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高科技對抗下中國創新的未來

賈鶴鵬

讓中國高科技產業度過眼下來自美國的挑戰，不是關起門來做全產業鏈的獨立創新，而是敞開門的海納百川

繼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BIS）將華為、大疆等企業列入該局的管制實體名單后，2019年10月8日，美新一波制裁名單公布，全球安防老大?？低暎?02415.SZ），知名人工智能公司科大訊飛（002230.SZ）、商湯科技、曠視科技、依圖科技等28家中國實體被列入名單中。美國方面稱，這28家“違反了美國的外交政策利益”。

外憂之下，自強不息。中國是否從此可以走上一條不依賴西方，甚至在核心技術上關門研發的“自主創新”之路，這樣的創新是否足以支持已經無法再靠廉價的人力和環境資源支撐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無疑，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深入探討。在對目前情況作出判斷之前，我們還有必要看看近40年來中國創新的發展軌跡及其根本的驅動力，也要看看在斷供與高科技對抗背景下，這些因素是否發生了根本性改變，或者是哪些因素在發生改變導致我們的創新形態可能變化？

實際上，如果我們遵循這樣的考察方法，就會看到，只要全球化的邏輯不變，只要中國的創新仍然走在市場化的道路上，中美高科技對抗的影響就是暫時性和階段性的。另一方面，讓華為等中國企業能在美國斷供的威脅下挺過來，主要靠的不是關起門來的自主創新，而恰恰是已經導致中國取得今日成就的對全球化與市場化邏輯的充分利用。

市場化中的創新成就

中國取得今日創新成果的原因，市場化與國際化緊密相連。

說市場化，是因為創新主體絕大多數都是市場逐浪者，而創新行為，基本上都是市場驅動。這一點從當年VCD脫穎而出，到其后的互聯網精英，再到因低碳技術而一度暴富的無錫尚德，一直到今日的創新標桿華為、大疆，乃至主要做政府生意但并非政府投資的商湯科技、?？低?，莫不如此。

與這種市場化創新相對的，則是政府支持的各種創新項目，當創新目標是充分市場化競爭的產品或標準時，絕大多數難以成功。從當年國家科委主導的半導體項目到龍芯，到自主操作系統，再到后來的自有3G標準——TD-SCDMA，結局都清晰可見。而近年來稍有起色的大型科技攻關項目，在國家財力的支持下，基本上處于苦苦追趕，稍有不慎就陷入財務困境的狀況中，這方面的案例包括京東方之于三星，以及福建晉華之于美光科技。

反對這種觀察結論的人可以舉出航天這一類軍工界的成就，以及中國高鐵作為反例。但兩者的說明力都不足。

航天科技人員的聰明才智和貢獻無可置疑，但與市場化的民用技術不同，這樣的科技成果在開發過程中，具有明確的目標和總體而言清晰的技術路線，允許不斷試錯，不用操心利潤，甚至有不計成本的資源支持。更重要的一點是，航天軍工等領域允許中國“自行其是”地認定標準，而不需要依靠在競爭中與對手PK來贏得市場，更不用通過競爭與妥協來界定創新的目標。所以這種創新成果，對中國龐大的創新版圖而言，借鑒意義非常有限。君不見能把火箭、航天器成功送上天的各種“飛”公司，其開發的民用汽車、客車，在市場上基本都以失敗告終。

而高鐵作為中國科技創新名片，當然是取得了讓人驕傲的成績。但與航天科工有一點相同，高鐵在中國其實是沒有外部競爭者的。這一領域取得的成果很難為市場化創新主體所參照，而后者才是在中國創新版圖上的主要玩家。

之所以如此，原因是今日經濟主戰場的創新是高度競爭、成本至上、市場與用戶導向，并且充滿了不確定性、需要反復博弈，甚至妥協的。

以5G為例，其標準并非早早定下來然后讓玩家去比賽看誰跑得快。恰恰相反，目前即將正式啟動的5G，是各方博弈和妥協的產物。在這一過程中，固然需要自己的技術實力過硬，同樣需要考慮供應商、客戶、普通終端用戶，乃至競爭者。很多創新目標實際上要在市場上反復拼爭和談判才能看清楚。這種特點，不要說與國企行為方式相悖，就是與政府扶持也很難吻合。這也是政府支持下的各種創新主體，往往在市場上終成敗局的原因。道理很簡單，政府支持需要明確的目標，需要總體上可控的路徑，否則項目書也沒有辦法通過。

而且，即便近年來政府支持的方式，已改成通過設立各種國家產業基金和定向銀行貸款，但起到的作用，也往往是扶持趕超，如京東方之于三星的對標，因為是相對而言，這種趕超型創新的路徑也是清晰的。

那么，在這種高度市場化的對標型創新過程中，政府作用是什么呢？政府扶持的有具體科技目標的創新項目，的確收獲不多。不過，各大創新企業都在兩大方面得到了來自政府的極大支持：一個是國家或相關部門在其產品應用方面的支持，這一點在中國這樣的超大型市場中尤其重要;另一個是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尤其體現在高新區的土地、稅收、人才落戶以及地方政府貸款貼息等方面。

這些支持與政府對科技創新本身的扶持，即政府直接投入技術開發或指定特定企業如此做之間，有很大不同，在于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是高度競爭性、選擇性與交易性的。如果一家企業不能承諾帶給地方政府稅收、就業，或者這方面的可見前景，就拿不到地方的這些支持;反過來，其他地方政府給的條件好，創新企業就可能走掉。

在地方政府以競爭性手段扶持創新企業方面，還有一點也很重要，那就是在大多數情況下，地方政府提供的這種特惠支持，是沒有所有制差異，也沒有國別差異的。民企、外企只要達到條件，一樣可以享受同等支持力度。這就涉及到中國創新做得正確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國際化。

國際化與“自主”創新的張力

如上所述，中國的創新成就，市場化與國際化貢獻最大。

近40年來，每個階段各領風騷的創新英雄，或者是海歸帶來先進技術和模式，或者是為國際產業鏈提供產品，同時推廣了當時海外流行的與這種技術相適應的消費習慣。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廠商的創新能力，隨著其對國際技術、模式或供應鏈的掌控程度的提升而增加。

為何創新要與國際化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為何不能在封閉的國內環境中完成？

因為除了軍工航天等特定領域，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與全球化的進程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在這一過程中，包括華為在內的企業，都把借鑒并大規模利用國際先進技術，并迅速占領國內外市場作為核心的攻堅目標。而與之相對，國內的環境并沒有給市場化主體創造便利的條件，后者要在國內創新，還需要跨越重重障礙，比如官方支持的各種實際已經落后的技術標準。

中國企業這種通過對追蹤和引進的技術進行集成應用的創新模式，也與長期以來中國的金融體系對創新缺乏支持有關。幾十年來，中國的金融體系幾乎從不支持技術的攻關與研發，企業只有在產品能達到批量生產的階段，才能獲得銀行的貸款。這就逼迫企業必須盡快實現技術落地，拿來主義當然是最好的辦法。

客觀地講，拿來主義是所有后發國家的必經之路。優秀的中國企業能迅速地對拿來的產品與技術進行升級，主要得益于中國超大的市場、優秀的工程師和技工隊伍、越來越多的海歸人才、日臻完善的基礎設施，以及不斷拓展的世界工廠的地位。通過這種做法，中國企業技壓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競爭者，在最近十年又不斷蠶食歐美發達國家對創新的壟斷。

到目前為止，單純從技術上講，中國企業確實還很少有原創到可以引領世界發展方向的技術。即便華為主導的5G通信的技術路線的核心研發，仍然主要是國外大學完成的。任正非也說過，華為在技術發展上不做第一落點，但在第二落點上要做到無人能與之競爭。華為其實代表了一批中國企業的戰略。而從跟進第一點到搶占甚至壟斷第二點，其中需要的絕大多數是利用國際資源，從技術研發成果到國際背景的工程師、項目管理人員和財務體制安排。

從理論上講，這種創新上的“短板”，確實可能有一天在核心技術上被人卡脖子。今天美國對中興、華為等企業的斷供，看起來使這種不安全的預感成為了現實。而為何從今年5月份被列入制裁名單到現在，華為看來受到的影響不大呢？據華為發布的2019年三季報，截至2019年三季度，公司實現銷售收入6108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24.4%。完全被列入實體名單后的三季度，華為仍然實現銷售收入2095億元，只是比二季度銷售收入減少121億元，略下滑5.46%。

為什么華為不怕卡脖子呢？是因為華為已經逆轉了早前一直依賴的全球化進程嗎？

辨析斷供與全球化

看待技術上被卡脖子的問題，首先要采取一種現實主義的態度。在正常的全球化邏輯下，企業本身既不具有義務，也沒有意愿和能力把技術斷供當成一個必須預防的選項。

假如有條件而成本又可以接受，企業當然都愿意盡可能多壟斷上下游的產業鏈，并享受由此帶來的壟斷利益。但創新的殘酷事實是，不論是中興、華為、大疆還是?？低?，在技術研發過程中，不僅要考慮科技先進與否，技術是否原創，而且還要充分考慮成本因素，在可以利用各種外部資源降低成本的情況下，自然愿意接受。這些資源往往具有國際源頭，既包括可以免費利用的Android，也包括與各種軟硬件兼容良好的芯片。

同樣，一家企業，不論其技術多么先進，當其脫離了創新的生態系統，它的再原創、再高超的技術也會被拋棄，因為每一家公司都要考慮創新的成本，都不愿意為其他公司的原創技術支付過高的成本，也都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和對未來技術發展的預期，來選擇適宜的上家技術。在全球化時代，這種生態系統一定是國際化布局。

以電子通信領域為例，這種國際化布局就體現為美國的芯片與軟件、歐美的設計、日韓臺的精密零件和中國的集成總裝。

這并不是一個被動接受外國技術的痛苦過程，因為企業自身并不會把產業鏈上下游外部資源的國產化當成一個義務。相反，企業在決定是否獨立開發某個環節的技術，或者決定在這些環節是采用進口或國產的技術時，它們考慮的是成本、便捷性、可得性、適用性、技術談判，以及技術更新的前景。

在華為遭遇斷供后，因為“備胎轉正”而頗顯英雄主義氣概的海思芯片，顯然是這種現實考量的產物。也就是說，華為培育海思，并不是因為它預見到今后會遭遇斷供，而是因為海思的存在為華為終端產品的升級、降低成本、壓低供貨商價格創造了條件，并且在大多數時候主要是輔助作用。正因為如此，海思才被稱為“備胎”，而且海思的各種開發工具同樣是國際化產物。

在利用國際化的產業鏈資源的過程中，作為對產業鏈各種資源進行集成應用的中國企業，也在享受這種集成帶來的好處，那就是對市場的支配能力。企業占據的市場份額越大，這種支配能力越強。

華為斷供后所表現出來的堅挺，實際上正是這種市場支配力的體現。據報道，華為在被列入美國實體清單后，除了因為前一年中興斷供而增加備貨外，迅速啟動的美國原件替代工作也是讓它能堅持下來的原因。在這一美國產品替代過程中，諸多歐洲、日本和韓國廠商，紛紛按照華為要求的規格改造產品，因此而進入此前夢寐以求的華為供應商行列，一些國產零件供應商也得到了機會。

而中興在遭遇制裁后很快癱瘓，固然與措手不及有關，也是因為它的體量和市場（供貨商）號召力，不足以讓供貨商迅速調整產品來救急。在這一過程中，是否有海思這樣的核心芯片制造能力固然重要，但這并非最核心的因素。

同樣，華為斷供后美國供貨商也發起了強大的游說工作，希望美國政府能為自己的零件放行。它們的目的并非是救援華為，而主要是挽救自己迅速下滑的市場份額。很多美國廠商還通過海外生產來繞過美國商務部的禁令。

也就是說，挽救華為的，首先是全球化和市場化的力量，而不是片面的獨立自主。全球化和市場化的邏輯仍在，只是其中的領頭羊——美國選擇了退出。

中國創新的未來

在華為斷供后，任正非頻頻接受采訪。采訪者最關心的問題，幾乎都是華為如何生存。而任正非每每解釋華為可以不依靠美國生存后都會補充說，今后條件允許，華為不會拋棄美國供貨商，不會追求通吃全產業鏈的自主創新。

除了有公共關系方面的考慮外，其實任正非坦誠地道出了華為的考量，那就是本文所強調的：創新和科技進步一定是在一個生態中進行，是一個與產業鏈上下游的友商同步進行的過程。

假如單純為了預防斷供，而打造一條安全的、獨立于國際創新生態的產業鏈，其結果可能是：即便在斷供實際發生時可以挺過去，但也會因為與全球化鏈條下其他各種成分喪失了經由交流、思想碰撞、競爭及購并等產生的融合，從而在下一次產業升級時錯失領頭羊地位甚至被踢出局。這并非是異想天開，如果像華為這樣的行業巨頭，用產業安全而不是市場邏輯作為組織產業鏈的主導因素，那形成封閉體系是大概率的事件。

何況，在如今輿論環境中各種保守力量甚囂塵上之時，一時封閉取得的暫時成功，就可能影響產業政策向這一方向發生調整。

而與之相反，在市場充分競爭條件下，即便遭遇國際化鏈條中某一主導方的斷供，那只要需求足夠大、體量足夠大，困境就會通過各種國際化力量（非美廠商和用戶）的重新洗牌而得以解決，而這一過程本身，也為孕育新的創新增長點提供了機會。但與此同時，它則不僅會讓上游的斷供方損失銷售額，還會造成上游的斷供方面臨失去緊跟行業升級步伐的風險。

這種邏輯用在遭遇斷供的華為身上可行，也同樣可以應用于其他各種創新主體。不論是斷供還是制裁，或者是高強度的國際競爭，都是推動中國創新企業進一步順應國際游戲規則的一個推動力。

就本文探討中美高科技對抗這一主旨而言，讓中國高科技產業度過眼下挑戰的主要因素，首先不是關起門來的全產業鏈獨立創新，而是敞開門的海納百川。只有堅持中國已經追求了40年并取得巨大成功的國際化和市場化取向，才能夠讓中國的高科技創新更上層樓。

編輯：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