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征收“數字稅”法案評議

何明智 黃文鴻 高嬰勱

2019年4月8日，法國國民議會通過“數字稅”提案，將對全世界范圍內營業額超過7.5億歐元且在法國境內營業額超過2500萬歐元的互聯網平臺型企業征稅，涉及谷歌、亞馬遜和Facebook等約30家以美國企業為主的大型互聯網企業，稅率為3%。征稅對象僅包括企業的在線廣告收入、轉售數據和平臺收取傭金等業務，線上銷售、通信服務和支付服務不在征稅范圍。法國作為歐盟重要成員國，此舉將對歐美貿易格局及全球數字經濟治理范式產生深刻影響。

法國頒布“數字稅”

法案的原因

為彌補數字經濟時代暴露的征稅漏洞?？鐕鴶底制髽I在其稅源與價值創造地分離的情況下，利潤的歸屬地難以簡單判斷，以美國科技巨頭為代表的互聯網企業得以在歐洲境內實現稅基轉移，致使法國境內分公司實際上報的應稅利潤很低，出現了較大的征稅漏洞。據統計，互聯網巨頭在歐盟內繳納的稅率平均值僅為9.5%，比歐洲中小企業低約14個百分點。

亟需通過征稅緩解財政危機。受公共財政大量支出和財源減少的雙重影響，法國政府財政面臨較大的可持續發展困境。據法國經濟財政部表示，2019年法國政府的財政赤字將達到3.2%，超過歐元區3%的警戒線。對互聯網巨頭征稅將是法國政府開辟財源的重要途徑，通過征收“數字稅”，能為政府新增約5億歐元稅收。

試圖搶占數字經濟時代的規則話語權。在數據服務等商業行為日益普及的趨勢下，“數字稅”將成為國家的重要稅種，法國政府希望率先構建數字經濟時代的稅收體系，搶占數字經濟時代治理規則的話語先機。一方面，法國認為，歐盟層面開征“數字稅”意見分歧較大、步伐緩慢，便試圖繞開歐盟直接在經合組織層面創建國際稅收秩序，在各國數字經濟利益博弈中獲取先發優勢;另一方面，法國試圖借構造“數字稅”規則之機，重啟互聯網國際行為準則談判，率先約束美國的跨國科技巨頭，為確立其歐盟互聯網治理的引領地位奠定基礎。

“數字稅”法案可能

產生的影響

短期內對法國數字經濟的影響弊大于利。一是增加的稅負將轉嫁給消費者和使用數字平臺的中小企業承擔。相關研究顯示，2019年，法國額外稅收負擔總額約為5.7億歐元，稅收收入增長近50%，約55%的稅收負擔由消費者承擔，40%由使用數字平臺的企業承擔，而大型互聯網公司僅需承擔5%。這可能導致消費品價格上漲、使用數字平臺的企業利潤下降，短期內對法國數字經濟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二是“數字稅”的稅務管理效率將大幅降低。由于稅收指標和數據難以界定、法律規則及解釋尚不明確，識別所有納稅人和計算應稅基數的難度極大，同時又面臨多重征稅的風險，這將降低征收“數字稅”的行政效率，制約數字經濟市場快速發展。

引發歐美經貿博弈格局發生新變化。歐美貿易談判舉步維艱，而法國頒布“數字稅”法案，正式將“稅收”作為談判籌碼，勢必影響到歐美經貿博弈格局。

一是可能誘發“稅收對抗”，加劇歐美經貿摩擦。法國政府頒布“數字稅”，展露了其在歐美經貿博弈中的強硬立場，勢必加劇歐美雙方的經貿分歧，歐美貿易摩擦可能再次升級。對此，美國已有報復跡象：特朗普政府將就歐盟對空客的補貼實行關稅報復，啟動301條款調查限制法國出口，并援引《國內稅收法》第891條對在美國經營的法國公司征收雙重稅收。

二是構筑數字貿易領域的壁壘。法國“數字稅”主要針對美國科技巨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美國互聯網企業進入法國市場的門檻。未來，歐盟層面“數字稅”的逐步開征，將會打擊美國企業投資歐盟市場的信心，為跨大西洋貿易設置新的壁壘。

引發各國探索數字經濟稅收治理的新路徑。一是將加快數字經濟稅收全球化治理的進程。法國制定“數字稅”法案，為經合組織牽頭討論的“數字稅”征收體系提供了實踐樣本，推動經合組織制定數字經濟國際稅收規則的實際進程。二是激勵數字經濟新興國家制定稅收新規則。此前，受歐盟“數字稅”提案啟發，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印度等至少九個亞太國家，以及墨西哥、智利和其他拉美國家已針對高科技數字企業征收新稅事宜展開研究。此次事件對上述進程無疑是一種激勵，將催生多樣化的數字稅稅種及征收規則。

兩點思考

面對全球征收“數字稅”的新趨勢和經貿格局的新調整，我國在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及全球數字經濟治理參與度上有明顯不足，亟需積極構建適應數字經濟發展的治理體系，以“數字絲綢之路”為切入點，探索全球數字貿易往來的新模式，擴大我國在全球數字經濟治理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探索構建適應數字經濟特點的數據治理體系。一是構建適應數字經濟的國家稅收新體系。對新模式下的數字產品及服務等類型進行定性，健全針對新商業模式的稅收制度，出臺促進新商業模式發展的稅收法案，明確交易的各項稅制要素，使新商業模式的稅制要素盡早納入稅收法定的軌道。二是構建和完善數字經濟稅收管理模式。圍繞網絡平臺、買家和賣家三方主體，明確平臺數據的權利主體，建立電子商務登記制度和聯合工作機制，加強數據共享和聯合執法，完善跨境增值稅管理制度，強化對新商業模式的稅收征管機制。三是積極參與國際稅收合作。圍繞常設機構、轉讓定價、增值稅稅收管轄權和跨境增值稅管理等規定，積極參與數字經濟國際稅收規則的修改和完善，加強征收管理的國際合作，參與國際稅收協調，在全球稅收協調中維護合法合理的稅收利益。

探索“數字絲綢之路”建設背景下的貿易往來新模式。一是促進“一帶一路”數字貿易發展。制定專門的“一帶一路”數字經濟工作框架或行動計劃，鼓勵沿線國家將數字經濟發展規劃納入本國、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議程，開展雙多邊、第三方數字經濟合作項目。二是培養數字經濟生態。積極參與制定數字經濟標準規則，加強國際數據治理政策儲備和治理規則研究，推動構建平等互尊、協同共治、創新發展的數字經濟國際合作新秩序，擴大我國國際數字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三是深度參與“一帶一路”全球稅收治理。主動將“一帶一路”沿線及其他發展中國家訴求融入國際稅收新規則，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持續建立雙邊稅收合作法律機制，加速我國稅收協定談簽進程，擴大稅收協定網絡，成立負責境外稅收服務和管理協調的專業機構，強化對企業的風險防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