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治理下的價值鏈升級與高質量發展

項衛星 田野

摘 要：二十國集團（G20）作為經濟全球化日益加深情形下應對經濟危機和強化全球經濟治理的高端合作機制，能否沖破貿易保護主義的陰霾、實現成員國合作共贏，始終是關乎全球經濟治理與可持續發展的熱點問題。本文以2001—2017年世界銀行WDI數據庫的相關指標為研究樣本，首次以G20機制涵蓋的43個國家為試驗組，選取其他70個非G20成員國作為對照組，運用雙重差分模型就G20機制對成員國價值鏈升級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綜合影響進行準自然實驗。研究結果表明，G20機制顯著推動了成員國的價值鏈升級，ICT產品出口逐步轉移至發展中國家，有效促進了涵蓋創新、協調、綠色和開放為核心內容的全球經濟高質量發展。尤其是在降低經濟增速的基礎上，顯著提升了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和推動了貿易全球化;逆城鎮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城鄉協調發展。然而，G20機制在促進衛生公共服務共享方面仍亟待完善，且在推動成員國的價值鏈升級與高質量發展方面具有顯著的經濟發達程度和地區異質性。

關鍵詞：G20機制;價值鏈升級;高質量發展;全球經濟治理;雙重差分模型

中圖分類號：F1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20）11-0051-11

一、引 言

二十國集團（G20）作為全球最為重要的經濟對話合作平臺，其涉及領域由原來的金融逐步拓展至基礎設施、能源、投資等經濟領域。特別是2020年召開了G20應對新冠肺炎特別峰會，議題進一步滲透至全球公共衛生等社會領域。黨的十八大以來，“一帶一路”倡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成立等重大舉措，日益彰顯了中國的貢獻。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日益崛起，逐漸打破了由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秩序。與此同時，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與風險與日俱增，世界經濟增長率由2000年的4.4%下降為2019年的2.9%。尤其是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2020年預計全球經濟增速將跌至-2.6%，或創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最低。G20成員國經濟約占全球經濟比重的85%，人口約占2/3，國際社會對G20機制能否在推動全球經濟治理與合作中發揮關鍵作用寄予厚望。為此，如何對G20機制在推動全球價值鏈升級與高質量發展中的實際效果進行科學的評價，更好地將有關成員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先進理念和比較優勢進行交流、整合和協作，對于進一步優化G20機制從而實現全球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

在已有的研究中，晉繼勇[1]認為，G20機制中國家的多樣性成為更為廣闊的包容性，這種特點可以實現更為成熟與高效的合作機制，機制內部更容易實現平衡;但是這種包容同時也帶來成員國平等及溝通效率問題，對機制的監督與約束管理是G20為未來需要進一步優化的方面。劉威等[2]認為，G20國家之間存在金融異質性，而G20機制可以幫助各國發現金融失衡盲區，加強全球經濟治理。鮮有文獻就G20機制實施對成員國的經濟社會影響進行定量研究?；诖?，本文的邊際貢獻主要體現在：第一，區別于已有文獻對G20機制研究視角聚焦度不足的問題，本文針對部分西方國家反全球化與產業鏈回歸背景，探討G20機制實施的經濟治理效果，對于完善G20機制和推動全球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和現實意義。第二，已有文獻缺乏對歐盟成員國數據的分析，而本文全面收集整理了G20機制的43個成員國家以及其余70個國家（共計113個國家）的面板數據。第三，已有文獻僅針對G20機制涉及的部分國家進行一般性回歸分析，尚未涉及對G20機制的效果檢驗;而本文首次運用雙重差分模型，就G20機制對各成員國的價值鏈升級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進行全面細致的分析，能夠為G20機制的評估和改善提供穩健的實證依據。本文其余部分的內容結構安排為：第二部分是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第三部分是研究設計;第四部分是實證分析;第五部分是研究結論和政策啟示。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G20機制對價值鏈升級與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雖然近年來單邊主義與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對全球經濟的發展產生了不利的影響，但G20機制的存在促進了全球價值鏈的升級與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第一，G20機制包含多個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這種多樣性使得該機制在處理全球經濟環境問題時可以擁有更加均衡包容的觀點，更能實現各成員國之間開放、共享、共贏的結果。第二，G20機制中各成員國之間相互合作，針對全球性問題提出的觀點更有實現效率，能夠發現問題盲點。第三，G20機制可以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一個與其他國家交流合作的平臺，為發展中國家實現貿易結構升級提供技術等多方面的支持;而發達國家也可以從中獲得收益，從而實現互利共贏。如張少軍和侯慧芳[3]、何宇等[4]都認為，雖然G20機制中包含了發展中國家，但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不僅通過提高核心技術實現了高質量發展，并且為發達國家帶來了收益;國際分工地位的提高可以改善一國的貿易環境。Razmi和Blecker[5]、Imobighe[6]、Gereffi[7]認為，在全球價值鏈中出口同類初級產品的發展中國家，更可能與其同類國家發生惡性競爭;而提高核心技術與加強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合作時升級自身在全球價值鏈中分工地位，是擺脫惡性競爭的重要途徑。此外，Kee和Tang[8]認為，一國通過有利的貿易條件和外國直接投資政策，參與全球價值鏈可以擺脫國內出口附加值下降的局面。針對電子行業公司參與全球價值鏈，Dedrick等[9]認為，大部分公司都從價值鏈中獲得了正常收益;但是要想實現利益最大化，需要通過對產品設計、價格、品牌形象建立以及核心技術研發及其維持來實現。從G20機制國家應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實踐來看，G20機制在全球公共衛生治理領域的集體行動仍面臨缺乏組織保障和效率低下等問題?；诖?，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G20機制顯著推動了成員國的價值鏈升級，促進了涵蓋創新、協調、綠色和開放的經濟高質量發展;但是在全球衛生公共服務共享方面有待完善。

（二）G20機制對價值鏈升級與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之經濟發達程度異質性

目前，衡量全球價值鏈升級與高質量發展是否能為全球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帶來顯著的效益，是許多學者所關注的。如Sturgeon和Gereffi[10]認為，中間貿易品的增加是全球價值鏈日趨重要的標志之一。當下的數據不能及時有效地展現全球價值鏈為經濟帶來的效用，以及不能為政策制定者與公司提供正確的引導，可能會扭曲或者夸大技術密集型公司在全球價值鏈中出現的技術溢出。Koopman等[11]認為，發達國家因全球價值鏈原因而嵌入某些國家的出口產品中而間接出口，導致該國家在該部門擁有的比較優勢變為比較劣勢;而衡量一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分工地位使貿易增值優于貿易總值。陳啟斐等[12]認為，一個國家適度的開放與去規則能夠有效促進全球價值鏈的發展。Wahl和Bull[13]認為，私人監管對于發達國家可以提高其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然而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可能造成市場準入障礙，影響其國際競爭力;因此，作為制度環境因素的私人監管全球價值鏈中的執行與管理需要指導，私人監管可以影響一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升級。Gereffi[14]認為，一些世界組織機構呼吁的貿易開放政策對于工業化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具有不同的作用。而Azmeh和Nadvi[15]認為，一國企業在全球貿易中分工角色的轉變，以及對分公司地理位置的掌控、對組織結構的管理，會影響參與全球價值鏈獲得的競爭回報。Gereffi[7]認為，一國公司只有參與全球價值鏈才有可能實現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產業過渡。不同國家在相同行業擁有的優勢不同。在全球價值鏈中，雙方跨國公司之間的合作可以增強國際競爭力。

隨著G20機制的不斷演進，該機制在經濟領域的作用日趨顯著。而發展中國家在其中獲得的利益與作出的貢獻，是許多學者所關注的。如唐杰和萬克峰[16]認為，G20機制在應對經濟領域問題的作用重要;但是內部成員國的不同使得利益分配引發沖突，因此該機制需要增加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提高內部協商效率與合法性，才能促進全球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白潔等[17]、蘇丹妮等[18]認為，中國自從加入G20之后，經濟地位與作用日趨重要;提升價值鏈是提高中國的國際分工地位、特別是優化在全球價值鏈中地位的重要舉措。此外，蘇丹妮等[18]還認為，在全球價值鏈中，高端技術企業能夠改善生產率，低端企業反而受限。齊紹洲和徐佳[19]通過測算G20中各國制造業的低碳國際競爭力指數，分析環境規制對成員國制造業低碳國際競爭力的整體影響和異質性影響，認為研發投入的增加能夠提高制造業低碳比較優勢。陳福中等[20]通過對G20集團成員國的工業產業及貿易的結構進行數據分析，認為在G20成員國之間工業產業結構與出口貿易結構兩者之間相互作用顯著。崔百勝和高崧耀[21]認為，一國制定的貨幣政策對其他成員國及其他經濟體具有相互影響?；诖?，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G20機制對發展中國家的價值鏈升級與高質量發展的邊際影響，普遍高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受到的價值鏈升級抑制相對較小，而經濟增長效應更加明顯。

（三）G20機制對價值鏈升級與高質量發展影響之地區異質性

隨著中國加入G20機制，許多學者開始關注中國和G20機制的未來發展方向，以及如何完善G20機制在全球價值鏈升級以及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的作用。王振國等[22]對中國與其他發達經濟體的出口專業化水平進行了比較分析，認為中國應該注重管理與研發，細化服務業。彭支偉和張伯偉[23]發現知識密集型行業使得中國在價值鏈之中的分工地位顯著上升，其收益也大部分得益于此原因。然而，程惠芳和陳超[24]發現，雖然進出口貿易以及國內外投資都是G20國家海外知識資本溢出的途徑，但是各成員國中中國通過進口貿易以及外商投資所獲技術進步的溢出相比較小。李世杰等[25]發現，部分成員國法制水平與實際服務貿易發展所需水平不能適配，經濟因素是影響服務貿易發展的重要方面。余東華和田雙[26]與韓中[27]認為，在開放經濟中，嵌入全球價值鏈能夠改善科技資源配置問題，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易小麗和黃茂興[28]、王丹等[29]認為，中國加入G20之后，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突出，但目前G20機制還存在很多阻礙機制更好發展的問題亟待解決，中國所提倡的創新、綠色、開放、協調、共享是促進G20機制完善發展，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所需要的思想。張志明等[30]認為，中國通過全球價值鏈分工特點能夠改變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貿易競爭關系，加強與各國經濟、政治、技術等要素之間的緊密聯系，形成價值鏈合作關系。因此，G20機制的完善可以有針對性地為不同國家之間經濟合作提供平臺，實現多邊共治、多方協商，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有利于實現全球價值鏈升級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诖?，筆者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3：在全球經濟治理下，G20機制對不同地區價值鏈升級、經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的作用存在顯著的異質性。

三、研究設計

（一）雙重差分模型

G20機制包括20個經濟體（19個國家和歐盟）。其中，歐盟擁有28個成員國（剔除與G20機制中19個國家重復的英國、法國、德國和意大利之后，剩余24個歐盟成員國），亦即G20機制共有43個國家。為考察G20機制的實施效果，將此43個國家設置為實驗組，根據世界銀行WDI數據庫指標齊全且數據可得性原則，選取了其余70個國家作為對照組，本文對G20機制實施效果評估的雙重差分模型設計如下：

其中，Yit代表G20機制國家衡量價值鏈升級和高質量發展的指標;TREATi代表G20機制國家實驗組的虛擬變量，G20機制國家TREATi=1，非G20機制國家TREATi=0;POSTt代表G20機制實施的時間虛擬變量，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國正式加入G20和財政部長會議升級成首腦峰會作為機制實施的開始年份，因此，2008年及以后年份POSTt=1，2001—2007年POSTt=0;TREATi×POSTt代表G20機制實施之后實驗組虛擬變量和時間虛擬變量的交互項，系本文著重關注的核心變量，其系數α的符號體現了G20機制實施對實驗組成員國價值鏈升級與高質量發展各指標的影響方向;Xit代表的是一系列的控制變量;γi代表的是國家固定效應;δt代表的是時間固定效應;εit代表的是隨機誤差項。

從G20機制實施對實驗組成員國價值鏈升級和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來看，不同指標須選取差異化的控制變量。以ICT產品出口占總出口比重衡量的價值鏈升級水平：各國制度距離。以科技期刊文章數量衡量的創新發展水平：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入、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和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占總發電量比重。以城鎮化率衡量的協調發展水平：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制度距離和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占總發電量比重。以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占總發電量比重衡量的綠色發展水平：貿易額占國民生產總值比例、制度距離和城鎮化率。以貿易額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衡量的開放水平：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和制度距離。以至少使用基本公共衛生服務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衡量的共享發展水平：義務教育年限、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占總發電量比重、科技期刊文章數量和城鎮化率。

（二）數據說明和描述性統計

本文使用的數據主要來源于世界銀行WDI數據庫，ICT產品出口占總出口比重數據來源于同花順iFinD數據庫（由于數據可得性限制，對照組國家選取了49個），制度距離的變量參考李俊久等[31]，高質量發展指標均選取了70個國家的對照組，研究樣本的時間區間為2001—2017年，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G20機制對價值鏈升級與經濟增長影響的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在同時控制時間固定效應和國家固定效應的基礎上，本部分采用穩健標準誤估計法對基準回歸模型進行估計。表2顯示的是G20機制對成員國價值鏈升級與經濟增長的平均處理效應和動態效應，G20機制對成員國ICT產品出口占總出口比重產生了負向影響，且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動態效應估計結果顯示，G20機制對成員國ICT產品出口占總出口比重的負向影響具有大約4年的時滯?？赡艿脑蛟谟?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和因此導致的全球經濟衰退對全球價值鏈造成了較大的沖擊，以至于G20機制對價值鏈升級的影響尚未顯現出來。2012—2014年G20機制對成員國ICT產品出口占總出口比重的負向影響呈加強趨勢;2015年該負向影響趨于下降。G20機制對成員國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的影響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且幾乎不存在時滯;從2009年開始對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產生持續的負向影響（僅在2011年不顯著），且2009—2013年的負向影響呈現逐漸加強的態勢，2014年以后負向影響基本保持穩定。綜上，G20機制顯著推動了成員國價值鏈升級和對經濟增長水平產生了微弱的抑制效應。

（二）價值鏈升級與經濟增長的平行趨勢檢驗結果

表2的DID基準回歸結果成立的一個前提條件是，滿足2008年以前實驗組和對照組變化趨勢保持一致，亦即須進行平行趨勢檢驗。表3的平行趨勢檢驗結果顯示，對于ICT產品出口占總出口比重而言，2006年系數不顯著，2007年系數P值接近于0.1。

從圖1（a）來看，G20機制實施前系數估計值在0附近，且2011年及以后顯示出明顯的下降趨勢，意味著ICT產品出口占總出口比重的指標基本滿足平行趨勢假設，表2的第（1）列和第（3）列的估計結果有效;對于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指標而言，2006年系數和2007年系數均不顯著，G20機制實施之后的兩年仍然不顯著，在2011年及以后才表現出一定的顯著性，意味著G20機制對成員國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的負向影響至少存在3年的時滯，與表2第（4）列的動態效應估計結果一致，且從圖1（b）來看，G20機制實施前系數估計值在0附近，且2008年就開始顯示出明顯的下降趨勢，意味著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的指標滿足平行趨勢假設，表2的第（2）列和第（4）列的估計結果有效。

（三）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的基準回歸結果分析

為更全面測度G20機制的全球經濟治理效果，本文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的視角，就G20機制對成員國高質量發展的影響進行準自然實驗。從表4的平均處理效應來看，G20機制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對成員國創新發展水平、開放發展水平和綠色發展水平產生正向促進作用，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對共享發展水平產生抑制效應，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對成員國城鎮化率產生負面影響，亦即通過逆城鎮化推動了城鄉協調發展水平。從表5的動態效應分析結果來看，創新和協調發展水平都在G20機制實施當年表現出明顯的促進效應，對綠色、開放和共享的影響效應則分別滯后1、2和3年。

（四）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的平行趨勢檢驗

為進一步甄別高質量發展指標在G20機制實施前是否滿足平行趨勢假設，本文分別對五類變量進行了平行趨勢檢驗，結果如表6所示。

從表6可以看出，創新發展和開放發展在G20機制實施前（2006年和2007年）的系數至少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意味著G20機制實施前，實驗組和對照組衡量創新發展和開放發展的變量存在顯著的差異性，因此不滿足平行趨勢假設;衡量協調發展水平的城鎮化率、衡量綠色發展水平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占總發電量比重和衡量共享發展水平的使用基本公共衛生服務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指標均在G20機制實施前（2006年和2007年）的系數不顯著，且分別在G20機制實施后（2008年、2009年和2009年）的系數由不顯著變為顯著，表明G20機制的實施對實驗組和對照組三個變量產生了差異化的影響，亦即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G20機制對成員國協調和綠色發展水平均產生了正向促進效果，對共享發展水平產生了抑制效應。

此外，從動態效應變化趨勢中，也能夠反映出G20機制對成員國產生逆城鎮化效應（促進協調發展水平）、綠色發展效應（可再生能源發電占比提高）和抑制了共享發展水平（使用基本公共衛生服務人口比重下降）。

（五）PSM-DID模型估計

由于貿易額和創新兩個變量不符合平行趨勢假設，Heckman等[32]開發出的PSM-DID模型可對不滿足平行趨勢假設的情形進行有效解決，并在政策效果評估的應用研究中得到廣泛應用。其基本邏輯是：在未加入G20機制的對照組里找到某個國家j，該國家j與加入G20機制的實驗組里的國家i的相關變量盡可能類似，當國家的個體特征對是否加入G20機制的效應只取決于控制變量時，國家j和國家i加入G20機制的概率比較接近，以此解決G20機制實施前，實驗組和對照組不能夠滿足平行趨勢檢驗的問題。本文采用相鄰匹配法就G20機制對創新和開放發展水平的影響進行PSM-DID模型估計，結果如表7所示。從表7可以看出，G20機制對成員國創新發展水平和開放發展水平的影響分別在1%和5%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表明在運用PSM-DID模型之后，G20機制實施確實顯著提高了G20成員國創新和開放發展水平。

（六）實驗組隨機模擬檢驗

為避免實驗組選取存在不可觀測因素的影響，本文在113個樣本國家中隨機抽取43個國家作為虛擬實驗組，其余70個國家作為虛擬對照組進行雙重差分模型估計，共抽取1 000次，結果顯示，衡量價值鏈升級、經濟增長、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發展水平的指標基本上呈現出對稱的“倒U”型，表明G20機制對虛擬實驗組無顯著影響，對真實的實驗組相關變量的影響是唯一的，這說明G20機制實施對43個成員國的價值鏈升級、經濟增長與高質量發展指標影響的實證結果具有穩健性。

（七）異質性分析

本文已就G20機制對價值鏈升級與高質量發展的影響進行了詳細分析。然而，由于不同國家自身經濟發展水平與所處地理位置差異的影響，G20機制對不同地區、不同經濟發展水平成員國產生的價值鏈升級與高質量發展影響是否存在差異有待研究。因此，本文針對此類情況分別從經濟發展水平和地區劃分兩個維度對G20機制影響價值鏈升級與高質量發展的異質性進行分析。具體而言，在經濟發展水平方面，考察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兩個分類類型;在地區劃分方面，受數據可得性的限制，本文主要考察分布在美洲、歐洲、亞洲的國家。

首先，針對G20機制對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成員國的價值鏈升級與經濟增長，以及高質量發展影響進行異質性分析。表8表示，G20機制針對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價值鏈升級與經濟增長影響，且都通過顯著性檢驗。從回歸系數來看，G20機制顯著推動抑制了所有成員國的ICT產品出口占總出口比重;對發展中國家而言，TREAT×POST估計系數都高于發達國家。這表明，在G20機制中發展中國家受到的價值鏈升級抑制相對較小，而經濟增長效益更明顯。

表9中（1）、（2）表示G20機制對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成員國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視角下實現高質量發展影響的異質性分析。從表9的（1）、（2）異質性分析來看，G20機制針對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高質量發展影響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從回歸系數來看，對發達國家而言，G20機制促進了創新、協調、綠色和開放水平，但是降低了共享發展水平;對發展中國家而言，G20機制顯著促進了創新、綠色、開放和共享水平，對協調發展水平影響不顯著。之所以存在差異，從經濟發展水平來看，發展中國家主要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與發達國家相比，資本密集型產業有待發展，國內環境無法滿足產業結構調整的需求;從資源與效率的優化方面來看，與發展中國家相比，發達國家擁有更為優秀的人力資本與創新能力，具有先進的生產技術與生產設備以優化資源分配與降低成本，更容易實現效率的提升。因此，發展中國家對G20機制更為敏感，更需要G20機制這類平臺對其提供更為有利的資源與環境。由此，假設2得以驗證。

其次，針對G20機制對不同地區成員國價值鏈升級與經濟增長以及高質量發展影響進行異質性分析。表10表示G20機制對地理位置不同的成員國的價值鏈升級與經濟增長影響。從回歸系數來看，G20機制對成員國ICT產品出口占總出口比重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影響的TREAT×POST估計系數均為負。其中對美洲和歐洲價值鏈升級和經濟增長產生顯著的抑制效應，而對亞洲的影響則不顯著，并且美洲國家的ICT產品出口占總出口比重與亞洲國家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的TREAT×POST估計系數高于歐洲國家。這表明G20機制對不同地區成員國的價值鏈升級與經濟增長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

表9中（3）、（4）、（5）表示G20機制對不同地區成員國實現高質量發展影響的異質性分析。從表9的（3）、（4）、（5）異質性分析來看，除歐洲國家的協調發展水平外，表9中G20機制對不同地區成員國高質量發展影響通過顯著性檢驗。從回歸系數來看，G20機制對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存在明顯的地區異質性。

具體來說，在創新發展水平方面，G20機制對三大地區存在顯著正向影響且從大到小依次為亞洲、歐洲、美洲。在協調發展水平方面，各地區影響不同：G20機制對亞洲存在顯著正向影響，而對美洲協調發展水平產生了一定的抑制效應，歐洲則不顯著。在綠色發展水平方面，對歐洲和美洲產生了積極影響，而對亞洲產生了一定抑制效應。在開放發展水平方面，G20機制對美洲產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對歐洲和亞洲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在共享發展水平方面，G20機制對美洲和亞洲存在積極的促進作用，而對歐洲產生了抑制作用。這是由于各地區科技水平、自然資源、人力資本與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不同，受地區限制很可能存在資源與效率不匹配的情況;而G20機制的完善能夠為各地區成員國高質量發展的進一步提升提供更有利的發展環境。因此，假設3得以驗證。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基于2001—2017年全球113個國家的面板數據，以G20機制的43個成員國為試驗組，其余70個國家作為對照組，運用雙重差分模型實證研究了G20機制的實施對成員國的價值鏈升級與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并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和地區特征展開異質性分析。研究結果表明：

第一，G20機制顯著推動了成員國的價值鏈升級，有效促進了涵蓋創新、協調、綠色和開放的全球經濟高質量發展;尤其是在降低經濟增速的基礎上，顯著提升了可再生能源發電占比、推動了貿易全球化和促進了城鄉協調發展。然而，G20機制在促進衛生公共服務共享方面仍亟待完善。第二，G20機制對發展中國家的價值鏈升級與高質量發展的邊際影響普遍高于發達國家，G20機制中發展中國家受價值鏈升級的抑制相對較小，而經濟增長效應更明顯。第三，對發達國家而言，G20機制促進了創新、協調、綠色和開放水平，但是降低了共享發展水平;對發展中國家而言，G20機制顯著促進了創新、綠色、開放和共享水平，對協調發展水平影響不顯著。第四，G20機制對美洲和歐洲國家的價值鏈升級和經濟增長產生了抑制作用，而對亞洲的影響則不顯著。第五，G20機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存在明顯的地區異質性。

結合以上研究結論，為更好發揮G20機制對成員國價值鏈升級和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本文提出三點政策啟示：

第一，基于G20機制對成員國的價值鏈升級和高質量發展總體呈正向的促進作用，為此，應該在現有機制合作的框架下，積極探索有利于成員國共享發展水平的可行路徑。第二，基于G20機制對成員國的價值鏈升級和高質量發展存在明顯的經濟發達程度及地區異質性，不同經濟發展程度的國家須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積極參與G20機制的協商對話與合作，實現自身價值鏈升級與高質量發展。第三，在逆全球化與產業鏈回歸的背景下，強化成員國對G20機制實施的全球經濟治理效應信心，以此推動全球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參考文獻：

[1]晉繼勇.二十國集團與全球衛生治理[J].國際問題研究，2020，（3）：57-74.

[2]劉威，黃曉琪，郭小波.金融異質性、金融調整渠道與中國外部失衡短期波動——基于G20國家數據的門限效應分析[J].金融研究，2017，（7）：29-44.

[3]張少軍，侯慧芳.全球價值鏈惡化了貿易條件嗎——發展中國家的視角[J].財貿經濟，2019，（12）：128-142.

[4]何宇，張建華，陳珍珍.貿易沖突與合作：基于全球價值鏈的解釋[J].中國工業經濟，2020，（3）：24-43.

[5]Razmi，A.， Blecker，R.A. Developing Country Exports of Manufactures： Moving up the Ladder to Escape the Fallacy of Compositio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8， 44（1）：21-48.

[6]Imobighe，M.D. The Impact of Oil Price Instability on the Growth Process of the Nigerian Economy[J]. Journal of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2015，（14）：56-70.

[7]Gereffi，G.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9， 48（1）：37-70.

[8]Kee，H.L.， Tang，H. Domestic Value Added in Exports： Theory and Firm Evidence From Chin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 106（6）：1402-1436.

[9]Dedrick，J.， Kraemer，K.L.， Linden，G. Who Profits From Innov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 Study of the iPod and Notebook PCs[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10， 19（1）：81-116.

[10]Sturgeon，T.J.，Gereffi，G. Measuring Succes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Trad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Business Function Outsourc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J].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2009， 18（2）：1-35.

[11]Koopman，R.， Powers，W.， Wang， Z.，et al. 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Tracing Value 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J]. NBER Working Papers， 2010， 123（7）：1-58.

[12]陳啟斐，張為付，張群.逆全球化、去規則化與全球價值鏈服務化[J].南開經濟研究，2019，（3）：3-26.

[13]Wahl，A.， Bull，G.Q. Mapping Research Topics and Theories in Private Regul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in Global Value Chain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4， 124（4）：585-608.

[14]Gereffi，B.G. Local Clusters in Global Chains：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Export Dynamism in Torreon's Blue Jeans Industry[J]. World Development， 2001， 29（11）：1885-1903.

[15]Azmeh，S.， Nadvi，K. Asian Firms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Global Value Chains[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4， 23（4）：708-717.

[16]唐杰，萬克峰.二十國集團（G20）機制化的發展取向與策略選擇[J].經濟研究參考，2019，（24）：8-17.

[17]白潔，梁丹旎，周睿.中國與G20國家貿易關系的調整與優化[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8，（10）：96-110.

[18]蘇丹妮，盛斌，邵朝對，等.全球價值鏈、本地化產業集聚與企業生產率的互動效應[J].經濟研究，2020，（3）：100-115.

[19]齊紹洲，徐佳.環境規制與制造業低碳國際競爭力——基于二十國集團“波特假說”的再檢驗[J].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1）：132-144.

[20]陳福中，樊亞賓，孫東升.工業產業結構演進與貿易結構變化的內生動態影響機制——基于二十國集團（G20）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9，（4）：77-86.

[21]崔百勝，高崧耀.二十國集團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非對稱性與異質性研究——基于PCHVAR模型[J].國際金融研究，2019，（12）：33-42.

[22]王振國，張亞斌，牛猛，等.全球價值鏈視角下中國出口功能專業化的動態變遷及國際比較[J].中國工業經濟，2020，（6）：62-80.

[23]彭支偉，張伯偉.中間品貿易、價值鏈嵌入與國際分工收益：基于中國的分析[J].世界經濟，2017，（10）：23-47.

[24]程惠芳，陳超.海外知識資本對技術進步的異質性溢出效應——基于G20國家面板數據的比較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16，（6）：58-69.

[25]李世杰，余海民，蔡祖國.政府規模和法治水平有助于提升服務貿易發展水平嗎——來自G20國家面板數據分析[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9，（3）：95-104.

[26]余東華，田雙.全球價值鏈嵌入、科技資源錯配與制造業轉型升級[J].財經問題研究，2019，（10）：35-43.

[27]韓中.全球價值鏈視角下中國出口的價值分解、增加值出口及貿易失衡[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0，（4）：66-84.

[28]易小麗，黃茂興.中國積極參與G20建設并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改革的實踐變化[J].經濟研究參考，2019，（24）：27-36.

[29]王丹，趙新力，郭翔宇，等.國家農業科技創新理論框架與創新能力評價——基于二十國集團的實證分析[J].中國軟科學，2018，（3）：18-35.

[30]張志明，熊豪，陳茜茜.全球價值鏈合作模式演進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基于中國與金磚國家的經驗證據[J].產業經濟研究，2019，（3）：77-87.

[31]李俊久，丘儉裕，何彬.文化距離、制度距離與對外直接投資——基于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的實證研究[J].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1）：120-134.

[32]Heckman，J.J.，Ichimura，H.，Todd，P. E.Matching as an Econometric Evaluation Estimator：Evidence From Evaluating a Job Training Program[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7，64（4）：605-654.

[33]HeckmanJJ，Ichimura H， Todd P E. Matching as an Econometric Evaluation Estimator[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8，65（2）：261-294.

（責任編輯：鄧 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