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心中的陶淵明：論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

李賽楠

(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 福建福州 350007)

歷代陶集注本十分豐富，數量上尤以清代為盛。由于評點之風的盛行與印刷業的繁榮，清代涌現出了眾多陶集評本、注本。據郭紹虞先生《陶集考辨》梳理，清代陶集注本多達三、四十本，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吳瞻泰注《陶詩匯注》四卷、馬璞注《陶詩本義》四卷、溫汝能評《陶詩匯評》四卷、陶澍注《陶靖節先生集》十卷、蔣薰評《陶淵明詩集》四卷等。這些本子，或評、或注、或集眾家之所長。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據前人之成果，予以踵事增華，并加以自己觀點評陶，在清代陶集注本中具有一定特色。

邱嘉穗，字秀瑞，號實亭，自號東山居士。清福建上杭縣來蘇里人(今屬福建省龍巖市上杭縣中都鄉)，生卒年無考。穗七八歲時，即入鄉校學習?！跋韧醺敢萘?，課以千家詩，輒日夜歌吟無已?！倍畾q左右，為諸生?？滴醵哪?1695年)選為汀州府學拔貢。二十六年，應知縣蔣廷詮延請，協助纂修《上杭縣志》。穗為其作《后序》，志稿也多經其裁定。二十九年，鄉試中舉。四十五年冬，出任廣東歸善縣令。在任期間，曾兩次擔任鄉試同考官?？滴跷迨曜笥疑性谑?，后不久病逝于歸善任所。邱氏所著詩文甚豐，有《東山草堂詩集》《東山草堂詩集續編》《東山草堂文集》及《東山草堂陶詩箋》《陶詩邇言》等。

《東山草堂陶詩箋》共五卷首一卷。書前錄其自作《陶詩箋注序》與《陶靖節先生傳并序》，卷首依次收錄蕭統《陶淵明傳》《陶淵明集序》及《總論》。書前四卷為陶詩四言及五言，卷五為陶文。卷后另附顏延之《陶靖節徵士誄》。邱嘉穗評注陶詩重在發掘陶淵明的思想，言其忠于一朝一姓的品質與生不以清談為樂，死不以凈土為歸的卓然見識。實則是對陶淵明形象進行儒化，以契合其講學之目的。

一、儒化的陶淵明

陶淵明生活的時代，階級矛盾尖銳，社會動蕩不安，各種思想之間展開了激烈的斗爭，經學與佛教、道教之間相互論戰。陶淵明是江州柴桑人，此地大力提倡經學，陶淵明少時受經學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他說：“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飲酒》其十六)他十分尊崇儒家行為準則：“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其二)他亦喜愛與好友探討孔子學說：“談諧無俗調，所說圣人篇?！?《答龐參軍》)由此可知，陶淵明思想中具有儒家思想的成分。然而他自身又可能與玄學代表人物恒玄、佛教慧遠等人相交，其思想與玄學、佛教的關系有待探討。而其詩歌中所表達的思想又十分復雜，古今學者對此進行過多方面的研究。今人學者陳寅恪先生提出陶淵明的思想是“新自然說”，他說：“淵明之思想為承襲魏晉清談演變之結果及依據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說而創改之新自然說”，并指出，“淵明之為人實外儒而內道?！盵1]逯欽立先生則認為，陶淵明年輕時候信仰經學，壯年以后信仰玄學。

自魏晉以來，人們多以隱逸詩人論陶淵明。究其歸隱之原因，則多歸結到“忠君”上來，即從儒家的角度來看待陶淵明，將其形象進行儒化。以“忠君”論陶，出自沈約。到了宋代，陶淵明的地位得到認可。宋人推崇陶淵明，其中重要一點便是看重其“恥事二姓”的忠貞品質。此后，歷代以此論陶者，往往不乏其人。

至清代，人們不僅大力推崇陶淵明忠君愛國之品質，更是對其進行極力儒化，甚至將其尊為圣賢。吳淇把陶淵明奉為圣賢之人，他在《六朝選詩定論》中說：“六朝詩，其作者圣賢之徒甚少，相類者僅陶靖節一人，其所為詩每合乎圣賢之道?！腹澲?，圣賢之人也，其言純乎圣賢之言?！盵2]沈德潛把陶淵明視為可與孔子門生相比之人，其《說詩晬語》說：“晉人多尚放達，獨淵明有憂勤語，自有任語、有知足語、有悲憤語、有樂天安命語、有物我同得語。倘幸列孔門，何必不在季次、原憲下?！盵3]黃文煥《陶詩析義》亦云：“夫理學標宗，圣賢自任。重華、孔子，耿耿不忘，六籍無親，悠悠生嘆，漢魏諸詩，誰及此解？斯則靖節之品位，竟當俎豆于孔廡之間，彌析而彌高者也?！盵4]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亦將陶淵明進行極力儒化，將其塑造為封建士大夫的典范。其《與捷三兄論陶詩書》云：“陶公當彼風俗波靡之日，乃獨能砥柱狂瀾，卓然自拔于流俗之外，真名教之于城也。豈但精忠大節，與日月爭光而已哉！”[5]邱氏認為，陶淵明身處易代之時，玄學、佛教各種思想風靡之際，卻不受各種思想的浸染，能夠遵守儒家之“忠孝”觀，是真“名教”?！懊獭笔侨寮宜枷氲闹匾糠?，即以正名分來教化天下，維護封建倫理綱常。

值得注意的是，邱嘉穗以儒者論陶，其內涵較起初宋人之觀點更為豐富。宋人以“不仕異代”推崇陶淵明，更多的是與時代背景有關。宋朝經常處于內憂外患的境地，這導致宋人的愛國意識十分強烈，“忠君”則是愛國的重要體現，因此宋人對陶淵明的儒化主要在于強調其“恥事二姓”的品質。而邱嘉穗則將“不仕異代”，擴大到“平生忠孝”，由“忠君”及“忠孝”，是邱氏對陶淵明儒家思想的進一步挖掘。另外，宋人不僅發揚陶淵明思想中的儒家成分，對于佛教與道教等思想亦采取利用、兼容的態度。雖然宋初的崇佛政策招致了士人的不滿，儒者極力排斥佛教等異端，企圖捍衛儒家的獨尊地位。但宋中葉以后，儒者對佛教的態度則變為利用佛學來完善儒學，由此產生了理學?？梢哉f，宋人眼中的陶淵明并非絕對的儒者，其對陶淵明思想的剖析，亦有佛教與道教的一面。但到了邱嘉穗這里，對陶淵明的儒化變得更加極端，陶淵明成為了不染玄、佛之“醇儒”。

二、以“忠孝”論陶

邱嘉穗以“平生忠孝”論陶，乃是繼承了前人的觀點。其《陶詩箋注序》曰：“若夫平生忠孝大節，自以先代晉世宰輔，恥臣于宋，為后世所共知?！盵6]由于沈約在《宋書·陶潛傳》中提出陶淵明“恥復屈身后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肯復仕”的觀點，定論陶淵明忠于晉王朝，此后學者遂漸漸將其提煉為“忠憤說”并加以提倡：北宋學者韓駒以“忠義”解讀陶淵明《述酒》詩；南宋湯漢注《陶靖節先生詩》并提出“忠憤說”；陳仁子《文選補遺》之評論多引湯本，并進一步發揮陶淵明“忠憤”的一面。明清陶集注本中也多見此思想的影響：黃文煥《陶詩析義》采用以史證詩的方法解讀陶淵明《述酒》等詩，其觀點與“忠憤說”一脈相承；劉履《選詩補注》評論陶詩，深入發掘了陶淵明的忠義精神；陶澍集注《靖節先生集》雖然提出了對“忠憤說”的不滿，但其評陶時也難出“忠憤說”的影響。吳瞻泰《陶詩匯注》在“忠憤說”基礎上闡述自己的看法。而邱嘉穗論陶淵明，則大力擴展“忠憤說”的內涵，將“忠”與“孝”融合，極力贊揚陶淵明的“忠孝”。

邱氏認為陶淵明具有封建主義一朝一姓的觀念，因其忠于晉室，對劉宋的篡晉行為，既怒且無可奈何，只好運用比喻手法，在詩中隱晦表明。如《雜詩十二首》其三：“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昔為三春蕖，今作秋蓮房。嚴霜結野草，枯悴未遽央。日月有環周，我去不再陽。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薄拔魹槿恨?，今作秋蓮房”句邱注曰：“二句喻上盛衰?！薄皣浪Y野草，枯悴未遽央”句注曰：“二句興下不再陽意?！贝嗽娍傇u曰：“大意謂晉亡于宋，昔盛今衰，如荷之春生秋謝。今宋之陰意殺物，如霜降草枯，雖日月環周，而我遂一去不復再見天子當陽時矣，能不感昔而斷腸哉！”(《陶詩箋》卷四)此評論前引湯東澗曰：“此篇亦感興亡之意?！笨芍窦嗡雽Υ嗽姷睦斫饽耸鞘軠珴h的影響，但湯漢只點出了興亡之意，邱嘉穗則具體闡釋了此詩的暗喻：以荷花之春生秋謝比喻晉朝的昔盛今衰，將劉宋篡晉帶來的災難比作霜降草枯，指出陶淵明對晉朝的懷念之情及對劉裕行為的不滿。

邱嘉穗將“忠憤說”發揮到極致，部分陶詩更是以“不容劉宋篡晉之惡，必欲誅之”論之。如評《詠荊軻》曰：“上二詩皆有序，此詩獨無序，豈以荊軻報秦之事不待序，而后明抑。公常抱誅劉裕之志，而荊軻事跡太險不便明言，以自擬也歟？”(《陶詩箋》卷四)歷來學者均將《詠二疏》《詠三良》《詠荊軻》同看。湯漢曰：“二疏取其歸，三良與主同死，荊卿為主報仇，皆托古以自見云?！鼻袷蟿t繼承湯漢之說曰：“此下三詩皆有次第。詠二疏去位，所以自況其辭彭澤而歸田也；詠三良從死，所以自傷其不得從晉恭帝而死也；詠荊軻刺秦，所以自傷其不得討劉裕篡弒之罪也?！?《陶詩箋》卷四)湯漢之評論，僅點明各詩主旨與“托古自見”之手法。而邱嘉穗認為，此三首詩分別表達了陶淵明忠于晉室、恨不得與晉帝同死、更恨自己不能誅殺劉裕之情。

又評《讀山海經》其九曰：“此言夸父窮力追日，與下精衛填海、刑天猛志，皆陶公借以自況欲誅劉裕、恢復漢室而不可得也?！?《陶詩箋》卷四)同樣，評其十一曰：“此篇蓋比劉裕篡弒之惡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蕭統評其文曰語時事，則指而可想非此類歟？”(《陶詩箋》卷四)陶詩一向以平淡為美，似《詠荊軻》類，情感激昂，于陶詩中略顯突兀，過去學者對此詩的理解也多停留在劉宋代晉的層面上來。如明代黃文煥在《陶詩析義》里評此類詩曰：“祚移君逝，有死而報君父之恩如三良者乎？無人矣。有生而報君父之仇如荊軻者乎？又無人矣?！笨芍窦嗡朐u注受前人“忠憤說”影響之深，但將陶淵明對晉室之情直解為欲與晉帝同死、欲誅劉裕而不可得，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忠孝乃儒家基本的倫理觀，若論忠，必論孝。邱嘉穗在贊揚陶淵明忠于晉室的同時，又以“孝”來完善這一理論?？鬃釉唬骸暗茏尤雱t孝，出則弟?！?《論語·學而》)又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論語·子罕》)也就是說，一個人如果在家能夠做到孝敬長輩、友愛兄弟，那么在外才能做到忠于君而不犯上作亂。所謂：“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基于此，邱氏在品評陶詩時，多以“知恩”“孝友”解陶。評《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林二首》其一曰：“余讀‘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及從游戀所生，與夫《悲從弟》《祭程氏妹》諸詩文而知公之真孝友，讀《責子》《告儼等疏》及‘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等句而知公之真慈愛。自古未有居家不盡孝弟慈三者而能為國之忠臣者也?！?《陶詩箋卷三》)“孝友”是儒家思想的范疇，指對父母盡孝、對兄弟友愛?！对娊洝ば⊙拧ち隆罚骸昂钫l在矣，張仲孝友?！泵珎鳎骸吧聘改笧樾?，善兄弟為友?！睆摹靶⒌艽取背霭l，歸于忠君。

又評《乞食》曰：“此詩當于杜子美《彭衙行》恭看，方知古人一飯之惠亦不肯忘，而況于食君之祿乎？二公愛國忠君之心，皆時時發見于詩歌者，故知其平時必不肯輕受人惠，茍一受之，必知所感，非遽忘其身分而為卑諂也，亦足見高人之本心如是共厚耳。彼有自處岸然，受人之愛敬而漠不留情者，吾知其于鄉既忘恩，于國必負義矣?！?《陶詩箋》卷二)若對待饋食之人尚且念恩，則對國之君豈有不忠之理？即從此處著眼，來論陶淵明之忠。

三、“以不流于晉俗”論陶

邱嘉穗在《陶詩箋注序》中高度贊揚了陶淵明不為晉俗所移的超然氣概，并一針見血地指出晉人風俗之所以貽害于后世者有二：“一曰清談，一曰凈土。清談者，衍老莊之緒余而生，以為樂者也；凈土者，襲瞿曇之謬妄，而死以為歸者也?！币灾?，凈土即魏晉玄學清談之風。凈土者，即佛教。邱氏認為，陶淵明的歸隱乃是由于其欲及時有為而志不獲騁，因此甘愿隱居田園，以躬耕為樂，與玄學人士一味避世清談是完全不同的。而陶淵明飲酒多是借此以忘憂，即“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自與玄學人士縱酒放達不同。評《擬古》其七曰：“晉人自命放達風流，時時攜妓宴游、酣歌達曙。而公獨閑靜少言、不慕榮利，故賦其事。而以花月之不從比之，殆與程明道先生‘座中有妓，心無妓’同一意致也。亦所謂詞不迫切，而意已獨之志者乎？公性嗜酒，而平生觀酒見于詩者，多在稚子、弱女、田父、故人之間，蓋借以遺世忘憂而非沉湎者比也。故于此詩微諷宴樂逸游之不可從，則其性情之正大可見矣?！?《陶詩箋》卷四)

陶淵明雖與佛教慧遠等人交往，但卻不惑于佛教三生之說，而是“薄凈土為虛無，視生死如晝夜”，這是因為陶淵明對生死之理有其獨特見解，對此，邱嘉穗解釋為儒家之道德倫理觀。評《神釋》曰：“末數語，真實見道之言。與裴晉公所謂豬、雞、魚、蒜，逢著便吃；生、老、病、死，符至即行者，同一達觀。此君子之所以行法俟命、而壽夭不足以二之也。陶公有此卓識，其視白蓮社中人膠膠于生死者，正不直一笑耳。尚安肯褰裳濡足于其間乎？”(《陶詩箋》卷一)陶淵明的《形影神》三首，反映了陶淵明的思想，歷來學者對其解釋莫衷一是。清人方東樹曰：“《形》《影》《神》三詩，用《莊子》之理，見人生賢愚貴賤，窮通壽夭，莫非天定。人當委運任化，無為欣戚喜懼于其中，以作庸人無益之擾?！盵7]方東樹認為陶淵明運用《莊子》之理，表達了無為的自然觀?，F代學者逯欽立根據考證得出，此組詩的創作時間為晉義熙九年，認為此三首詩：“主旨是反對違反自然的宗教迷信，乃是針對當時廬山慧遠的《形盡神不滅論》而發?！盵8]徐聲揚先生認為此三首詩：“并不是批判佛教生死觀的作品”，實則是論證了“陶淵明思想的儒家化”，旨在發展儒家思想[9]。而此觀點，早在清代邱嘉穗已經進行了具體闡述。邱嘉穗認為末尾“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這幾句是“見道”之言，所謂的“道”，其實就是指儒家之道。而陶淵明的生死觀即為“行法俟命，而夭壽不足以二之也”?！靶蟹ㄙ姑笔敲献拥挠^點，《孟子·盡心下》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本又灰凑杖诵墓逃械姆▌t來行事，那么便可以不為一切生死禍福所動，便可以做到“不憂亦不懼”。反觀白蓮社眾人，執著于生死之說，與陶淵明相比不值一笑。邱嘉穗以儒家思想來解釋陶淵明，可備一說。

邱氏力辨陶淵明不惑于佛，乃是看到了佛教之說一味妄求超脫，而使世人沉溺于此的消極之處。如評《雜詩》其六曰：“余見愚夫婦惑于佛氏輪回之說，每不惜施舍以資冥福，雖其子之饑寒，不遑也。非陶公所譏置金于身后者乎？意當時東林寺錙素入社者，已有百余人。而一時愚夫婦為其所煽惑，不惜捐金錢作佛事，以為身后計者，更十百倍。故陶公譏之曰：‘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后置’，真所謂務民之義而不惑于鬼神之所不可知者也?！?《陶詩箋》卷四)有子留金，本是人倫日用之理，而世人卻因施舍以資冥福反使其子女至于饑寒之地，與儒家之仁義相差甚遠。

四、邱嘉穗儒家思想在陶淵明身上的投射

《陶詩箋》深入剖析陶詩中所表現的儒家思想，力求把陶淵明完全塑造成一個儒者形象，因此其評注下的陶淵明，連人際交往亦十分符合儒家禮儀。其評《答龐參軍并序》(相知何必舊，傾蓋定前言)云：“此篇足見陶公善與人交，談諧數語，既敬且和，‘情通萬里外’數語，又期以從要不忘之誼。序中所謂依周孔往復之義者，其非虛語哉?”(《陶詩箋》卷二)“依周孔往復之禮”，是此詩序中所言，即《禮記·曲禮》所云：“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贝颂幵u注當十分確切。評《移居》其一曰：“起于未移居前追想從前主意作，昌韓文題前多用此法。鄰曲時時來以下，正應上素心人數晨夕意?？鬃铀^擇里處仁之，知陶公有焉?！?《陶詩箋》卷二)此篇描寫陶淵明移居南村后與朋友交往之樂。首句從追想從前寫起，點明自己想要移居南村是基于可以和“素心人”共度晨夕，并非因為南村是占卜出來的吉宅，即使是敝廬，只要鄰里是善良淳樸的人，亦未嘗不可。與《陋室銘》：“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意同，亦即孔子所謂：“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陶淵明因多“素心人”而移居南村，正是踐行了孔子所謂“居必擇仁”的觀點。

如前所述之評論，大多從陶詩文本出發，剖析陶詩中的儒家思想。然而邱嘉穗以儒者的身份看待陶淵明，在具體評注時難免失于主觀。其《陶靖節先生傳并序》曰：“公雖往來廬山，與惠遠方為外交，而心實鄙薄其說，而不愿齒社列?；葸h遂作詩博酒，鄭重招致，竟不可屈。一日偶來社中，甫及寺門外，聞鐘聲，不覺顰容，遽命還駕。公或留止，必索酒，破其戒，慧遠許之?！盵10]

關于陶淵明與廬山，較早的記錄甚為簡略。沈約《宋書·隱逸傳》記載：“江州刺史王宏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宏令潛故人龐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腳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宏至，亦無忤也?！边@里只記載了陶淵明曾經去過廬山，到了南宋《蓮社高賢傳》里，便成了：“嘗往來廬山，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以行，時遠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若許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p>

邱嘉穗對陶淵明與慧遠交往之描述大概從此而來，關于此二人的交往，目前學界尚無定論。但邱嘉穗不僅繼承了前人的觀點，更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夸張的描述：“公或留止，必索酒，破其戒，慧遠許之?！贝诵袨楹苋菀资谷寺撓氲角袷媳旧?，其《答家偉元伯書》曰：“嘉穗，倔強人也。七八歲時，讀潘氏綱鑒總論，即戲取肉食?！狈鸾烫岢闼?，而邱嘉穗則反其道而行之，由此可見其人對佛教的厭惡?！氨厮骶?，破其戒”便是邱氏自身思想在陶淵明形象上的投射。

邱嘉穗評注陶詩，無論是贊揚陶淵明為人“忠孝”或是“不流于晉俗”，均是在極力塑造陶淵明的“醇儒”形象，甚至將其圣賢化。以此立論，除了受自身儒家思想的影響，更在于邱嘉穗希望通過對陶淵明的提倡，來破除唐宋以來玄學與佛教二說之病?！端膸烊珪偰刻嵋ぬ赵姽{》認為此書：“力辨潛不信佛，為能崇正學、遠異端，尤為拘滯?！鼻袷显u陶，雖有生硬之病，但其部分評注對陶淵明儒家思想的闡釋，立足于陶詩本身，并加以細心揣摩，非無可取之處。對陶淵明思想的研究，亦不無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