南永勝的《賽典赤家譜跋》：“當昔日□教入中華勸教，有奉彼教者，首先習學問答一科，次而經典禮節。不拘何人問難，均皆口若懸河應之。在吾教則不然，推原其故，因習經之士不善指導，幼年學童入校之際，不過首字母，次則經文，至一切始初根據概不令聞，教中人自幼至大，茫然莫知者有之。若遇他教及回族起初根原，難出諸口，至使問者疑忌回教起源，何種出身，以至令人猜忌?！盵3](P159)則能令人窺見宗教在中國的傳播方式——需與傳統的“經典禮節”相結合。咸豐元年所修的《清河郡南京派滇黔承祖公支系·張氏族譜》其家訓第六條有言：“喪事不可過用浮屠。浮屠者，佛之別號也。如刀山火樹等說，最為荒唐。且謂人在生作惡，死后有罪，惟供佛法。僧念經拜懺可以解脫，如是，則人皆望佛為救，而樂于為惡也，善乎？否也……”[9]這種變化不是突然的，早在雍正癸丑年（1733年）的《越嶲唐盛族譜》家訓第九則就出現了對佛教道教的批評，并告誡后人警惕：“自漢唐之后，佛老教興……后世以訛傳訛，遂以佛會之事，希圖施舍，獸得溫飽。甚至男女混雜，晝夜不分，往往無限丑態……余披覽國史，見歷來偏信釋道之君，身死受辱，家國隨亡……蓋禍福之機，原系人致，與神何干……”[10]南方絲綢之路沿線的宗教傳播還未引起足夠重視，由此可看出譜牒文獻在研究這一問題時的重要價值。

四、考察西南地區的交通及經濟

從20世紀初開始，學術界開始關注古代中國西南與國外的交通問題，逐漸開展了中緬印交通研究。對南方絲綢之路交通史的研究，往往用《史記》 《漢書》 及《讀史方輿紀要》 一類的文獻，或以海貝、青銅柳葉劍等文物的出土地點來推斷可能存在的交通路徑，譜牒文獻有許多交通史的材料卻往往不被重視。貴陽的《于氏家譜》提到于德楙在光緒年間去云南采銅礦之事，從永善縣獅子山銅礦至東川府，需行八日方到[11]。這個記載和李中清根據民國《新纂云南通志》推測的旅行耗時情況大致吻合[12]。交通和貿易的關系十分密切，南方絲綢之路給予沿線民族的經濟效益究竟如何？藍勇通過詳實的考證，指出明清時期南方絲綢之路的對外貿易量在全國總額中比重很小[13]。翻閱《通海納姓（納速剌?。┒孔遄V序》可以發現回族商人在邊境經商的記載。

乃我先祖納興亮首創馬幫，跋山涉水，冒險犯難，長年奔走蠻煙瘴雨，毒蛇猛獸出沒之鄉，至緬、泰、寮邊境城市，輸出茶葉、絲綢、銅器、毛氈……輸入棉花、藥材、玉石、象牙、染料、呢絨……[3](P202)

這條頗具經濟史研究價值的材料可以說明，南方絲綢之路外貿貨物的種類豐富多樣。除了藍勇提到清末民初“四川生絲更多主要通過長江水路東下”等因素外，險惡的交通條件也是制約南方絲綢之路貿易功能的一大原因。

五、利用譜牒文獻的注意事項

（一）辨別內容真偽

與其他類型的文獻一樣，譜牒中的一些內容也存在不真實的成分。除去自稱為黃帝、炎帝或顓頊、少昊之后這類文化現象外，還有一些情況也值得關注?！都献遄V·云貴吉劦支系》中吉劦的第十代孫孫廷棟所寫《原族譜序》中稱：“吾祖劦、協二公，以武節將軍驍騎尉之職，從沐英南征。盤江一戰，元梁先鋒達里麻遭擒，再戰而曲潯軍民納款，三戰而元梁王授首，滇南甫定?！倍?008 年新修族譜中則為：“……曾在盤江戰役中擒獲元云南梁王達里麻?！盵14]在遞修時將達里麻改為被吉劦所擒，有光耀門庭之意。有學者翻閱云南白族家譜時，發現“同一本族譜上，明代的序文說本家族是‘九隆族’之裔，清代或民國年間的序文又說是南京遷來?！比绱?，家史只應從明代始，但家史又有“從唐代南詔國至今”等語。如《史城董氏族譜》 《喜洲中和邑楊姓族譜》等都有這種現象，甚至大理國段氏后裔及相國高氏后裔的家譜中都出現“明代江南遷入”之類的話。然而對比明代碑刻發現：“楊、趙、李、董、王、段、高、張、尹、杜、蘇、何等都明白無誤地認為自己家族是土著的‘九隆族’之裔?！苯涍^研究，認為“跟清代的科舉制也有關，當時少數民族的地位十分低下，有的為了高中科舉不得不冒稱漢籍，假托祖籍為江南，為南京云云?！盵15]這些例子足以說明在使用譜牒時要用其不同的版本進行對校，用其他文獻進行他校。

（二）兼考多種文獻

各類譜牒，有的備載家族遷徙、信仰、教育、仕宦種種信息，有的只記載世系與人名。其中有些譜牒記載簡略是由于特定的歷史原因造成的。彝族以人名為氏族名稱，以父子連名的形式傳承。譜牒上的人名多與居住地的地名有關。有的是地名變為姓氏人名，如“斯木補余” （在昭覺竹核）、“保九蘇隴”（今喜德境內）、“裸姆懶打”（今昭覺越西之界）。有的是姓氏人名變為地名。由于人名中包含了地名信息，所以在彝族譜牒中很少有專門敘述居住地的情況。瓦其金強、葉康杰等編著的《彝族吉恩金母瓦其·曲木家族譜系源流》[16]是彝族譜牒中為數不多的既記載了家族譜系，又對彝族及本家譜系進行追溯且兼有理論分析的著作，但彝族口傳譜牒較多，彝語中的不少古地名今天難以考證。所以在研究彝族譜牒時還需借助彝族的《指路書》和《西南彝志》等文獻。

（三）熟悉文化背景

譜牒文獻承載了民族文化，如果不熟悉相應情形有可能導致調查研究結果偏離事實。大理鶴慶縣全墩鄉和邑村是有悠久歷史的白族村落。白族有“上門婚”的傳統：某家如無男丁傳續香火，即招女婿“贅婚”，男子便隨妻姓。和邑村《董氏族譜》原作于1943年，翻閱其族譜可知自第六代董發美開始即入贅杜姓，但依然入董氏之譜，故記述家譜之人實為杜姓。今天董氏既然存在招贅女婿的情況，如果考察人口時將入贅之人全部統計為原姓，那么董氏后裔恐將不存[5]卷五，P2688。這要求研究人員在充分了解特定文化后，制定出合理的統計方法和研究路徑。

六、余論

盡管已有的研究成果已經從出土文物中發現了古代西南地區與近東文明的聯系，但南方絲綢之路沿線各區域間關系的揭示還稍顯不足。人文學科的研究重點在于“人”。只有將人口的流動、族群的繁衍加以彰顯，才能揭示民族的交融，明晰不同文化的內在聯系。由于種種原因，譜牒曾被持有者視若珍寶、秘不示人。隨著社會風氣的變化和科研工作的推進，一些譜牒被收錄進數據庫，使文獻的利用更為方便。201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家譜資料選編》，2018年又出版了《中國少數民族家譜總目》。不可忽視的是，同一種家譜自初撰后的遞修情況尚未得到研究者們的足夠重視，各類資料匯編與數據庫往往只收錄其中某一個版本，使讀者不能考察其源流。這對研究民族遷徙、家族文化傳承是十分不利的。如將譜牒文獻整理與西南民族研究協同推進，南方絲綢之路的研究便有望開拓出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