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有父親的幸運兒》中的創傷敘事

潘 艷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西方語言文化學院，廣東廣州 510420）

前民主德國作家克里斯托夫·海因（Christoph Hein，1944）最初以戲劇創作步入文壇，在20世紀80年代初憑借中篇小說《陌生的朋友》（Der fremde Freund，1982）以及長篇小說《荷恩的結局》（Horns Ende，1985）引起廣泛關注，躋身德國當代重要作家的行列。兩德統一后海因筆耕不輟，不斷嘗試突破創新，陸續有作品問世，獲得多項重要文學大獎。2016年海因推出新作長篇小說《有父親的幸運兒》（Glückskind mit Vater）［1］，在這部逾五百頁的敘事作品中，海因將目光聚焦于二戰納粹德國的黑暗過往，通過對一個家族故事和主人公創傷記憶的敘述，展現了德國從二戰到兩德統一后時間跨度超過60年的歷史。羅瑟-瑪利亞·格羅普（Rose-Maria Gropp）在《法蘭克福匯報》上稱贊海因“寫作了一本從二戰延續到我們現在的偉大、智慧而又感人的書”［2］。憑借這部小說，海因獲得了德國2017年度的文學獎項“格里美豪森獎”（Grimmelshausen-Preis）。

“創傷”一詞源自希臘語，原義為“傷口”。這個術語最先應用于臨床醫學及個體心理學，“在醫學上指由于外部的力量影響而造成的身體上的傷口，而心理學上創傷則是指一種個體無法克服的、對自我認知產生持久影響的極端強烈的經歷”［3］669。創傷研究最早可回溯到20世紀初，但直到八十年代才被作為受認可的用于診斷的概念。由于越南戰爭的影響，美國精神病學研究會于1980年首次將“創傷后緊張應急綜合癥”（PTSD）列入醫學與精神分析診斷范圍之中。最晚自20世紀90年代起，“創傷”一詞越來越多地應用于文化學與文學的領域并作為一種闡釋集體經歷的模式?？鐚W科記憶研究的繁榮以及由此而來的對經歷處理的可能性的探尋催生了文化學與文學領域對創傷理論的興趣。［3］670文化學視域下的創傷研究已成為當今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視角。本文聚焦于海因小說《有父親的幸運兒》中的創傷敘事，嘗試運用文化記憶理論對文本進行解讀，重點從創傷記憶及其代際傳遞的角度分析德國人在二戰后如何面對父輩的歷史罪責以及建構自我身份認同。

一、海因敘事作品中的創傷主題與父子關系

“回憶”與“反思”是二戰后德國文學的主題，文學在很大程度上承擔起了“清理過去”［4］25的重任。在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海因曾經這樣寫道：“寫作對我們而言意味著德國式的寫作，在一個分裂的國家里，在兩次由德國策動的世界大戰之后，帶著無法償付的罪責，我這一代人以及往后的多代人都需要面對的罪責……”［5］在這段話中，海因道出了歷史給德國人帶來的持久影響和造成的心理重負。戰爭的煙云雖然早已消散，兩德也已經合并完成了統一，但德國作家仍然面臨著如何回憶與書寫歷史的問題。海因曾在訪談中指出，這段歷史對他而言并不愉快，但他必須承認并直面這段歷史，而德國也要能夠承受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德國人有一段包含納粹的歷史。我們必須學會與我們的過去共存”［6］。

創傷記憶是海因敘事作品的核心主題。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在《文化學導論》（Einführung in die Kulturwissenschaft）一書中指出，“創傷”是“一種費解的、羞辱的、傷痛的和對生命造成威脅的經歷，感知的大門會為躲避重壓而自動關閉”［7］190。在海因大部分的敘事作品中，生活在極權主義之下的主人公都有無法釋懷的灰暗過往以及想要極力逃避和壓抑的傷痛經歷：《陌生的朋友》里的克勞迪婭由于政治原因造成的童年陰影埋下了她成年后無法與人建立親密關系的伏筆；《霍恩的結局》中的歷史學家霍恩由于無法經受污蔑誹謗和多次的政治沖擊而最終選擇自絕于人世；《探戈演奏者》（Der Tangospieler，1989）中的大學教師達羅因受政治事件牽連蒙冤入獄，出獄后對過去無法釋懷難以再次融入社會；在《拿破侖游戲》（Das Napoleon-Spiel，1993）與《征服土地》（Landnahme，2004）中，作為逃難者和外來移民的沃爾勒和哈伯爾被當地居民敵視與排擠，在他鄉艱難求存；《有父親的幸運兒》中的康斯坦丁，父親曾是納粹軍官的歷史成為他一生無法擺脫的困擾以及學業與事業發展的阻礙；《特魯茨》（Trutz，2017）中的檔案學家邁克爾的父母在納粹時期遭受迫害流亡蘇聯，在斯大林主義時期的政治運動中慘死于古拉格勞動營，而其本人也成為專制制度的犧牲品，縱有驚世之才卻無處施展，抑郁而終。在海因的上述作品中，由于政治歷史原因而遭受的打擊和傷害成為小說主人公們終生難以愈合的心靈創傷。

在海因的多部敘事作品中，代際關系，尤其是父子關系基本都是不和諧甚至是病態的。由于共同經歷的缺失和政治立場的差異，兩代人之間無法進行有效溝通，情感關系疏離乃至斷裂。小說《有父親的幸運兒》可以說接續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在德國盛行的“父親文學”的傳統，通過對主人公童年和青年時代的回憶，敘述與探究父輩和家族與納粹德國的關聯，體現了當代德國文學的一個走向——重返家庭和時代歷史的主題。但另一方面，《有父親的幸運兒》又有別于傳統的“父親文學”的敘事視角。2003年，“德國社會經歷了一場感情尤為強烈的記憶回流”［8］190，與“受害者”記憶相關的包括東部逃亡和難民驅逐、對德國城市的大轟炸以及在戰爭結束階段對德國婦女的大規模強暴的主題以各種形式被展現并激起熱烈討論。如果說“68”之后的“父親文學”更多是從德國作為“施害者”的立場去反思自身在二戰中的罪責的話，那么兩德統一后，尤其是新千年后出現的一些文學作品則開始從德國“受害者”的角度去重述歷史，書寫戰爭創傷。海因的小說《有父親的幸運兒》就是其中的代表，觸及了一個長期以來被遮蔽和排擠的話題——德國人與“二戰”相關的苦難經歷與創傷記憶。

與通常描寫二戰創傷的小說不同，《有父親的幸運兒》并非從傳統受害者的立場去描述戰爭的殘酷與控訴法西斯的罪惡，而是從施害者的后代，一名納粹軍官遺腹子的視角講述戰爭對其造成的影響與傷害。并非只有受迫害者及其后代才是納粹罪行的犧牲品，施害者的后人同樣也是其罪行的承擔者與受害者。

二、創傷記憶與代際傳遞

在小說《有父親的幸運兒》的開頭，海因特別加以申明：“本書所敘述之故事以真實事件為基礎，人物和情節并非杜撰?！保?］5在2016年3月萊比錫圖書交易會與多蘿西婭·韋斯特伐（Dorothea Westphal）的訪談中，海因談及故事主人公的經歷既源自作者本人，也來自他所認識的其他人，自身的生活經歷是他文學作品的“采石場”（Steinbruch）。［9］在小說中海因采用了兩種人稱共同敘述的方式，以第一人稱敘述為主，第三人稱敘述為輔。小說主人公身兼敘述者“我”和經歷者“我”兩重身份：敘述者“我”是回憶者，是主體；經歷者“我”是被回憶者，是客體。小說由四個部分組成，第一人稱用于第一部分的夢境描寫與第三部分“回憶層面”的長篇敘事，第三人稱則用于第二部分“當前層面”的敘事與第四部分的夢境描寫。在本書中海因延續了自己慣用與偏愛的框架結構并設置了雙層框架：小說前后部分的夢境描寫構成全書的外部框架，當前層面的敘述構成全書的內部框架，而中間超過450頁的篇幅則是主人公對自己從出生到暮年人生經歷的追述。

二戰德國宣布投降后的第6天，1945年5月14日，主人公康斯坦丁·米勒（Konstantin Müller）出生于德國東部的一個小城市?？邓固苟∪松凶顭o法釋懷的就是父親曾是黨衛軍軍官的事實，與之相關的一切成為他大半生揮之不去的夢魘，成為他的“創傷記憶”：“這個世界大得足以讓我們所有人在其間迷失，但我們的生命卻不夠長得足以讓我們忘卻一切?；貞洝貞洸辉试S我們遺忘?！保?］20在戰爭結束前，父親就在波蘭被處決，康斯坦丁沒有見過自己的父親，但終其一生都生活在父親的陰影之下，“父親”這一“不在場的在場者”成為他背負終生的重擔。

創傷可以是身體上的有形損傷，也可以指涉心理或精神層面受到的無形傷害。阿斯曼在《回憶空間》（Erinnerungsr?ume）一書中提到：“如果一個存入身體的記憶被完全切斷了與意識的聯系，我們稱之為‘創傷’（Trauma）。這是指身體里被封閉起來的一種經歷，它會通過癥狀表現出來并阻止被回憶重新取回?！保?0］出于自我保護的緣故，這樣的經歷會與意識分離和隔絕開來，在日后將會很難被回憶和講述。但這份經歷并沒有被遺忘，只是被保存在了特定之處，經過一段時間就會通過一些癥狀表現出來。創傷性的事件往往會經由無意識的侵入性現象持續不斷地在受創者身上得到重現，比如噩夢、閃回或幻覺等。夢境作為對直接或間接經歷的事件的重組和整合，是人潛意識和內心真實情緒的反映。小說《有父親的幸運兒》中多處描述了主人公的夢魘，通過對夢境的解讀，有助于了解人物創傷記憶的來源和成因。

《有父親的幸運兒》以主人公的夢境描寫開篇，在幽靜的樺樹林里能看到從前修筑的營房遺留下來的磚塊殘余和水泥地基。一名氣度不凡、身著白色制服的男子突然出現在敘述者的視野中，他手執皮鞭暴虐地抽打樹叢。夢境的內容讓康斯坦丁感到緊張和不安，當天晚上他發起了高燒并伴有劇烈的寒戰。未解的謎團引領讀者走進小說故事的敘述。

夢境中的這名男子是康斯坦丁根據他人對父親的描述而整合的有關父親的形象。在當地人眼中，父親是一個神秘的存在。作為富庶一方的實業家，他為當地人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享有很高的威望。但在德國戰敗后，父親卻突然成了被眾人唾棄的納粹罪犯。母親原本出身于一個經濟優渥的家庭，受過良好教育，但因為丈夫的牽連，原有的住房和財產被充公，無法從事自己向往的教師職業，理由是“我們的孩子不應該由戰犯的寡婦來教育”［1］80，只能靠幫工賺取微薄收入維持家人生計。為了與納粹劃清界線，母親在康斯坦丁出生半年后申請用回自己的娘家姓“博格施”（Boggosch）并為兩個兒子改姓。對于和父親相關的一切母親均保持沉默，守口如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與之再有任何關聯?？邓固苟〉耐瑢W說起父親時總是充滿渴望，期盼父親歸來能令生活變得輕松一些。與之相反，康斯坦丁卻迫切希望父親確實已經死去，永遠不要回來：“我對他知之甚少，事實上一無所知，我只知曉那些在城市和學校里的傳聞?！保?］57父親的形象只出現在他的夢魘里，夢中的父親是一個無從辨認的無臉人，仿佛“幽靈般的黑色形體”［1］56：

他走到我的床邊，把手放到我的眼睛和額頭上。我顫抖，因為他放在我頭上的手似乎是沒有人形的，沒有溫度，沒有貼在我的臉上，這是一張冰冷的金屬面具，它把我的眼睛蒙住，但我依然感覺刺目。我害怕這只手會放在我的嘴巴和耳朵上，于是竭力呼吸。［1］56

在康斯坦丁的夢境中，傳統意義上本該成為孩子情感依靠和安全感來源的父親角色，幻化為漠然的魅影般的形象，從中透露出主人公內心深處的惶恐與不安，對父親的不信任和恐懼造成父子間感情紐帶的斷裂?？邓固苟o法也沒有勇氣面對與自己有血緣關聯的至親，只能選擇壓抑和回避。

阿斯曼認為，“創傷”具有長時間的后遺癥，對人的認同建構具有破壞性。歷史性的精神創傷也有這樣“后繼性”（Nachtr?glichkeit）的特點，一代人的“創傷”會無意識地傳遞給下一代。比如大屠殺事件牽涉到的第二、三代人，在“施害者”（T?ter）層面，父母和祖父母的罪責所造成的后果會以心理障礙的形式轉化到后代身上；而在“受害者”（Opfer）層面，后代會有意識地認同家族的命運，成為在家庭或民族意義上的“苦難聯合體”（Leidgenossenschaft）。［7］190在《歷史悠長的陰影》（Der lange Schatten der Vergangenheit）一書中，針對將“創傷”區分為“施害者創傷”（T?tertrauma）和“受害者創傷”（Opfertrauma）的做法，阿斯曼認為不存在“施害者創傷”，因為施害者需要承擔責任的事件是他們“有目的、有計劃和有意識地實施的”［8］96，但“罪責創傷”卻可以代際傳遞給下一代或若干代人并導致不同的反應，父輩或祖輩的罪行會讓施暴者的后代產生認同障礙。［8］98

按照阿斯曼對20世紀德國代際的劃分，康斯坦丁父子分屬于“三三年代”及“六八年代”?！叭甏卑ǖ氖?900年至1920年出生的一代人，他們是“六八年代”的父輩。那些在納粹黨中身負重責并積極參與二戰的人屬于“三三年代”，他們大多對于自己生平的某些部分保持沉默，很少對公眾或孩子講述1945年以前的生活，屬于典型的承受“德國式根源缺陷”的一代?！傲四甏背錾?940年至1950年間，成長于戰爭中或戰爭后。作為“三三年代”的子女，他們與父輩劃清界限甚至決裂，拒絕認同和承擔父輩的罪責，對抗與反叛父輩及其所代表的社會，兩代人之間呈現的是一種二元對立的代際模式。［11］31，42-44

在小說中，康斯坦丁身上典型地體現出了由于父輩的“罪責創傷”而導致的“認同障礙”?？邓固苟∫恢鄙钤谝环N晦暗不明的不詳感覺中，直到11歲母親才將父親和家族的故事和盤托出。母親向兄弟倆講述和父親有關的一切，講述他在加入黨衛軍后對朋友和家人態度的轉變，講述父親可怕的戰爭罪行，包括靠為納粹提供工廠生產的物資發戰爭財，在戰爭后期修建集中營以關押外國戰俘作為工廠的勞動力，在他的授意下在俄國和波蘭對平民實施集體處決，以及在德軍潰退之際仍堅持讓士兵充當炮灰。母親詳細描述了她在康斯坦丁出生兩周后被蘇軍士兵強行帶到父親修筑的壁壘森嚴的集中營的情景，目的是為了讓她和其他同去的德國人親證納粹的罪行。母親對這次參觀深刻而痛苦的記憶顯然通過語言影響了康斯坦丁，全書開頭夢境中那片樺樹林就是父親修建集中營的原址，小樺樹彼此無言訴說的正是戰爭的不義與人性之惡。

創傷具有傳遞性，創傷性經歷不一定是親歷或親見的，通過聆聽也能夠傳遞。作為沒有經歷過戰爭的“第二代人”，康斯坦丁甚至沒有見過父親，但“罪責創傷”的記憶還是經由“第一代人”的母親傳遞給了他。對于無從選擇的出身，康斯坦丁深感憤懣，作為無辜的個體，他被動地來到一個有罪的家庭和民族中：“他［父親］是我人生的不幸，他就像瀝青一樣一輩子黏在我的身上?！保?］88

通過叔父寄給哥哥的信，康斯坦丁第一次看到了父親的照片。照片中的父親穿著一件雙排扣的禮服，白色的襯衣，筆挺的立領，黑色大衣上可以看到左右兩邊的肩章。他站在一架飛機前面，手扶舷梯，儀表堂堂。不難看出，小說開頭康斯坦丁夢境中的父親形象很大程度源自這張照片。長期壓在心頭的諸多謎團被解開，康斯坦丁卻沒有因此得到解脫。他很難將照片上溫文爾雅的父親與一個十惡不赦的納粹戰犯聯系起來，有關父親的夢魘依然如影隨形：

我再也不能像從前一樣對納粹及其罪行感到憤慨。我也是他們當中的一員，盡管我是在納粹垮臺、戰爭結束、希特勒和黨衛軍都不復存在后才出生的，但這沒有用。我是他的兒子。［1］82

康斯坦丁對自我的否定反映出的正是經由代際傳遞的罪責創傷給歷史的非親歷者造成的個人身份認同的焦慮。

創傷經驗的一個特征在于其無法言說性，受害者往往會保持沉默，處于失語狀態。這一點在康斯坦丁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哪怕面對好友和伴侶，他都缺乏傾訴內心和言說創傷的勇氣，只能選擇隱瞞和躲避。為了逃避父親的影響和繼續完成由于父親身份被迫終止的學業，年僅14歲的康斯坦丁遠走法國，在法國友人的幫助下得以半工半讀完成中學學業。對于自己家族的過往，康斯坦丁刻意保持沉默。一次偶然的機會，康斯坦丁在曾是法國抵抗組織成員的朋友撰寫的回憶錄上看到一張疑似父親的照片。書上的一些細節描述表明父親極有可能就是當年拘禁法國友人并對之施以暴力的納粹軍官?；貞涗浬系臄⑹鲎尶邓固苟Ω赣H兇狠殘暴的一面有了更多的了解，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在康斯坦丁的夢中父親緣何會是手握皮鞭冷酷抽打樹叢的暴虐模樣。

面對真誠給予自己幫助的法國朋友，康斯坦丁羞愧難當卻無從解釋，于1961年柏林墻建起之際重返德國。由于出身的緣故，康斯坦丁被電影學院取消錄取資格，在師范大學畢業后成了一名中學教師，父親的陰影仍然追隨著他，影響他的升遷和發展。面對共同生活了25年的妻子對他曾經的姓氏的懷疑和一再質問，他依然三緘其口。妻子希望為其生育后代，他卻害怕孩子會重復其坎坷的人生宿命?？邓固苟]有得到過來自父親的溫暖，內心缺乏一個正面積極的父親形象和榜樣，罪責創傷讓他對父親的角色產生了嚴重的認同障礙，對于自己能否成為稱職的父親，他心存疑慮。

全書結尾部分轉入第三人稱敘述，康斯坦丁從噩夢中驚醒，他又經歷了一次與之前手術過后相似的夢境，一些紛亂無序的片段?！盎貞浖娭另硜?，圖像從遺忘的深淵浮現”［1］527，一幀幀過去的畫面不斷閃回，生命中各個階段的人和大大小小的事輪番在他腦海浮現，串聯起他走過的人生軌跡。對創傷記憶的一味回避無法化解創傷，得不到言說與紓解的創傷體驗一直如影隨形地伴隨和影響著康斯坦丁。

加布麗?！な┩卟迹℅abriele Schwab）認為，對暴力歷史的集體或共同沉默化會導致創傷的代際間傳播并形成心理陰影。罪惡、羞恥和自我憎恨是那些將暴力的罪惡內化的人建構否定身份的主要因素。［12］141，168由此可見，沉默化或掩蓋暴力，否認罪惡與恥辱，拒絕承擔歷史責任是對后代形成心理傷害的主要因素。對康斯坦丁而言，父輩的納粹罪責是他生而背負的“原罪”，他恥為納粹之子，無法接受命定的出身和隨之而來的不公際遇。在康斯坦丁成長的年代，處于戰后重建的德國無論在官方還是民間層面都尚未對納粹罪責展開足夠的反思和清算，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戰后出生的一代人自我認同的建構。

在海因的另一部作品《霍恩的結局》中，海因曾借小說人物之口說道：“我們企圖逃離的東西，無論走到哪里，都會追上我們?！保?3］歷史是沉重的，有時甚至讓人感覺壓抑和窒息，但過去與我們緊密相連，我們無法逃避。正如尼采所言：“由于我們是從前幾代人的結果，所以我們也是他們迷途、激情與錯誤，還有罪行的結果；要完全從這條鏈條中掙脫出來是不可能的?！保?］23小說《有父親的幸運兒》中所描述的主人公康斯坦丁的人生經歷與創傷記憶可以說正是對尼采這番話的一個具體闡釋。

三、直面歷史與自我救贖

本雅明在其歷史哲學的研究中曾表達過如下觀點：“每一個當下都決定于過去，這個當下不僅展現過去所憧憬的未來，而且有義務償付自己的過去所欠下的債務，實現自己的過去未能付諸現實的希望，為自己的過去承擔責任?！保?4］現在是由過去的點滴構筑而成的，遺忘過去、否認過去或者對過去緘默不語都不利于正確地把握當下。只有通過不斷回憶來檢視歷史，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現在。

海因認為，世上幾乎所有國家在面對自己的過去時都曾遭遇困境，總會為了當下而美化過去，以便確保自身的歷史自豪感和增強民族意識。［15］164無論是記憶還是歷史，都不可能是全然客觀的，“二者當中都包含著我們有意或無意進行的選擇、解釋和歪曲，而在記憶和歷史的過程中，選擇、解釋和歪曲都受到社會的影響”［16］。海因曾在與克勞斯·哈默爾（Klaus Hammer）的訪談中談到正視歷史的重要性：

過去的力量是如此之強，即便人們想要壓制它，它依然能找到聽眾。一個民族間或會想要壓制過去，幾乎每個民族都曾有過洗白或壓制的嘗試，但事隔幾年或幾十年后，這些民族都要將曾想掩埋的事情擺上臺面?，F在沒有完成的工作，就得在日后完成。我們無從回避。［17］

在小說《有父親的幸運兒》中，康斯坦丁與大其兩歲的哥哥個性全然不同，從各自的名字可見端倪：哥哥的名字貢特爾特（Gunthard）帶有明顯的日耳曼色彩，而康斯坦?。↘onstantin），意為“持久者”（der Best?ndige），則有基督教的背景。［18］面對父親的罪責，貢特爾特和康斯坦丁的態度截然有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國人對待納粹歷史的不同心態。

二戰結束初期，聯邦德國政府采取了對納粹罪責回避與抑制的態度。雖然部分納粹頭目在軍事法庭受到了相應懲處，但戰勝國“去納粹化”和“再教育”的政策并沒有得到落實。政府出于社會穩定和重建工作的考慮默許了大批納粹幫兇在各階層工作，不少甚至在政府部門擔任要職。廣大民眾由于自己或家人與納粹之間存在種種或明或暗的聯系也不希望擴大清算，更多選擇了沉默的態度。自上而下的“集體心照不宣”［19］182成為西德民主創建史的內容。而戰后處于蘇聯管制下的民主德國認為自己繼承了反法西斯主義傳統，擁有穩固的反法西斯體制。納粹罪行在東德政府和人民看來已經得到足夠清算和克服，因而反思納粹罪責的內容并不是社會的主流。在 《無力哀悼》（Die Unf?higkeit zu trauern）［20］一書中，亞歷山大·米謝爾利希和瑪格麗特·米謝爾利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 and Margarete Mitscherlich）指出，德國民眾拒絕積極地承擔與納粹政治同謀的責任，將他們的集體罪惡感推入文化無意識，從而阻礙了哀悼的可能。這是典型的采取消極回避的方式拒絕反思和面對歷史的做法。小說中的貢特爾特及其叔父就是米謝爾利希所批判的廣大德國民眾的代表。

貢特爾特選擇從對自己有利的角度看待問題，完全無視事情的真相，只相信自己所理解的歷史。他受當年同為納粹黨成員的叔父的影響，為父親感到自豪，認為父親是“愛國者和英雄”，是“為德國榮譽而在前線戰斗的英勇戰士”［1］92。當年對父親的處決是非法的戰爭罪行，對父親的抹黑只是所謂戰勝國的政治宣傳和鼓動，意圖侵吞其財產。貢特爾特與在西德慕尼黑的叔父秘密通信，并曾打算投靠他，但由于柏林墻建起而計劃落空。兩德統一后，他獨自繼承了父親的全部資產，再婚另娶。

與哥哥不同，康斯坦丁深受母親的影響，選擇直面歷史與承擔父輩的罪責。母親當年如果選擇到西德發展，不僅可以從事自己理想的職業，還可以得到國家的“寡婦養老金”，但母親最終選擇留在東德，為的是不再和納粹背景的丈夫有任何瓜葛。兩德統一后康斯坦丁得到通知，他和哥哥有權繼承父親當年被蘇聯軍事管理部門充公的巨額資產。在利益和良知的天平之間，康斯坦丁也曾有過內心掙扎和考量：

這輩子我都在努力逃離父親可憎的陰影，曾為此逃離G城，曾在馬賽尋求避難之所，甚至想加入（法國的）外籍軍團，只為了逃脫這個可怖又可憎的格哈特·米勒。我現在難道要受金錢蠱惑去當父親的兒子嗎？［1］499

康斯坦丁最終選擇遵循母親當年的決定，放棄父親的資產。不同的道德標準和價值取向令兄弟兩人產生嚴重分歧并最終走向決裂。

與德國在一戰中的失敗不同，二戰的災難造成了德國人“自我認同的深刻斷裂”。軍事上的徹底失敗以及“集體自尊和民族自我理解的崩潰”，使得此前一直占據主導地位的民族意識變得極其堪疑。弗里德里?！っ纺耍‵riedrich Meinecke）曾入木三分地把這種時代體驗稱作“德國的浩劫”。［19］181小說《有父親的幸運兒》通過敘述康斯坦丁一家面對親屬罪責的困境，揭示了這種從國家到個人的認同危機。二戰后的德國處于內部失敗意識困擾、外部罪行指責以及物資嚴重匱乏的三重夾擊之下，大多數的德國人沒有進行自我省察的余暇和心緒，但恰恰正是這種缺失的自我審視與批判才能“開辟超越納粹過去之路”［19］182。

施瓦布認為，“將創傷歷史沉默化”［12］192會阻礙悲悼，“任何試圖將個體創傷或創傷歷史沉默化的倫理注定了以失敗告終”［12］195，必須推動集體悲悼，共同體和國家要建立記憶文化，要“跨越民族、種族、文化邊界以及受害者與施暴者的界線來申討暴力和創傷歷史”［12］195。受害者與施害者的后代都需要打破沉默，打破彼此隔離的僵局，一起言說他們不同的創傷歷史。［12］195-196在施瓦布看來，“書寫總是帶著我們生命的印跡”，因而也是“一種加工處理和愈合形式”。［12］207-208在小說《有父親的幸運兒》中，康斯坦丁最終正是通過回憶、言說與書寫療愈創傷，通過直面歷史達到自我救贖。

母親的離去讓康斯坦丁備受打擊，但也給了他重新面對和審視過去的力量和勇氣，時隔多年他終于決定打破沉默給法國朋友寫信坦陳一切。他告訴對方自己是納粹軍官的兒子，自己的父親有可能就是當年把他耳朵打聾、差點將之置于死地的人。他料想到朋友可能會因此對他失望，甚至鄙棄?！暗蚁虢Y束這種隱瞞，告訴他們真相。我不想再欺瞞我的朋友?！保?］416通過這樣一封期盼卻又不能指望能得到回復的書信，康斯坦丁最終得以與自己和解。

在離開自己出生的小城51年后，康斯坦丁重臨故地，記憶斑駁，感觸良多。時間和經歷讓康斯坦丁最終與命運握手言和，撫平內心的創傷：

……這么多年來，有些事情一再啃噬我的內心，是失望與羞愧的蛀蟲。這是一筆沒有清償的巨大的舊賬，怨憤總會在最不合時宜的場合在我心頭涌起，但當我穿過這座城市之時，負罪和所有痛苦的感覺都消散了，我感謝命運及時地將我引領到這個世界。［1］509

小說的標題《有父親的幸運兒》乍看上去充滿反諷意味，因為在常人看來，擁有一個納粹身份的父親無論如何都稱不上是件幸運的事情。但在母親眼中，康斯坦丁則是她的“幸運兒”，當年她正是因為懷著康斯坦丁臨盤在即，才免遭被蘇軍逮捕和押解的噩運?？邓固苟∫簧ㄕ壑刂?，面對命運的不公，他不輕言放棄，堅守良知底線，贏得他人尊重。作為生而有罪的納粹之子，康斯坦丁曾背負沉重的歷史包袱，經受各種政治沖擊和個人情感傷痛，但他憑借自己的努力和堅持，沖破黑暗與障礙。對生命的坦然和命運的接納讓康斯坦丁最終成為自己人生的“幸運兒”；對歷史勇于面對和承擔的態度也讓他內心的創傷得以療愈，實現自我認同。這仿佛在昭告世人，經歷了深重民族災難和政治危機、命途多舛的德國人終于浴火重生，找到自我救贖之路。

四、結 語

出生于1947年，與海因同屬一代人的哲學家彼得·斯勞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曾說：“作為這個［二十］世紀中期出生的從民族傳統的懷抱中爬出來的德國人，就仿如是從被炸毀的房子中爬出來的幸存者?！保?1］72這一代人所缺失的是一種安全感，“腳下堅實的根基和背后能起強化作用的傳統”［21］72。每個人背后都有深淵，像個逃亡的難民。自從1945年起德國人就背負起了難以描述的東西并被紋上了驚恐的印記。［21］72德國戰后和當代文學所集中敘述的正是這樣的“深淵”和“難以描述”的集體記憶。

作為時代的見證人和德國歷史的忠實記錄者，海因在小說《有父親的幸運兒》中透過他所熟悉的民主德國的歷史背景，將目光聚焦于德國二戰的歷史和納粹的罪責問題，從一個東德家庭的角度敘述納粹政權與東德政治問題的“創傷記憶”，通過回憶和文字來反思自省和療愈傷痛。這樣的一種“受害者”敘事可以促進兩德統一后德國人的共同認知和有助于構建東西德人的集體身份認同?；蛟S如阿斯曼所言：“德國的苦難史可以作為一種受歡迎的敘事成為聚合東西德經歷的力量，并成為一種重要的情感紐帶，從而對抗各種不斷發展的分裂史。通過回歸這種共同的經歷基礎，強調的是一種對兩個德國來說超越政治界限和分歧的深層聯系。德國的受害史將成為一個聯結東西德的新的民族神話?！保?2］

海因認為，對于我們的過去，不管是個人的還是社會的，我們既無法拒絕也沒有選擇的余地：我們是繼承者，不管接受與否。［15］151對海因而言，作家的責任就是要看到“自己眼中的梁”，不回避自己國家和民族的罪責。［15］141只有牢記歷史，才能避免重蹈覆轍。正如德國前總統高克（Joachim Gauck）所言，“當一些世紀罪行的意識已成為德意志民族身份認同的一部分，這個民族今日在紀念它的受害者時，將不再會有陷入民族主義的危險”［11］128。這是德意志民族克服過去、通往和解的必由之路，也是以書寫歷史為己任的海因的愿景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