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生態環境下銀中楊內生菌群落結構及生態位變異*

王顏波 張偉溪 丁昌俊 蘇曉華

(1.林木遺傳育種國家重點實驗室 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林業研究所 北京 100091；2.南昌工程學院 南昌 330099)

植物內生菌是至少有一段生命周期存活于植物組織中，并對宿主沒有負面影響的一類微生物群落，包括細菌、古菌和真菌等(Hallmannetal.,2011),它們在促進植物生長、營養物質積累和抵抗生物和微生物脅迫(如疾病、蟲害、高溫、鹽或干旱等)方面發揮關鍵作用(Hardoimetal.,2008;Prischletal.,2012;Naveedetal.,2014)。了解微生物在植物生長發育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可以為人類開發利用微生物資源提供依據。植物內生菌群落的多樣性或活性的任何變化都會對植物生長和對環境的適應產生顯著影響(Redmanetal.,2011;Naveedetal.,2014;Vandenkoornhuyseetal.,2015)，但也有研究表明，玉米(Zeamays)、水稻(Oryzasativa)和馬鈴薯(Solanumtuberosum)的內生菌更容易受到植物的不同發育階段和病原菌的暴露時間的影響(Rascheetal.,2006;Janpenetal.,2009;Inceoluetal.,2010;Rangjaroenetal.,2014)。一些植物的內生菌是由根際微生物群落進入植物根部而形成，其多樣性主要由土壤類型決定(Bulgarellietal.,2012)。植物不同部位的內生菌群落也不同，植物內生細菌與根際細菌相比，根、莖、葉中的內生細菌具有高度的差異性，每個植物器官都代表了內生細菌群落特有的生態位(Beckersetal.，2017)。

楊樹(Populusspp.)是生長最快的林木之一，具有顯著的經濟效益，是生產生物燃料、紙漿和生物黏合劑等方面重要的原材料(Sannigrahietal.,2010)。楊樹易于無性繁殖和遺傳轉化，具有豐富的基因組信息，也是多年生木本植物生物學研究以及植物與微生物互作研究的模式植物(Beckersetal.,2016;Beckersetal.,2017)。本研究使用16S rRNA 和內部轉錄間隔區 (ITS)擴增子Illumina MiSeq測序技術對分別生長在鹽堿地區(大慶)和非鹽堿地區(北京、齊齊哈爾)的銀中楊(Populusalba×P.berolinensis)中內生細菌和真菌的多樣性進行了評估，探究環境因素是否影響楊樹內生菌群落結構，地上和地下部分內生菌群落是否具有差異，為植物和微生物工作研究提供參考。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區概況

3個試驗點分別位于黑龍江省的鹽堿區大慶市林源鎮常圍子村(46°34′N，125°08′E)(D)、非鹽堿區齊齊哈爾市錯海林場(47°27′N，122°51′E)(Q)和北京市房山區韓村河東營苗圃(39°37′N，115°58′E)(J)。其中，黑龍江省的2個試驗點均位于松嫩平原，平均海拔146 m，屬于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年平均氣溫4 ℃，降雨量415 mm；北京市試驗點位于房山區東南部，屬于暖溫帶半濕潤季風大陸性氣候，年平均氣溫11.6 ℃，降雨量602.5 mm。試驗林種植密度為2 600株·hm-2，株行距為2 m。

1.2 取樣方法

2017年7月于每個試驗點選擇3個區組，每個區組隨機選擇3棵銀中楊植株的根和莖樣本分別混合。去除凋落物層后，在距地面20 cm深度采集根系和土壤樣本，同時采集地上部分枝條樣本。共分析18個樣本(3 × 3個根系樣本DR、JR、QR;3 × 3莖段樣本:DS、JS、QS)。選擇直徑0.3～0.5 cm的根和莖進行微生物多樣性分析。此外，從每個地點隨機抽取3份土壤樣本進行土壤理化性質檢測。根、莖和土壤樣本使用冰盒保存并立即帶回實驗室，備用。

1.3 樣品處理及DNA提取

無菌條件下，使用無菌水沖洗掉根和莖表面的灰塵和土壤，在70%的酒精中浸泡2 min，在次氯酸鈉溶液(2.5%活躍Cl-)中浸泡5 min，用無菌水沖洗5遍(Beckersetal.,2016)；用無菌吸水紙吸干樣品表面的水分，以手術刀將根和莖段切成2～3 cm的小片段，然后保存于-80 ℃使用Power Soil DNA試劑盒(MoBio,Carlsbad,CA,USA) 提取根和莖段樣品中微生物DNA。

1.4 PCR擴增和Illumina MiSeq測序

細菌16S rRNA擴增子文庫的構建采用兩步PCR法。第1輪PCR擴增引物序列為799F/1392R(5′-AACMGGATTAGATACCCKG-3′/5′-ACGGGCGG TGTGTRC-3′)，使用AxyPrep DNA凝膠提取試劑盒(Axygen Biosciences,Union City,CA,USA)從凝膠切片中回收DNA(擴增子長度=593 bp)。第2輪PCR擴增引物序列為799F/1193R(5′-AACMGGA TTAGATACCCKG-3′/5′-ACGTCATCCCCACCTTCC-3′)。第2輪PCR產物經過純化后使用QuantiFluor-ST (Promega,Madison,WI,USA)進行定量。同時，真菌擴增子文庫構建使用特定引物ITS1F/ITS2R(5′-CTTGGTCATTTAGAGGAAGTAA-3′/5′-GC TGCGTTCTTCATCGATGC-3′)。純化、定量步驟與細菌PCR第1輪保持一致。最后，純化的擴增子文庫由上海美吉生物醫藥科技有限公司的Illumina MiSeq平臺雙端測序[細菌(2×250 bp)，真菌(2×300 bp)] (上海，中國)。

1.5 測序數據處理

測序產生的fastq原始文件使用Trimmomatic (Bolgeretal.,2014)和FLASH (Magoetal.,2011)進行質控過濾，去除低質量序列。然后計算所有剩余的唯一序列之間的兩兩距離，建立距離矩陣，并使用UPARSE (version 7.1 http://drive5.com/uparse/)對可操作分類單元(OTU)進行聚類(97%的序列相似性)。從數據集中刪除單序列(Dickieetal.,2010)最小化測序的影響。使用UCHIME識別和移除嵌合序列(Edgaretal.,2011)。利用RDP分類器算法(http://rdp.cme.msu.edu/)和70%的置信閾值對細菌的16S rRNA和真菌的ITS序列進行分類，細菌采用Silva (SSU128) 16S rRNA數據庫，真菌采用UNITE v.7 ITS數據庫。隨后從數據集中去除非細菌和非真菌序列。

1.6 土壤樣品分析

首先通過1 mm網篩過濾土壤樣品，然后采用電位法測定pH值，分別用堿解擴散法、鉬銻抗比色法和乙酸銨浸提-火焰光度計法測定土壤總氮、總磷和總鉀含量。土壤有機質量分數采用重鉻酸鉀容量法測定(Reeuwijketal.,1995)。

1.7 統計分析

各參數的差異顯著性分析采用SPSS 17.0進行。采用方差分析(ANOVA)方法研究了植物不同器官(根、莖)和種植地點(北京、大慶、齊齊哈爾)對reads豐度的影響。使用FastTree(version 2.1.3 http://www.microbesonline.org/fasttree/)和 FastUniFrac(http://UniFrac.colorado.edu/)進行層級聚類(基于Bray-Curtis距離)。主坐標分析(PCoA)在R3.5.1 (http://www.R-project.org/)中進行。使用R(version 1.7.1)中indicspecies程序包多重函數進行指示種分析(Cáceresetal.,2009)。采用距離冗余分析方法(db-RDA)分析微生物與環境因子的關系。通過FastTree利用每個OTU的一個代表性序列生成系統進化樹，并使用iTOL (Interactive Tree of Life)進行展示(Ivicaetal.,2011)。

2 結果與分析

2.1 Illumina測序的質量指標

細菌和真菌的擴增子文庫分別測序獲得有1 161 749個和1 333 593個原始reads，平均讀取長度分別為502和602 bp。質控后，分別保留1 046 194個和1 068 323個高質量的reads，平均長度分別為395和281 bp。在優化PCR條件下，筆者篩選了非目標的共擴增序列(葉綠體、質體和線粒體序列)，在細菌樣本中發現少量線粒體序列，約占標準化后序列的0～0.03%，所有真菌樣本中未發現共擴增產物。細菌和真菌擴增子序列中，能夠對大部分reads進行分類，但仍有部分reads無法分類(細菌0～0.24%，真菌0.89～25.42%)。在進一步分析之前，從數據集中刪除在門水平上無法分類的reads(表1)。

2.2 α多樣性

α多樣性的計算主要基于OTU豐富度、均勻度和Shannon指數(圖1)。為了控制樣品測序深度差異的影響，進一步分析之前，每個樣品的序列數均進行標準化，抽平到序列數最少樣本的序列數目。細菌和真菌的reads數分別標準化為35 310和1 885。根據97%的序列相似性水平，將細菌和真菌的reads分別歸類為1 541和240個OTU。

除齊齊哈爾外，北京和大慶地區的植物內生菌的OTU豐富度均表現出依賴于植物器官的現象。尤其是北京地區，根中的內生細菌、真菌OUT豐富度均顯著高于莖(P<0.05)(圖1A、D)。對OTU均勻度的計算發現不同的植物器官(根和莖)、不同的生態環境(大慶、北京和齊齊哈爾)之間均保持在比較一致的水平(圖1B、E)。對內生細菌OTU多樣性的分析發現，不同器官間、不同地點間均無顯著差異(圖1C)。然而，除了齊齊哈爾外，北京和大慶地區的楊樹根內生真菌OTU多樣性高于莖。

2.3 β多樣性

采用主坐標分析(PCoA)在OTU水平上對來自不同地點的銀中楊根和莖樣品內生菌的β多樣性進行評估，分析不同樣本內生菌組成結構的相似性和差異關系?；贐ray-Curtis距離算法，分別構建內生細菌和真菌的層級聚類樹(圖2)。在OTU水平上，北京、大慶和齊齊哈爾3個地點銀中楊的莖內生細菌群落明顯聚集，可以與根內生細菌清晰地區分開。主成分1解釋了總變異的47.08%，主成分2解釋了總變異的12.07%(圖2A)。與內生細菌相同，根與莖中內生真菌可以明確區分，3個地點的銀中楊莖內生真菌也無法區分，然而，北京和齊齊哈爾2個地點的根內生真菌明顯聚集，可以與大慶區分開(圖2C)。主成分1解釋真菌總變異的25.00%，主成分2解釋真菌總變異的19.64%?；贐ray-Curtis距離的層次聚類也顯示相同的結果(圖2B、D)。

表1 Illumina測序分析的質量指標Tab.1 Quality metrics of Illumina sequencing analysis

2.4 內生菌的群落結構

在綱水平上，利用方差分析(ANOVA)來評估不同植物器官(根、莖)和銀中楊不同種植點(大慶、北京和齊齊哈爾)對所有檢測到內生細菌和真菌相對豐度(%)的影響。內生細菌群落主要由放線菌綱(相對豐度～50%)，β-變形菌綱(～10%)，α-變形菌綱(～10%)，γ-變形菌綱(～5%)和擬桿菌綱(～5%)組成(圖3A)。其中，在不同地點之間，α-變形菌綱細菌在大慶地區銀中楊根中的豐度顯著高于北京和齊齊哈爾地區(大慶：28.75%，北京：15.39%，齊齊哈爾：16.58%)，酸桿菌綱細菌在齊齊哈爾地區銀中楊根中的豐度顯著高于北京和大慶地區(齊齊哈爾：1.65%，北京：0.25%，大慶：0.04%)。不同植物器官中，β-變形菌綱的細菌在3個地點的銀中楊莖中的豐度均顯著高于根。大慶和齊齊哈爾地區銀中楊根中的α-變形菌綱細菌的豐度均顯著高于莖。

內生真菌群落主要由座囊菌綱(相對豐度～50%)，傘菌綱(～15%)，子囊菌綱(～10%)，在綱水平尚未分類的子囊菌門(～10%)和銀耳綱(～5%)組成(圖3B)。其中，在不同地點之間，在綱水平上未分類的子囊菌門的細菌在大慶地區銀中楊根中的豐度顯著高于北京和齊齊哈爾地區(大慶：53.49%，北京：3.01%，齊齊哈爾：0.09%)。子囊菌綱真菌在北京地區銀中楊根中的豐度顯著高于其他2個地區(北京：56.09%，大慶：6.63%，齊齊哈爾：2.64%)。不同植物器官中，座囊菌綱真菌在3個地點的銀中楊莖中的豐度均顯著高于根。大慶地區銀中楊根中的傘菌綱真菌顯著高于莖。

2.5 微生物群落與環境因素的相關性

計算微生物群落與環境因素之間的相關性，以檢驗可能導致微生物多樣性變化的環境因素(表2)。根中細菌和真菌群落的距離冗余分析(db-RDA)表明，樣品是根據植物栽植地點的環境因素進行劃分的(圖4)。Mantel檢驗結果顯示，pH值、土壤有機質(SOM)含量和鉀(K)含量與微生物群落顯著相關(P<0.05)，而氮(N)、磷(P)含量并不是解釋楊根內生菌群落差異的重要因素(表3)。

圖1 內生細菌和真菌的α多樣性Fig.1 Alpha diversity estimates of bacterial and fungal communities

圖2 內生細菌和真菌群落的主坐標(PCoA)分析和層級聚類Fig.2 Principal co-ordinates analysis (PCoA) and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of bacterial and fungal communities

圖3 綱水平上細菌和真菌的群落結構Fig.3 Bacterial community(A) and fungal community(B) structure at the class level

表2 環境因子Tab.2 Data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表3 微生物群落與環境因素的相關性①Tab.3 Correlation between microbial communitie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①微生物群落與環境因子的相關性的計算基于Bray-Curtis距離算法(9 999次置換)的Mantel檢驗，R和P值表示相關性程度，*為P≤0.05，**為P≤0.01。Correlations between microbial communitie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were calculated using the Mantel test based on the Bray-Curtis distance algorithm (9 999 permutations).The degree of correlation is shown as the R and P-value.Significance level:*P≤ 0.05;**P≤ 0.01.

2.6 核心微生物分析

將每組中豐度排名前10的OTU定義為核心微生物，以確定不同地點生長的銀中楊不同器官中的優勢內生菌群。23個核心細菌OTU，歸屬于6個綱，分別占根和莖中細菌的64.33%和68.71%，占大慶、北京和齊齊哈爾細菌的63.63%、67.27%和68.66%(圖5A)。22個核心真菌OTU，歸屬于7個綱，分別占根和莖中真菌的79.61%和98.34%，占大慶、北京和齊齊哈爾真菌的89.31%、81.67%和95.94%(圖5B)。分別利用克氏秩和檢驗(Kruskal-Wallis H test)和Student T檢驗來分析環境因素和不同銀中楊器官對核心微生物豐度的影響(表5)。其中，慢生根瘤菌屬(Bradyrhizobium)和青枯菌屬(Ralstonia)的根內生細菌，小球腔菌屬(Leptosphaeria)、口蘑屬(Tricholoma)和在屬水平未分類的子囊菌門內生真菌受環境因素的影響。受銀中楊不同器官影響的內生細菌有紅球菌屬(Rhodococcus)、根瘤菌屬 (Rhizobium)、紅微菌屬(Rhodomicrobium)、青枯菌屬(Ralstonia)、慢生根瘤菌屬(Bradyrhizobium)，真菌有Endosporium和屬水平上未分類的子囊菌門、革菌目、格孢菌目。

圖4 根中細菌和真菌群落的距離冗余分析(db-RDA)Fig.4 Distance-based redundancy analysis (db-RDA) of bacterial community(A) and fungal community(B) in root

圖5 內生細菌和內生真菌的核心菌群Fig.5 The core communities of endophytic bacteria and endophytic fungi

表4 種植地點和植物器官對核心內生菌結構的影響Tab.4 Plant locations and compartments effect on the endophytic structure

2.7 指示種分析

為了支持在OTU水平上克氏秩和檢驗和Student T檢驗的結果，并進一步確定銀中楊不同器官間以及不同地點間內生菌群落差異是由哪些OTU決定的。運用指示物種分析，確定OTU和銀中楊不同器官以及不同生長環境之間的相關性。內生細菌中分別獲得了根和莖中的119和31個指示OTU。大慶、北京和齊齊哈爾3個地點的根中分別獲得了23、8、8個指示OTU，莖中僅在大慶地區得到1個指示OTU。內生真菌中，分別獲得了根和莖中的4和5個指示OTU；3個地點的根中分別獲得了6、2、1個指示OTU，莖中僅在北京地區得到1個指示OTU。當去除了相對豐度<1%的OTU之后，共確定了7個根內生細菌指示OTU：Actinophytocola、游動放線菌屬(Actinoplanes)、假諾卡氏菌屬(Pseudonocardia)、紅微菌屬、鏈霉菌屬(Streptomyces)、貪噬菌屬(Variovorax)(P<0.01)和慢生根瘤菌屬(P<0.05)；5個莖內生細菌指示OTU：雙歧桿菌屬(Bifidobacterium)、紅球菌屬(P<0.01)、小桿菌屬(Dialister)、糞桿菌屬(Faecalibacterium)和微球菌屬(Micrococcus)(P<0.05)。大慶和齊齊哈爾地區各1個指示OTU：Actinophytocola、Acidibacter(P<0.05)，均位于根中。3個地點的莖中均無相對豐度>1%的指示OTU。同時，還確定了2個根內生真菌指示OTU：小球腔菌屬和Ilyonectria(P<0.01)；3個莖內生真菌指示OTU：格孢腔目、鏈格孢屬(Alternaria)(P<0.01)和Endosporium(P<0.05)。大慶地區5個指示OTU：木霉屬(Trichoderma)、口蘑屬、錘舌菌綱、革菌科和子囊菌門(P<0.05)；齊齊哈爾地區1個指示OTU：隱球菌屬(Cryptococcus)(P<0.05)位于根中。北京地區1個指示OTU：Neosetophoma(P<0.05)位于莖中(表5)。

2.8 UpSetR分析

為了全面展示不同銀中楊器官之間、不同種植地點之間內生菌OTU的分布，用R程序包(UpSetR)計算了各個樣本中特有的和共有的OTU。結果表明，內生細菌中有51(3.30%)個OTU被6組樣本共有。根內生細菌中有56(3.63%)個OTU為3個地點共有，北京和大慶地區擁有最多的共有OTU：105(6.81%)。莖內生細菌中有29(1.88%)個OTU為3個地點共有；北京和齊齊哈爾地區擁有最多的共有OTU：37(2.40%)。6個組單獨特有的OTU占了總OTU數的大部分(4.54%～15.44%)；其中根中特有OTU的數量大于莖(圖6A)。內生真菌OTU的分布與細菌相似，有1(0.42%)個OTU被6組樣本共有。根內生真菌中有4(1.67%)個OTU為3個地點共有，北京和大慶地區擁有最多的共有OTU為11個(4.58%)。莖內生細菌中有2個(0.83%)OTU為3個地點共有。6個組單獨特有的OTU占了總OTU數的2.92%～29.17%；其中根中特有OTU的數量大于莖(圖6B)。

表5 指示種分析①Tab.5 Indicator species analysis

①*:P≤0.05;**:P≤0.01;***:P≤0.001。

圖6 樣品中內生菌OTU的upset分析Fig.6 Upset analysis of endogenous microorganisms in samples

3 討論

3.1 環境因素對銀中楊內生菌群落的影響

土壤鹽分含量、pH值和溫度等環境因素對內生菌群落有顯著影響(Podolichetal.,2014;Whitakeretal.,2018;Lozuponeetal.,2007;Yaishetal.,2016b;Thiemetal.,2018)。目前植物內生菌的研究多集中于草本植物，木本植物內生菌的研究相對較少(Kesarietal.,2013;Rozeketal.,2018)。本研究中，北京、大慶和齊齊哈爾3個地點的銀中楊根內生菌群落都可以明顯的區分，而莖內生菌卻無法分離(圖2)。在糯米(Alnusglutinosa)(Thiemetal.,2018)與海棗(Phoenixdactylifera)(Yaishetal.,2016a)內生菌的研究中也發現這一類似的現象。本研究中，在不同地點的銀中楊中，pH值、土壤有機物(SOM)含量和鉀含量顯著影響內生菌群落(圖4，表3)。這一結論與前人的研究結果相一致(Marschneretal.,2005;Lauberetal.,2009;Ishidaetal.,2009;Shakyaetal.,2013)。特別是Hartman等(2008)發現土壤pH值是土壤細菌群落變化的最佳預測因子，在門水平上，土壤中酸菌和放線菌的豐度隨著pH值梯度的變化而改變。離海岸線80 m的連續樣帶上森林中的研究表明，沿著樣帶的植被和微生物群落與土壤有機質含量有較強的相關性(Meril?etal.,2010)。

銀中楊根內生細菌主要以γ-變形菌綱和α-變形菌綱為主，酸桿菌門也有高水平的分布(Gotteletal.,2011;Shakyaetal.,2013)，本研究發現銀中楊內生細菌群落主要由放線菌綱(相對豐度～50%)，β-變形菌綱(～10%)，α-變形菌綱(～10%)和γ-變形菌綱(～5%)組成(圖3A)。α-變形菌綱在鹽堿地區(大慶)銀中楊根中豐度更高，而這些菌已被證明與植物抵御逆境脅迫有關(Go?biewskietal.,2014;Thiemetal.,2018)。在非鹽堿地區(齊齊哈爾)，γ-變形菌綱有更高的豐度，這可能與土壤有機質含量有關(Shakyaetal.,2013)。在細菌的屬水平上，慢生根瘤菌屬和青枯菌屬在齊齊哈爾地區的根中有較高的豐度(表4)。有研究發現慢生根瘤菌具有清除和降解污染物砷、二胺和環丙沙星的能力(Luetal.,2018;Zhangetal.,2018);青枯菌屬是伯克氏菌科的細菌，能通過生產含硫的抗真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提高土壤的抑菌作用(Carrionetal.,2018)。在大慶地區銀中楊的根中比莖中有更多的根瘤菌屬細菌，根瘤菌屬是豆科植物常見的共生細菌 (Azariasetal.,2015)，但在玉米、水稻和燕麥(Avenasativa)(Antounetal.,1998)等非豆科植物存在，從生長在重金屬污染地區的木本植物白樺(Betulaplatyphylla)和榿木(Alnuscremastogyne)的根中分離(Zlochetal.,2016)。

在本研究中，銀中楊根內生真菌群落以座囊菌綱、傘菌綱、子囊菌綱和銀耳綱為主。莖內生真菌主要以座囊菌綱為主(圖3)。本研究結果與前人在美洲黑楊(Populusdeltoides)中的研究結果一致(Shakyaetal.,2013)。鹽堿地區(大慶)銀中楊根中子囊菌門豐度達到53.49%，顯著高于其他2個地點，有研究已證明子囊菌門在鹽堿地土壤中有高豐度的分布，且與土壤堿解氮相關性最大(王艷云等，2016)。小球腔菌的活性次級代謝產物具有抗真菌、酶抑制及植物細胞毒活性等多種生物學活性(劉叢叢等，2017)。小球腔菌屬在北京地區根中相對豐度較高(22.71%)，這可能是由于北京地區并非銀中楊的適生區而引起的。

3.2 銀中楊根與莖內生菌群落的生態位差異

本研究評估了銀中楊不同器官中內生菌群落的差異，發現內生菌的豐度因器官而不同，根比莖具有更高的豐度，這些結果與內生菌定殖的基本觀點一致。土壤中根際微生物群落豐富，部分細菌可主動或被動移動通過內皮層和中柱鞘，到達木質部導管，最終在植物體內定殖(Hardoimetal.,2008;Compantetal.,2009)。采用PCoA和層次聚類分析比較細菌和真菌群落結構發現，內生細菌和內生真菌在綱和屬水平上都嚴格根據植物器官聚類。這種生態位的差異在楊樹(Populustremula×Populusalba)(Beckersetal.,2016)、仙人掌(Opuntiastricta)(Fonseca-Garcíaetal.,2016)、柳(Salixbabylonica)(Tardifetal.,2016)均有報道。本研究中，根和莖中分別有約13%和6%的獨有細菌OTU，約20%和6%的獨有真菌OTU，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植物微環境或生態位(根和莖)中存在相關的生物和非生物梯度，如可溶性有機化合物的有效性等(Bulgarellietal.,2013)。

在屬水平上，根系內生細菌群落以鏈霉菌屬、慢生根瘤菌屬和根瘤菌屬為主；莖內生細菌群落以紅球菌屬和青枯菌屬為主。這些細菌已在許多植物中被發現，可能對植物的健康和生長有益(華茍根等,2003;Ulrichetal.,2008;Yuetal.,2015;Liuetal.,2017)。這種根內生鏈霉菌屬、慢生根瘤菌屬和根瘤菌屬的分布模式使得根與根際微生物種群達到最大限度的接觸和相互作用(Singhetal.,2018)。有研究表明，紅球菌屬的成員之一帶化紅球菌(Rhodococcusfascians)是一種致畸植物病原菌，通常與細胞分裂素有關，并且能通過吲哚-3-丙酮酸(IPyA)途徑產生吲哚乙酸(IAA) (Vandeputteetal.,2005)。青枯菌屬為伯克氏菌科細菌，在伯克氏菌科的基因組中，參與芳香族化合物降解的基因多達30個，為環境中有機污染物的降解提供了合適的途徑和微生物(Perez-Pantojaetal.,2012;Lunsmannetal.,2016)。內生真菌Endosporium和格孢菌目在莖中占優勢，而根中以子囊菌門和革菌目為主。Endosporium屬于Myriangales，已有研究者從楊樹(Populusspp.)的芽和嫩枝中分離得到(Tsunedaetal.,2000;2008)。革菌目的所有真菌都是外生菌根，與植物的根形成互惠互利的關系(Hibbettetal.,2007)。

4 結論

銀中楊根內生細菌和真菌群落結構取決于土壤的pH值、有機物含量和鉀含量；而氮、磷含量并不是解釋銀中楊根內生微生物群落差異的重要因素。即使在不同的環境條件下，莖干中的微生物群落可保持穩定。此外，證實了在根和莖中的微生物群落生態位分化，每個植物器官代表了一個微生物群落的獨特生態位。最后，確定了與銀中楊不同器官和不同環境條件相關的指示OTU和核心微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