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展理念的歷史超越與新時代意義

李紅松

摘要：經典現代化理論、依附論、世界體系論是比較典型且在特定時期影響較大的發展理論，但由于各自的局限而日漸褪色。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具有獨特的理論特質，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從“發展是硬道理”到科學發展觀再到新發展理念，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越來越高度濃縮，也越來越完善。新發展理念彰顯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新境界，克服了西方發展理論的種種弊端，實現了發展理論的歷史超越，為人類社會整體未來現代化的生成提供了無限可能，新時代堅持和落實新發展理念意義重大。

關鍵詞：新發展理念;發展理論;新時代意義

中圖分類號：? ? 文獻標志碼：A? ? ? ? ?文章編號：1008-2991（2020）02-005-014

發展理論的旨趣在于實現現代化，而幾乎所有關于現代化的理論也都是發展理論，因此，在這個意義上，發展理論是關于現代化研究的理論的同義語。有學者把關于現代化研究的理論分為十種，即“經典現代化理論、依附理論、世界體系理論、后現代化理論、生態現代化理論、反思性現代化理論、多元現代性理論、全球化理論、第二次現代化理論和綜合現代化理論”[1] 。本文主要選取經典現代化理論、依附理論、世界體系理論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闡明新時代中國發展理論的最新進展及其現實意義。

一、經典現代化理論

闡明經典現代化理論，先要弄清楚現代化或現代性的內涵。關于現代化或現代性的內涵，學界其實是有共識的?，F代化就是人類社會由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過程，由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的過程，理性化是“現代形而上學支柱”[2]?，F代性是現代社會的特征和屬性，它主要可以歸結到精神層面和制度層面，精神層面的現代性即理性、科學、主體性、自我意識等，制度層面的現代性是科層化、民主化等理性化的制度安排[3]。也就是說，人類社會現代化過程的確是人類社會工業化和理性化的過程，而且現代社會也確應具有上述現代精神和制度支撐。但是問題在于，現代化過程究竟是科學革命以來人類社會整體的急劇變動過程，還是落后國家追趕世界先進水平的過程？現代性究竟是發達國家社會各領域所呈現的共同特征，還是人類社會整體轉變為現代社會或向現代社會演進中所呈現出的總體特征？對這些問題的不同回答，直接關涉到對人類社會發展道路的認識，從而也構成了經典現代化理論與其他發展理論的關鍵區別所在。

經典現代化理論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在美國興起，以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過程為研究對象的一種發展理論。其研究方向涉及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多個學科，形成了西方學者研究發展中國家現代化問題的主流學派。以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等為代表的學者主要從經濟學方面進行研究，企圖從物質發展和工業化層面解釋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問題。1960年羅斯托在其代表作《經濟成長階段：非共產黨宣言》一書中，將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分為傳統社會、為起飛創造前提條件、起飛、走向成熟、高額的大眾消費等五個階段，除第一個階段外（這個階段以手工勞動為主，農業處于絕對主導地位，沒有現代科學技術）其余階段皆為經濟現代化階段。1971年他又在《政治和成長階段》中增加了一個屬于后工業社會性質的追求生活質量階段。他認為這六個階段既是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已經或正在經歷的階段，也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未來一定要經歷的階段。

亨廷頓總結了現代化過程有九個特征即革命性、復雜性、系統性、全球性、長期性、階段性、同質化、不可逆、進步性，著重從政治權威的合理化、政治結構的分離和政治參與的擴大等方面來解釋政治現代化。1968年他在其代表作《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指出，政治現代化不僅具有上述特征，而且它“涉及權威的合理化、結構的分離和政治參與的擴大等三個方面”[4] 。政治權威合理化是指全國性、世俗化、單一的政治權威取代各種傳統的、宗族的、種族的、宗教的政治權威，對內集中權力于公眾認同的國家立法機構手中，政治權力運行遵循既定法則，對外堅持國家主權，維護國家利益。政治參與擴大，是指社會主體的政治參與意識增強，政治參與渠道日益暢通，各政黨和團體參與組織日漸完善。政治結構的分離與政治參與的擴大相互作用，政治結構的分離促進了政治參與的擴大，而政治參與的擴大反過來又加速了政治結構的分離，進而推動了政治現代化的進程。

列維和帕森斯則從社會學角度分析現代社會和非現代社會的區別。1966年列維在《現代化和社會結構》中，總結了現代化社會和非現代化社會各自的特征。在現代化社會里，各種組織的專業化程度高，相互依存，非自足的;社會關系強調感情中立，倫理具有普遍主義性質;國家權力集權而非專制;市場發育較為成熟，商品流通便利;科層制組織發達;家庭規模變小、功能減少。而在非現代化社會里，組織的專業化程度較低，各種組織或團體分化不足，自足性強;傳統共同體內的社會關系較為緊密，具有強烈感性色彩，倫理是特殊主義，具有個別性質;無論是在帝國體制還是封建制下，國家權力都是專制型的;市場發育不成熟，商品流通不暢;組織多建立在個別關系基礎之上;家庭規模較大且功能多樣。帕森斯用先賦性與自致性、特殊主義與普遍主義、擴散性與專一性、群體取向與自我取向、情感性與情感中立性等五組模式變項對社會結構進行了類型學分析。在帕森斯看來，社會越進化發展，自致性、普遍主義、專一性、自我取向、情感中立性就會越占據主導地位，從而體現出現代社會的特征;而先賦性、特殊主義、擴散性、群體取向、情感性等傳統社會的特征則日益退居次要地位。此外，英格爾斯等對人的現代化問題進行了研究，認為現代人應具有不迷信權威、對新技術持開放態度、喜歡流動等特征。他還指出，“一個國家，只有當他的人民是現代人，他的國民從心理和行為上都轉變為現代的人格，這樣的國家才可真正稱之為現代國家。否則，……即使經濟已經開始起飛，也不會持續長久”[5]。而要想實現向現代人的轉變，必須重視科技和人文素質教育。

總體來看，經典現代化理論雖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但它主要是在孔德、斯賓塞、迪爾凱姆、滕尼斯、韋伯等人所闡發的社會變遷理論的基礎之上，以西方社會的現代化過程為原型和模板建立起來的，盡管布萊克、艾森斯塔德、茨阿波夫等對經典現代化理論做出了補充和修正，但很難說后者已經形成了一種“新的現代化理論”[6]，因為其仍未超出經典現代化理論的理論視域和理論取向。經典現代化理論盡管揭示了現代化或現代社會的一些帶有普遍性的原則或特征，但其把現代化與西化、“現代化觀念”與“美國觀念”[7]（P107）等同了起來，用西方的個別代替了人類的一般，因而具有濃重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F代化最早發生在西方，西方也走在了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前列，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這絕不意味著現代化就是西方化，也就是說，現代化絕不僅僅是指發達國家工業革命以來的社會變遷，而現代性也不僅僅是指發達國家社會各領域所呈現的共同特征。原因很簡單，僅僅西方國家并不能代表整個人類社會。經典現代化理論的錯誤之處就在于將西方的發展模式與經驗普遍化，把西方社會的內因或者說是“發展定勢”[8]強加到廣大發展中國家。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企圖使發展中國家走西方現代化道路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則是出自西方現代化理論家們的致命自負，他們沒有看到西方社會的內因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只是外因。而把西方的發展模式普遍化進而又意味著經典現代化理論所秉持的一定是一元單線歷史觀。這種歷史觀認為人類社會走向現代化的道路只有一條即西方國家已經走過或正在走的道路，現代化也就是廣大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沿著這條路追趕西方發達國家的過程。正如布萊克所聲稱的，“現代化是社會的變化，欠發達國家通過這樣的社會變化獲得了比較發達的現代工業社會的共同特征”[7]（P18）。這些理論家們根本沒有意識到現代化是科學革命以來人類社會整體的急劇變動過程，現代性是人類社會整體轉變為現代社會或向現代社會演進中所呈現出的總體特征，他們更沒有意識到廣大發展中國家各自的國情、歷史條件和文化背景恰恰是形成自身“發展定勢”的先決條件。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已經有力地證明了人類社會現代化的道路決非一元單線的，而是一元多線，即便如此，這個所謂“一元”的特征即現代社會的特征也只有到人類社會整體都邁進現代社會之后，才能夠更為清晰完整地呈現出來，比如“互惠”“共享”等就有可能成為未來人類總體現代性的特征，如果沒有“互惠”“共享”，很難想象人類社會能夠整體邁進現代社會。同時，在關于人的現代化的研究上，盡管英格爾斯的探討很有啟發意義，但同樣是由于的西方中心主義取向，他很難真切感受到物的世界的升值與人的世界的貶值之間的深刻沖突。至于后現代性理論或后現代主義則多是一種文化現象，是現代性的自我批判和內在超越，它仍孕育于西方現代性之中，其理論取向根本來講也仍是西方中心主義的。

二、依附論和世界體系論

依附論起源于上世紀60年代的拉丁美洲，它是以拉美經委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發展理論、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為重要思想來源，以拉丁美洲、非洲等不發達經濟體和國家為研究對象，以普雷維什所創立的中心—邊緣概念為核心，所形成的探討邊緣資本主義不發達狀態的一種發展理論。

“依附論之父”巴蘭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看到了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的對立，并指出并入資本主義體系的不發達國家會陷入依附狀態，要擺脫這種狀態，必須借助社會革命。幾乎同時，普雷維什提出了中心—邊緣概念，并提出和實施“進口替代工業化”“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試圖打破資本主義世界的中心—邊緣結構。他認為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即中心與邊緣之間的經濟關系是不平等的，生產初級產品的邊緣與生產成品的中心之間的貿易只會導致邊緣國家貿易條件的惡化，使其無法擺脫依附地位，因此必須改變現行的國際經濟秩序。普雷維什的努力盡管沒能如愿，但其中心—邊緣概念和思想被一批學者繼承和發展下來了，并經過弗蘭克、多斯桑托斯、阿明等人的發展最終形成了依附論。1966年弗蘭克發表了《不發達的發展》一文，系統闡發了發達與不發達的內在緊密關聯。他認為，作為“宗主”的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是因為其對作為“衛星”的不發達國家的剝削，而作為“衛星”的不發達國家之所以不發達正是因為對作為“宗主”的發達國家的依附，二者是“同一個歷史進程”[9]（P151）。多斯桑托斯則認為應把“不發達”與“未發展”區別開來，“未發展”是前資本主義狀態，而“不發達”是“資本主義的不平等性和聯合性的結果”[10]。弗蘭克也認為發達國家“過去雖然可能經歷未發展狀態，但是決沒有經歷過不發達狀態”[9]（P146）。阿明同樣認為，第三世界的邊緣資本主義是不可能有充分發展的，原因在于“中心”與“邊緣”是對立的兩極，“邊緣”不自主地通過外向性經濟不斷把剩余輸送到“中心”，“中心”則是自主地通過不平等交換、資本輸出、跨國公司實現資本積累。與巴蘭、普雷維什僅僅關注外部系統的影響不同的是，弗蘭克、多斯桑托斯、阿明等在吸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上，不僅鮮明地指出了“中心”對“邊緣”剝削的資本主義性質，而且在重視外部系統影響的前提下，也將關注點逐步移向了內部經濟結構的變革，即使他們各自提出的應對方案略有不同。雖然他們都重視社會主義革命，但弗蘭克、阿明更為贊同通過“脫鉤”來擺脫依附狀態，而多斯桑托斯則強調只有通過變革國內經濟結構和國際經濟體系才能有效擺脫不發達狀態。

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東亞和東南亞經濟的發展，導致了人們對現代化理論和依附論的反思，東亞和東南亞一些國家沒有完全按照經典現代化理論移植西方模式，但卻獲得了較快發展，一些國家的發展速度甚至超過了作為“中心”的發達國家，這種發展狀況在理論上催生了依附發展論和世界體系論?？ǘ嗨?、法萊托等以經濟發展狀況較好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為研究對象把依附論向前推進了一步，他們認為依附仍然存在，但依附與發展可以相互聯結，一些資本主義邊緣國家可以在依附中獲得一定程度的發展。與先前的依附論相比，卡多索的依附發展論更為關注邊緣國家自身及其內部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子系統狀況。在卡多索看來，依附發展中的依附具有如下特征：由于國內工業化性質、生產關系、階級關系存在差異，不同邊緣國家依附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后果也有較大差異;由于“中心”國家在技術、設備等方面的優勢，“邊緣”國家即使掌控了消費品的生產，依附仍不可避免;“邊緣”國家內部的階級對立和社會經濟不平等狀況在依附發展中將日趨惡化[11]?？ǘ嗨魍瑫r強調，并非每一個邊緣國家都可以實現依附發展，因為只有邊緣國家、國內本地資本、國際資本（跨國公司）三者聯合才能產生依附發展，而獲得依附發展的少數邊緣國家與其他邊緣國家的界限也會日漸顯現出來。

1974年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一卷）的出版標志著世界體系論的形成和創立。世界體系論借用了中心—邊緣概念，并且和所有依附者一樣，同樣認為發達與不發達是同一個歷史進程，彼此構成了對方存在的原因，從這一點來講，世界體系論與依附論、依附發展論是一脈相承的，甚至可以說是依附論的進一步發展。但是，與依附論以民族國家為研究對象不同，世界體系論是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甚至整個世界為研究對象的，是基于最為宏大的系統，在世界體系的歷史演進中去探討發展問題的，從這一點來講，以體系分析代替國家分析的世界體系論也可以被看作一種新的發展理論，即便它始終沒有離開依附論的理論基礎。沃勒斯坦發展了卡多索依附發展的觀點，并提出了介于中心和邊緣的半邊緣概念，半邊緣國家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中國、巴西、智利、阿根廷、埃及、南非、以色列、土耳其等。在由中心、半邊緣、邊緣三個部分構成的整體系統中，這三個部分之間尤其是中心與邊緣之間在國際分工與勞動控制、經濟結構、國家力量、文化狀況等方面有明顯不同。比如在國際分工方面，中心國家以高科技、高利潤產品為生產重點，邊緣國家則以低技術、低利潤產品為重點，主要輸出各種原料和初級產品，半邊緣國家中這兩類生產兼而有之，并承擔著中心國家與邊緣國家之間產品的中轉者角色;在勞動控制方面，“奴隸制和‘封建制在邊緣地帶;工資勞動者和個體經營者在中心地區;我們將看到的分成制佃農在半邊緣地帶”[12]。半邊緣國家一方面受到中心國家的剝削，另一方面又可以剝削邊緣國家;而邊緣國家則同時受到了中心國家和半邊緣國家的剝削，加之離中心國家較遠，邊緣國家一般并不活躍。這樣，半邊緣國家就成了經濟最為復雜和整個體系中異質性最強的因素，它既可成為問題之源，又可成為穩定力量。沃勒斯坦同時還指出，并非除了中心國家和半邊緣國家之外的其余國家都是邊緣國家，在這些國家中，只有被納入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或者說為資本主義而生產的國家才算是邊緣國家，而其余的不過是在“外圍”，連邊緣也稱不上。沃勒斯坦認為，雖然這種結構在一定階段內通常是靜態的，但是歷史地看，國家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是能夠改變的，中心國家可能變成半邊緣、邊緣國家，邊緣國家也可能上升為半邊緣甚至中心國家，處在“外圍”的國家也可能隨著資本主義的擴張而變成邊緣國家。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論較之發端于拉美的先前的依附論在總體描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產生與發展方面具有更強的解釋力，因而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巨大影響，以至于像阿明等依附論者也逐步接受了世界體系論甚至加入了世界體系論陣營，但也有不少學者對沃勒斯坦提出了質疑和批評，指出在世界體系論中“‘不發達和‘依附已黯然失色”[13]，世界體系論使“中心—邊緣”概念“失去了原有的批判力”[14]。

總體來講，依附論和世界體系論以西方經典現代化理論為批判對象，對邊緣國家的不發達狀態做出了較為合理的分析，反對將歐美作為參照標準，認為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并不具有普適性，力爭走非西方式發展道路。同時，從經典依附論到依附發展論再到世界體系論，系統化因素越來越受到重視，逐漸突破單純強調經濟發展，走向重視經濟、政治、文化等多因素的相互作用過程及結果。就此而言依附論和世界體系論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理論和實踐價值。但是，另一方面，從系統論視角看，無論是依附論還是世界體系論，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邊緣國家的內部因素，著重強調外部因素即資本主義中心國家對邊緣國家的決定作用，正是這種決定作用導致了邊緣國家的不發達狀態并使其處于依附地位。就這一點而言，依附論又走向了經典現代化理論的反面甚至比后者更糟，因為僅僅重視外部因素并不比經典現代化理論僅僅重視內部因素具有更多的合理性。在這里，最具迷惑性的是世界體系論，因為乍看起來，世界體系論好像是著眼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甚至整個世界體系，但就其立足于為邊緣國家尋求發展出路而言，從其所建構的中心、半邊緣、邊緣結構及其分析過程來看，實質上仍是一種外部決定論。同時，無論依附論者，還是世界體系論者，他們雖然多數吸收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但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的核心要義并沒有在他們的理論中得到深刻的體現，再加上片面強調外部因素和對內部因素的忽視，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在他們那里更是缺乏用武之地，社會主義對他們而言也只能是烏托邦。此外，依附論和世界體系論更為重視經濟發展，雖然對政治、文化等也越來越關注，但是這都僅僅屬于社會結構體系的內部要素，而對于作為社會主體的人與作為社會存在前提和基礎的自然，基本上都給忽略了。

上世紀80年代年代，基于對人的異化與人類生存環境惡化的關注和反思，以佩魯為代表的西方學者首先提出了一種新的發展觀，批判了無發展的經濟增長，強調了文化價值的決定作用和人的發展的核心地位。1980年聯合國大會首次使用了“可持續發展”概念，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布了題為《我們共同的未來》的報告，較為系統地闡述了“可持續發展”戰略，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通過了《21世紀議程》，明確了有關可持續性發展的諸多領域和實施項目，以使人類社會向可持續發展社會轉變。這些新的發展觀的提出，反映出人類整體特別是西方學者對傳統發展觀的批判和反思，但是由于這些所謂新的發展觀絲毫沒有深入到對資本邏輯的批判，同時又僅僅立足于抽象的人探討人的價值和人的發展，因此從實際效果來看，是很難有效作用于改變現實的人的異化狀態和改善人類生存環境的。

三、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及其中國化最新成果

關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闡明的社會發展理論的內容和特質，學界的概括雖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總體來講都較為集中全面地反映了馬克思社會發展理論的原貌。比如有學者認為，“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發展理論主要由兩大部分內容構成，即他們從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學這兩個層面論述社會發展理論的內容”[15]。有學者認為，“馬克思的社會發展理論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社會整體論、社會批判論和社會發展論”[16]。還有學者認為，馬克思通過對現代性的雙重批判，揭示了人類發展的全新境域及其本質特征，即“在現實的歷史原則的基礎上，使物質經濟領域的進步能夠積極地指向‘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展”[17]。如果我們從系統論的視角即從社會（社會結構體系）、自然、人三者相統一的角度來概括馬克思社會發展理論的內容，也許在邏輯上能夠呈現得更為清晰明了，這樣來看，馬克思社會發展理論的內容與特質就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即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正確把握了“世界歷史”發展趨勢、始終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把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為根本目的和最高價值追求。

在社會發展方面，馬克思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恩格斯總結馬克思一生有兩大重要發現即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而這兩大發現集中在一點，就是馬克思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就揭示了人類社會由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演替規律，在以后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中，馬克思又發現了剩余價值，科學揭示了資本主義產生與必然滅亡的規律，進一步證明了先前已經揭示的人類歷史演替進程的科學性和真理性。但是，馬克思從來沒有把這一演替進程絕對化，并不認為每個民族國家必須依次經歷每個演進階段，相反，他晚年通過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研究指出，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具有不同歷史傳統和發展環境的東方國家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階段。同時，馬克思還正確地把握了“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同樣是早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就揭示了“世界歷史”的發展趨勢即一定會最終轉向共產主義，而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在批判資本的同時，也給予了資本主義大工業所開創的“世界歷史”繼而由各民族交往所產生的“世界文學”以高度肯定，但在馬克思的視域中，“世界歷史”是確定無疑不會終結在資本主義的，資本主義所開創的“世界歷史”不過是人類整體過渡到共產主義的一個環節而已。在自然環境方面，馬克思始終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關于這一點生態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詹姆斯·奧康納及其陣營，對馬克思有很多詬病，指責“歷史唯物主義事實上只給自然系統保留了極少的理論空間”[18]。但實際上這種詬病是沒有依據的，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資本論》以及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研究中，無不顯示出馬克思對自然之于人類的意義以及人類活動之于自然影響的深切關注，而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則更是告誡人們小心自然界無情的報復。因此，由于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把握了自然的先在性以及自然史和人類史的相互制約關系，在馬克思的社會發展理論中自然是始終受到重視的不可或缺的維度。在人的發展方面，馬克思始終把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作為根本目的和最高價值追求。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馬克思的畢生追求，是馬克思社會發展理論的核心價值取向。在馬克思看來，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人的發展，推動人類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演替，其根本目的是為了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的這一立場，不僅體現在青年馬克思對異化勞動的批判中，體現在馬克思立足現實的人對社會發展規律的揭示中，更體現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及其對未來社會的憧憬之中?？傮w來講，馬克思社會發展理論的以上幾個方面的內容，集中體現了馬克思社會發展理論的全貌，既合規律又合目的，深刻體現了馬克思社會發展理論真理性與價值性的統一。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的特質所在，這種特質不僅體現在馬克思社會發展理論的理論整體之中，還體現在其每個具體內容之中，正如我們已經闡明的，在社會發展規律、“世界歷史”走向、資本邏輯與生態建設的關系、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等方面的認識上，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與西方的社會發展理論是有著明顯的根本區別的。

中國對社會發展的研究可追溯到近代，面對中國百廢待興的局面，一代代中國人苦苦求索，并最終選擇了現代化之路。新中國成立后一個時期內，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曲折，發展研究處于停滯狀態?！皣栏裾f來，中國的發展研究只是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才真正起步”[19]。伴隨著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奮斗，中國的社會發展取得了驕人業績，不僅經濟飛速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個方面的制度也日益定型和完善;在發展理論上，從“發展是硬道理”到科學發展觀，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也逐步走向成熟。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和帶領全國人民，銳意進取、砥礪前行，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生“深層次的、根本性的”歷史性變革，取得了“全方位的、開創性的”成就，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在發展理論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逐步形成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新發展理念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開創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新境界，克服了西方發展理論的種種弊端，為人類社會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實現了發展理論的歷史超越，新時代堅持和落實新發展理念意義重大。

新發展理念，堅持創新發展、協調發展，強調創新是發展的第一動力，注重城鄉協調、區域協調、經濟與社會相協調，科學把握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所揭示的社會發展規律;堅持開放發展，主動參與和推進全球化進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斷提升我國綜合國力和話語權，正確把握和順應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所揭示的“世界歷史”趨勢;堅持綠色發展，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構建生命共同體，堅定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集中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本身所內蘊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歷史觀和自然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共享發展，強調全民共享、全面共享、漸進共享、共建共享，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集中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的價值取向和根本訴求。新發展理念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五個方面，既各有自身所側重的適用領域，同時又是五個不同的維度[20]，它們彼此相互聯結、相互貫通，為當代中國指明了發展思路、發展方向和發展著力點。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從“發展是硬道理”到科學發展觀再到新發展理念，中國的化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越來越高度濃縮，也越來越周全、完善，新發展理念彰顯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的精華和新境界，實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理論的新飛躍。新發展理念之所以能夠如此，關鍵還在于它精準把握住了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直面新時代中國社會發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和挑戰，因而它也才成為了引領我國發展全局“指揮棒、紅綠燈”。

無論是經典現代化理論，還是依附論和世界體系論，從系統論的角度講，都沒有很好地把系統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結合起來。經典現代化理論強調現代化只能按西方的模式才能生成，現代化就是西方化，注重按照西方模式對非西方社會進行改造;而依附論和世界體系論則把不發達的原因完全歸結到西方。嚴格來講，這兩種理論或論調都是不科學的。事物的發展是內因和外因相互結合、相互作用的過程，內因起決定作用，把內因和外因割裂開來是極其錯誤的。新發展理念既重視內部因素，強調創新、協調、綠色、共享發展，又沒有忽視外部因素，強調要堅持開放發展，科學把握了內外因相互作用的原理，既沒有亦此亦彼，又克服了經典現代化理論和依附論非此即彼的弊端。西方的發展理論的另一個弊端是不能科學把握社會發展規律，進而無法推動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經典現代化理論無疑沒有把握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按照經典現代化理論指引所引發的越南戰爭的失敗已經證明了它對世界的西方化改造是行不通的，歷史終結在資本主義只是經典現代化論者及其后來者一廂情愿的夢想，同時在西方世界內部所產生的各種反思現代性的理論、后現代理論以及人類社會整體所遭受的諸如環境退化、傳染病蔓延等現代性后果也都印證了經典現代化理論的極大負面后果;而依附論和世界體系論雖然部分地吸收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但正如我們前面已經闡明的那樣，其在理論上是極不徹底的，同時它在邊緣資本主義現實世界的應用也不占主流，因而很難發揮其改造現實世界的作用。新發展理念所強調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不僅通過強調創新、協調、綠色、開放發展，科學把握了社會與自然的關系、社會結構體系的發展規律、“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發展趨勢，而且貫徹落實集中體現“歷史唯物主義人民主體觀”和“歷史唯物主義正義觀”[21]的共享發展理念，通過強調共享發展，真正把握了社會發展的最終價值取向，因而，能夠在推動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同時，最大限度地滿足每一個社會成員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新發展理念之所以能夠引領新時代中國取得非凡的發展成就，就在于它精準把握了中國的現實狀況、歷史條件和文化傳統，而中國的發展實踐也有力證明了人類社會實現現代化或者說獲致現代性的道路不止一條，這也是新發展理念為人類社會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貢獻的中國智慧。與此同時，伴隨著“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中國日益獲得的現代性也是一種新的現代性，這種新的現代性，不僅包含了現代性的既有元素，而且也包含了諸如綠色、共享、合作等人類社會整體未來現代性的主題。

參考文獻：

[1] 何傳啟.現代化研究的十種理論[J].理論與現代化，2016（01）.

[2] 李紅松.現代化進程中的社會分化與社會整合[D].中共中央黨校，2015：22.

[3] 吳曉明.論馬克思對現代性的雙重批判[J].學術月刊，2006（02）.

[4] 〔美〕塞繆爾·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華，劉為，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82.

[5] 〔美〕阿歷克斯·英格爾斯.人的現代化[M].殷陸君，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8.

[6] 謝立中.現代化理論的過去與現在[J].社會科學研究，1998（01）.

[7] 〔美〕C.E.布萊克.比較現代化[M].楊豫，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6.

[8] 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137.

[9] 〔美〕查爾斯·K·威爾伯主編：發達與不發達問題的政治經濟學[M].高铦，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10] 〔巴西〕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帝國主義與依附[M].楊衍永，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13.

[11] 胡隱昌，胡漢昌.后發劣勢研究述評[J].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06）.

[12] 〔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第一卷）[M].郭方，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89.

[13] 〔加〕M.C.霍華德，〔澳〕J.E.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史：1929-1990[M].顧海良，慶欣，劉和旺，鮑金江，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176.

[14] 張康之，張 桐.“世界體系論”的“中心—邊緣”概念考察[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5（02）.

[15] 嚴書翰.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發展理論及其在當代中國的發展[J].東南學術，2005（03）.

[16] 童 星.論馬克思的社會發展理論[J].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06）.

[17] 吳曉明.馬克思發展理論的本質特征與當代意義[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6（02）.

[18] 〔美〕詹姆斯·奧康納.自然的理由——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M].唐正東，臧佩洪，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7.

[19] 何中華、張曉華.當代發展觀的演變及難題[J].文史哲，1997（02）.

[20] 李紅松.五大發展理念視域下中國道路的多維考察[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6（12）.

[21] 李紅松.共享發展理念的哲學基礎與落實路徑[J].求實，201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