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考古學的關鍵概念：context的含義分析

劉 巖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 北京 100875）

內容提要：Context（背景）是西方考古學中的關鍵概念，也是考古學區別于古物學的標志?！氨尘啊钡暮x十分豐富，包括考古材料的出土背景與特征，以及考古材料背后與“透物見人”研究有關的諸多關聯性?！氨尘啊钡暮x同西方考古學的理論范式密切相關，并隨著西方考古學理論范式的革新而不斷拓展。中國考古學自身的發展特征使得“背景”概念并未在實踐中受到足夠重視。鑒于“背景”概念的重要性，中國考古學應拓展理論范式，在理解不同范式差異的基礎上，優化并整合不同范式所提煉的背景信息；深度發掘并完整公布考古材料自身的背景信息，將不同類型的材料及其背景信息進行關聯，從而產生更具說服力的解釋；從多個視角對同一批材料或同一個問題進行反復闡釋。

Context是西方考古學中的重要概念?？脊艑W研究是以遺存的context信息為基礎或試圖解釋遺存的context。西方考古學通常認為，context是對遺物的堆積環境（matrix）、出處（provenience）以及共存關系（association）的記錄，它涉及考古材料的時空背景以及人們對考古材料出土位置的評價，其具體形態受到了遺物原初擁有者的制作與使用方式、遺物的廢棄方式以及廢棄后的歷史過程的影響［1］。上述定義突出了考古材料的出土背景，是對“Context”的狹義定義。鑒于此，本文將context譯為“背景”。本文認為，“背景”除了上述狹義定義外，還包括了考古材料同古人社會生活與文化等諸多方面的關聯，以及考古學家構建上述關聯時涉及的理論背景、考古背景和古代與當代的社會背景?！氨尘啊钡暮x是隨著西方考古學的發展而不斷豐富的，其背后反映了西方考古學理論范式的革新。中國考古學界同樣關注“背景”。很多學者注意到了“背景”概念的理論與實踐價值，對這一概念進行理論分析并將其應用到實踐中［2］。但從目前來看，中國考古界對“背景”概念的認識還不夠全面，尤其對西方考古學中較為晚近的過程考古與后過程考古語境下的“背景”概念還缺乏足夠認識。本文試圖將“背景”概念放在考古學理論與考古學史的背景中，分析這一概念在不同理論語境下的具體含義以及對中國考古學實踐的重要作用。

一、不同理論語境下的context概念分析

從考古學史中可知，考古學自誕生之初就開始關注遺存的背景。隨著考古學的發展出現了不同的研究范式，“背景”概念的含義也隨之不斷豐富。特里格（B.Trigger）將西方考古學分為進化考古、文化歷史考古、早期功能—過程考古、過程考古與后過程考古幾個階段［3］。戴維·克拉克（David L.Clark）認為，1960年之前的考古學沒有出現一套系統、規范、科學的理論學說，因此處在前范式狀態［4］。而“背景”在前范式狀態的考古、過程考古與后過程考古中有著不同含義。

1.前范式狀態的考古語境

考古學同古物學的根本區別在于關注遺物的出土背景?！氨尘啊弊屵z物成為了具有時空特征與組合關系的考古材料。不同于藝術史家溫克爾曼（J.Winckelmann）根據沒有出土背景的雕塑建立古典雕塑年代序列［5］，湯姆森（C.Thomsen）建立的“三期說”所依據的是在同一出土背景中出土的成組器物，根據這些成組器物的形態與紋飾確定不同材質遺物的相對年代［6］。此時，“背景”指的是同一出土單位內器物的共存關系。此后，湯姆森的方法被繼續完善，形成了考古類型學方法。器物在經過類型學排隊之后，具有了時間上的先后順序?！氨尘啊币虼艘簿哂辛四甏鷮W上的時間先后關系上的含義。但類型背后有更深層的背景信息。學者們就類型是考古學家對材料的分類還是古代社會中的實際存在、類型的差異同功能還是同風格相關進行了激烈爭論［7］。此時的“背景”涉及到了主觀與客觀、科學與建構等理論問題。

19世紀興起的進化考古為“背景”概念提供了一種特殊含義。進化考古認為，達爾文進化論已經揭示了史前社會的發展進程，民族學材料則為這一進程提供了證據支持，考古材料只是細化了這一進程。將考古材料同民族學材料進行形態類比，便可知其社會所處的發展階段，而將現代民族文化從簡單到復雜進行排列，就能表明史前社會發展的一般過程［8］?？梢?，進化考古并沒有從考古材料自身的背景出發去了解過去，而是將材料放置在進化論的背景中，來證明理論的科學性以及土著群體的原始性。這一“背景”由于忽略了文化的復雜性并同種族主義相聯系而遭到后人的批判。

同類型學一樣讓“背景”概念具有時間意義的是考古地層學。地層學通過強調層位、遺跡之間的時空位置關系，尤其是縱向的疊壓、打破關系來建立可靠的文化年代［9］。20世紀后半葉，“哈里斯矩陣”（Harris Matrix）將地層學的方法進一步完善［10］。同傳統地層學相比，“哈里斯矩陣”更加強調層位之間的水平關系、層位之間的分界面，并對地層與遺跡進一步細化，對層位形成背后的自然與人類行為動因更加敏感?！肮锼咕仃嚒敝械摹氨尘啊背搅藭r間，具有了自然與文化過程的意義。

類型學同地層學一起構成了文化歷史考古的基本方法。文化歷史考古根據反復共生的遺存特征定義考古學文化，通過地層學與類型學確立考古學文化的時空范圍，進而確定某一地區考古學文化的時空框架及不同文化區的相互關系［11］。此時，考古學家關注的“背景”是考古遺存的時空關系。但文化歷史考古學的“背景”含義不止于此。由于考古學文化概念的基本預設是文化特征背后是某一特定人群的觀念，考古學文化總是同特定的族群聯系在一起［12］。因此，“背景”在文化歷史考古中的深層含義是將考古材料放在文化或者人群的背景中進行研究，探索考古材料與人群之間的關系以及人群的歷史與遷徙。

隨著人們意識到文化歷史考古在解釋文化變化上的缺陷，考古學家開始采用功能的視角去研究考古材料，開始關注生態環境、經濟生產、技術、人與環境的關系、社會、聚落形態等史前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此時的考古發掘更加注意收集和研究孢粉、土壤、動植物遺存、聚落與房屋形態分布等與環境、生計及社會生活有關的遺存。特里格將這種考古形態稱為早期功能—過程考古［13］。這里的“背景”側重考古材料同技術、環境、經濟、政治乃至整個社會之間的關系［14］。

2.過程考古語境

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過程考古開始批判文化歷史考古規范的、水波論式的文化觀以及見物不見人的研究策略，主張用實證主義認識論去建立有關人類行為及文化發展過程的規律，讓考古學變得更科學、更人類學［15］。此時，“背景”已經成為一個重要概念，大量出現在有關考古材料與人類行為之間關系的理論中。

行為考古學家希弗（Michael B.Schiffer）區分出了兩種類型的“背景”，分別是“系統背景”（systemic context）和“考古學背景”（archaeological context），前者可以理解為考古材料背后的動態人類行為過程，后者可以理解為物品廢棄后在埋藏環境的作用下所形成的考古材料背景［16］。希弗認為，考古材料的空間形態并不直接反映人類行為，其背后經歷了復雜的自然環境與文化的改造過程，行為考古就是要研究考古材料所經歷的一系列過程，進而歸納考古材料同人類行為之間的關系［17］。因此，“背景”在行為考古中指的考古材料所經歷的生命史、人類活動與埋藏環境改造。近年來，行為考古受后過程考古學影響也開始針對儀式、象征與意義等問題提出研究方法。這一方法同樣與“背景”有關，即通過研究考古材料背后的象征行為、生命史與物理特性，去獲知考古材料在表達象征意義、參與儀式活動、彰顯社會權力方面的作用［18］。此外，行為考古的研究范疇還涉及通過研究古代與現代物質文化去探索具體社會中的人類行為模式與歷史、物質文化與人類行為的一般關系以及人類行為方式變化的一般過程［19］，因此，行為考古中“背景”的深層含義是將物質材料放置在人與物之間的關系中，去研究具體的社會歷史問題以及揭示人類行為與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

與希弗的理念不同，賓福德（Lewis R.Binford）認為，考古材料背后的文化系統是一個長期的動態過程，不存在一個原初的背景等待人們去發現?？脊挪牧纤洑v的文化改造過程本身就是文化系統的一部分，考古學家要做的是對當代狩獵采集群體的行為機制進行觀察與研究，去發現他們在特定環境條件下會產生何種適應與行為，進而留下何種結構的考古材料，去理解文化系統的運作機制，以此構建可靠的參考框架，用以強化從靜態考古材料到動態人類行為的推理［20］。綜上所述，“背景”在賓福德的理論體系中主要指的是通過民族考古建立有關狩獵采集者適應方式的參考框架，完善考古研究的推理過程，在可靠的推理鏈條中探索考古材料背后的人類行為與環境適應。此外，賓福德還認為，文化是由在功能上相互關聯的子系統所組成的超肉體適應系統，在實踐中運用多變量分析的方法，通過研究與傳統、社會關系以及環境適應有關的材料，探索文化系統內部的關系與變化［21］。因此，“背景”在賓福德理論中的含義還包括了將考古材料同文化系統的各部分建立聯系，重建文化系統及系統內部的關系。

過程考古學家弗蘭納里（Kent V.Flannery）與巴策（K.W.Butzer）也對“背景”概念做出了系統論述。弗蘭納里更側重研究宗教儀式在復雜社會中的作用，主張將宗教遺存放置在其出土背景中進行背景分析，去研究宗教物品在個人、家戶、社區與區域中所發揮的功能［22］。除宗教遺存外，一般考古遺存也適用于背景分析。由此，“背景”在弗蘭納里的理論體系中指的是將考古遺存放在家戶、社區與區域等具有社會意義的空間與出土背景中分析其社會功能，進而重建史前社會的生計—聚落組織、社會政治結構與宗教儀式［23］。環境考古學家巴策也提出了一種背景分析方法，主張考古學應去研究經濟與聚落形態背后的環境背景，以遺址為單位，去研究人類群體及其生計—聚落系統如何在空間、經濟與社會等層面同環境背景互動，進而理解該群體所處的人類生態系統［24］。因此，“背景”在巴策的理論體系中指的是考古遺址的環境背景、生計—聚落系統同環境的關系以及整個人類生態系統的運作。

3.后過程考古語境

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后過程考古讓“背景”成為考古學研究的核心概念，其含義被進一步豐富。后過程考古和過程考古在考古材料與人類活動之間的關系上存在顯著分歧。過程考古認為考古材料同人類行為之間存在確定的因果關系，但后過程考古認為二者的關系涉及人的實踐與能動性、文化觀念與特定的歷史背景［25］。對此，后過程考古認為物質文化是人們有意構建的，人們會主動運用物質文化去構建社會關系、彰顯能動性，物質文化的意義是在具體的社會歷史背景中產生的［26］。

為了理解物質文化在特定社會歷史背景中的意義，霍德（Ian Hodder）提出了背景考古（contextual archaeology）的研究理念。背景考古主張將物質文化放在特定的背景關聯中理解其意義。在背景考古中，“背景”概念指的是與物質文化意義相關的所有背景關聯，它囊括了文化歷史考古中的時空背景，過程考古中的功能、環境、堆積過程，著重強調物質文化在社會與象征背景中的意義［27］。在實踐中，背景考古試圖尋找考古材料在時間、空間、堆積單位與類型等相關背景中的諸多關聯性、相似性與差異性，將這些關聯進一步抽象并同結構主義、結構化（structuration）等社會理論相聯系，對考古材料在具體的社會結構、社會秩序等方面的深層意義進行解讀［28］。如果某些關聯在不同的背景中大量出現，那么我們對考古材料意義的解讀會更合理，更接近古代［29］。

背景考古還強調物質文化在具體的社會背景中的意義。這種意義為人們提供了一種共享語言，讓所有人都能夠對自己所處的社會與境況加以理解，猶如棋牌游戲的規則一樣，能夠讓所有的參與者參與其中，讓游戲順利進行［30］。對此，背景考古應用慣習（habitus）（又譯作習性）與物質性（materiality）理論來恢復具體的社會歷史背景。慣習作為能夠讓實踐者產生特定的行動方式與文化品位的實踐準則，在考古材料上表現為特定的空間形態與文化風格［31］。慣習理論對背景的構建主要根據高精度的考古材料勾勒出古人日常生活實踐的技術、經濟、社會、儀式與空間背景，從中歸納出慣習的空間與物質表現，進而研究慣習同社會經濟背景之間的關系。物質性理論認為，物承載著人的創造性與能動性，有著人的性質與力量，是人心智與人格的延伸，其物質特征能夠表達社會觀念，如黃金的質地與顏色能夠表達永恒與不朽［32］。物質性通過將遺物放在古代的世界觀與本體論背景中來研究其社會與象征意義。物質性理論對歷史時期社會觀念背景的構建主要根據文獻，而史前時期社會觀念背景的構建則通過民族志或人類學理論實現。

背景考古認為，物質文化的意義還是行動者在行動中主動賦予的。此時的“背景”包括行動者的意圖與后果，以及行動者的感官體驗，其中，前者通過能動性（agency）理論實現［33］，后者通過現象學（phenomenology）理論實現［34］。能動性理論構建背景的方式存在較大爭議［35］。一些研究者認為，能動性理論更適合研究處在文化變革階段，且各階段的社會文化特征清晰的社會，那些同社會文化整體特征不一致的現象即為個體能動性的體現［36］。另有研究者認為，在考古材料中區分出行動的意圖和結果是很困難的，主張從實踐本身出發，從考古材料中構建不同時間背景下，實踐發生的空間背景（如房屋空間）與物質條件，進而去理解能動性同實踐的發生及其同社會演變的關系［37］?，F象學構建背景的方式是研究者對所要研究的景觀建筑進行實地走訪，記錄考古學家在不同方位、不同地點行走時的感官體驗，最后結合民族志、物質性、意識形態等理論闡釋景觀的意義［38］。

除了上述“背景”之外，背景考古還研究物質文化在當代社會背景中的意義。此時的“背景”涉及當代考古學家在闡釋考古材料的意義時所采用的理論方法，包括：強調從考古學家的知識背景與理論視角出發去闡釋考古材料的闡釋學（hermeneutics）方法［39］；通過提問—回答的方式重建古人行動背景的問答邏輯（the logic of question and answer）［40］；將考古材料民族學材料進行關聯類比（relational analogy），增加重建古代社會背景的合理性［41］。此外，背景考古對當代社會背景的關注還涉及物質文化對當代社會及民族群體的意義以及揭示考古闡釋所存在的各種偏見［42］。此時，“背景”主要指的是與考古闡釋及材料意義直接相關的利益群體，以及對科學、唯一性與權威性的后現代反思與批判。

隨著研究的深入，物質性、能動性與現象學理論在研究史前文化的象征意義及構建意義產生的背景時遭遇了困境。對此，后過程考古在2010年前后出現了理論轉向，從關注物質文化的社會與象征意義轉向研究人與物在日常實踐中的關系。這以霍德的糾纏（entanglement）理論為代表。糾纏指的是包括人、動植物、觀念、社會制度等在內的各種事物之間的復雜關系是在糾纏中產生并聯系在一起的［43］。糾纏理論的價值在于它在充分考慮特殊的文化背景基礎上揭示了人—物關系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越來越復雜這一一般特征，使得考古學家能夠將社會文化變化這樣的大問題放在人—物關系一般特征的理論背景中進行宏觀解釋與微觀研究［44］。除了理論背景外，糾纏理論重點關注古人的日常實踐背景以及通過對材料的精細發掘與科學分析建立的考古背景，在此基礎上，對人與物在具體文化背景中的復雜關系進行構建［45］。

為了將“背景”的多重含義貫穿在考古實踐中，霍德提出了反身的方法（reflexive method）［46］。反身的方法主張對考古材料進行高精度發掘與多學科研究，最大限度地提煉考古材料在功能、堆積、廢棄等人類行為方面的背景信息，在此基礎上，運用多學科理論對材料的意義進行闡釋。反身考古注意到了當代社會背景對考古闡釋的影響，主張考古學家記錄自己在闡釋材料時的理論背景與思考過程，并就考古知識產生的過程進行研究。反身考古還認為，不同參與者具有各自的視角與立場，因此主張多元視角闡釋，而闡釋的合理性則從考古闡釋的內在邏輯、同考古材料的一致性，以及道德、政治、倫理等背景中去評價。

二、Context與中國考古學實踐

從上文的分析可知，“背景”概念同西方考古學的理論范式密切相關，它在不同理論語境中有著不同的含義。這些含義可以分為考古材料自身的出土背景與特征和考古材料背后的關聯性，后者包括考古材料同古代社會文化的關聯，以及與“透物見人”有關的理論與社會背景（表一）。

“背景”的諸多含義在中國考古學實踐中均有體現，但體現的程度不均衡。文化歷史考古的“背景”體現的程度最高［47］。隨著動植物考古、環境考古、聚落形態研究的廣泛開展，早期功能—過程考古的“背景”也被大量關注［48］。過程考古的“背景”概念僅在農業起源［49］、遺址廢棄過程［50］、器物技術分析［51］、社會復雜化［52］等個別研究中有所體現。而后過程考古的“背景”概念在中國考古實踐中還處在理論探索與嘗試性研究階段：陳勝前等在石器、陶器與藝術研究中使用的“關聯的方法”同背景考古相似，主張將遺物的形態、功能、風格等特征同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進行關聯［53］；一些學者嘗試應用結構主義、性別考古、慣習等理論研究聚落空間的社會與象征意義［54］；物質性理論的思想被應用到對玉器、器物紋飾、神圣空間以及巖畫的意義解讀中［55］；當代社會背景對考古闡釋的影響體現在文明起源尤其是夏文化的研究中［56］。

表一// 考古學中“背景”概念的含義

從上文的分析中可知，“背景”一直是西方考古學的重要概念，但在中國考古學實踐中卻并未受到足夠重視。這一方面同中國考古學乃至整個中國哲學、中國文化都偏重形象思維，不擅長邏輯思辨與概念抽象有關［57］。另一方面，根據背景考古的觀點，我們或許應該從中西方考古學發展的背景中去看清楚上述差異的來龍去脈。從特里格對西方考古學史的梳理可知，西方考古學的最大特點是存在著理論范式的多次變革。由于“背景”概念涉及對考古材料的解釋與“透物見人”研究，而且理論范式的變革也不是新范式完全取代舊范式，不同的范式會同時并存，因此，范式變革并沒有舍棄“背景”概念，反而讓其含義越來越豐富。中國考古學自誕生時起，就受到民族主義以及追尋中華文明起源的影響，表現出了濃厚的史學傾向，并以重建國史為己任［58］。這一影響一直持續至今，這使得文化歷史考古學是中國考古學的主要形態。雖然環境考古、動植物考古、聚落形態考古等偏向功能主義與過程考古的研究在中國考古學實踐中已經取得諸多成果，但中國考古將其看作是一種研究方法，忽略了其背后的理論思想與關鍵概念，上述研究因此成為文化歷史考古的補充，并沒有構成新的研究范式［59］。這使得中國考古學在實踐中重點關注考古材料的時空與類型背景，而考古材料的環境、經濟與社會背景則成為時空與類型背景的陪襯被放在考古報告的附錄之中。由于缺乏基本概念與研究理念，對推斷人類行為的考古推理、廢棄過程對考古闡釋的影響以及從考古材料的諸多背景關聯中理解其社會象征意義等“背景”的關注無法開展。

鑒于“背景”概念在考古學中的重要作用，“背景”概念應當在中國考古實踐中受到更多的重視?？紤]到影響“背景”概念在中西方考古學中存在差異的因素，我們應該拓展考古學理論范式與“透物見人”的研究視角?？脊艑W理論范式可以分為科學與人文兩大陣營，分別以過程考古與后過程考古為代表。不同陣營的理論在適合解決的問題、理論來源以及認識論上存在著分歧［60］。例如，在科學陣營中，行為考古能夠解釋器物的生產技術、遺址的廢棄與生計方式的關系等［61］。而在人文陣營中，慣習理論可應用于房屋空間的社會意義、日常實踐與社會凝聚力的構建、技術產生的社會背景、宗教產生的社會實踐背景、族屬研究等領域［62］；物質性理論能夠闡釋歷史時期遺物的社會意義，反思文化遺產實踐中對本土物質觀的忽視，研究史前社會的世界觀與本體論等［63］；糾纏理論可應用于社會演化研究，如研磨工具與磨制石器的使用所引發的人—物關系變化是如何讓近東地區定居與馴化得以發生［64］，狩獵的社會象征意義如何延緩了馴化的發生等［65］。不同陣營的理論在思想來源上也存在著重大差異。例如，生態適應的理論多來自文化生態學；慣習、物質性理論來自社會學、人類學；糾纏理論中蘊含了有關物的哲學本體論思想以及事物間關系的辯證法思想。了解上述差異可以拓寬我們研究的廣度，有助于我們針對不同的研究問題選擇合適的理論，并讓我們在進行理論構建時有據可依。上述差異還表明，不同陣營與范式的理論所能揭示出的考古材料背景信息是不同的。對此，中國考古學要在理解理論差異、拓展理論范式的基礎上，優化不同范式所能提煉出的背景信息，完善考古材料的背景構建，為考古學家深入研究社會文化變遷提供高精度的年代學背景、不同材料的特征與關聯性背景、環境背景、生計方式與人地關系背景，理解人類行為的參考框架、社會組織、意識形態以及物質文化的社會象征意義等。

即便不同陣營的理論在構建考古材料的背景上都有所貢獻，但這些理論在認識論上依然存在根本分歧?？茖W陣營的理論強調考古材料的客觀性，主張實證主義認識論。人文陣營的理論認為考古材料中蘊含著理論，主張闡釋學認識論，強調考古學家自身的理論背景與立場。認識論的差異讓這兩種考古學具有不同的研究目標?？茖W的考古學試圖建立客觀的知識、規律與理論，揭示人的自然屬性，而人文的考古學則試圖闡釋考古材料的社會意義與人文價值，揭示人的社會屬性。這告誡我們要根據研究目標選擇合適的理論。在具體實踐中，更多的學者采取的是更為實際的策略?？脊艑W家們針對特定的問題，或將手中的材料放置在某一合適的理論框架中產生一種合乎邏輯的解釋，或運用多種類型的材料去產生強有力的論述、給出更具說服力的答案。前一種策略強調考古學闡釋的理論背景，后者則更強調考古材料自身的背景。對此，我們除了要拓展理論范式外，還要加強考古材料自身背景的發掘。由于文化歷史考古是當下中國考古學中的主流實踐形式，在田野實踐以及考古報告的編寫中，對考古材料自身背景的關注很多以類型學研究為導向，關注風格特征明顯的典型遺物，而非遺存的背景關聯。雖然我們也對動植物、環境、器物功能、原料成分等與復原人類行為背景有關的遺存進行科學分析，但除部分重要遺址、遺跡的報告中有對這些遺存的綜合分析外［66］，相關成果多以附錄或者附表的形式羅列在考古報告中，這一定程度割裂了同一背景下各類遺存之間的聯系。遺存背景信息的殘缺，尤其是房屋居住面各類遺存（包括土壤微形態等微小遺存）的空間與功能背景的不完整，使得諸如利用房屋微觀空間探索社會結構與社會意義的這樣的“透物見人”研究無法深入展開。對此，我們需要在提高發掘精度、對各類遺存進行詳細分析與研究的同時，平等對待各類考古遺物，并將其放置在出土背景中進行公布［67］。材料的多樣性及其背景關聯的完整性是進行考古學“透物見人”研究的基礎。在“透物見人”研究中，同一種材料可能有不同的闡釋，而哪種闡釋更合理取決于同其他相關材料的關聯，對此，我們可以將不同類型的材料及其背景作為證據鏈關聯在一起，排除對每一種材料的不合理解釋后產生生命力更久、更具說服力的解釋［68］。

此外，考古材料背后蘊含著與人類社會有關的諸多背景信息需要我們用不同的理論予以揭示，因此，在面對一批材料或者一個問題時，應鼓勵不同學者從多個理論視角出發對其進行反復研究與闡釋，多角度地“透物見人”。如面對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白音長汗興隆洼文化遺址，文化歷史考古可以進行細致的年代學分析，了解遺址的時空、年代、同其他文化的關系等；功能—過程考古可以揭示當時的人地關系；過程考古可以探究遺址的廢棄；后過程考古可以將三段式“之”字紋筒形罐、房屋室內空間的嚴整結構同器物功能、性別分工、社會經濟背景相結合，揭示這些結構背后的社會與象征意義。再如宗教在新石器時代早期社會中的作用這一問題?；舻乱酝炼淝∷粼？诉z址（?atalh?yük）的高精度材料為基礎，讓不同學科的學者從慣習、神經心理學、萬物有靈論、歷史與記憶構建、物質性、糾纏等諸多理論視角對這一問題進行反復闡釋，揭示了宗教在新石器時代早期社會中的諸多表現，以及在構建定居社會的秩序與穩定、規避社會沖突、構建歷史記憶等方面的作用［69］。不同視角能夠讓我們對一批材料或者一個問題有著多方位、全景式的認識，將不同范式所提煉的背景信息進行整合，進而觸摸到歷史的多個側面。

三、結論

“背景”作為西方考古學的關鍵概念有著多重含義，包括了考古材料自身的出土背景與特征，以及考古材料背后與“透物見人”有關的諸多關聯性?！氨尘啊钡暮x與考古學理論范式密切相關。這其中，又以后過程考古的“背景”概念最為復雜，不僅囊括了文化歷史考古與過程考古的“背景”含義，還涉及闡釋物質文化意義時涉及的古代與當代的社會背景。雖然“背景”的多種含義在中國考古實踐中得到體現，但體現的程度是不同的。這同中西方考古學發展過程的差異有關?！氨尘啊备拍钣捎谏婕傲丝脊挪牧献陨硪约皩Σ牧系慕忉?，使得我們在理論與實踐中要對“背景”概念給予足夠重視。對此，我們要拓展考古學理論范式，理解不同理論之間的差異，優化不同范式所提煉的背景信息；還要加強考古材料自身的背景發掘，提高發掘與研究精度，完整公布各類遺存及其空間信息；在研究中，運用不同類型的材料產生更具說服力的解釋，并從多元視角對同一批材料及同一個問題進行反復闡釋。這樣我們則有可能通過考古材料的諸多背景信息勾勒出歷史的大致輪廓與不同側面，更好地實現考古學“透物見人”的目標。

（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陳淳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陳勝前教授對本文提出了諸多建議，特此感謝?。?/p>

［1］Brian M.Fagan.In the Beginning：An Introduction to Archaeology.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81：81.

［2］a.李新偉：《context方法淺談》，《東南文化》1999年第1期；b.郭立新：《墓葬情境分析與身份標識：以博羅橫嶺山墓地為例》，《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c.陳勝前：《學習考古》，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第53—57、63—67頁。

［3］〔加拿大〕布魯斯·特里格著、陳淳譯：《考古學思想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

［4］David L.Clarke.Archaeology：the loss of innocence.Antiquity，1973(185)：6-18.

［5］同［3］，第47—48頁。

［6］同［3］，第99—100頁。

［7］Gavin Lucas.Critical Approaches to Fieldwork.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82-90.

［8］同［3］，第162頁。

［9］同［7］，第36—47頁。

［10］Edward C.Harris.Principles of Archaeological Stratigraphy（The 2nd edition）.London and San Diego：Academy Press，1989.

［11］同［3］，第188頁。

［12］〔英〕希安·瓊斯著，陳淳、沈辛成譯：《族屬的考古——構建古今的身份》，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0—32頁。

［13］同［3］，第240—289頁。早期功能過程考古的方法有很多，包括經濟學方法、馬克思主義社會史觀、生態考古、聚落形態考古、遺址資源域分析、綴合方法等。

［14］雖然早期功能—過程考古中的“背景”概念在形式上同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過程考古學相似，但二者存在本質區別?？脊艑W家沒有擺脫文化歷史考古學中有關文化是特定人群觀念的表達的思想，在研究中依然應用歸納法分析材料，并沒有像過程考古，在文化及系統的運作與變遷以及推斷人類行為等方面發展出富有建樹的理論方法。因此，在“背景”的含義上，早期功能過程考古中依然存在著文化歷史考古的影子。見［3］，第205—267、282頁。

［15］〔英〕馬修·約翰遜著、魏峻譯：《考古學理論導論》，岳麓書社2005年，第19—23頁。

［16］Michael B.Schiffer.Archaeological context and systematic context.American Antiquity，1972，37（2）：156-165.在考古材料背景中，希弗根據器物的使用地點與廢棄地點是否相同區分出了原生背景（primary context）和次生背景（secondary context），使用地點和廢棄地點相同的是原生背景，反之則是次生背景。

［17］Michael B.Schiffer.Formation Process of Archaeological Record.Salt Lake City：University of Utah Press，1996.

［18］Michael B.Schiffer.Behavioral Archaeology：Principle and Practice.London and Oakville：Equinox，2010.

［19］a.同［18］.b.Michael B.Schiffer.Studying Technological Change：A Behavioral Approach.Salt Lake City：University of Utah Press，2011.c.Michael B.Schiffer.The Archaeology of Science：Studying the Creation of Useful Knowledge.London and New York：Springer，2013.

［20］Lewis R.Binford.Behavioral archaeology and the‘Pompeii premise’.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1981，37（3）：195-208.賓福德運用民族學和當代氣象站材料構建了生態環境同狩獵采集者適應方式之間的關系模型，還對愛斯基摩人進行民族考古學研究，試圖理解狩獵采集者如何利用動物資源，如何狩獵，如何改造動物骨骼，如何選擇與利用居址空間等，從而構建了解釋史前狩獵采集者適應方式與文化過程的參考框架。見：a.Lewis R.Binford.Constructing Frames of Referenc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b.Lewis R.Binford.Nunamiut Ethnoarchaeology.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8；c.Lewis R.Binford.Bones：Ancient Men and Modern Myths.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1；d.〔美〕路易斯·賓福德著、陳勝前譯：《追尋人類的過去——解釋考古材料》，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

［21］a.Lewis R.Binford.Archaeology as anthropology.American Antiquity，1962，28（2）：217-225.b.Lewis R.Binford.Archaeological systematics and the study of culture process.American Antiquity，1965，31（2）：203-210.

［22］Kent V.Flannery.Contextual analysis of ritual parapher-nalia from Formative Oaxaca.In Kent V.Flannery ed.The Early Mesoamerica Village.New York and London：Academic Press，1976：333-345.

［23］E.DeMarrais.Holistic/contextual archaeology.In C.Renfrew，P.Bahn ed.Archaeology：The Key Concept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106-108.

［24］K.W.Butzer.Archaeology as Human Ecology：Method and Theory for a Contextual Approac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25］Ian Hodder，Scott Hutson.Reading the Past：Current Approaches to Interpretation in Archaeology（The 3rd e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2-19.例如，賓福德認為墓葬的復雜性同社會組織的復雜性之間存在著因果關聯，但皮爾森（M.P.Pearson）對英國劍橋公墓的研究表明墓葬的復雜程度同當時社會中的喪葬觀念以及不同人的喪葬意圖有關，見a.Lewis R.Binford.Mortuary practices：their study and their potential.Memoirs of the 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6-29；b.M.P.Pearson.Mortuary practices，society and ideology：an ethnoarchaeological study.In Ian Hodder ed.Symbolic and Structural Archae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99-113.

［26］a.同［25］。b.Ian Hodder.Postprocessual archaeology.In Michael B.Schiffer ed.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Academic Press，1985：1-26.

［27］同［25］，第157—166頁。

［28］同［25］，第173—186頁。

［29］Ian Hodder.The contextual analysis of symbolic meanings.In Ian Hodder ed.The Archaeology of Contextual Meaning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8-10.例如，某一遺址中A型的胸針只見于女性墓，B型的胸針只見于男性墓，且A型胸針的裝飾設計見于同生殖有關的遺物中，B型胸針的裝飾設計見于同生產活動有關的器物上，而根據民族史材料，生殖和生產活動分別同女性和男性有關，那么A型胸針和B型胸針則很可能分別是女性與男性的性別表達，見［25］，第176頁?；舻聦W洲農業起源的研究是背景考古的典型案例。研究認為，歐洲新石器時代早期定居的發生是“家”（domus）和“野外”（agrio）作為行動準則將社會組織起來的結果，在考古材料上表現為室內/居家/女性與室外/生產/男性的結構性差異，這種差異發生在具體的社會歷史背景中，在不同地區有著不同的表現，見：Ian Hodder.The Domestication of Europe.Oxford：Basil Blackwell，1990.

［30］同［25］，第158頁。

［31］a.P.Bourdieu.The Logic of Practice.Translated by R.Nic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b.P.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Translated by R.Nic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32］D.Miller.Materiality：an introduction.In D.Miller ed.Materiality：Politics，History and Culture.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5：7-14.

［33］能動性理論關注個人（行動）與社會的關系，認為物質文化的意義可以源自行動者的意圖與動機，也可以是行動者無意識實踐的結果，是慣習、社會結構與社會觀念的作用，見M.-A.Dobres,J.E.Robb，Agency in archaeology：paradigm or platitude？In M.-A.Dobres，J.E.Robb eds.Agency in Archaeology.London：Routledge，2000：8.該論文集提供了能動性理論的諸多案例，如人們如何利用物質文化彰顯自身的意圖，彰顯權力，掩蓋或操控意識形態，或者如平民階層的集體勞動無意識地創造了酋邦社會等。

［34］現象學理論認為，物質文化的意義是在人的經驗生活中發生的，人的身體與感官體驗是意義起作用的媒介?，F象學理論多用于研究史前紀念性建筑的象征意義是如何通過對人的感官體驗施加影響而體現出來的，見：C.Tilley.A Phenomenology of Landscape.Oxford and Providence：Berg，1994.

［35］J.L.Dornan.Agency and archaeology：past，present，and future directions.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2002,9(4）：303-329.

［36］M.Johnson.Conceptions of agency in archaeological interpretation.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1989，8（2）：189-211.

［37］a.J.Barrett.Agency，the duality of structure，and the problem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In Ian Hodder ed.Archaeological Theory Today.Oxford：Blackwell，2001：141-164.b.J.E.Robb.Beyond agency.World Archaeology，2010，42（4）：493-520.羅布（Robb）對意大利新石器時代人們實踐中所涉及到的房屋、食物、陶器、石器及雕塑等物品進行分期并同青銅時代進行對比，表明新石器時代是一個崇尚多樣性、社會等級較弱的社會，而青銅時代則是一個崇尚整體性、社會等級較強的社會。

［38］a.C.Tilley.The Materiality of Stone.New York：Berg Publishers 2004：224.b.C.Tilley.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es to landscape archaeology，In B.David，J.Thomas eds.Handbook of Landscape Archaeology.Walnut Creek：Left Coast Press，2008：274.

［39］闡釋學方法主張從研究者對被闡釋事物的先在理解。（pre-understanding）（如闡釋者的知識背景、概念工具、價值判斷等）出發，去看被闡釋事物是否符合先在理解，研究者通過不斷地闡釋、不斷地更正先在理解將分散的考古證據連接成一個整體，得出條理清晰、邏輯連貫的論述，讓考古闡釋同考古材料保持一致，從而獲得對材料更加完整的理解。見M.Shanks，C.Tilley.Re-constructing Archaeology：Theories and Practi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103-115.

［40］同［25］，第196頁。問答邏輯是英國歷史哲學家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的思想，主張研究者根據已有的知識以及對現實的理解，針對考古材料提出與人類活動意圖有關的問題并尋找答案，在當代社會背景中重演過去，重現古人行動時的背景。

［41］Ian Hodder.The Present Past：An Introduction to Anthropology for Archaeologist.London：B.T.Batsford Ltd，1982：24-27.關聯類比更加注重類比對象在社會觀念尤其是賦予物質文化以意義、利用物質文化表達觀念的方式上所具有的相似性，以及類比對象中與研究問題關系密切的諸多因素，以此來增加類比過程以及恢復古代社會情境的合理性。

［42］同［25］，第218—231頁。偏見包括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論與男性中心論、揭露當代意識形態對考古學的影響以及性別關系的多種文化構建等。

［43］Ian Hodder.Where We Are Heading in？The Evolution of Humans and Things.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8：91.人與物之間的糾纏包括依賴關系（dependence）與限制關系（dependency）。依賴關系指的是人的生存與發展離不開物，人造物的存在也離不開人的維護與照管，限制關系指的是人與物的關系并不是對等的，當人造物出現問題時，人們需要花費大量時間與精力對其進行維護，在這個過程中物對人起到限制作用。舉例來說，汽車由全球各地生產的成千上萬個零部件組成?？臻g上，汽車的生產還涉及到不同地區的貿易協定、稅收體系、行政手續、運輸手段等。因此，我們可以說汽車的生產依賴不同地區的人與物。時間上，汽車依賴于數千年前發明的輪子與數百年前發明的發動機等。在與人的關系上，人的出行依賴汽車，但它出現故障，人們就無法使用它，就必須對其進行維修，就會受到車的限制。

［44］a.同［43］；b.Ian Hodder.Entangled：An Archaeolog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 and Things.Oxford：Wiley-Blackwell，2012.人與物之間的關系之所以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越來越復雜，是因為物自身的不穩定性、多變性、復雜的時間性與空間性讓人與物之間的關系充滿了偶然性與不確定性，以至于人們在利用物去解決問題時，不僅僅同該物品發生聯系，還同該物品背后的糾纏關系產生聯系，這樣人與物間的關系就會變得更加復雜，更加難以掌控，出現問題的幾率會更大，人們會引入更多、更復雜的物去解決問題，這樣周而復始，人與物間的關系就會越來越復雜。

［45］同［44］b.霍德根據恰塔霍?？诉z址精細化發掘與研究所提供的豐富背景信息，用糾纏理論勾勒出了該遺址與黏土及房屋有關的人—物關系以及由宗教與象征性房屋所建立的復雜社會關系。

［46］a.Ian Hodder.Developing a reflexive method in archaeology.In Ian Hodder ed.Towards Reflexive Method in Archaeology：the Example of ?atalh?yük.McDonald Institute Monographs/British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t Ankara Monograph 28，2000：3-14.b.〔瑞典〕阿薩·柏格倫、比約恩·尼爾森著，劉巖譯：《回顧與展望：反身考古學還是反身的方法？》，《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

［47］具體包括：（1）碳十四年代學，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中碳十四年代數據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2）地層學，如a.霍東峰：《考古層位學之“層位關系”》，《考古》2017年第5期；b.湯惠生：《哈里斯矩陣：考古地層學理論的新進展》，《考古》2013年第3期；（3）類型學，見孫祖初：《考古類型學的中國化歷程》，《文物季刊》1998年第4期；（4）考古學文化的時空框架與譜系關系，如趙賓福：《中國東北地區夏至戰國時期的考古學文化研究》，科學出版社2009年；（5）文化的遠距離交流與族屬，如a.李伯謙：《考古學文化的族屬問題》，《考古學研究（七）》，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452—459頁；b.李新偉：《中國史前社會上層遠距離交流網的形成》，《文物》2015年第4期。

［48］a.袁靖：《中國家養動物起源的再思考》，《考古》2018年第9期；b.趙志軍：《植物考古學——理論、方法和實踐》，科學出版社2010年；c.夏正楷：《環境考古學——理論與實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49］陳勝前：《史前的現代化——中國農業起源過程的文化生態考察》，科學出版社2014年。該研究以賓福德有關狩獵采集者的文化生態學理論為參考框架，揭示了中國農業起源的文化生態背景。

［50］李彬森：《中國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的廢棄過程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8年。該研究應用行為考古中的遺址形成過程理論研究遺址廢棄同生計方式之間的關系。

［51］與行為考古中器物生命史相似的“操作鏈”概念被用到石器、陶器的技術分析中，見a.陳虹、沈辰：《石器研究中“操作鏈”的概念、內涵及應用》，《人類學學報》2009年第2期；b.郭夢：《操作鏈理論與陶器制作技術研究》，《考古》2013年第4期。

［52］在復雜社會研究中應用到了弗蘭納里主張的從家戶、社區、區域三個尺度對社會復雜化進程進行分析的背景分析法，如a.〔澳〕劉莉著、陳星燦等譯：《中國新石器時代：邁向早期國家之路》，文物出版社2007年；b.李新偉：《儀式圣地的興衰：遼西史前社會的獨特文明化進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53］a.陳勝前等：《大山前遺址夏家店下層文化石鏟的功能研究》，《考古》2013年第6期；b.陳繼玲、陳勝前：《查海遺址陶器風格變化的功能視角》，《邊疆考古研究（第18輯）》，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161—178頁；c.陳繼玲、陳勝前：《史前藝術方法新探》，《東南文化》2016年第3期。

［54］a.陳暢：《結構主義重構社會組織的考古學探索》，《江漢考古》2019年第1期；b.林嘉琳、孫巖：《性別研究與中國考古學》，科學出版社2006年；c.劉巖：《后過程考古學理論體系的研究與實踐》，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2018年。

［55］a.鄧聰：《興隆洼文化玉器與植物宇宙觀》，《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S1期。b.曲楓：《圖像時代的精神寓言——中國新石器時代神話、藝術與思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c.F.Qu.Rice ecology and ecological relations：an ont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Jiangjunya masks and crop images from China’s east coast.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2019，29（3）：1-22.

［56］陳勝前：《為什么夏是一個問題》，《讀書》2019年第2期。

［57］陳勝前：《當代考古學概念的重建》，《南方文物》2012年第4期。

［58］陳星燦：《以古史重建為己任》，《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1月14日第B07版。

［59］陳淳：《考古學的范例變更與概念重構》，《南方文物》2011年第2期。

［60］Ian Hodder.Introduction：contemporary theoretical debate in archaeology.In Ian Hodder ed.Archaeological Theory Today（The 2nd edi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2012：1-14.

［61］同［18］。

［62］a.T.Yates.Habitus and social space：some suggestions about meaning in the Saami（Lapp）tent ca.1700-1900.In Ian Hodder ed.The Meaning of Things.London：Routledge，1989：249-261.b.Ian Hodder,C.Cessford.Daily practice and social memory at ?atalh?yük.American Archaeology，2004，69（1）：17-40.c.M.Dielter ，I.Herbich，Habitus，techniques，style：an approach to the social understanding of material culture and boundaries.In M.Stark ed.The Archaeology of Social Boundaries.Washington，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98：232-263.d.W.Keane.Marked，absent，habitual：approaches to Neolithic religion at ?atalh?yük.In Ian Hodder ed.Religion in the Emergence of Civilization：?atalh?yük a Case Stud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187-219.e.G.G.Bentley.Ethnicity and practic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87，29（1）：24-55.

［63］a.L.Meskell.Object Worlds in Ancient Egypt：Material Biographies Past and Present.Oxford and New York：Berg，2004.b.D.Byrne.Archaeology and the fortress of rationality.In L.Meskell ed.Cosmopolitan Archaeologies.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9：69-88.c.D.Boric.Theater of predation：beneath the skin of G?bekli Tepe images.In C.Watts ed.Relational Archaeologies：Humans，Animals，Things.London：Routledge，2014：42-64.

［64］Ian Hodder.Things and the slow Neolithic：the Middle Eastern transformation.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2018，25：155-177.

［65］Ian Hodder.Studies in Human-Thing Entanglement.2017：44-63.參見http://www.ian-hodder.com/books/studies-human-thing-entanglement.

［66］如：a.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b.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陜西高陵楊官寨遺址H85發掘報告》，《考古與文物》2018年第6期。

［67］恰塔霍?？诉z址的發掘報告是一個很好的參考范例。在每年的年度發掘初步報告中，會重點公布所發掘房屋或遺跡單位在建造、不同使用階段、疊壓打破關系、所反映的人類行為活動的空間背景信息，還會涉及各類遺物以及所反映的人類活動信息的初步研究結果。該遺址每年的初步發掘報告見：http：//www.catalhoyuk.com/research/archive_reports.

［68］Ian Hodder.Assembling Science in ?atalh?yük.In Ian Hodder， A.Marciniak eds.Assembling ?atalh?yük.Leeds：Maney Publishing，2015：7-12.如陶器、石器等原料產地很遠可能說明了遠距離交換的存在，也可能說明了古人對資源的大范圍利用，如果人骨、植物遺存、同位素等證據都支持后者，那么后者則是對材料更具說服力的闡釋。在研究恰塔霍?？诉z址的流動性時，研究者用到了七種類型的考古材料作為證據，分別是：人股骨橫切面形態表明遠距離行走，蘆葦草的遠距離入侵，山羊同位素證據表明對植物的大范圍利用，陶器、石器、串珠、黑曜石原料的遠距離來源。

［69］a.Ian Hodder ed.Religion in the Emergence of Civilization：?atalh?yük as a Case Stud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b.Ian Hodder ed.Religion at Work in a Neolithic society：Vital Matte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c.Ian Hodder ed.Religion，History and Place in the Origin of Settled Life.Loui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2018.d.Ian Hodder ed.Violence and the Sacred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Girardian Conversation at ?atalh?yük.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