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柯亨對羅爾斯差別原則的批判
——基于激勵論證視角

姜延博

眾所周知，羅爾斯是一位平等的自由主義者，他曾多次強調正義就意味著平等。他的正義理論涵蓋了兩個正義原則，其中第一個正義原則主要是為了實現平等的自由而服務的，第二個正義原則主要是為了實現平等的分配而設定的?！暗诙€原則認為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例如財富和權力的不平等）只有在其結果能給每一個人，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會成員帶來補償利益時，它們才是正義的?！薄?〕按照第二個正義原則，有些社會價值諸如自由和權利等，是可以實現平等分配的；有些社會價值諸如收入和財富等，是無法實現平等分配的。那么這些無法實現平等分配的社會價值在什么情況下才是合乎正義的呢？羅爾斯的第二個正義原則主要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第二個正義原則包括公平的機會平等原則和差別原則兩個方面。其中，差別原則主要適用于收入和財富的分配，柯亨對這一原則進行了重點考察和批判。

一、羅爾斯差別原則所引發的爭議

從嚴格意義上而言，差別原則存在著明顯的爭議之處，這種爭議集中體現在對“最不利者”的界定?！安顒e原則允許財富和收入的分配可以是不平等的，但這種不平等的分配必須有利于最不利者。問題在于我們如何來確定誰是最不利者？”〔2〕想搞清楚這個問題，首先就應該對這里面的“有利”與“不利”進行必要的區分。這兩者涉及了人際的比較，也即是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交際和交往的比較。那么根據什么標準能夠比較出誰是最有利者，誰是最不利者呢？羅爾斯指出：“這些比較是根據對基本的社會的善的期望作出的。事實上，我把這些期望直接界定為一個代表人所能期望的這些善的指標?！薄?〕這些基本善廣義而言就包括權利、自由、機會、收入和財富等方面。顯然，按照羅爾斯的上述主張，從學理的角度而言，他所倡導的分配原則應當對所有人都有利。但是從現實的角度進行考察，我們根本無法做到讓一種分配能夠對所有人都有好處。最后，羅爾斯所選取的方案是從最不利者的角度來考慮如何在現實生活之中實現分配正義。羅爾斯提出的這種解決方案是很有意義的，但是他僅僅用收入和財富來界定最不利者是容易引發爭議的。

柯亨指出羅爾斯上述論證的一個主題就是：“英國或是美國的巨大不平等實際上有利于窮人；但是他們傾向于贊成這樣一種觀點：如果這些不平等有利于窮人，那么它們就可能是正當的；從而他們要為這些在他們看來從激勵的角度考慮具有正當性的不平等進行辯護?！薄?〕從羅爾斯的角度來分析，一部分人由于遺傳因素和其他運氣方面的原因，從而比別人生產得更多，獲得的財富也更多；如果他們的這種獲取能夠讓那些不太幸運的人也可以變得比較富裕的話，那么這部分幸運者比別人擁有更多的財富就是合理的。羅爾斯正義理論中的差別原則就保證了這種政策的正當性，它所支持的不平等是有條件的，這種不平等需要對那些在收入和財富處境最差的人有利，即使不會讓這些不利者的處境得到改善，也能保證不會他們的處境變得更糟糕?？潞嘀赋隽_爾斯的這種理論構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含糊不清的，他由此展開了對差別原則的批判。

二、差別原則的嚴格解讀和松散解讀

羅爾斯對差別原則的肯定與對那些有才能者由于受到特殊激勵所產生的不平等的贊同是一致的?？潞嗨撟C的是：“當羅爾斯式正義忠于它自身時，它就會譴責這樣的激勵；并且如果一個社會的成員自身明確地信奉差別原則，那么這個社會就沒有必要使用特殊的激勵來激發有才能的生產者?！薄?〕我們假設人們處于一種差別原則得到充分運用的社會之中，人們自身認同和依附于差別原則所確立的正義觀念，并且人們的日常生活也是由差別原則所規范的，那么在這種社會之中差別原則的嚴格解釋顯然得到了較好的實踐。差別原則對經濟生活中公民的動機進行了有效的影響，人們對報酬的預期也受到該原則的支配。這個社會中的人會普遍認為政府應該也會用差別原則來修正其自身不被差別原則影響的選擇因素，可實際上在一個嚴格恪守差別原則的社會中，公共選擇和私人選擇之間根本不存在這種明顯的反差，與此相反，人們反而會用自己的經濟行為來實現差別原則。

為了更加直觀生動地說明這個問題，柯亨進行了必要的例證分析：“假設我是一位醫生，想在一家醫院謀求一個職位。我知道，我可能獲得年薪10萬英鎊的收入。我也相信，當且僅當我要為了完成這份工作需要大約花費5萬英鎊時，我的報酬與待遇較少者報酬之間的任何差距才會被我做這項工作所確實需要的東西和／或被它的具體負擔和／或被我的合法的個人特權證明是正當的。那么我怎么可能一本正經地說正義禁止那些有害于貧窮者的不平等呢？而且除非我確實想要獲得這份特定的工作，我要求的報酬是5萬英鎊，并且為了社會利益因而放棄5萬英鎊，否則我如何能決心在自己的生活中正當地行動呢？”〔3〕這個例子里醫生很可能會關心那些處境不好的人，但是他同樣很難把他的一生奉獻給那些人。從政府的角度出發，通過向醫生征稅來滿足處境不好者利益是合理的，但是醫生也應該被允許追求其自身利益的行為，這樣一來，醫生去拿醫院為了吸引像他一樣的員工而不得不提供的那份兒報酬也是合理的。實際上，這種推論的結果是難以成立的。因為在這種假設之下，例證中的醫生必須要顯示出他的行為不是不正當的，不是在正義與其自身利益之間的一種可理解的妥協，同時醫生不得不表明，由他和其他專業人員的這種選擇引起的不平等是合理的，即使這種選擇會使貧困者的命運比它原有的狀況還要糟糕?？梢?，醫生所要主張的是“某種不平等是正當的，因為它反映了那些幸運地擁有天資的人們對自我利益的合法追求”，他是想說“正義本身是在自我利益與平等主張之間的一種妥協或平衡”；盡管柯亨的目標“不是抨擊那種允許行為者擁有某種利己主義特權的正義觀念的完整性”，但是“那位醫生的回答不僅僅是要闡述一種可辯護的正義觀念，而且是要調和他的全心全意地遵從差別原則的經濟正義觀念的主張與他對差別原則的松散解讀”?！?〕此時，我們必須考慮醫生的回答是否實現了那種結果。

實際上，羅爾斯并沒有把分配正義論述成例證中所設定的那種妥協，那么他本人有沒有可能根據上述醫生的回答路徑來維護松散意義上的差別原則？在柯亨看來，羅爾斯不會這樣做，“因為醫生的回答表明在這里錯誤的區分是什么。這個回答辯護的是對必須提供給貧窮者的幫助在總量上的一個界限：這個總量受到對富裕者利益的適當考慮這個因素的節制。但是由于追求松散的差別原則，所以與任何應當被當作在自身利益和公共服務之間的適度妥協相比，政府可能會對我征稅更多或是更少。如果政府與適度妥協相比向我征更多的稅，那么根據那位醫生的回答，我可能用正當的自我利益的理由來反對”?！?〕由此可見，這種回答不但不是對差別原則的澄清，反而把差別原則描繪得更加苛刻了，哪怕是在松散意義上的差別原則也是如此。即使政府與適度妥協相比向醫生征更少的稅，那么我們也不可能確定差別原則中的松散性基于那些妥協理由是合理的，因為基于那些理由，只會讓差別原則變得過于松散。

整體而言，這種妥協的觀念并沒有同松散的差別原則一樣劃出同樣的界限，如果按照妥協的方向進行辯護，松散的差別原則的缺陷就越發顯露出來，它頂多起到了一個平衡中介的作用，無法成為一個正義的基本原則?？潞鄰娬{這種妥協觀念不同于如下想法：“考慮到各種行為者在市場中是（或者可能是）利己主義最大化者，如果各種不平等對于使貧窮者受益是必要的，那么它們就是正當的”，這樣一來，“松散的差別原則不可能成為那些信奉差別原則正義的行為者所肯定的東西：從他們的觀點來看，它在利己與利他之間劃出了一條任意的界限”?！?〕在此基礎上，我們還需要對嚴格意義上的差別原則進行考察。

嚴格意義上的差別原則的實現，需要整個社會的參與和實施，并且這個社會還需要被某種風尚或正義的文化所貫穿，否則這個社會就沒有資格作為一個奉行差別原則的社會。這里面的風尚顯然不在立法的直接控制之內，在柯亨看來，一個正義的社會在正常情況下不可能沒有這樣一種風尚，況且羅爾斯本人也設定了在正義的社會之中必須有一種精心培育的適當態度。他進而提出：“在一種由差別原則所塑造的正義文化中，有才能的人不會期望（他們通常有能力獲得）高額的薪金，而這種薪金的水平反映了對他們才能的高要求（與特別需要或者他們工作的特殊負擔相對而言）。由此得出結論，在一個由正義組成的社會中，差別原則不會引起那種通常認為（例如，羅爾斯認為）它會產生不平等”，尤其是它不會在那個短語的“標準”意義上證明激勵報酬是合理的，柯亨在這里想表達的是“報酬不是要去補償異常艱苦的工作，而是要把才能引向那些總的來說不特別艱辛的工作。在一個正義社會中，正義是在它前解釋的形式下被差別原則所定義的”，〔3〕這樣一來，嚴格意義上的差別原則就占據了主導地位。隨之，柯亨進行了進一步的補充說明，他指出在他所設想的那個社會中，無論一個人何時何地作出經濟上的決策都必須關注那些不幸的人們，自由主義者往往會把這種情況看作是壓迫性的。而實際上平等主義風尚的功能之一就是把這種有意的關注轉換成不必要的關注，因為在這種風尚的影響下，人們已經使得一些原則內在化，而且在一般情況下，人們甚至不需要通過反思就可以慣性地依靠這些原則生活。顯然這些原則限制了對自我利益的追求，同時它們在指導人的行為時，那些最不利者就會受益。

按照差別原則在松散意義上的解釋，每個個體在市場經濟中實現私利的過程，差別原則就同時也得到了滿足，因為稅收和其他相關規則會對市場經濟的回報進行調節，并最終使得最不利者的處境得到改善。在一個社會建立這種差別原則意味著什么呢？在柯亨看來“當人們被要求去解釋為什么他們和像他們的那些人樂于為他們所得的報酬而工作時，人們可能會提到平等的規范。這種嚴格的解釋與羅爾斯對不平等化激勵的無條件支持相沖突。然而，正像我現在打算表明的那樣，對差別原則的嚴格解釋與在羅爾斯的著作中能夠發現的許多重要的對正義的一般界定是相符合的”?！?〕羅爾斯正義理論的最終指向就是能夠建立一個良序社會，在這種社會中，人們都能有意識地在日常生活中按照正義原則而行動。

三、柯亨的批判

針對上述羅爾斯的推論，柯亨提出自己的反對意見：“如果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他們‘按照’一個引導他們關心貧窮者的原則而行動，那么他們怎么會像那些追求激勵最大化的人那樣行動呢？我們可以說，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他們之所以按照這樣一種原則來行動，僅僅是因為他們支持由這個原則所決定的稅收，并且旨在修正他們按照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動機行動所帶來的后果嗎？這樣的支持可能表明，你尊重那反對你的差別原則的主張，但是作為你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為依據的正義感的一部分，它的確不足以作為你受到它啟發的證明。當你在你自己的市場選擇中盡可能地得到更多，并且僅僅贊同政府在對像你這樣的人們的選擇所常常導致的不平等進行不完全調節時應用差別原則，那么你‘作為（一個）道德人的本性’怎樣才能被當作‘得到了最充分的實現’呢？”〔3〕盡管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有一段話提及了“通過避免在一個平等自由的結構中利用自然和社會環境中的偶然因素，人們在他們的社會的結構中表達了相互的尊重。通過這種方式，他們就以合理的方式保證了他們的自尊”，〔1〕可是如果這樣的話，在羅爾斯設定的社會模式之中，就會很少有尋求激勵的人，這么做的人就表明了他們缺乏在他們所處的社會結構之中表達出的尊重。這是不容否認的，除非我們不得不作出以下不合情理的主張之中的任意一個：“你必須要么主張①不管這段話表達了什么意思，羅爾斯意義上的正當的有才能的人可能會利用他們的優越才能這個偶然因素；要么主張②與看似顯而易見的事情相反，有才能的市場利益最大化者不會進行那樣的利用?！薄?〕這里面為什么有才能者應該比缺乏才能的人獲取更多利益呢？實際上，這個問題并沒有基本原則的根據。只有當差別原則被應用時，才會出現那樣的結果，而根據那些有才能的富人們的真實想法和表現，我們很難稱其在“一種正義觀念”之下生活。

盡管羅爾斯正義理論的首要主題是完全遵從條件下的正義，但是羅爾斯也把他的觀念用來判斷現存的各種制度。在他看來，如果現存的各種制度沒有充足理由就違背一個正義的社會觀念的話，那么顯然它們就是非正義的。在柯亨看來，“被設想為可以支配一個正義社會的差別原則把那些對于改善處境最不利者而言的現存不平等譴責成不公正的，在那里這種必要性反映有才能的富人的意圖；但是如果考慮到那些不平等是必要的，那縱然因為上述理由，消除它們也將是草率的”?！?〕實際上，當我們在關心窮人的境況時，也要在一定程度上承認激勵。我們是在松散意義上按照差別原則進行活動，這種松散的差別原則贊同激勵，并被廣泛應用于那些不公正的社會之中。在現實生活中，激勵是不可避免的，激勵性報酬很有可能也是合理的，但是我們也不能由此推斷當激勵性報酬被提供時，就不會出現任何非正義的現象。多產的經營者往往在得到他們期望的回報時，他們才愿意繼續從事生產。這個時候，我們往往向他們支付豐厚的酬勞來激勵他們繼續生產，從而會讓處境不好者的境況得到有效的改善?？墒?，按照嚴格意義上的差別原則的設定標準，上述的主張和行為就是不公正的，這時我們確實需要松散意義的差別原則來實現激勵政策?；诂F實角度，有時正義確實是無法達成的，這個時候我們為了有效改善不利者的處境，勉強接受其他方案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按照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在條件明顯匱乏的情況下，會有很多有權勢的人破壞和阻礙正義的施行。這個時候，我們去爭取廣泛的正義顯然是不明智的，這會讓爭取者們的處境變得更糟糕，與之相對應的非正義的法律和制度也無法“改革或廢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選擇勉強接受乃至培育激勵性誘因的做法應該是正確的，盡管在事實上這種做法與正義原則相矛盾。此時，松散意義上的差別原則更可能成為社會制度的一種首要美德，因為我們既然無法實現正義，我們只能選擇實現最好的非正義，這種非正義伴隨著各種激勵性的誘因。當然，在一個受到差別原則支配并完全遵從正義原則的社會之中，博愛和普遍尊重成為了這個社會的主要特征，社會上層很可能會放棄采用適當的激勵措施，在這種環境下應用差別原則是正確的?！?〕柯亨并不懷疑存在著這樣一些環境，他同時也沒有拒絕松散意義上的差別原則。實際上，柯亨最為強烈地反對羅爾斯的一種意愿，即“把一個由差別原則支配的社會中那些最上層的人們描繪成承受最可能地實現他們道德本性的一些人”，〔3〕他指出這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不論是從嚴格意義上，還是從松散意義上來解讀差別原則，都無法實現羅爾斯所推崇的分配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