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首輔周延儒：謊報軍功鑄大錯

鄧苗苗

“朕以天下聽先生?！敝苎尤迓牭竭@句不是褒獎更勝褒獎的話，是在崇禎十五年（1642年）正月初一的朝會上，崇禎帝向東對他揖拜。這時，他在復社張溥等人的運作下，被二次起用入閣已經快一年了，一時榮光無限。而關外的后金也早已改國號為大清，實力愈發強盛，在遼東對明廷形成強大威脅。

在這段時間里，周延儒一改首次任內閣首輔時的作風，信守對張溥“行救時十事”的承諾，“廣引清流，言路亦蜂起論事”，著實做了不少諸如減免民間欠稅、免除災荒地區賦稅、召回監軍太監等實事好事，民望一時有所好轉。然而這一切，都毀于一個謊言，它不僅使周延儒最終被“打入”《明史·奸臣傳》，還使其背負著“誤國”之名。

內閣首輔自請督師

明朝末年，內閣權力之爭頻繁。閣臣們為了爭奪首輔之位，往往拉幫結派，黨同伐異。政治局面一片混亂，不僅嚴重影響了各項政策的制定與實施，甚至還波及到遠在遼東與清軍作戰的將帥。被視為明廷“最后屏障”的名將袁崇煥，就是在內閣諸臣忙著互相傾軋的情況下，被誣陷“引敵脅和，將為城下之盟”，最后被崇禎帝處死，成為政治犧牲品。

而愈發強大的清軍再次從墻子嶺、青山口入關，如入無人之境，直逼京畿。面對有可能來臨的攻城，北京城實行戒嚴，而周延儒“自請督師”，坐鎮通州。

作為文臣，周延儒具備一定的政治能力。他少年得志，素有文名，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以及冠之年連中會試會元、殿試狀元，并以翰林院修撰之職踏入仕途，但一直不溫不火。等到崇禎帝即位后，周延儒在錦州兵變等幾件具體事件處理中展現出的亮眼能力受到賞識，地位隨之扶搖直上，官至內閣首輔。即便后來在黨爭中落敗回鄉，又與家鄉百姓起了沖突，失了民心，但在崇禎帝心中他仍是可信任的股肱之臣。再次入閣為首輔后，周延儒依然發揮善于揣摩崇禎帝心意的特長，做了一些真正有益于國計民生之事，頗得崇禎帝寵信。

但關于軍事，周延儒是不怎么精通的，他也有自知之明。但當時稍懂一些軍事的大學士吳牲剛被派去“辦流寇”，抵抗李自成的大軍，朝中實在無人。周延儒“自請督師”也是迫于崇禎帝的壓力，不得已而為之。在這種情況下，文臣督軍政治意義明顯大于軍事意義。但沒想到，這位已年過半百的老臣抵達通州后沒幾天，就智商下線般開扯彌天大謊。

一謊鑄大錯

崇禎十六年四月，周延儒來到了北京東南方向的通州，開始督軍工作。真正上了戰場，面對敵軍，這個只懂弄筆行文的閣老怕了。他不敢與清軍正面作戰，只能派兵前去探查消息。當探知到清軍并不打算攻打京城，只稍作停留后，周延儒松了一口氣——既然清軍沒有對壘的想法，那我也正好按兵不動。

于是，他整日縮在軍營里與幕僚們喝酒吟詩，坐等清軍自行退兵。想到崇禎皇帝在京城里等待消息，剛到通州不久，他就大言不慚地上奏說自己“斬百余級”。后來愈發夸張，有時候甚至腦門發熱，一天早晚兩次上疏，“題皆飛報大捷”。等到清軍自行出塞離開時，他則稱“臣中夜冒警自順義抵密云趨各督、撫，今俱出塞”，表示是自己將清軍打退。

捷報頻頻傳回京城，有不少人對此質疑，言官紛紛彈劾周延儒不作為，還將縱容清軍出塞謊報為功勞。但崇禎帝堅定地相信周延儒，將這些彈劾視為訛傳。等到清軍退兵后，周延儒帶著一身虛假的榮耀回京，不僅被加封為太師，其子也受蔭為中書舍人，并賜銀幣、蟒服。

按理說，周延儒在官場沉浮三十年，不可能不清楚謊報軍情的嚴重性與危害性。不過向來善于揣摩皇帝心意的他明白，好大喜功的崇禎帝喜歡并希望聽到這樣的捷報。同時，東北有大清虎視眈眈，中原有李自成農民軍勢如破竹，朝廷亦需要一些好消息來振奮人心。一次撒謊，竟讓周延儒的聲望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何樂而不為呢？扯下如此大謊，未必是腦門一拍所作的決定。

但周延儒沒想到，數日后這個謊話就被戳破了。當錦衣衛與東廠太監將周延儒消極怠戰和謊報戰功之事上報后，崇禎帝讓周延儒免職回家。

《崇禎長編》中記載，崇禎帝對周延儒后來的評價是“機械欺蔽，比匿容私，濫用匪人，封疆已誤”。

時人亦覺得周延儒以謊言欺騙君主，貽誤戰機，耽誤了國家大事， 當時便有人寫詩來諷刺周延儒——“敵畏炎熇歸思催，黃金紅粉盡駝回。出關一月無消息，昨日元戎報捷來”。

而后人則認為周延儒的謊言讓明廷以為清軍只是紙老虎，既放松了警惕，又影響了崇禎帝的判斷。待到清軍大舉進攻時，為時已晚。

徒留身后罵名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禎帝逃至煤山，自縊而死，明朝滅亡。就在三個月前，他才命人傳詔，勒令周延儒自盡，籍沒其家。

免職本已是周延儒最好的結局。但為官時用人不當、貪污等積弊過多，因謊言下臺后，各式彈劾如雪花紛至沓來。其實彈劾以前也并不是沒有，但對于之前深受崇禎帝信任的周延儒來說，猶如隔靴搔癢。直到謊報軍情觸了命門，加上之前崇禎帝與周延儒秘密商量南遷之事，周延儒走漏了風聲，崇禎帝一直耿耿于懷，最終這些彈劾才匯成雪崩之勢，給了周延儒致命一擊。

其實，周延儒將清軍自退作為自己功勞的危害性，比不上某些將敗報為勝的例子，但這個謊言卻著實影響了朝廷的判斷。所以，隨著周延儒門生范志完兵敗并縱兵禍害百姓，親信吳昌時泄露機密，“贓私巨萬”事發且“大抵牽連延儒”，相繼被問罪，周延儒“招權納賄”的證據也被翻了個底朝天。

崇禎帝終于下定決心要對周延儒進行處理。處死吳昌時后不久，崇禎帝便傳詔令周延儒自縊。

原本，在人才凋零的明末，周延儒的才干即便比不上張居正、徐階等首輔，考慮到第二次入閣時所作的一些實事，也不至于被批為“狡詐欺君、喪師辱國”。實際上，亦有不少人認為周延儒只是一個身不由己的“能臣”，因一謊而被視作誤國覆邦之徒，實是處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被極度放大的結果。周延儒最終被“打入”《明史·奸臣傳》，還使其背負著“誤國”之名。

摘編自《廉政瞭望》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