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五年漢語國際教育“三教”問題研究回顧

摘 ?要：以2005—2019年間《語言教學與研究》和《世界漢語教學》所刊發的漢語國際教育“三教”論文為研究對象，分別對教師、教材與教法的研究現狀、發展趨勢進行考察。從中可以發現，它們在研究類型、研究內容、理論支撐、研究范式等方面所呈現出的特點。同時，在教師教育理論與實踐接口、教材編寫、教學模式以及海外低齡化教學等方面，仍存在進一步提升的空間。希望這些探討能為今后漢語國際教育“三教”問題的研究提供借鑒與參考。

關鍵詞：漢語國際教育;教師;教材;教法

一、引言

教師、教材與教法問題（以下簡稱“三教”）始終是漢語國際教育學界所重點關注的話題，因為它們“關乎著整個教學質量”（崔希亮，2010）。隨著漢語國際教育在海內外的蓬勃發展，學界涌現出大批相關研究成果。本文以《語言教學與研究》與《世界漢語教學》為代表，梳理、分析2005—2019年間學界對“三教”問題的研究①，探討其研究內容、研究特點，以期對今后的相關研究提供借鑒與參考。

從2005年至2019年，《語言教學與研究》與《世界漢語教學》共刊發相關論文182篇。其中，關于教師研究的有38篇，關于教材研究的有48篇，關于教學法研究的有96篇。具體如圖1所示：

從圖1可以看出，有關漢語國際教育教師和教材的論文發表數量相對均衡，而教法研究的論文發表數量最多。同時，有關漢語國際教育教師、教材的論文在2010年較為集中，有關教法研究的論文在2009年最為集中。

二、漢語國際教育“三教”研究綜述

（一）教師研究

教師是教學活動的靈魂，是“三教”問題的核心，因為“好的教材是好的老師編寫出來的，教學法也要靠教師來實踐。換言之，沒有合格的教師，就不會有優秀的教材和教學法。即使有了好的教材和教學法，一個沒有經過訓練的教師也可能會把學生嚇跑”（崔希亮，2010）。因此，教師發展成為建設優質教師隊伍的關鍵。同時，漢語教師也應該是“反思性實踐者”（孫德坤，2008），學術自覺也是漢語教師應有的意識（陸儉明，2005;崔希亮，2013）。

以往的研究表明，教師教育研究、教師行為研究、教師認知研究構筑成教師研究的內核，而不同視角下的教師研究可視為內核在不同視域下的投影，具體如圖2所示（鄭艷群，2019a）：

下面，就參照教師研究空間形態對這一問題展開分析。

1.教師教育研究

該空間主要包括教師素質、教師標準、教師評估、教師培訓與教師專業發展等內容。在這十五年間，有學者呼吁搭建教學能力標準框架，構建完善的對外漢語教師資格認證體系和制度，探討漢語教師成長路徑;也有學者主張借鑒海外經驗，探討對外漢語教師培養模式與途徑;還有學者對網絡教學（遠程教學）教師培訓模式進行了反思。

2.教師認知研究

該空間主要包括教師信念、教師思想情感、教師知識結構等內容。對外漢語教師信念研究表現為對對外漢語教師角色、課堂活動信念、語法教學信念、教師效能感等方面的探討。教師思想情感研究在近些年關注較多，特別是郭睿（2014、2017）對對外漢語教師職業倦怠問題進行了深入論述。教師知識結構研究則集中在對實踐性知識的考察。

3.教師行為研究

該空間主要包括教師具體教學行為、教學行為的有效性等內容。對對外漢語教師的行為研究集中在教學策略①研究和教學行為的有效性研究方面。有學者對不同認知風格類型的教師行為差異進行了闡述。吳勇毅、石旭登（2011）則對漢語作為第二外語課堂中的非預設事件及其教學資源價值進行了闡述。

（二）教材研究

如果把教師比喻為“巧婦”，教材則為“米”。教材是教師組織教學、學生進行學習的依據。它“不僅規定教學內容，還體現教學方法和原則，保證教學大綱的實施”（周小兵等，2018）。

1.核心教材研究

在教材研究中，編撰理念與原則一直是學界所關注的話題，如“強化教學”“互動性策略”“體驗式教學”等理念均在教材編寫中得以體現。針對課型的教材研究主要集中在綜合課教材、閱讀教材、漢字教材與文化教材方面。教材內容的研究主要體現在話題和語料選擇因素與改編原則、教學策略與原則，教材媒介語、語法示例、詞匯收錄與詞性標注，語言點呈現模式與語法示例研究，以及練習編寫等方面。

2.輔助教學材料研究

除了占據核心地位的課本以外，教材（教學材料）也包括教學輔助材料，如讀物、考試輔助教材、學習手冊、詞典、工具書等。目前外向型詞典的研究，既有從宏觀角度探討其編纂原則與理念，也有針對某一具體問題（如釋義、插圖、語言與內容等），對某部或多部詞典進行考察、評述。隨著近年來語言讀物大量涌現，對此類教輔材料的研究也有了一定關注，如王鴻濱（2016）曾對經貿類課外分級閱讀框架體系提出了建設構想。

（三）教學法研究②

趙金銘（2010）指出，漢語（二語）教學法同世界教學法趨勢一樣逐漸走向綜合。十五年間的文獻也體現出在吸收國外教學法精髓的同時，漢語教學界也不斷結合教學環境類型，形成契合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學理念、模式與教學法。

1.多元理論下的教學研究

在教學法研究中，認知理論受到學界的廣泛重視，如借鑒“模因論”探討記憶與創造，借鑒語塊理論提高產出流利度，借鑒認知負荷理論進行教學設計?；永碚撆c任務型教學法也一直受到學界的關注。前者如探討協商合作與啟發自主學習的研究，創造真實環境的可行性，創造無意識參與與自動學習環境的研究，借鑒讀者反應理論（Reader-response Theory）指導閱讀教學的研究等。后者則集中在綜合課教學、口語教學、課堂活動、任務實施、語言實踐等方面。同時，還有借鑒最近發展區理論、情境學習理論和社會實踐理論等，來探討語用教學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學者們在提倡將國外較為成熟的教學理論與模式引入國內時，并不主張整搬套用，而是選其長、取其精，結合國內教學實際情況進行完善或調整。

2.創建新方法

針對語言教學中“學”與“用”分離的弊端，北京外國語大學文秋芳團隊創建“產出導向法”（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簡稱“POA”）。POA以學習中心說、學用一體說、文化交流說和關鍵能力說為教學理念，提出輸出驅動、輸入促成、選擇學習和以評為學四個教學假設，強調“學中用，用中學，邊學邊用，邊用邊學，學用無縫對接”（文秋芳，2018）。在這一理念與框架指導下，桂靖、季薇（2018）與朱勇、白雪（2019）在對外漢語教學領域進行了一系列研究。

3.語言技能教學

學界對聽說一體技能、口語技能教學進行了系統探討，尤其是讀寫技能教學。值得一提的是，沈庶英（2006、2014、2019）對專門用途漢語（經貿商務漢語）的教學研究進行了深入闡述，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4.語言要素教學

語音教學研究主要集中于聲調教學，特別是在2006—2009年間。詞匯教學研究主要是探討基礎詞表、詞匯等級大綱的研制與修正，構擬教學模型，驗證新型理論與同義/近義詞教學。語法教學研究既有對宏觀原則與操作方法指導性意見的探討，也有引入多元理論進行教學討論與教學試驗的研究。比較新穎的是吳偉平（2006、2009）的觀點，他從語用視角提出建立教學框架。漢字教學方面，盡管“語”“文”與“認”“寫”、“集中”和“分散”、“拼音”與“漢字”仍是爭論焦點，其中，陳琳等（2015）的實證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不同教學模式下的學習者都產生了正字法意識，也就是說，學界的不同理念并未導致教學效果的優劣之分。同時，李運富（2014）提出“功用”才是漢字教學的根本目標。李香平（2006）也傾向于不拘泥于傳統觀點，采用“實用主義”的原則進行漢字教學。

（四）海外“三教”問題研究

非目的語環境教學和對來華留學生漢語教學具有一定差別，因此，漢語國際教育主張“國別化（在地化）”“本地化”教學。海外教學研究涉及到亞洲、歐洲、北美洲和大洋洲，主要國家有韓國、日本、泰國、緬甸、孟加拉國、澳大利亞、德國、美國等。除了上文提到的師資培訓外，對教學現狀的描述也是重要內容，如分析取得的成就與面臨的挑戰，提出應對策略或具體建議。海外教材編寫集中在教材與環境的關系上，具體為“本土化”“國別化”等編撰理念的討論。

三、“三教”問題研究的主要特點

通過對2005—2019年間《語言教學與研究》和《世界漢語教學》所刊發的漢語國際教育論文的梳理、分析，從中可以發現，有關“三教”問題的研究具有以下特點：

1.研究類型的轉變

在這十五年間，有關“三教”問題的研究類型發生了很大變化，直接經驗型的研究已很少出現，學界越來越重視對教師、教材與教法的實證研究。

2.研究內容的拓展

20世紀70年代以來，關于教師的認知研究得到迅速發展，其特點是從多個角度研究“教師的內心世界”（Borg，2006：5），即教師的“知”“信”“行”。在教師認知（teacher cognition）研究推動下的師資教育培養范式認為，“教”是一種高度復雜的有思想的行為，課堂中的教師也不再是機械化實施者，而是具有反思精神的決策者（decision-makers）。探索語言教師的心理世界，即他們的信念、思想、知識結構及其對教學實踐的影響，無疑將對教師自身、師資教育模式、提高教學效果等，“具有更積極的意義”（Freeman，2002）。

3.研究理論的多元

進入多學科、多領域的新階段之后，教學研究不僅關注語言自身，也不斷吸收前沿理論，如認知理論、社會學理論等。如俞志強（2018、2019）將經濟學理論引入漢語教學，探討語言教學法效率的最大化?？梢钥闯?，研究者不斷嘗試各學科前沿理論與教學研究的融合，從而拓展了教學研究的空間。

4.研究范式的創新

技術深入地影響著漢語教學實踐和教學研究，技術應用已成為“漢語教學的基本特征”（鄭艷群，2019b）。教育技術手段已不再處于“輔助的”“可有可無”的地位，而是現代語言教學中“必要的”“賴以生存的”甚至成為關乎教學效率的影響因子。教育技術不僅為教學實踐帶來便利，同時也為教學研究方法提供了科學幫助。鄭艷群、袁萍（2019）將信息處理引入到初級漢語語法教學的“應然（思辨）”與“實然（直接經驗）”結構和過程研究，凸顯出大數據在構建教學理論模型中的重大影響，同時也彌補了以往研究“并非是在同一個系統框架下對（教學）結構和（教學）過程所做的描寫”（鄭艷群、朱世芳，2020）。鄭艷群（2016、2017、2018）的研究帶給我們的啟示是：通過數據挖掘開展教育研究，能夠幫助人們更全面地認識漢語教學，在沒有假設的前提下發現更多的教學規律和相關因素，系統性地構建教學理論模型。

四、反思與啟示

《語言教學與研究》和《世界漢語教學》這十五年所刊發的相關論文的數量是有限的，漢語國際教育研究需要從更大范圍、更多層面開展更為細致、更為全面的梳理與總結。不過，我們仍然可以從這些研究成果中得到不少啟示。

（一）關于教師

從“第二語言教師教育”概念提出后，國外研究者如Tarone & Allwright（2005：12）、Wright（2010）、Johnson（2013：75）均意識到，教師教育課程與新手教師的訴求之間形成了一個明顯的鴻溝。換言之，如何使得培訓內容能夠滿足新手教師的實踐需求，至今仍是第二語言教學亟待解決的問題，今后應圍繞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二）關于教材

一些根本性的問題仍然需要相關成果的支持，如語法釋義與示例的對象究竟是誰？是教師還是學習者？這是長期以來教材中存在的基本問題，也是許多教師在教學中遇到的“令人頭疼”的問題。如果對象是教師，那么語法釋義與示例似乎可以不放在教材內，放在教師用書中或上課時由教師講解清楚即可。如果是學習者，那么，現行教材的語法示例，要么解釋過于簡單，要么解釋雖然充分但用語較難，學習者現有的語言水平尚不足以把握。只有解決了對象這一問題，教材中才能呈現恰當的語法示例。

同時，教材建設應與現代科技手段相結合，把各種相互作用、相互聯系的媒體和資源加以有機整合，從而“為教學提供一套整體解決方案”（莊智象、黃衛，2003）。吳中偉等（2017）、姜麗萍（2018）也支持“立體化建設將成為教材建設的新的發展趨勢”這一觀點。稍顯遺憾的是，尚未在兩個期刊中發現關于專門針對教材立體化建設的研究成果。

教材設計與編寫是一項艱苦的勞動，“絕非找點素材，根據經驗就可以一蹴而就的”（萬業馨，2009）。我們也應理智地認識到，對于一部教材的評價不能完全肯定或否定。事實上，教材與教師之間似乎存在著一個永恒的張力（extension）。我們認為，這種張力對雙方來說都是積極的，它既推動著教材編寫者不斷提高教材質量，同時也促使教師在實踐中對此不斷完善。只有雙方具有了良性互動，教材方能體現出其最大價值。

（三）關于教學法

教學法或教學模式研究還存在一些盲區。在語音教學方面，正如呂必松（1992）所說，學生學好聲調，一是靠模仿，二是靠記憶，如果我們能在這兩個關鍵點發現一些有效的方法，則能夠大大提高語音教學的效率，而目前的語音教學研究仍相對滯后。在詞匯教學方面，可以進一步拓寬視野，在口筆語詞匯的描述、語境與詞匯的關系，或打通詞匯與語法之間的界限等方面進行探索。在漢字教學方面，除了孰先孰后的爭論之外，施正宇（2008）、趙金銘（2012）發表的論文還形成了本位觀之爭。但無論哪種觀點，都有待于教學實踐的證明和實證研究的支持。

完整的教學模式既要包括理論基礎、教學目標、操作程序，還要包括必要的實現條件與評價系統。因此，構擬出“新模式”需要考慮的因素眾多，應經過長時間的反復的教學實踐，才能了解其價值所在。

（四）關于海外教學

對教學實踐的研究，大多屬于經驗總結型，而且“海外”的特性沒有凸現出來。因此，今后的研究應著重關注“海外”漢語教學的獨特性。如李宇明（2018）指出，學習者低齡化就是海外教學的一大特點。而面向低齡學習者的教師培訓、教材建設、教學模式等，仍有許多問題需要我們著手解決。

參考文獻：

[1]崔希亮.漢語國際教育“三教”問題的核心與基礎[J].世界漢語教學，2010，（1）.

[2]孫德坤.教師認知研究與教師發展[J].世界漢語教學， 2008，（3）.

[3]陸儉明.漢語教員應有的意識[J].世界漢語教學， 2005，（1）.

[4]崔希亮.說漢語教師的學術自覺[J].世界漢語教學， 2013，（4）.

[5]鄭艷群.漢語教師發展研究的“內核與投影”空間形態及實現[J].華文教學與研究，2019a，（4）.

[6]郭睿.對外漢語教師職業倦?。含F狀與對策[J].語言教學與研究，2014，（6）.

[7]郭睿.對外漢語教師教學效能感、職業倦怠及其關系研究[J].語言教學與研究，2017，（2）.

[8]吳勇毅，石旭登.CSL課堂教學中的非預設事件及其教學資源價值探討[J].世界漢語教學，2011，（2）.

[9]周小兵，張哲，孫榮，伍占鳳.國際漢語教材四十年發展概述[J].國際漢語教育（中英文），2018，（4）.

[10]王鴻濱.留學生課外漢語分級閱讀框架體系建設構想——以經貿類材料為例[J].語言教學與研究，2016，（4）.

[11]趙金銘.對外漢語教學法回視與再認識[J].世界漢語教學，2010，（2）.

[12]文秋芳.“產出導向法”與對外漢語教學[J].世界漢語教學，2018，（3）.

[13]桂靖，季薇.“產出導向法”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應用：教學材料改編[J].世界漢語教學，2018，（4）.

[14]朱勇，白雪.“產出導向法”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應用：產出目標達成性考察[J].世界漢語教學，2019，（1）.

[15]沈庶英.經貿漢語綜合課的定位[J].語言教學與研究， 2006，（5）.

[16]沈庶英.來華留學生商務漢語實踐教學探索[J].語言教學與研究，2014，（1）.

[17]沈庶英.翻轉課堂“三步十環節”班級教學模式構建探索——以商務漢語翻轉學習為例[J].語言教學與研究， 2019，（6）.

[18]吳偉平.漢語教學中的語用點：由點到面的教學實踐[J].世界漢語教學，2006，（1）.

[19]吳偉平.社會語言學理論與對外漢語教學實踐[J].世界漢語教學，2009，（2）.

[20]陳琳，葉仕騫，吳門吉.語文分進和并進兩種教學模式下非漢字圈初級漢語學習者的正字法意識[J].語言教學與研究，2015，（2）.

[21]李運富.漢字的特點與對外漢字教學[J].世界漢語教學，2014，（3）.

[22]李香平.對外漢字教學中的“新說文解字”評述[J].語言教學與研究，2006，（2）.

[23]Borg，S.Teacher Cognition and Language Education：Research and Practice[M].London：Continuum，2006.

[24]Freeman，D.The Hidden Side of the Work：Teacher Knowledge and Learning to Teach[J].Language Teaching，2002，（1）.

[25]俞志強.語言教學法效率的最大化——從經濟學角度看提高教學法的效率[J].世界漢語教學，2018，（4）.

[26]俞志強.動態意義上最佳教學技巧的選擇策略——兼論歐美主要教學法理論中GTS的連貫性問題[J].語言教學與研究，2019，（4）.

[27]鄭艷群.漢語教學70年——教育技術的影響及作用[J].國際漢語教學研究，2019b，（4）.

[28]鄭艷群，袁萍.“應然”與“實然”：初級漢語語法教學結構和過程研究[J].語言教學與研究，2019，（1）.

[29]鄭艷群，朱世芳.基礎漢語綜合課教學結構和過程理論模型研究[J].漢語學習，2020，（1）.

[30]鄭艷群.大數據與漢語教學研究[J].語言文字應用， 2016，（4）.

[31]鄭艷群.漢語教育技術研究的新進展與新認識[J].國際漢語教學研究，2017，（4）.

[32]鄭艷群.漢語教學資源研究的新進展與新認識[J].語言文字應用，2018，（3）.

[33]Tarone，E. & Allwright，D.Second language teacher learning and student secod language learning：Shaping the knowledge base[A].In Tedick，D.J.（ed.）.Second 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C].Mahwah，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005.

[34]Wright，T.Second 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 on practice[J].Language Teaching，2010，（3）.

[35]Johnson，K.E.Innovation through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s[A].In Hyland，K. & Wong，L.（eds.）.Innovation and change in English language eduction[C].New York：Routledge，2013.

[36]莊智象，黃衛.試論大學英語教材立體化建設的理論與實踐[J].外語界，2003，（6）.

[37]吳中偉，耿直，徐婷婷.漢語教材建設的發展趨勢和相關理論問題[J].國際漢語教育（中英文），2017，（1）.

[38]姜麗萍.漢語教材編寫的繼承、發展與創新[J].華文教學與研究，2018，（4）.

[39]萬業馨.略論漢字教學的總體設計[J].語言教學與研究，2009，（5）.

[40]呂必松.對外漢語教學的理論研究問題芻議[J].語言文字應用，1992，（1）.

[41]施正宇.詞·語素·漢字教學初探[J].世界漢語教學， 2008，（2）.

[42]趙金銘.現代漢語詞中字義的析出與教學[J].世界漢語教學，2012，（3）.

[43]李宇明.海外漢語學習者低齡化的思考[J].世界漢語教學，2018，（3）.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Three Concern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in the Past 15 Years

——Based o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and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Li Lin

（1.College of Advanced Chinese Train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2.Resear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sources of two authorative academic journals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and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ree Concerns”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in the past 15 years reveal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types， research content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research paradigms.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n-depth research on interface between teacher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textbook compilation， teaching mode and teaching for overseas younger-aged. These reflections provide ideas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of “Three Concerns” as well.

Key words：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teacher;textbook;teaching method

基金項目：北京語言大學院級科研項目“非課堂教學環境下外語/第二語言教師的教學語言特征研究”;中央高?；究蒲袠I務專項資金（20YJ010205）

作者簡介：李琳，女，北京語言大學漢語進修學院講師，北京語言大學漢語國際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①本文不對華語文教學進行討論。海外漢語教學作為漢語教學的重要部分，由于其教學環境、教學理念、教學目標均有所不同，故單獨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