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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厥文:愛國的民族企業家

2020-03-11 01:02半山
工會信息 2020年24期
關鍵詞:抗戰工廠

◆文/半山

胡厥文,1895年10月7日出生在上海市嘉定縣。1918年畢業于北京高等工業學校。他先后創辦新民機器廠、合作五金公司、黃渡電燈公司、長城機制磚瓦公司等企業,任廠長、總經理職務,并任上海機器業同業工會主任委員、上海市棉布市場理事長?!鞍艘蝗变翜箲鸷?,為保存民族工業,支援抗戰,胡厥文組織江浙滬寧愛國民族工業家內遷,任中南區工業協會理事長、遷川工廠聯合會理事長。1945年他與黃炎培等發起成立了民主建國會,團結愛國民族工商業家和所聯系的知識界人士,積極投入愛國民主運動,為民族工業的發展,為民族解放和新民主主義革命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1949年9月,胡厥文以民建代表身份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參加了建立新中國的籌備工作。新中國成立后,胡厥文積極推動上海工商界為恢復生產發展經濟努力工作,率先在自己的企業實行公私合營,帶動工商界同仁積極配合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事業。胡厥文曾任上海市副市長,第四、五、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89年4月1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94歲。

民營重工業譽為“抗戰中的火花”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軍進犯上海,十九路軍奮起抵抗。上海的工、商、農、學各界同仇敵汽,紛紛自發地行動起來,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支持十九路軍抗戰。

時值壯年的胡厥文更是奮臂向前,全力投入抗日救亡的工作。他團結同業,動員、組織起幾十家企業拆遷機器到滬南建立臨時工場。他說:“我雖不會打槍開炮,卻可以造槍炮?!彼麄內找冠s制手榴彈、炮彈、地雷、水雷,支援前線作戰。這些工廠雖然規模較小,人員和設備都很簡陋,但是人均日產量卻是普通兵工廠的5倍多。當胡厥文得知兵工廠生產迫擊炮彈缺少人手,立即介紹了40多名熟練的翻砂工人前往支援。

胡厥文為抗戰日夜奔波,竟連胡須也無暇剃除,索興留髯以記國難,并自下決心,不驅逐日寇出中國決不去須。友人稱之為“抗日胡子”。

在此期間,胡厥文還騰出自己的住宅讓十九路軍的官兵居住,并囑咐家人:從此不用日本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工業絕大多數都建立在沿海地區,其中又以上海最為集中。據當時的統計資料表明:上海有大小工廠、工場5418家。1936年底正式向國民黨政府實業部注冊登記的規模較大的工廠為1373家,約占全國已登記工廠總數的1/3,而資本額卻占全國資本總額的40%左右。另外,上海的技工人數亦占全國技工總數的41%。日本帝國主義早已對上?;⒁曧耥?。

1937年全國抗戰爆發后,上海的形勢日趨緊張。胡厥文和顏耀秋兩人作為上海機器五金業民族企業家的代表,前往南京請愿,向國民政府明確表示了態度:上海機器廠家,自愿將機器遷移到重慶內地,以保證軍事制造的需要,促使國民黨政府加快了工廠內遷步伐。

胡厥文深知工廠內遷一事,關系著全國抗戰大局。這些機器設備,若用于抗戰則能增強民族殺敵實力,若毀于戰火勢必削弱抗戰的經濟力量,一旦落入敵手其后果更是不堪設想。

國民黨政府在各方面輿論的壓力下,終于決定著手組織工廠內遷。

8月11日,上海工廠遷移監督委員會成立,并立即召集上海的五金、機械、化學、冶煉、橡膠等業廠方代表開會討論辦法,責令克日組織上海工廠聯合遷移委員會,在監委會指導及監督下進行工作。8月12日,以上海機器五金業為主的上海工廠聯合遷移委員會宣告成立,上海機器廠的顏耀秋任主任,新民機器廠的胡厥文和新中工程公司的支秉源任副主任。

在內遷動員會上,胡厥文所辦的新民機器廠和上海機器廠、新中工程公司、大鑫鋼鐵廠等企業帶頭報名,使在場的愛國實業界人士深受鼓舞。他們也都紛紛表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作為一個中國人,最起碼的是要愛國”。有的企業家還斬釘截鐵地表示:“誓不以廠資敵”。如果說這部分民族企業家是內遷工廠的骨干,那么胡厥文就是他們中的杰出代表。

其時,淞滬抗戰正在激烈進行,工廠拆遷工作隨時可能遭受日機的轟炸?!坝袝r,人們正在搶拆機器,敵機飛來,不少人犧牲于敵機的轟炸掃射之下,幸存者只有含淚把同伴的尸體抬到一邊,咬緊牙關,繼續前進”。

胡厥文不僅自己積極帶頭,率先行動,還四出奔走動員,汗珠兒掛滿了他的大胡子,也不肯稍作休息。胡厥文所經營的長城磚瓦廠和新民湘廠在遷移中損失殆盡,但他卻毫不在意。他認為雖然自己半生辛勞的成果全部葬送了,但這是為了抗擊日本侵略者而付出的犧牲,這樣做是值得的。

在胡厥文與其他愛國企業家的共同努力下,終于把包括機械、造船、紡織、煉鋼、化工等行業的146家工廠,1.48萬噸物資和2500多名技術人員和工人遷到了重慶大后方。

上海民營工廠內遷不僅規模大,而且數量多,技術水平高。如內遷的60多家機器廠被人們譽為抗戰時期后方機器工廠的中堅力量。除了機器制造業外,還有不少其他民營廠在當時也是全國第一流的,這些廠構成了大后方民族工業的主力軍。

1939年以前,大后方民營工廠以生產抗戰所需的軍用產品為主。據有關資料統計,這些工廠每月可制手榴彈30萬顆,迫擊炮彈7萬枚,各式炮彈、炸彈引信7萬枚,飛機炸彈6000多枚,機槍零件1000多套,小圓鍬30萬把,大小十字鎬20多萬把,地雷引信1000多個,軍用鈕扣500萬個及陸軍測量儀器、軍用炮表、子彈機等,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戰爭,被譽為“大后方工業生產之洪流”。

1938年4月,遷川工廠聯合會成立,胡厥文先被推選為副理事長,后又被推選為理事長。

1939年11月,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參觀了幾家在重慶的上海民營內遷廠。當他們一行來到胡厥文所辦的合作五金廠,了解到該廠正在生產炸彈彈尾和引信,以及擲榴彈等軍用產品時,極為欣賞,并大加稱贊。周恩來欣然為工廠題詞:“供給前方的生產,是國防工業第一要義”。

董必武、鄧穎超也分別揮毫,寫下了“在極艱難的條件奠定新中國工業的基礎”和“合作奮斗,發揚生產”的題詞。

1942年1月,遷川工廠聯合會在重慶舉辦了一次遷川工廠出品展覽會。參加展覽會的有230個單位、97家工廠,共展出49類產品,充分展現了以胡厥文為代表的愛國企業家和遷川各廠廣大職工在極端艱難條件下努力恢復和發展生產,供應前方抗戰和后方民用必需品的愛國精神。

那時,太平洋戰爭已經爆發,西南國際交通線已受到威脅,工業資源進口困難,機器來源更成問題,內遷工廠的地位更加重要,其處境也更加困難。展出中,重慶渝鑫鋼鐵廠和中國興業公司的冶金產品和機器模型,非常引人注目。人們把這些民族工業,特別是民營重工業的發展,譽為“抗戰中的火花”。

1942年1月14日,周恩來前往渝鑫鋼鐵廠參觀,并為該廠題詞:“沒有重工業,便沒有民族工業的基礎,更談不上國防工業,渝鑫廠的生產已為我民族工業打下了初步的基礎?!?/p>

值得一提的是,抗戰勝利后,毛澤東到重慶參加國共談判時,還特地接見了遷川工廠的代表,對他們的愛國精神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鼓勵。

內遷工廠在重慶苦力支撐

胡厥文從愛國主義向新民主主義轉變,認識共產黨可以說是實現這一轉變的起點。那是在1932年,胡厥文與一批實業界、教育界人士應當時陜西省主席楊虎城的邀請到西北考察。楊將軍特地派部隊來保護他們這一行人,使胡厥文感到疑惑的是沿途的老百姓見了他們,不知為什么都驚慌失措東躲西藏。隨后,胡厥文才恍然大悟,原來老百姓怕的是碰見國民黨軍隊。

一次,考察團找來了幾個老鄉,胡厥文熱情地拿出自己所帶的食品與他們邊吃邊聊天,老鄉們感到胡厥文等人平易可親,認定他們是工農紅軍。胡厥文不禁大吃一驚,共產黨不是被國民黨的宣傳機器咒罵為“共產共妻”“殺人魔頭”的嗎?怎么會這樣深得老百姓的擁戴呢?

幾年以后,老友范長江從延安訪問歸來,胡厥文急切地向他了解延安的情況。范長江介紹說,陜甘寧邊區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安居樂業,人民的抗日情緒十分高昂,共產黨領導的政權清正廉潔,胡厥文聽后深受感動,不由得產生了對延安的無限向往之情。

1937年,他所經營的長城磚瓦廠工務主任鄭漢濤,為支援八路軍抗日,準備到陜甘寧邊區去。胡厥文由衷贊同,臨別之際還贈詩一首:“世事亂如麻,西北生彩霞。東南有鄭子,內實而外華。心焉向往之,不憚阻且賒。壯哉誓茹苦,為國以忘家。志哉勿自墮,種瓜以得瓜?!?/p>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后,國民黨政府的反動和腐敗日益暴露。愛國工商業者在抗日戰爭中對軍需民用的生產和供給雖然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牲,但他們卻得不到國民黨政府的任何扶助,反而受到官僚買辦資本的排擠和壓迫。內遷工廠的境遇則更為悲慘。以大后方的工業中心重慶為例,1940年工廠發展到871家,到1943年停工減產的竟達270多家。再從國統區12種工業產品產值中官營和私營的比重來看,1940年官營工業占25.2%,私營占84.8%;到1944年官營工業上升為35.9%,私營工業則下降為64.1%。胡厥文對此心情十分沉重。他在詩中寫道:“抗戰開時興欲狂,勤工建國夢偏長。六年砥礪形情悴,直道難行最感傷?!?/p>

有這樣一件事使胡厥文感觸很深。1943年春,他聽說重慶國民黨政府撥有??顜椭S解決困難,便特地由桂林到重慶拜會孔祥熙,先是見到了孔的老婆宋藹齡。宋問胡的工廠辦的怎樣,胡厥文答:“還用問嗎?要是支持得住,也不會找到政府頭上來了!”

宋藹齡也直截了當地說:“政府的錢怎么能給那些支持不住的工廠呢?因為借得出去,怕他們還不回來呀!”

事后胡厥文憤然地對人說:“原來政府的錢都給那些‘支持得住’的工廠借去了!”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后,胡厥文沉浸在無比的喜悅之中。其時,作為一個中國人,胡厥文感到揚眉吐氣。內遷工廠的勞資雙方也都為勝利而歡欣鼓舞。不料,國民黨政府竟突然宣布取消了與國內各廠商簽訂的所有定貨合同。這不啻晴天霹靂,一時工廠全部停頓,工人生活沒有著落。國民黨政府的這一決定,激怒了大后方各廠商。他們群情激昂地推舉代表200多人,由胡厥文等率領前往國民黨政府行政院請愿。宋子文接見了胡厥文、胡西園等5位代表,開口就責問說:“你們算啥?來個三嚇頭,是哦?”

待胡厥文等說明原委后,宋不耐煩地說:“什么工業不工業我全不懂,你們對我講,簡直是對牛彈琴。找我沒有用,你們去找翁副院長去”。

代表們強壓怒火耐心地向宋說明:因政府取消定貨,造成工廠停工,結果坐吃山空,工資無著,有些工廠甚至連職工的伙食也難以維持,再加上外省職工紛紛要求發給路費返回家鄉,使各廠一籌莫展。代表們要求政府能體念時艱,酌量收購一部分成品和材料,再不行,則請行政院收買廠房機器,也好讓各廠遣散職工。

宋子文聽罷說:“這些破爛東西,不值得搬回上海,美國貨好,價錢又便宜,送上門來,還要你們的東西,天下哪有這樣慧大!”之后宋即借故脫身,一走了事。

代表們被人捉弄,事情又毫無結果,胡厥文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本質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當時,民族工業面臨的遭遇正如遷川工廠聯合會在宣言中所說的:“勝利幸臨,政府與各方訂貨大部取消,產品無以出售,遣散工友復費巨款,以至什九工廠變賣全部資產,猶不足償其債務,工作陷于停頓,經濟又瀕于枯竭,物資乏款遷運。人員無法還鄉,問天無語,呼吁無門,以善因致惡果者,莫有甚于此者!”胡厥文更是大聲疾呼:“決不能看內遷工廠一個一個地消失,艱苦奮斗的工人一個一個地失業,有功抗戰的資本一筆一筆地耗損,熱愛祖國的情緒一天一天地消沉?!?/p>

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戰工作一直十分關注。周恩來在重慶期間,特地多次到沙坪壩土灣胡厥文家中探望,和他親切交談,勉勵他要發揚愛國主義精神,堅持抗戰到底,為國家為民族多作貢獻,并送去了延安生產的小米和紅棗,使胡厥文深受感動。

為工商業界人士爭取民主和自由

1945年1月,胡厥文應邀出席了由王若飛、潘梓年出面舉辦的招待會。會上,王若飛分析了國內外形勢,揭露了國民黨政府實行片面抗戰路線造成豫湘桂戰役大潰敗的事實。胡厥文和工商界人士也一致譴責國民黨所執行的反動政策,希望它能改弦更張。

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的非凡膽略和對人民對國家高度負責的精神,給胡厥文留下難忘的印象。他進一步確信共產黨是一心為人民的,共產黨堅持和平民主的建國主張,也正好表達了他自己內心的意愿。在共產黨人的影響下,胡厥文逐步從“實業救國”的幻想中解脫出來,毅然投身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的洪流之中。

1945年12月,胡厥文面對當時的時局,寫下了題為《傷時》的詩:大廈已垂傾,煢煢朝野情。坐談夸勝利,默武說和平。愁絕思鄉里,傷心亂偽真。悠悠建國想,和淚吊蒼生。

抗戰勝利后,重慶各派政治力量曾呈現出一個空前活躍的局面。胡厥文熱烈響應中共中央提出的召開黨派會議和組織聯合政府的號召,四處奔走呼號,要求和平、民主,要求國民黨政府改變經濟政策,以維護民族工商業的利益。與中國民族工商業有著密切聯系的職教派人士也強烈地感受到這種時代的呼聲和要求,他們認為聯合起來組織一個自己的政治團體的時機和條件業已成熟。

作為主要發起人之一,胡厥文為籌備成立民主建國會做了大量的工作。黃炎培1940年在自己的日記上記道,“胡厥文為人:一、有理想,二、有辦法,三、富于熱情,四、思想前進”。所以在籌建民主建國會的過程中,黃炎培有事總是先找胡厥文一道商量。胡厥文的家成了他們召開會議的主要地點。

在籌建民主建國會的過程中,胡厥文等隨時向中共負責人周恩來、王若飛、徐冰等通報情況,征求意見。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國會在重慶白象街實業大廈舉行成立大會。胡厥文以最高選票被大會推選為主席團成員。他代表籌委會向大會報告說:“本會之籌設,其最大目的為促成民主”,指出“抗戰結束之今日形成工業萎縮,考其原因實由于不民主?!彼终f:“本會非少數人壟斷之團體”,“是代表全民的”,“不愿任何黨派操縱本會”。最后還表示“我們堅決主張不屈服于任何威力,以大公無私的精神奮斗到底”。在這次會議上,胡厥文同黃炎培、章乃器等11人,當選為常務理事。

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為了配合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民主建國會積極開展了會外的活動。1月8日,胡厥文等人在重慶西南實業大廈舉行茶會,招待政協代表及各界知名人士、新聞記者,公開宣布了民主建國會的正式成立。1月11日晚,胡厥文等主持了由民主建國會、中國救國會等20個團體代表參加的會議,決定成立陪都各界政治協商會議協進會,并響亮地提出政治協商會議“只許成功,不允失敗”的口號。會議推選胡厥文等35人為理事,組成理事會。民主建國會以“協進會”為主要陣地,開展活動。從1月12日至27日,共召開了8次各界民眾大會。同時,民主建國會還單獨舉行了3次政治協商會議促進演講會,要求和平民主,反對內戰獨裁,每次都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

胡厥文在1946年10月10日《民訊》創刊號上發表了題為《我們要這么樣》一文。他寫道:不論國內外,幫助我們向自立自由這條路上走的,都是我們的朋友,阻礙我們向這條路上走的都是敵人。矛頭直指美蔣反動派。同年11月10日,民建上海分會成立。

此時,蔣介石在美帝的支持下,猖狂地向東北、華北、華東各解放區進攻,內戰日益擴大。民建會面對這樣嚴重的局勢,積極投入了全國人民切盼的和平運動,發表了《為挽回國運解決國是奠定永久和平而呼吁》的文件,告誡國民黨,“武力不能解決問題,排斥反對黨不能依恃屠殺”,要當局“痛下決心奉協商為至高無上準則”。在中共上海地下組織的發動和領導下,由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出面呼吁和平并組織請愿團。胡厥文作為民建會的代表,被推舉為“停止內戰,實現和平”的代表團成員,赴南京請愿。

1947年7月,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蔣介石為挽回頹勢,瘋狂鎮壓和平民主運動,于10月27日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對民建的一些主要成員,也加緊跟蹤監視。民建會被迫轉入地下。胡厥文也從重慶到上海從事地下斗爭,繼續為工商業界人士爭取民主和自由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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