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行為影響因素與形成路徑研究

[摘? ?要] 為探究“互聯網+”時代文化生態取向下教師常態化專業發展路徑，本研究聚焦小學教師，以自我決定理論為指導，以知識分享動機、技術應用效能感、人際關系為觀測點，從自主需要、勝任需要、關系需要的多維視角對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行為的影響因素及形成路徑進行了探討。研究結果顯示：知識分享動機對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行為具有正向預測效應，但未達到統計學顯著水平;技術應用效能感對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行為具有正向預測效應，且達到統計學顯著水平;人際關系對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行為具有較為微弱的正向預測效應;積極人際關系是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行為發生的基礎保障，知識分享動機是動力保障，技術應用效能感是條件保障。

[關鍵詞] 小學教師; 信息化領導行為; 自我決定理論; 影響因素; 形成路徑

[中圖分類號] G434? ? ? ? ? ? [文獻標志碼] A

[作者簡介] 李運福（1987—），男，山東冠縣人。助理研究員，博士，主要從事信息技術支撐教師專業發展研究、高校在線課程應用與評估。E-mail：liyunfu007@163.com。

一、研究緣起

從教師培訓的視角來看，常態化逐漸成為當下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的新目標[1]，骨干教師的示范引領依然是我國當下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的核心戰略。隨著教師培訓工程的不斷推進和教師專業發展情境的不斷變革，骨干教師示范引領的戰略舉措所固有的缺陷逐漸凸顯[2-4]，這一發展戰略與新時期教師專業發展常態化目標之間的矛盾逐漸顯現。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信息技術的作用，促進全員教師協同發展，探索文化生態取向下教師專業發展的新路徑，就成為“互聯網+”時代教師教育領域所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隨著領導理念的不斷變遷，教師信息化領導力逐漸受到國內學者的關注和認可。目前，我國對教師信息化領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其內涵、結構、現狀及提升策略的理論性探討[5-7]，為教師信息化領導的深入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但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教師信息化領導行為的優化和提升。因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實踐范疇的視角出發，基于信息化領導行為重構教師信息化領導力模型，并通過實證研究來深度探究教師信息化領導行為的影響因素及其激發路徑，對探究“互聯網+”時代文化生態取向下教師常態化專業發展路徑就顯得尤為必要和緊迫。

二、理論基礎與模型構建

（一）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力模型

目前，國內對教師信息化領導行為的類別尚未形成廣泛共識。本研究在前期文獻研究的基礎上，以教師領導者模型標準[8]、教師領導勝任力模型[9]為參考，以國內相關政策文件對教師的要求為導向，采用基于行為事件的半結構化訪談法對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行為進行了嘗試性探究，構建了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力模型，如圖1所示。

該模型從實踐范疇的角度出發，將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活動的影響對象劃分為學生、教師、同事、學校管理者、學生家長、各級各類教育政策決策者以及教育信息化產品的研發和設計者，對應的實踐范疇及內涵分別為：課堂教學，主要指教師在教學活動中合理有效地應用信息技術優化課堂教學或轉變學生學習方式，提升學生學習效果的過程;教師發展，主要指教師結合自身優勢，采用合適的方式促進同行專業素養不斷提升或協同發展的過程;學校變革，主要指教師充分發揮自身專業優勢，通過合適的途徑為信息時代學校深層次變革貢獻智慧，推動學校變革與發展的過程;家校融合，主要指圍繞學生發展需求，教師通過合適的方式與家長保持有效互動與溝通，形成家校共育合力的過程;政策實施，主要指教師通過合適的途徑，主動或被動地參與政策的制定、宣傳或解讀以及指導并反饋政策實施效果的過程;產品研發，主要指教師發揮自身專業優勢，與信息化產業（機構）合作，參與信息化產品（資源）的設計和開發，促進“產—教—研”深度融合，同時推動教育信息化產品（資源）供給側改革和深度應用的過程。其中，課堂教學既包括信息化領導者自身的課堂教學，同時也包括領導者通過引領教師發展、參與學校變革、參與產品研發等實踐活動引發的“追隨者”的課堂教學改革。

（二）自我決定理論

近年來，自我決定理論的應用逐漸從心理學拓展至教育學、管理學等領域，成為開展行為研究的重要理論支撐。該理論認為，自主、勝任、關系三種基本心理需要是個體心理成長、內化和心理健康必備的條件，其中“自主需要”指個體體驗到依據自己的意志和選擇從事活動的心理自由感;“勝任需要”指個體體驗到對自己所處環境的掌控和能力發展的感覺;“關系需要”指個體體驗到與別人聯系、愛和關愛他人以及被愛和被關愛的感覺[10]。

首先，教師專業化是教師信息化領導活動的重要支撐，通過知識分享促進利益相關者某些特征的轉變和發展，是教師信息化領導活動順利開展的關鍵?；趯處熜畔⒒I導力內涵的認識，本研究在具體研究中以知識分享動機為主要觀測點，對小學教師自主需要的滿足程度進行衡量。知識分享動機是教師在信息化領導活動中，為滿足自身的某種需要與他人分享專業知識的一種動力。根據赫茲伯格“雙因素激勵理論”，本研究將小學教師知識分享動機劃分為保健因素和激勵因素兩個層面，其中，保健因素主要指小學教師因受人際關系、管理制度、外在報酬等因素的驅動而進行知識分享的動力，激勵因素主要指小學教師受工作樂趣、挑戰性、可發揮潛力、社會認可度、自我價值實現、發展機會獲得等因素的驅動而進行知識分享的動力。

其次，信息技術應用是教師信息化領導活動與傳統情境下領導活動的主要區別，也是教師信息化領導活動發展的必備技能。因此，本研究以技術應用效能感為主要觀測點，對小學教師勝任需要的滿足程度進行衡量。根據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理論，本研究將小學教師技術應用效能感劃分為結果期望和效能期望兩個層面，其中，結果期望主要指小學教師在日常教育教學實踐中運用信息技術達到預期結果能力的自我判斷或評估，效能期望主要指的是小學教師在日常教育教學實踐中能夠熟練應用信息技術能力的自我判斷或評估。

最后，美國領導學家詹姆斯·庫澤斯與巴里·波斯納通過對數以萬計的普通領導者進行案例研究，發現“領導是每個人的事”，并認為“領導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領導者與追隨者之間的關系”[11]。因此，良好的人際關系是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活動順利實施的“軟基礎”。鑒于此，本研究在具體研究中，以人際關系作為主要觀測點，對小學教師關系需要的滿足程度進行衡量，并根據人際關系的性質和作用的不同，將其劃分為積極人際關系和消極人際關系兩個層面，其中，積極人際關系主要指的是小學教師與其他利益相關者基于共同的價值追求或愿景，在長期的工作和生活中形成的一種相互關心、相互信任、相互體諒，能促進共同專業成長和發展的人際關系;消極人際關系主要指小學教師與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難以溝通交流、彼此孤立和排斥，難以支撐彼此專業發展的人際關系。

（三）研究模型與假設

自我決定理論的核心假設是：當組織環境滿足個體自主、勝任和關系三種基本心理需要時，就會增強或維持個體從事某項活動的自主性動機，進而產生更為有效的行為結果[12]?；诖?，本研究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構建了小學教師自主需要、勝任需要、關系需要與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行為之間的關系模型，如圖2所示，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1：知識分享動機對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效應，即組織環境越能滿足小學教師的自主需要，就越有利于激發和維持小學教師開展信息化領導活動的自主性動機。

H2：技術應用效能感對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效應，即組織環境越能滿足小學教師的勝任需要，就越有利于激發和維持小學教師開展信息化領導活動的自主性動機。

H3：人際關系對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效應，即組織環境越能滿足小學教師的關系需要，就越有利于激發和維持小學教師開展信息化領導活動的自主性動機。

三、研究設計

（一）量表設計與數據收集

1. 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行為量表

本研究以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力模型為基礎，分別圍繞每個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行為編寫觀察變量，最終形成了《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行為量表》。

該量表包括五個主要成分：“引領教師發展”，包括7個題目，各題目因子負荷量介于0.572～0.869之間、CR值為0.879、AVE值為0.516;“參與學校變革”，包括5個題目，各題目因子負荷量介于0.749～0.818之間、CR值為0.888、AVE值為0.612;“促進家校融合”，包括4個題目，各題目因子負荷量介于0.651～0.882之間、CR值為0.891、AVE值為0.675;“優化課堂教學”，包括4個題目，各題目因子負荷量介于0.639～0.891之間、CR值為0.87、AVE值為0.629;“參與產品研發”，包括4個題目，各題目因子負荷量介于0.632～0.810之間、CR值為0.829、AVE值為0.550。此外，驗證性因子分析的結果見表1（A）。除CMIN/DF高于建議值外，AGFI、GFI值接近0.9，屬于基本達標，其他各項指標均符合建議值要求。內部一致性分析結果顯示，該量表整體以及引領教師發展、參與學校變革、促進家校融合、優化課堂教學、參與產品研發等各維度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分別為0.938、0.918、0.921、0.875、0.862、0.902。

2. 小學教師知識分享動機量表

根據研究需要，本研究對李凱、祝智庭編制的企業內部知識型虛擬社區知識共享動機問卷[14]的語句表述進行適當修改，最終形成《小學教師知識分享動機量表》，累計15個題項。量表初步編制完成后，以陜西省“國培計劃”的實施為依托，采用在線問卷的方式向陜西省小學教師發放量表，歷時3周，回收問卷126份，對填寫時間低于150秒、問卷選項完全一致的問卷進行剔除，最終共保留有效問卷109份。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對因子負荷量小于0.5以及歸屬不明確的題目進行刪除后，共保留有效題目12項，累計2個主要成分。保健因素包括7個題項，各題因子負荷量介于0.660～0.805之間、平均變異抽取量為0.5352、組合信度為0.8891;激勵因素包括5個題項，各題因子負荷量介于0.716～0.813之間、平均變異抽取量為0.5797、組合信度為0.8731。此外，驗證性因子分析的結果見表1（B）。除CMIN/DF高于建議值以及AGFI、GFI、CFI、IFI值略低于建議值外，其他各項指標均符合建議值要求。內部一致性檢驗的結果顯示，該量表整體及保健因素、激勵因素等各維度的一致性系數分別為0.841、0.856、0.824。

3. 小學教師技術應用效能感量表

本研究以德國臨床和健康心理學家Ralf Schwarzer教授編制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為參考，根據研究需要對Jing Pan、Nicola Combe等人編寫的技術應用效能感量表[15-16]的題目表述進行適當改編，最終形成《小學教師技術應用效能感量表》，累計21個題項。量表初步編制完成后，采用在線問卷的方式向陜西省小學教師發放量表，歷時3周，回收問卷115份，對填寫時間低于180秒、選項完全一致的問卷進行剔除，最終保留有效問卷93份。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對因子負荷量小于0.5以及歸屬不明確的題目進行刪除后，共保留有效題目13項，累計2個主要成分。結果期望包括7個題項，各題因子負荷量介于0.671～0.920之間、平均變異抽取量為0.631、組合信度為0.922;效能期望包括6個題項，各題因子負荷量介于0.635～0.905之間、平均變異抽取量為0.5741、組合信度為0.8865。此外，驗證性因子分析的結果見表1（C）。除CMIN/DF略高于建議值、TLI和NFI略低于建議值屬基本達標外，其他各項指標均符合建議值要求。內部一致性檢驗的結果顯示，該量表整體及結果期望、效能期望等各維度的一致性系數分別為0.959、、0.960、0.906。

4. 小學教師人際關系量表

根據研究需要，本研究對Ryff《心理幸福感量表》[17]中“積極人際關系”維度的題目表述進行了適當修改，最終形成《小學教師人際關系量表》，累計14個題項。量表初步編制完成后，以陜西省“國培計劃”的實施為依托，采用在線方式針對陜西省小學教師發放量表，歷時3周，回收問卷139份，對填寫時間低于150秒、選項完全一致的量表進行剔除，最終共保留有效問卷110份。研究數據確定后，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對因子負荷量小于0.5的題目進行刪除后，共保留有效題目12項，累計2個主要成分。消極人際關系包括7個題項，各題因子負荷量介于0.644～0.890之間、平均變異抽取量為0.631、組合信度為0.922;積極人際關系包括5個題項，各題因子負荷量介于0.516～0.796之間、平均變異抽取量為0.470、組合信度為0.812。此外，驗證性因子分析的結果見表1（D），除AGFI略低于建議值外，其他各項指標均符合建議值要求。內部一致性分析的結果顯示，該量表整體及消極人際關系、積極人際關系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分別為0.756、0.904、0.711。

總之，本研究開發的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行為量表以及改編的小學教師知識分享動機量表、技術應用效能感量表、人際關系量表具有較高的信效度，能夠滿足研究要求。

（二）研究模型檢驗

研究量表編制和檢驗完成后，本研究在西安市、寶雞市、咸陽市、榆林市、渭南市、商洛市、安康市、韓城市等地選取小學，通過郵寄的方式發放量表，要求量表發放要覆蓋小學各學段、各學科、各教齡段的教師。最終共郵寄問卷1500份，歷時大約6周，回收問卷1236份，回收率82.4%。在數據錄入過程中，對選項填寫不完整、選項具有規律性或完全一致的量表作為無效問卷進行剔除，最終共保留有效問卷911份，有效率73.1%。研究數據清洗完成后，利用AMOS17.0對研究模型進行檢驗分析，模型擬合度檢驗結果見表1（E）。受研究樣本量較大的影響，CMIN/DF偏離建議值較大，TLI、AGFI兩項指標略低于建議值屬基本達標，其他各項指標均達到建議值水平，模型擬合度良好。

路徑回歸分析的結果見表2。技術應用效能感（SE）對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行為（B）的影響達到統計學顯著水平，拒絕虛無假設，說明二者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假設H2成立;知識分享動機（M）對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行為（B）、人際關系（R）對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行為（B）的影響均未達到統計學顯著水平，假設H1、H3不成立。此外，相關分析的結果顯示：知識分享動機與技術應用效能感的相關系數為0.655、知識分享動機與人際關系的相關系數為0.595、技術應用效能感和人際關系的相關系數為0.717。

為進一步挖掘小學教師知識分享動機、技術應用效能感、人際關系對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行為的影響，本研究分別以“引領教師發展”“參與學校變革”“推動家校融合”“優化課堂教學”“參與產品研發”為因變量，以“激勵因素”“保健因素”“結果效能”“期望效能”“積極人際關系”“消極人際關系”為自變量，采用SPSS19.0進行逐步多元回歸分析。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效能期望”“消極人際關系”“積極人際關系”“激勵因素”對“引領教師發展”具有顯著性影響，其作用關系用標準回歸方程表示為：“引領教師發展=0.387×效能期望-0.109×消極人際關系+0.066×積極人際關系+0.075×激勵因素”;“效能期望”“積極人際關系”“消極人際關系”對“參與學校變革”具有顯著性影響，其作用關系用標準回歸方程表示為：“參與學校變革=0.3290×效能期望+0.1320×積極人際關系-0.0990×消極人際關系”;“效能期望”“消極人際關系”“激勵因素”“結果期望”對“推動家校融合”具有顯著性影響，其作用關系用標準回歸方程表示為：“推動家校融合=0.139×效能期望-0.124×消極人際關系+0.116×激勵因素+0.097×結果期望”;“效能期望”“激勵因素”“結果期望”“消極人際關系”“保健因素”“積極人際關系”對“優化課堂教學”具有顯著性影響，其作用關系用標準回歸方程表示為：“優化課堂教學=0.235×效能期望+0.135×激勵因素+0.120×結果期望-0.107×消極人際關系-0.097×保健因素+0.077×積極人際關系”;“效能期望”“保健因素”“消極人際關系”“積極人際關系”“結果期望”對“參與產品研發”具有顯著性影響，其作用關系用標準回歸方程表示為：“參與產品研發=0.307×效能期望+0.121×保健因素-0.089×消極人際關系+0.109×積極人際關系+0.094×結果期望”。

四、結論與討論

通過上述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小學教師自主需要、勝任需要、關系需要的滿足對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行為的激發和維持均具有正向預測效應，這與自我決定理論的核心假設相一致。

第二，從自主需要的角度來看，知識分享動機對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行為具有正向預測效應，但未達到統計學顯著水平。其中，激勵因素對引領教師發展、推動家校融合、優化課堂教學具有正向預測效應，保健因素對推動優化課堂教學、參與產品研發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效應。

第三，從勝任需要的角度來看，技術應用效能感對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行為具有正向預測效應，且達到統計學顯著水平。其中，效能期望對引領教師發展、參與學校變革、推動家校融合、優化課堂教學、參與產品研發均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效應，結果期望對推動家校融合、優化課堂教學、參與產品研發均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效應。

第四，從關系需要的角度來看，人際關系對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行為具有較為微弱的正向預測效應。其中，積極人際關系對引領教師發展、推動家校融合、優化課堂教學、參與產品研發均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效應，消極人際關系對小學教師各項信息化領導行為均具有顯著的負向預測效應。

第五，綜合分析研究模型路徑分析和回歸分析的結果，人際關系對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行為的影響最為全面，知識分享動機與人際關系、技術應用效能感均存在中高度顯著相關，技術應用效能感，尤其是效能期望，對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行為的影響最直接，且顯著。因此，本研究將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行為激發和維持的基本路徑描述為：“由關系需要的滿足到自主需要的滿足，再到勝任需要的滿足?！币簿褪钦f，積極人際關系是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行為發生的基礎保障，知識分享動機是動力保障，技術應用效能感是條件保障。

上述研究結論對優化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行為，提升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力的啟示集中體現在以下三點：

首先，應重新修訂中小學教師信息技術應用能力標準，拓展信息技術應用能力的培訓范圍，持續提升教師信息技術應用能力，最大限度地滿足教師信息技術應用的效能期望。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教育信息化進程的不斷推進，我國越來越重視中小學教師信息技術應用能力的提升。2005年，教育部啟動實施了全國中小學教師教育技術能力建設計劃，并取得了積極成效。為適應教育教學新形勢對教師專業發展的新要求，教育部于2013年啟動實施了中小學教師信息技術應用能力提升工程，2019年啟動實施了中小學教師信息技術應用能力提升工程2.0。隨著培訓工程的不斷推進，中小學教師信息技術應用能力的培訓內容逐步由“基礎應用技能”拓展至“技術與教育教學融合創新技能”，培訓目的由“適應信息化教學”轉向“推動和引領教育信息化變革”，涉及領域由“課堂教學”逐步拓展至“教師協同發展”，尤其是能力提升工程2.0的提出，對教師培訓團隊信息化指導能力的提升提出了更為明確的要求。然而，現有的《中小學教師信息技術應用能力標準（試行）》從宏觀層面將教師信息技術應用能力概括為以學生為中心運用信息技術優化課堂教學的能力與轉變學生學習方式的能力，以自我為中心運用信息技術促進專業自主發展的能力，且二者之間存在相互獨立的態勢，尚未深度觸及教師應用信息技術促進協同發展及信息化指導能力提升等范疇，難以有效支撐和指導能力提升工程2.0的全面實施。此外，從現有標準來看，對教師應用信息技術的實踐范疇過于局限，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教師在全面推動教育信息化變革與發展中的關鍵作用。因此，在教育信息化2.0時代，信息技術的應用已逐步滲透到與教師職業相關的各個領域，重新修訂教師信息技術應用能力標準，全面持續提升教師信息技術應用能力，對深入推進教育信息化顯得尤為必要和緊迫，對激發教師全面深度參與、推動和引領教育信息化變革的內在動力也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其次，借鑒“企業家精神”，建立健全教師工作激勵機制，構建協作創新文化，促進教師更高層次自主需求的滿足?！敖處熎髽I家”最早由美國CTQ創始人兼主席Barnett Berry及其Teacher Solutions2030團隊于2010年公開發表的題為《Teacherpreneur時代的到來》中正式提出[18]，隨后迅速引起國內外學者的普遍關注和深度研究。Barnett Berry認為，美國高質量學校教育愿景的實現要歸根于一線教師領導角色的擴展和協作創新文化的構建，要充分發揮信息技術的優勢，賦予一線教師協作創新的時間和空間，能夠在不同組織、不同地域更為廣泛、更為靈活地發揮教師的領導角色[19]。從上述數據分析中可以發現，引領教師發展、推動家校融和、優化課堂教學主要受“激勵因素”的影響，參與產品研發更多的受“保健因素”的制約。根據“雙因素激勵理論”的基本觀點，教師工作樂趣、挑戰性、潛力發揮、社會認可、實現自我價值、獲得發展機會等更高層次需求的滿足能有效激發教師在協同發展、家校融合、課堂教學中信息化領導行為的發生;管理制度、外在報酬等外在因素的滿足能在一定程度上激發教師參與信息化產品研發的積極性。因此，學校應進一步建立健全教師工作激勵機制，增強教師職業認同感，在引領同行協同發展、優化課堂教學、推動家校融合等實踐中為教師職業價值的實現創造更多機會。此外，學校應借助信息化手段和資源減輕教師工作負擔，優化現有管理制度，為教師深度參與信息化產品的研發提供基礎支撐。

最后，關注教師人際關系智能培養，增強教師自我調控能力，夯實教師信息化領導的“軟基礎”。從上述研究結論可以看出，人際關系對各項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行為均有不同程度的影響，這就充分證明人際關系在優化小學教師信息化領導活動中的基礎性和先導性作用?，F階段，各級各類教師培訓，更多地注重教師專業理念、專業知識、專業技能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教師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導。虛擬增強現實、人工智能、5G技術等新興技術在小學教育中的不斷應用，基于核心素養的基礎教育改革的深度推進，不僅對教師專業技能提出了重大挑戰，同時也對教師應用信息技術產生了一定的心理壓力，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教師與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人際關系的緊張。在此背景下，更應注重教師人際關系智能的培養，提升教師自我調控能力，這也是增強教師職業幸福感的現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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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normalize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ath of teachers in the era of "Internet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cology， this study， guided by the theory of self-determination， focuses on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Taking knowledge sharing motiv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efficac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s the observation points，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forming paths of informatization leadership behavior of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utonomy， competence and relationship. The results show that knowledge sharing motivation has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informatization leadership behavior of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but it i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technology application efficacy has a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 informatization leadership behavior of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which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has a weak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Positiv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erves as the basic guarantee for the informatization leadership behavior of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knowledge sharing motivation is the power guarantee，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efficacy is the condition guarantee.

[Keywords] Primary School Teacher; Informatization Leadership Behavior;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Influencing Factors; Forming 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