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來者劣勢與海外并購企業的生產率提升

一 引 言

在新一輪全球化競爭背景下，為快速獲取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發展中國家的資源稟賦以及全球市場份額，海外并購已成為新興經濟體企業對外投資和實現國際化擴張的重要戰略選擇。然而，新興經濟體企業的海外并購并非一帆風順。并購后企業面臨的問題主要是：兩個不同國家背景、不同文化信仰、不同語言溝通的磨合；進而產生大量本地企業不需要承擔的搜集信息、建立和維護網絡關系、提升東道國對企業合法性認知等成本。因此，“外來者”這個身份可能會對企業并購后的生產率提升產生負面影響，包括在東道國需承擔的因地理距離所帶來的不熟悉成本、制度距離和文化距離帶來的關系成本及歧視成本。這種國際化擴張中由合法性缺失和信息不對稱等因素帶來的額外成本被稱為外來者劣勢(Zaheer，1995)[1]。近年來，學者們針對外來者劣勢展開了一些研究，Johanson和Vahlne(2009)[2]指出，根據烏普薩拉模型(1)烏普薩拉模型是Johanson和Vahlne提出的漸進式企業國際化理論，模型認為企業所經歷的國際化過程一般如下：偶然的出口、代理出口、建立海外銷售機構、海外直接生產，即企業的國際化也是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同時，企業對外投資受到“心理距離”的影響，如語言、教育、商業慣例、文化和工業發展上的差異等。，跨國企業在與其文化差異較小的東道國所面臨的外來者劣勢更低。同時，跨國企業可以通過模仿來實現行為趨同，以提高企業在東道國的合法性(Wu和Salomon，2016[3]；陳立敏等，2016[4])。企業還可以針對不同東道國使用保護合約、母公司控制和標準輸出等進攻戰略，或網絡建立、資源承諾、本地化融合等防守戰略來減輕外來者劣勢(Sofka和Zimmermann，2005)[5]。

以上研究大多針對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關于新興經濟體后發企業在國際擴張中面臨的外來者劣勢的相關研究尚不多見。此外，海外并購對企業績效影響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市場份額、財富效應、銷售收入等財務指標和市場指標(Ahammad et al.，2016[6]；閆雪琴和孫曉杰，2016[7])，探究海外并購與生產率關系的文獻偏少。這種研究狀況凸顯了從外來者劣勢視角研究海外并購與生產率關系的必要性。事實上，生產率是衡量企業發展狀態的關鍵指標，亦是企業競爭力的重要源泉，相比于績效指標，更能聚焦于企業海外并購帶來的經濟效應。生產率在長期幾乎意味著一切(Krugman，1998)[8]，明晰外來者劣勢對海外并購企業生產率提升的影響機制具有重要意義?；诖?，本研究以中國企業為研究對象，將外來者劣勢劃分為合法性缺失與信息不對稱兩個維度，以制度距離、文化距離以及地理距離作為合法性缺失與信息不對稱的替代變量，探討在新興經濟體企業海外并購中，外來者劣勢對其生產率的影響，以及在不同組織學習模式、內部吸收能力等情境下，外來者劣勢對企業生產率影響的差異，并從組織學習視角，進一步探究企業國內投資、國際化經驗以及企業出口對外來者劣勢負面效應的克服和調節效應。

二 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一)海外并購與企業生產率

海外并購主要通過三條路徑作用于企業生產率。一是技術尋求。根據《2018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存量穩居全球前三，科技、媒體和通信產業連續5年成為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宗數最多的行業，占2018年總額近六成，這表明中企并購交易的動因正在從獲取生產資料向獲取戰略資源轉變。根據Solow(1956)[9]提出的外生經濟增長理論和Romer(1986)[10]提出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技術進步可以有效推動生產率的增長，新興經濟體企業通過海外并購可以快速獲取發達東道國目標企業的技術、人力等關鍵資源，為企業技術進步奠定良好的基礎(Kafouros et al.，2012)[11]，特別是通過并購目標企業，海外子公司可以進一步與東道國其他主體(科研機構、大學、企業等)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聯系，獲得更多的外部資源或技術溢出，并將外部知識逆向轉移至母公司，有效增強母公司的技術優勢；其次，企業內部的知識共享機制推動了并購雙方顯性與隱性知識的重新組合，有助于打破組織慣性和固有的思維方式，推動企業的激進式創新(Zahra和George，2002)[12]，進而以創新驅動企業生產率的提升。二是資源整合和優化配置。從微觀層面來看，海外并購伴隨著并購雙方企業的重組和調整，根據要素流動規律，生產要素會由低生產率部門流向高生產率部門，進一步優化配置企業內部資源，促進企業生產率提升(文明等，2019)[13]。在中觀層面，海外并購有助于整合產業鏈上下游的生產要素，在生產、物流、銷售等環節發揮協同效應、實現優勢互補，例如利用目標企業在東道國成熟的銷售渠道可以幫助主并企業迅速拓展海外銷售網絡，降低市場風險和營銷成本，在短時間內實現海外市場擴張。三是完善管理機制。辯證地吸收、借鑒目標企業先進的管理機制和經驗有助于改善企業內部的經營環境，進而提升企業生產率。

(二)外來者劣勢與海外并購企業生產率

海外并購是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和擴張的重要方式。企業進入國外市場投資可以為跨國企業帶來收益，但這種擴張也伴隨著相對于東道國本土企業的劣勢。Hymer(1976)[14]首次提出“海外經營成本”的觀點來表示跨國企業在海外擴張中承擔的額外風險及成本。相比于本土企業，跨國企業獲取東道國市場信息、深入了解國家環境的難度較大，還需要面對額外的外匯風險。Zaheer(1995)[1]將這種現象以外來者劣勢的概念引入，并指出在海外擴張交易中，由母國與東道國之間在法制規范、文化習俗、商業慣例、相關利益者偏好以及行為模式等差異所帶來的合法性缺失和信息不對稱是外來者劣勢的關鍵形成因素， 這種外來者劣勢會影響海外并購企業的生產率。

1.合法性缺失與海外并購企業生產率

合法性(Legitimacy)在廣義上具有權利、理性、正義、公平等自然法的概念。以經驗層面而言，合法性表現為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與尊重。既定組織的相關者群體是合法性的本源，組織必須與環境互動才得以生存(Zimmerman和Zeitz，2002)[15]。因此，取得東道國消費者、政府等利益相關群體的認可、獲得東道國合法性是跨國企業國際化擴張的重要議題。合法性缺失是外來者劣勢的重要來源之一(Kostova和Zaheer，1999)[16]?？鐕髽I在東道國面臨的合法性缺失將導致額外的歧視成本和關系成本。

歧視成本來源于三個方面：一是政府層面，合法性缺失將阻礙跨國企業取得東道國監管機構的核準認證，或者東道國政府出于對當地產業的保護政策，從稅制、企業運營規則、法律限制等方面對外來企業制定“不平等條約”，這些均會阻礙跨國并購企業在東道國獲取資源、技術和知識，進而影響企業生產率的提升。二是制度層面，制度是一套涉及國家政治、法律規制和社會規范等各方面的博弈系統，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制度差異將增加跨國并購企業在東道國經營中為獲得制度合法性而產生的額外成本，獲得制度合法性的過程耗時耗力，勢必會阻礙企業整體經營效率的提升；三是消費者層面，不符合東道國市場規則或民族主義等因素會加劇跨國企業所承受的歧視成本，跨國企業需要耗費額外的人力、物力開發和維護與消費者之間的關系，以弱化消費者對“外來者”的固有偏見。

企業并購后需處理更多關系交錯復雜的東道國社交網絡，網絡的維系和交涉將使企業支付關系成本?？缥幕?、跨制度的管理使企業之間的對話產生隔閡，在技術或知識的轉移上出現代溝；過高比率的組織冗余使企業配置效率低下，企業的資源無法有效利用；跨文化管理會導致跨國企業承擔更高內部治理成本，受外來者身份的影響，企業需要花費比當地企業更多的時間、精力和成本與東道國消費者、政府、供貨商溝通，這可能會影響企業整體經營效率。

借鑒杜曉君等(2014)[17]的研究，本文用外在環境的制度距離和內在價值觀的文化距離測度合法性缺失。由于各國家之間存在不同的制度環境與文化價值觀，使社會或區域之間形成差異，造成海外并購企業與東道國相關利益者之間的“距離”。此距離是使跨國企業承受歧視成本與關系成本的合法性問題的主要來源。由此，提出假設：

H1：合法性缺失對海外并購企業的生產率提升產生負向影響。

2.信息不對稱與海外并購企業生產率

形成外來者劣勢的另一個關鍵因素是信息不對稱。海外并購企業不熟悉東道國市場環境、目標企業，東道國企業、消費者等對并購企業也缺乏深入了解，雙方的信息缺失容易使東道國利益相關者對并購企業充滿質疑和誤解，進一步加劇溝通障礙和隔閡，因此并購雙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是妨礙交易順利進行以及導致并購績效較差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了解目標企業的相關信息有助于跨國企業正確評估目標企業價值和并購后對目標企業的整合，從而降低逆選擇風險(張娟等，2017)[18]。

地理距離是信息不對稱的主要來源(Ragozzino，2009)[19]，地理鄰近便于組織雙方傳遞隱性信息和內部交流，有助于降低并購決策的信息收集成本，促進并購后雙方之間的良好合作。反之，地理距離的增加將會影響溝通效率，加深跨國并購進程中的信息不對稱水平。信息不對稱程度的加劇將對跨國并購的進程和后續發展帶來負面影響，企業的整體管理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隨之下降。一方面，由于需承受本土企業不需負擔的不熟悉成本，并購企業評價目標方價值與管理目標方資產變得更加困難，運作效率下降；另一方面，隨著地理距離的增加，越遙遠的企業其信息溝通能力越差，在企業整合過程中，必須支付更多的時間、交通和管理成本進行溝通，額外的成本將對并購企業的經營效率產生負面影響。因此，本文以地理距離作為信息不對稱的測度方式，提出假設：

H2：信息不對稱對海外并購企業的生產率提升產生負向影響。

(三)調節因素的影響

企業海外并購存在外來者劣勢，從而對其生產率提升產生負面影響，但這種外來者劣勢的負面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減弱的。以往研究表明，企業的特殊資源、管理技巧、學習能力、經驗等皆能有效降低外來者劣勢傷害(Zaheer，1995[1]；Sethi和Guisinger，2002[20])。本文基于組織學習視角，探討跨國企業如何通過組織學習來減弱外來者劣勢對海外并購企業生產率的負向影響。

組織學習是企業與外部環境變化之間不斷調適的行為，是企業運用更佳的知識和理解能力不斷提升績效的動態過程(Crossan et al.，1999)[21]。本文將影響外來者劣勢與海外并購企業生產率提升的因素分為國內市場的學習和海外市場的學習兩個方面。首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企業在跨國并購的同時增加國內資產投資，可以更好地吸收和利用從目標企業所獲得的管理經驗、組織、技術或知識優勢，獲得更多的潛在學習效益，從而減少外來者劣勢給生產率帶來的沖擊。因此，國內市場方面，本文考慮將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視為企業增強內部學習能力的方式。其次，Dunning(1979)[22]的折衷理論認為，經驗構成一種特定的所有權優勢。如果企業海外經營經驗豐富，對于海外市場的制度和文化十分了解，那么就會一定程度上減少其外來者劣勢。所謂經驗，即是從已發生的事件中獲取知識。企業在國際化過程中“做中學，學中做”，通過不斷學習積累豐富的經驗。本文考慮兩種不同的海外經營學習經驗，一是企業國際化經驗，二是企業出口。

1.國內投資的調節

經濟增長理論和國際貿易理論皆強調了資本在新知識的傳播和運用中具有重大作用(Eaton和Kortum，2001[23]；Saggi，2002[24])。技術進步是生產率的動源之一，其往往體現于大量新資本的投入。缺乏新資本投入的企業將難以吸取新知識和技術帶來的好處，例如，為了善用新的信息技術和通訊，就需要投入新的服務器和基礎設備；行政、管理設備的投入有助于提高組織管理的效率和實踐。當海外并購企業在國內有較高水平的技術設備和管理效率時，東道國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尊重和認同感將會提升。先進的技術設備會讓東道國合作方認同企業的運營能力和合作研發實力；企業對硬設備等資本的投入意愿顯現了企業對新技術和新知識的追求，強烈的目標導向會降低東道國合作方對外來企業的不信任感，弱化東道國利益相關者對“外來者”的歧視態度和抵觸情緒，進而減弱合法性缺失對生產率的消極影響。

此外，海外民眾對外來企業的產品和服務的認知往往比較片面和局限，提升國內投資也有助于提升企業的海外知名度，降低東道國利益相關者對企業不熟悉程度，克服雙方的溝通障礙，即國內投資也有助于削弱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外來者劣勢的消極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假設:

H3a：海外并購企業的國內投資越多，越能減輕合法性缺失對企業生產率提升的負向影響。

H3b：海外并購企業的國內投資越多，越能減輕信息不對稱對企業生產率提升的負向影響。

2.國際化經驗的調節

豐富的國際化經驗能幫助企業克服外來者劣勢(Hsu et al.，2015)[25]。并購企業在東道國缺乏社會和文化內嵌性導致的外來者劣勢成為一種隔離機制，而企業國際化的深入和經驗的累積有助于并購企業降低這種隔離機制帶來的成本。每一次國際化擴張中，企業從適應東道國環境差異的過程中進行系統式的學習，進而提升企業適應陌生制度、文化環境的能力，能夠更加高效地獲取東道國監管者、本土企業及消費者的認同。而且，豐富的國際化經驗有利于提升“外來者”的親和力、樹立積極的正面形象。

此外，豐富的國際化經驗為并購企業獲取目標企業及其所在東道國相關信息和資源提供了便利，降低了并購企業信息搜集成本和難度，有助于企業更為客觀地評估國際化機遇，防范目標企業機會主義行為引發的不確定性風險，使國際化行為更加理性。同時，擁有豐富國際化經驗的并購企業相對而言更為活躍，有助于彌補東道國利益相關者對“外來者”的認知不足。因此，本文提出假設：

H4a:海外并購企業的國際化經驗越豐富，越能減輕合法性缺失對企業生產率提升的負向影響。

H4b:海外并購企業的國際化經驗越豐富，越能減輕信息不對稱對企業生產率提升的負向影響。

3.企業出口的調節

傳統國際經濟理論說明，企業遵循先出口再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國際化模式。出口規模越大，企業對國際市場環境和信息的了解往往就越深刻，即企業出口行為存在“學習效應”假說，Lin (2015)[26]的研究驗證了這一結論：中國企業出口每擴張1個百分點，企業生產率平均提高約0.04個百分點，出口可以提高企業的生產率。企業出口提供了一種熟悉東道國制度環境、深入理解宗教、習俗等文化體系的渠道。東道國的貨物交易為并購企業提供了深入學習關于東道國貿易法規法令、人文風俗習慣、宗教文化習俗等相關知識的機會，使企業對東道國社會規范、價值取向等有更多的互動和了解。另外，出口商品有助于消除東道國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偏見和疑慮，降低合法性缺失。

此外，出口使并購企業的市場認知能力大大提升，降低了進入新環境的知識構建成本及認知難度。另一方面，由于對跨國企業產品的不熟悉，東道國民眾存在明顯的本土化偏好，以往的出口實踐有助于克服東道國民眾對跨國企業產品和服務的信息缺失，降低東道國利益相關者的逆向選擇傾向。因此，本文提出假設:

H5a:海外并購企業的出口程度越高，越能減輕合法性缺失對企業生產率提升的負向影響。

H5b:海外并購企業的出口程度越高，越能減輕信息不對稱對企業生產率提升的負向影響。

三 研究設計

(一)樣本及數據選取

本文選取2008-2015年在海外完成并購行為，并在中國上海、深圳交易所上市之中國企業為研究樣本，其中包括152家企業所完成的197起海外并購事件。所有海外并購事件樣本源自于Zephyr全球并購交易分析庫及Wind經濟數據庫。首先，基于Zephyr數據庫和Wind數據庫中公布的2008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中國企業發起的海外并購事件，限定并購方為上市企業，并購交易狀態為完成，然后剔除不同會計準則的金融投資及保險行業、目標方企業所在地為香港、澳門及避稅天堂、中國并購方股權低于30%等條件的海外并購事件，最終獲得152家中國上市企業197個有效的海外并購案件樣本。

(二)變量定義與測量

1.被解釋變量——海外并購企業生產率(diLP)

勞動生產率衡量了組織將投入轉換為產出的內部效率,與股票價格或會計利潤相比，生產率更加綜合、完整，更能反映并購的運營效果。再者，生產率指標不受會計金融政策影響，更利于進行跨行業和跨國別的比較。本文參考Bertrand和Capron(2015)[27]的研究，采用企業增加值除以雇員人數來測量勞動生產率(Labor Productivity，縮寫為LP)，其中，企業增加值由總收入扣除非勞動投入成本計算得出。為了凸顯企業海外并購前后的生產率變動，本文采用生產率變動百分比(diLP)作為被解釋變量。數據主要從國泰安數據庫取得，生產率變動百分比具體公式如下：

(1)

2.解釋變量——外來者劣勢(LOF)

外來者劣勢是一個較為概念性質的立論，如何準確度量外來者劣勢仍無標準方式。本研究參考杜曉君等(2014)[17]的研究，使用制度距離與文化距離表示中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合法性缺失，以地理距離表示信息不對稱。

(1)制度距離(ID)

制度作為國家社會運作的游戲規則，密切地影響企業市場活動行為、過程和結果，在海外并購中，制度角色至關重要。制度體系因各國的歷史背景、殖民經歷等因素而存在差異，這些差異將會直接影響企業海外并購對東道國知識、技術和資源的可獲取性以及海外活動的風險、收益與成本。世界銀行使用世界治理指數(WGI)衡量215個國家的制度環境，具體分為六個維度：法治水平、腐敗控制、監管質量、政府效能、政府穩定以及言論自由權利，世界治理指數得分越高表示制度環境越好。本文采用東道國的世界治理指數評分與中國的評分相減后的絕對值來衡量兩國的制度距離，數值越大代表東道國和中國之間的制度距離越大。

(2)文化距離(CD)

根據Hofstede(1980)[28]的文化差異理論，不同國家(地區)在文化上的差異將深刻影響組織的整體行為，各國企業有著截然不同的企業文化特征，因此不同國家文化背景下的企業并購將存在不同程度的協同效應以及沖突。本文選取Hofstede(1980)[28]研究中的四個基本文化維度：權力距離指數、個人主義、不確定性規避指數和男性化/女性化主義指數的各項分數值，并借鑒Kogut和Singh(1988)[29]的計算方法得出兩國的文化距離。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2)

CDfc表示東道國f與中國c整體文化差異，Iif與Iic分別表示東道國和中國在文化維度i上的值，Vi表示全部樣本國家文化維度i的方差。

(3)地理距離(GD)

地理距離會影響信息傳遞的有效性，信息會在傳遞的過程中失真，并購企業雙方搜索和整合信息的成本也將上升。因此，本文使用地理距離來衡量信息不對稱，即通過地圖經緯度測算中國首都北京與各目標企業所在的東道國首都之間的直線距離(洪進等，2017)[30]。

3.調節變量

(1)國內投資(Invest)。借鑒Bertrand和Capron(2015)[27]的研究，本文采用海外并購企業投資于當年固定資產與期末固定資產總額的比值來測量國內投資，數據從國泰安數據庫獲取。

(2)國際化經驗(Inter)。參照Hsu et al.(2015)[25]的研究，通過手動整理樣本企業年報，用并購年度前一年年報中披露的海外子公司總數目來衡量國際化經驗。并購年度前一年的海外子公司數目越多代表企業的國際化經驗越豐富。

(3)企業出口(Export)。參考蔣冠宏(2017)[31]的研究，使用企業年度報告中所披露的出口收入占總營業收入的比值表示企業出口率。數據主要從國泰安數據庫和手工搜索企業年報獲取。

4.控制變量

(1)企業規模(Size)，采用企業海外并購年度的員工人數來測量企業規模。數據從國泰安數據庫獲取。

(2)交易金額(TA)，從Zephyr數據庫和Wind數據庫中獲取企業海外并購所支付的交易金額信息，并依照海外并購年度的年匯率，將所有海外并購交易幣種轉換為人民幣計價。

(3)資本密集度(CAPINT)，企業的資本密集度越高，往往越有條件創造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本文以企業固定資產凈額和員工人數的比值來測量資本密集度，數據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

(4)資產負債率(DAR)，資產負債率指標反映企業的舉債經營能力。資本風險過高往往會對企業生產率產生消極影響。本文以海外并購企業的負債總額占資產總額的比值來測量資產負債率，數據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

(5)研發投入(RD)，研發投入是衡量企業在科技創新方面投入程度的重要指標，本文通過手工查詢年報獲取這一數據。

四 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各變量的描述統計結果如表1所示。從表1中可以看出， VIF皆遠小于10，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絕對值較小且顯著性較低，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的概率較小。

表1 描述性統計分析

注：*、**、***分別表示在10%、5%、1%水平顯著。

(二)海外并購對企業生產率的影響

海外并購是否能夠帶來生產率的顯著提升？為了驗證這一問題，本文通過配對樣本T檢驗，將海外并購當期生產率(LPt)、后一期生產率(LPt+1)、后兩期生產率(LPt+2)與海外并購前一期的生產率(LPt-1)進行對比，驗證企業海外并購后生產率是否得到顯著提升。如表2所示，LPt、LPt+1、LPt+2與LPt-1的差值平均數全部顯著大于0，這說明：海外并購確實能顯著提升企業生產率，而且這種對生產率的提升作用具有持續性。同時，從并購當期到并購后兩期，企業生產率與并購前一期生產率的差值平均數越來越大，這是由于海外并購對生產率的促進作用存在滯后效應，海外并購需要經歷一個整合和協調的過程，隨著時間的推移，海外并購的價值有逐漸增強的趨勢。

表2 海外并購生產率差值的配對樣本檢驗

注：企業生產率(LP)=企業增加值/雇員人數，單位為萬元/人。

(三)外來者劣勢與海外并購企業生產率的主效應實證檢驗

1.基于總體樣本的回歸分析

首先從制度距離、文化距離和地理距離三個維度檢驗外來者劣勢對海外并購企業生產率的影響，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外來者劣勢與海外并購企業生產率的OLS回歸結果

注：括號中為t值,*、**、***分別表示在10%、5%、1%水平顯著。

模型(1)和模型(2)表明，制度距離(ID)和文化距離(CD)均對海外并購企業生產率有顯著的負影響，假設1成立。模型(3)結果顯示地理距離(GD)對海外并購企業生產率的提升有正向作用，但系數并不顯著，假設2不成立。這與以往研究地理距離產生負向顯著影響的研究不同(杜曉君等，2014)[17]，可能是由于科技日新月異下，信息技術的發展打破了國與國之間信息傳遞的枷鎖，大大削弱信息傳達限制，地理距離所帶來的信息鉗制作用已不如以往。

控制變量中，企業規模、并購金額和資本密集度對海外并購企業的生產率呈正向影響，資產負債率對企業生產率的影響不顯著，但是研發投入對生產率的影響為負，這可能是因為企業對研發的大量投入在一定程度擠占了企業對其他如固定資產的投資，從而對企業生產率造成了負面影響。

2.基于不同組織學習模式的分組檢驗

海外并購活動是新興市場企業通過組織學習實現技術和效率追趕的重要戰略途徑。組織學習可分為探索式學習和利用式學習兩種基本模式，不同組織學習模式下，外來者劣勢對海外并購企業生產率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本文將以獲取戰略性資產或開展海外研發為動機的并購事件劃分為探索式學習，以取得東道國市場、自然資源等為動機的并購事件劃分為利用式學習?；谏鲜鰞煞N組織學習模式，對海外并購企業樣本的分組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比較模型(1)和模型(5)，模型(1)中制度距離(ID)的系數顯著為負，模型(5)中制度距離的系數為負但不顯著，表明探索式學習比利用式學習更有助于減輕制度距離帶來的外來者劣勢。比較模型(2)和模型(6)，模型(2)中文化距離(CD)的系數顯著為負，模型(6)中文化距離的系數為負但不顯著，也表明探索式學習比利用式學習更有助于減輕文化距離帶來的外來者劣勢。探索式學習和利用式學習表現出來的這種差異，可能是因為，探索式學習下，海外并購企業更深地嵌入東道國網絡，能更深入地理解東道國的制度與文化環境，從而更好地實施本土化措施并有效改變消費者對跨國企業的誤解或偏見，進而更好地改善或減輕外來企業的合法性缺失問題。模型(3)和模型(7)則表明，無論是探索式學習還是利用式學習，對于地理距離(GD)帶來的信息不對稱劣勢均無顯著的減弱。

表4 基于組織學習模式的分組檢驗

注：括號中為t值,*、**、***分別表示在10%、5%、1%水平顯著。

3.外來者劣勢與海外并購企業生產率的調節效應檢驗

根據前述分析，進一步從外來者劣勢的三個維度分別檢驗國內投資、國際化經驗和企業出口的調節效應。

制度距離(ID)的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其中，模型(1)、模型(2)和模型(3)分別檢驗了國內投資(Invest)、國際化經驗(Inter)和企業出口(Export)三個變量的調節效應。結果表明，三個調節變量與制度距離的交叉項均顯著為正，表明企業增強國內投資、豐富的國際化經驗和出口實踐確實能提升東道國對并購企業的認可度，提高制度合法性，減弱制度距離帶來的外來者劣勢對企業生產率的負面影響。

表5 制度距離與調節效應的OLS回歸結果

注：括號中為t值,*、**、***分別表示在10%、5%、1%水平顯著。

文化距離(CD)的檢驗結果如表6所示。三個調節變量中，只有模型(1)國內投資(Invest)與文化距離的交叉項顯著為正，表明企業通過固定資產的投資，取得東道國利益相關者對其能力和實力的信任與認同，有益于減弱國家或地區間文化差異所帶來的外來者劣勢。但是模型(2)與模型(3)的結果表明，國際化經驗(Inter)與企業出口(Export)對于降低文化距離引致的外來者劣勢的負向作用并無顯著效果。

綜上，海外并購企業的國內投資能夠顯著減輕制度距離和文化距離帶來的合法性缺失對生產率提升的負向影響，假設3a成立。國際化經驗和企業出口能夠顯著減輕制度距離帶來的合法性缺失對生產率提升的負向影響，但緩解文化距離對生產率負向影響的調節效應并不明顯，假設4a、5a部分成立。

表6 文化距離與調節效應OLS回歸結果

注：括號中為t值,*、**、***分別表示在10%、5%、1%水平顯著。

最后檢驗各變量對地理距離帶來的信息不對稱劣勢的調節效應，如表7所示，地理距離(GD)的系數在各模型均正向不顯著，國內投資(Invest)、國際化經驗(Inter)、企業出口(Export)的調節效應均不顯著。這表明，空間距離帶來的溝通障礙已逐漸弱化甚至消失，不再是降低企業生產率的主要外來者劣勢來源，海外并購企業的國內投資、豐富的國際化經驗和出口實踐也不再對此具有調節效應。

表7 地理距離與調節效應OLS回歸結果

注：括號中為t值,*、**、***分別表示在10%、5%、1%水平顯著。

最后，將上述的調節交互項回歸結果繪制成調節效應圖。圖1的a和b分別為國內投資對制度距離和文化距離引致的外來者劣勢的調節作用，圖2和圖3分別為國際化經驗和企業出口對制度距離引致的外來者劣勢的調節作用。

圖1 國內投資的調節作用

圖2 國際化經驗的調節作用 圖3 出口程度的調節作用

五 研究結論及啟示

總結以上研究，得到以下結論：(1)合法性缺失導致的外來者劣勢對海外并購企業的生產率提升產生顯著負向影響。但由于信息技術與媒體產業的蓬勃發展，信息不對稱對中國海外并購企業生產率的影響并不顯著，地理距離帶來的信息障礙已不再是企業克服外來者劣勢對生產率消極影響需要考慮的主要因素。(2)國內投資能顯著弱化外來者劣勢對海外并購企業生產率的影響。國內投資是并購企業資本和能力的具體行為表現，可在一定程度克服制度和文化差異引致的合法性缺失帶來的外來者劣勢。(3)向外延伸的學習經驗可以有效減弱外來者劣勢對海外并購企業生產率的影響。國際化經驗以及企業出口都需要了解東道國制度及法規，建立海外子公司與出口有利于提升企業對東道國制度環境的適應力與學習力，豐富的海外學習經驗可以顯著緩解企業因制度距離帶來的合法性問題，但克服文化距離帶來的合法性缺失的效果并不明顯。

上述結論對我國企業進行海外并購活動有一定的實踐價值與啟示：第一，企業在海外并購的同時應積極進行國內投資。新興經濟體企業在進入新的東道國市場時，因制度、文化差異帶來的誤解和沖突可能導致并購整合失敗，國內投資不僅展現了企業的資本實力和運營效率，更彰顯了企業對未來持續性發展的規劃和目標。因此，增進雙方的互信和認同，提升企業在東道國的合法性地位，有益于降低并購的整合難度和溝通成本，提高海外并購企業生產率。第二，企業進行海外并購前應積極培養克服外來者劣勢的學習力。通過建立海外子公司或是出口的形式提前學習制度規范、建立東道國知識基礎，熟悉東道國與中國的制度及文化差異，從而依托豐富的國際化經驗合理規避新的并購事件中可能面臨的風險，降低海外并購中的不必要成本，減弱外來者劣勢對生產率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