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與葛蘭西的知識分子理論之比較

李 樂

雖然馬克思與葛蘭西是兩位不同時代的思想家，但他們都對知識分子的問題給予了一定關注。知識分子這一概念在馬克思與葛蘭西那里有著不同的含義，馬克思主要從勞動分工的角度來區分和界定知識分子，這一概念指代那些有教養的從事精神生產的腦力勞動者，而葛蘭西則認為，不存在嚴格意義上沒有思想的勞動，應從社會功能的角度來定義知識分子，并把那些能夠統一和組織大眾的知識分子稱為“有機知識分子”。馬克思雖然沒有對知識分子的問題進行系統的論述和研究，但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新世界觀的指引下，依然形成了對知識分子的深刻認識。而葛蘭西將知識分子問題視為意大利革命中的核心問題，并且第一個提出了系統的知識分子理論。

學界對葛蘭西知識分子理論的研究，基本圍繞實踐哲學與文化領導權理論來進行。而葛蘭西實踐哲學的內核來源于馬克思，對他們的知識分子理論做比較研究，可以在進一步認識“有機知識分子”理論的基礎上明確其與馬克思思想的界限。

一、馬克思與葛蘭西考察知識分子的兩種動因

馬克思與葛蘭西處于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同時期，他們考察知識分子的動因也不盡相同。在馬克思生活的年代，資本主義處于自由競爭階段，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十分尖銳，資本家對于工人的壓迫和剝削隨處可見。正是在這樣的現實土壤中，馬克思展開了對資本主義的嚴厲批判和深刻剖析。在這個階段，由于近代形而上學和大機器生產方式的發展，知識和勞動中的智力因素對生產力的發展起到了愈發重要的作用。對此，馬克思指出，知識分子作為“總體工人”的一員，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這也就把知識分子的問題暴露在了資本主義工業化大生產的進程中。

馬克思關注知識分子問題的動因主要體現在兩個維度：其一，西方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極大地推動了機器化大生產的進步，科學知識以及掌握著知識的知識分子對社會生產力的促進作用逐漸凸顯。為了探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奧秘，并揭示資本主義社會以及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馬克思對知識分子這一蘊含著巨大能量的群體進行關注和考察。而這一維度的解釋也意味著作為生產力推動者的知識分子與體力工人并無本質區別。其二，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不僅需要工人階級的聚集為基礎，還需要科學的革命理論做指導。馬克思指出：“工人們所具備的一個成功因素就是人數眾多；但是只有當群眾組織起來并為知識所指導時，人數眾多才能起決定勝負的作用?！薄?〕可見，理論的闡發者與傳播者即知識分子，在推動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方面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由此馬克思對知識分子群體予以了高度重視。

對于馬克思來說，知識分子的問題僅僅是從屬于資本主義總問題的一個具體的子問題。馬克思考察知識分子的動因，不僅統一于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以及整個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的理論指向之中，也統一于解放無產階級和解放全人類的理論旨趣當中。簡而言之，從某種程度上講，知識分子的問題在馬克思考察資本主義社會的過程中并無其本質上的特殊性。

與馬克思不同的是，在葛蘭西所處的時代，資本主義已經邁入了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在這個階段，資本主義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和壓迫手段逐漸隱蔽和“文明化”，由此資本主義自身的危機得到了一定緩解，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革命性因素也逐漸淡化。與此同時，無產階級革命屢遭失敗，與盧卡奇和科爾施一樣，葛蘭西認為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識需要被喚醒。作為意大利共產黨的領袖，在被意大利法西斯逮捕入獄后，葛蘭西憑借著驚人的記憶力和頑強的意志在獄中寫下了《獄中札記》。通過對革命的深刻反思，葛蘭西意識到意大利革命中的工人根本不知為何而戰，而本應為革命而戰的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在這場革命中不但沒有發出應有的聲音，甚至有人倒戈唯心主義陣營。很顯然，知識分子在革命中難以對抗資產階級，這一事實促使葛蘭西進一步考察知識分子在無產階級革命中所遭遇的問題，并對知識分子在革命中理應起到的作用進行了探索。

由此可見，較之于馬克思，葛蘭西關注知識分子的動因更具特殊性，這種特殊性在于：其一，現實危機。隨著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和商品數量的增加，資本主義的新發展使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改善，有相當一部分工人也開始從事較為高層次的工作，這一現象使得工人的革命意識逐步淡化。此外，蘇聯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屢屢破產形成鮮明的對比，這迫使葛蘭西思考當前意大利本國國情的特殊性。由此葛蘭西更加注重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革命新路徑的探索。其二，理論危機。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馬克思主義面臨著被庸俗化和教條化理解的危機，第二國際所謂“正統馬克思主義”將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視為“經濟決定論”。相比之下，葛蘭西更加重視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以及主體性維度，他堅決反對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的僵化理解，并以自己的實踐哲學予以反擊，而知識分子正是其實踐活動的歷史主體，其使命就在于完成實踐哲學的兩項工作——“戰勝精致形式的現代意識形態，以便組成自己獨立的知識分子集團；教育在文化上還處于中世紀的人民大眾?！薄?〕

通過比較和分析馬克思與葛蘭西關注知識分子問題的背景和動因，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與葛蘭西都看到了知識分子的積極作用，但二者考察知識分子問題的動因卻不盡相同，總體來說，馬克思對知識分子的研究是在較為普遍的意義上進行的，而葛蘭西考察知識分子的動因則更具其特殊性和緊迫性。

馬克思與葛蘭西研究知識分子問題的動因各有其特點，明確馬克思與葛蘭西的研究動因，有助于進一步厘清二者對知識分子歷史地位的兩種認識路徑。

二、馬克思與葛蘭西對知識分子歷史地位的不同認識

馬克思雖然對“知識分子”沒有作出專門的概念性的界定，但在其表述中，“知識分子大致等同于文本中經常出現的‘有教養的人’、精神生產者、思想家、哲學家、學者以及其他具體的職業角色，諸如律師、作家、詩人、醫生、撰稿人、教師、演員、工程師等”?！?〕葛蘭西在考察了知識分子與意大利無產階級革命之間的關系后，斷定意大利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由此他系統闡發了關于知識分子的理論，并提出了“傳統知識分子”和“有機知識分子”的概念，并將后者視為革命與實踐真正的、歷史的主體?？梢?，他對知識分子的界定是就其社會功能而言的，并非勞動分工意義上的“腦力勞動者”或“以思想為業的群體”。

馬克思從對經濟領域的研究出發來深入考察知識分子。通過對分工和所有制的考察，他發現了正是分工造成了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離，由此逐漸出現了專門從事精神生產工作的群體，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知識分子群體”。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這個群體分化為兩大類知識分子：“一種是從事一般精神生產活動、作為雇傭勞動者而存在的知識分子，另一種則是從事特定階級意識形態思想生產的意識形態家?！薄?〕在馬克思看來，前者與工人階級的普通體力勞動者并無本質上的區別，因為與普通工人相比，他們不過是向資本家出賣自己的智力因素，而自身依然處于資本邏輯的支配之下。由此馬克思對知識分子作出了客觀的分析：

一方面，相較普通勞動者，知識分子對自然和人類社會有著更深刻的把握和認識，他們更容易促進社會進步。知識分子不僅承擔著傳播真理的獨特作用，而且更容易產生自覺的革命意識，從而促進人類物質和精神文明的進步；另一方面，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知識分子這一并未直接參與物質生產勞動的群體并沒有因其所具有的特殊使命而逃過資本的侵蝕。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和神圣光環。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薄?〕因此，知識分子無論在現實中扮演多么特殊而又重要的角色，依舊與普通的物質生產者沒有本質的區別，同樣服從于資本的邏輯。馬克思認為，在資本的支配下，知識分子同物質生產者或普通大眾一樣，都無法避免地成為了永無休止的資本增殖的過程的一環，要么是新的科技的研發者，要么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代言人。

由于馬克思是以是否占有生產資料來劃分階級的，知識分子并不占有生產資料，所以知識分子依然屬于無產階級的范疇，“從本質上講，階級的存在必須要有自己的經濟上的基礎，它離不開特定的生產關系和生產資料所有制。而知識分子則遠離了這種經濟基礎”?！?〕也就是說，知識分子的作用和功能的發揮都是建立在其所依附的階級的立場上的。與葛蘭西將知識分子視為無產階級解放的決定性力量所不同的是，馬克思認為人民群眾是推動歷史進步的決定性力量，無產階級的解放最終還是要靠無產階級自身，所以知識分子的特殊作用既不能使其成為革命的主體，也不能代表整個無產階級。

與馬克思關注經濟領域不同，葛蘭西通過構建自己獨特的市民社會理論來闡明知識分子的使命與地位。他沿用了馬克思“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理論范式，一方面，在對經濟基礎的定義上，他與馬克思基本一致，這一概念指的是由生產力所決定的一定的生產關系或經濟關系；另一方面，在對上層建筑的闡釋上，葛蘭西與馬克思有著巨大差異。在馬克思那里，上層建筑是指社會意識形態和政治法律制度，即國家與法的范疇，而葛蘭西在上層建筑的領域中區分出了一個獨特的市民社會領域，他指出：“國家的一般概念中有應該屬于市民社會概念的某些成分（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國家＝政治社會＋市民社會，換句話說，國家是披上了強制的甲胄的領導權）?！薄?〕這里的市民社會顯然不是指馬克思所說的經濟領域，而是一個民間的文化、輿論領域，是“民間的”社會組織的集合體，例如學校、工會、政黨、新聞機構等，正是這樣一個市民社會的領域與上層建筑的另一部分，即行使專政職能的“政治國家”構成了現代意義上的“完整的國家”。在葛蘭西看來，資本主義國家正是通過“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雙重控制來實現自己的統治的。

由于壟斷資本主義時代的到來，資產階級統治集團的統治方式發生變化?？偟膩碚f，政治的、強權的手段在減少，而文化的、意識形態的手段不斷凸顯出更強大的作用：“資產階級不再只是簡單地利用國家機器進行武力鎮壓，而是通過控制市民社會、運用傳播意識形態的優勢來獲取大多數人的‘同意’，從而獲得統治的‘合法性’?！薄?〕于是，扭轉這種“同意”，占領市民社會，從而取得文化領導權，是無產階級革命中比奪取政權、打破國家機器更為重要的任務。葛蘭西已經意識到了，意大利工人的革命熱情一旦褪去，回到生活中的工人和大眾依然牢牢地禁錮在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與文化之中。言外之意，依靠工人階級與大眾完成占領市民社會這一任務顯然是不現實的，這就需要一種能夠教化、統一和組織工人階級及大眾的主體力量，而這一主體力量就是更具教養且對社會歷史有著更深遠認識的知識分子。在葛蘭西看來，這樣的知識分子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因為現實中的知識分子都是傳統的知識分子。傳統的知識分子以思想為業，他們具有遠超普通群眾的知識與技能水平，但他們卻與大眾遙相分離。所以必須培養“有機知識分子”來傳播思想，教化群眾，統一和組織碎片化的工人階級的個體，以革命與歷史的主體的身份來領導革命和組織建設。

通過對比馬克思與葛蘭西對知識分子歷史地位的思考路徑與結論，可以看到馬克思與葛蘭西都認識到知識分子是傳播革命理論以及教化工人階級和大眾的主體，都對知識分子的獨特作用給予肯定。所不同的是，馬克思將這種“獨特作用”僅僅視為革命的必要條件之一，將知識分子視為革命的可能力量來加以團結，認為工人階級自身才是革命的主體和決定力量；而葛蘭西則認為工人階級無力成為革命的主體，“有機知識分子”是革命和實踐的主體力量，而在新的階級生成之后，知識分子將代表著整個階級。

三、馬克思與葛蘭西對知識分子與大眾之間關系的不同認識

在厘清了葛蘭西與馬克思考察知識分子問題的兩條不同路徑之后，如何認識和處理知識分子與大眾之間的關系便是兩位思想家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馬克思認為，知識分子與大眾之間的關系是理論與實踐、思想與行動之間的關系。知識分子作為傳播理論和教化大眾的主體，在使大眾獲得思想上的改變時，知識分子自身也由于受到大眾的影響而發生改變，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指出：“哲學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地，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薄?〕不難看出，在馬克思看來，哲學使無產階級獲得了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而無產階級也使哲學有了實現其歷史使命的現實力量和階級基礎，知識分子通過傳播哲學思想和革命理論，最終由無產階級轉化為物質力量，打破舊的國家機器，并建立新的無產階級政權，逐步邁向共產主義社會。知識分子與大眾之間并非單向的絕對的作用，關鍵在于雙方統一于同一革命實踐中，最終依靠無產階級自身完成歷史的使命。從馬克思對于大眾的歷史性作用的充分肯定來看，無產階級的作用或者人民大眾的作用必然是首要的，是革命的主導力量，這與葛蘭西將知識分子視為主導整個階級文化的觀點是截然不同的。

葛蘭西將知識分子與大眾之間的關系視為精英與大眾、高級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矛盾。他認為，自文藝復興以來，知識分子與大眾之間存在著一條無法跨越的鴻溝，知識和思想水平十分低下的普通民眾并沒有參與到任何劇烈的社會變革中來，而“實踐哲學是這整個精神和道德改革運動的頂峰，它使大眾文化和高級文化之間的對照成為辯證的對照”?！?〕并且實踐哲學終將跨越這一“鴻溝”。葛蘭西進一步認為，以當前狀況而言，實踐哲學還處在民粹主義的階段，需要建立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集團。只有知識分子與精英才是影響和推動社會進步的主要力量。在葛蘭西看來，意大利的革命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有機知識分子，傳統的知識分子無法與大眾形成有效的互動，這使得無產階級無力向資產階級的市民社會發起“陣地戰”和奪取文化領導權。所以知識分子與大眾之間的關系必然不能是一種絕對分離的狀態。

通過對蘇聯十月革命以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思考，葛蘭西發現了十月革命中存在著兩種看似矛盾的向度，即民粹主義的向度和民族主義的向度，這兩個向度對應葛蘭西所思考的精英與大眾之間的關系問題，在葛蘭西看來，這兩個向度應當在意大利的革命中被統一起來，知識分子與大眾之間的關系不應該是一種絕對對立的關系。由此他認為，要使無產階級革命能夠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并占領關鍵的市民社會領域，就必須展開知識分子與大眾之間的辯證法。知識分子與大眾之間的關系，不應該是傳統知識分子與大眾之間的遙相分離的狀態，而要使得大眾知識分子化，最終能夠產生建立在知識分子基礎之上的“歷史的集團”。這是“有機知識分子”與大眾之間展開辯證法的結果，是能與統治階級對話的真正主體，它意味著知識分子與大眾、精英與大眾之間的距離的彌合，是推動社會歷史變革的有機統一體。

葛蘭西如此強調知識分子對于大眾以及大眾文化的主導作用，與其基本的哲學觀緊密聯系。葛蘭西認為，馬克思主義實現了哲學的顛覆性革命，使哲學真正成為了實踐的哲學。并且在葛蘭西看來，哲學的目的即是改變他人以及改變群眾的思想。從政治角度講，這種對市民社會整體意識的改造，的確是一種切實的政治策略，一種現實的政治活動，這便達到了實踐的效果，也就是改變世界的效果。因此，葛蘭西將這種“改變”視為真正意義上的實踐。雖然葛蘭西在一定程度上也看到了物質生產、經濟基礎的重要作用，但是他眼中的哲學是與歷史、政治、宗教相融的一種活動，這就決定了他對“有機知識分子”的青睞，對文化領導權的反復強調。葛蘭西對哲學的認識以及他對時局的分析不無合理性，直至今日，文化領導權的話題依然盛行于各個國家。不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對于本國國民的輿論引導都極端重視。然而我們也應當看到，葛蘭西將大眾意識完全視為消極的、受動的意識，將大眾文化視為低級文化，是有失偏頗的，他將這種主體性與革命性的喚起完全寄托于少數代表了高級文化的知識分子群體，這無疑否定了人民群眾的主體性與革命性。

四、社會主義制度下知識分子的“有機性”

通過對比可以看出，馬克思與葛蘭西都重視知識分子與大眾的緊密結合。葛蘭西認為，培養有機知識分子的目的就是統一和組織大眾，塑造大眾的主體性，他把馬克思主義理解為實踐哲學，而這種實踐哲學就是要彌合知識分子與大眾之間的差距；馬克思同樣認為，工人階級需要掌握理論武器，“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都是革命的必要條件，但是知識分子在促使工人階級與大眾“知識分子化”的同時，自身也在“大眾化”，工人階級和大眾有其自身的特殊力量，并非毫無主體性，實際上他們才是革命和歷史的真正主體。葛蘭西并非不重視普通大眾的力量，但是他與馬克思對實踐的不同理解，使他認為只有知識分子才能擔負起“實踐”的重任，知識分子對大眾的主體性的塑造，是大眾的“知識分子化”，起著絕對的支配作用，而知識分子與大眾之間的統一，也是以這樣的路徑來實現的。

葛蘭西對知識分子的認識和把握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一方面，他過度夸大了知識分子的主體作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無產階級群眾的能動性；另一方面，葛蘭西理論的哲學根基——實踐哲學，過于強調“實踐”的本體意蘊，忽視了實踐活動的物質性。而他將“唯物主義”和大眾類比的表述也側面說明了他對大眾智識水平的“悲觀”態度：“‘從政治角度說’，唯物主義概念是接近人民、接近常識的。它和許多信仰、偏見，和幾乎所有的人民大眾的迷信（巫術、幽靈）緊密聯系?！薄?〕這種對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立場的“不堅定”也是其無法擁有真正的人民立場的原因之一。但是不可否認的是，葛蘭西對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卓越分析，對“有機知識分子”的強調，對于社會主義國家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有著一定的啟示。

葛蘭西的“陣地戰”策略表明，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后，代表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即有機知識分子——依然要繼續發揮其作用。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制度也在堅持中不斷完善和發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社會主義的事業也面臨著巨大的考驗，尤其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如何抵御西方錯誤思潮的攻擊，堅持社會主義的根本方向，如何凝聚人心，堅定對中國共產黨的信賴和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難點問題。知識分子作為知識的所有者和核心文化的傳承者，是國家發展的重要動力，如果我國的知識分子只堅守在獨立的“知識界”，將“知識與哲學”束之高閣，而不能擁有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不能引導民眾提升其樸素哲學觀至更高的層次，從而更好地理解和踐行黨和國家的理論和政策，那么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有機性”就蕩然無存，知識分子也將失去與社會主義制度的聯系，無法在徹底的意義上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中?？偠灾?，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國對待知識分子的策略，應當是盡可能地培養和引導廣大知識分子成為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肩負起引導和組織群眾更快地擺脫舊世界觀并生成新世界觀，以及與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展開對峙的兩重任務，把發揮知識分子的有機性提高到戰略層面，進一步鞏固中國的意識形態堡壘，這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繼續前進的重要動力，也是實現人的文化價值的必由之路。

“有機知識分子”策略的實現，必然要在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前提下進行。徹底的唯物主義立場，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場，是知識分子在發揮其職能時所要堅持的根本原則。此外，促進生產力的進步依然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任務，不能夠本末倒置，忽視知識分子的固有職能，即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推動者。只有在堅持中發展和創新，才能正確對待知識分子的問題。

馬克思與葛蘭西的思想在各自時代都具有預見性與超越性，都是對現實世界的探索與超越，二者對知識分子的重視也是符合時代要求的。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以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實現了快速的積累與進步，這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進步，也促進了生產關系的變革與調整。知識分子作為掌握知識的主體，在這個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馬克思與葛蘭西對知識分子的研究存在著一定的相似之處，但是二者對于知識分子的認識依然存在著根本的差異，他們對知識分子的定位和作用有著不同程度的考量，對如何認識知識分子與大眾之間的辯證關系，也有著不同的看法，這種差異根植于二者不同的哲學思想之中。以比較研究的方式明晰二者知識分子理論的差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立場，并發掘葛蘭西思想的合理性，有助于推動馬克思與葛蘭西思想價值的當代探尋，以及中國道路下對知識分子功能的再審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