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京津冀地區成為全國高質量發展的新動力源

臧學英 羅瓊

摘要：京津冀協同發展整體定位中包括“區域整體協同發展改革引領區”“全國創新驅動經濟增長新引擎”，這意味著京津冀擔負著率先謀劃和推進改革、成為全國高質量發展動力源的重任。過去六年，京津冀三地在協同發展中“一體化”意識日益增強，在交通一體化、產業轉移和生態環境聯防聯控聯治方面成效顯著，區域一體化制度建設不斷加快，三地正在合力走上高質量協同發展之路。但京津冀高質量協同發展還需從協同理念、制度創新、人才共享機制三方面持續發力。推動京津冀成為全國高質量發展新動力源亟須從以下三方面突破：以文化創新引領理念先行，以科技創新引領動能轉換，以制度創新保障區域協同創新發展健康前行。

關鍵詞：京津冀;高質量發展;動力源

中圖分類號：F061.5?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3-1502（2020）02-0091-09

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要加快落實區域發展戰略，完善區域政策和空間布局，發揮各地比較優勢，構建全國高質量發展的新動力源，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今年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第七個年頭，也是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中期目標的關鍵時間節點。六年來京津冀協同發展走過了許多不平凡道路，也取得了顯著成效。在今天滾石上山、爬坡過坎的關鍵時期，京津冀三地正以一往無前的拼搏精神行走在高質量發展的道路上，努力構建成全國高質量發展的新動力源。

一、京津冀正在合力走上高質量發展之路

（一）“一體化”意識日益增強

京津冀協同發展六年來，三地堅持“一盤棋”思想指導，自覺打破“一畝三分地”思維定式，按照頂層設計協作發力，已經成為京津冀地區干部群眾的共識。整體發展意識明顯增強，“一家人”情感愈發深厚，握指成拳的合力愈發強大，京津冀區域合作的路子越走越廣，推進協同發展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越來越強。區域協同發展理念已融入到各自城市的規劃建設之中，想問題、做決策、推動發展都自覺考慮區域整體發展的需求，有利于三地高質量發展的事積極干、主動做。

北京市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強調“跳出北京看北京”，克服“舍不得”思想，主動融入，積極作為，自覺用大歷史觀看問題，強化責任擔當，增強行動自覺，在推動京津冀高質量發展中努力發揮示范帶頭作用。堅定不移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動城市副中心與雄安新區協同發展，推進交通、生態環保和產業轉移三個重點領域向縱深突破，著力打造協同創新共同體，推動北京優質公共服務資源在區域內共享。

天津市以“敞開津門融入大戰略”的胸懷，強調把天津放到京津冀協同發展大局中去把握、去謀劃、去推動，并深切認識到天津高質量發展離不開北京和河北。重新審視天津的空間布局、產業發展和城市建設，以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創新驅動發展作為合作重點，在聯動、協同上下功夫，與京冀抱團發展。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上取得新成效，天津港雄安服務中心設立，津石高速公路全面開工，聯通京津雙城的高鐵通道格局加快形成，生態環境聯合執法取得新突破，“環首都生態屏障帶”將雙城間綠色生態屏障建設工程納入國家生態發展戰略，主動融入京津冀區域生態環境體系。

河北省始終把京津冀協同發展看成是千載難逢大機遇，以積極主動的姿態融入京津冀協同發展，出臺了《積極融入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著力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推動河北區高質量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19-2021）》。為了實現三地真正意義的協同，河北省正視差距，加快補齊自身短板;主動在轉型升級上實現新作為，對標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內涵式發展道路要求。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與城鄉統籌，主動踐行京津冀協同發展提出的優化城市布局和空間結構;建設好生態環境支撐區，為京津冀協同發展提供生態保障。

在“一體化”意識推動下，三地高質量發展取得顯著成效。

首先，三地產業結構持續優化。2019年前三季度，北京市高技術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增速持續加快;天津制造業朝著高端化方向轉型發展，裝備制造業、智能制造增長勢頭迅猛，高于全市工業平均增速水平;河北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增長13.8%，同比加快1.7個百分點。

其次，三地消費模式均呈現迭代升級。北京信息等服務性消費增長勢頭強勁，服務性消費已經成為市場消費的主導。天津居民消費支出中，旅游、教育、文化娛樂等服務性消費支出保持快速增長勢頭，增速高于總消費增速。河北可穿戴智能設備、智能家用電器音響器材類、新能源汽車等消費升級類商品銷售呈現快速增長勢頭。

最后，北京的輻射帶動作用日益明顯。天津濱海中關村科技園自成立以來新增注冊企業中有22.6%來自于北京;河北雄安新區堅持把創新作為高質量發展的第一動力，積極吸納北京以及其他地區創新要素資源。截至2019年8月底，首批成功入駐市民服務中心的高端高新企業26家，其中9成企業來自北京，登記進駐的高科技企業3069家，大部分也是來自北京。

（二）三大重點領域取得顯著成效

首先，區域一體化交通網絡基本形成。鐵路方面，成立京津冀城際鐵路投資公司，為京津冀交通一體化提供保障。京石高鐵等5條重要高鐵建成通車，京唐城際等6條高鐵加快建設，三地之間的高鐵、動車網絡越來越密，“軌道上的京津冀”行將形成。公路方面，張承高速、太行山高速分別于2015年和2018年年底建成通車，京秦高速部分路段也已建成通車。連接天津與石家莊的首條高速公路津石高速加快建設，京臺、京港澳和京昆等跨區域高速公路打通，截至2019年年初，京津冀區域內累計超過1600千米的“斷頭路”和“瓶頸路”打通或擴容，1小時生活圈構建完成，環首都半小時通勤圈覆蓋面不斷擴大，京津冀環形列車和早晚通勤動車開行，京津冀交通一卡通在三省市實現互聯互通，累積發卡數量超過180萬張。機場方面，舉世矚目的北京大興國際機場歷經4年打造投入使用。河北機場集團被納入首都機場集團統一管理，實現了京津冀三地主要機場統一管理。京津冀機場群布局更加優化，北戴河機場、承德機場、滄州機場等正式通航，包括唐山機場在內的河北省部分機場擴建完工，天津航空口岸大通關基地（一期）開工。港口方面，天津與河北成立津冀渤海港口投資公司和津唐國際集裝箱碼頭有限公司，加快津冀區域港口資源整合，做優做強港口資源，形成了錯位發展、優勢互補、港口群干支聯動的有力格局[1]。

其次，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有效改善。大氣污染治理方面，加強頂層設計，推動制度完善。成立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領導小組，由國務院領導擔任領導小組組長。建立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聯防聯控協作機制，制定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中長期規劃》，簽署了《京津冀區域環境保護率先突破合作框架協議》。另外，通過淘汰落后產能，控煙控煤控塵等措施，有效改善了區域空氣質量，達到歷史最好水平。2018年，京津冀地區PM2.5平均濃度比2013年下降約40%，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的重污染天數分別從2013年的58天、49天、80天減少至15天、10天、17天，京津冀霧霾天氣得到了成功遏制并不斷好轉[2]。水污染治理方面，京津冀三地貫徹落實中央重大決策部署，形成了水污染協作共治模式。建立了引灤入津、密云水庫上游等跨流域水污染治理橫向補償機制。加快張承生態功能區的生態修復，建設首都水源涵養功能區和生態環境支撐區，啟動京津保生態過渡帶、“三北”防護林等重大生態工程。

最后，區域間產業合作加強，產業聯動發展取得重大進展。產業對接機制方面，出臺了一系列促進產業升級轉移的政策措施，發布了《京津冀協同發展產業升級轉移規劃》《京津冀產業轉移指南》等規劃指南，就區域內產業轉移稅收利益分成問題專門出臺了《京津冀協同發展產業轉移對接企業稅收收入分享辦法》，產業承接平臺建設方面出臺了《關于加強京津冀產業轉移承接重點平臺建設的意見》，著力打造“2+4+46”承接平臺。并且建立了京津冀協同辦主任聯席會議制度和有關部門聯席會商制度。產業協同發展方面，北京一些大項目落地津冀，北京中關村與津冀合作共建一批產業園區，截至2019年年初，北京企業對津冀投資的認繳出資額累計超過7000億元[3]。產業布局方面，在區域產業鏈上中下游協同思想指引下形成了“五區五帶五鏈”空間發展格局。

（三）區域一體化制度建設不斷加快

京津冀協同發展以來，著力加強頂層設計，規劃體系“四梁八柱”基本形成，區域一體化制度建設不斷加快。

從區域層面看，2015年，中央審議通過的《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成為實施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基本遵循，此后，交通、生態、產業等重點領域的12個專項規劃全部印發實施。2015年年底，《京津冀協同發展交通一體化規劃》和《京津冀協同發展生態環境保護規劃》同時發布。2016年，《“十三五”時期京津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印發實施，這是我國第一個跨省市的區域“十三五”規劃，以大手筆布局產業、交通、水利、生態等領域。2015年，工信部、國家發改委、科技部、農業部、商務部五部委聯合印發了《京津冀協同發展產業升級轉移規劃（2015—2020年）》，2016年6月工信部又與北京、天津、河北聯合編制《京津冀產業轉移指南》，確定了三地產業協同發展的階段性目標，規劃了“五區五帶五鏈”的產業分工格局，明確了推動產業有序轉移對接、綠色低碳發展、產業協同創新等主要任務，進一步強化產業協同頂層設計。

從地區層面看，區域一體化制度建設也在加快推進，2015年7月，京津冀三地政府分別通過了各自貫徹落實《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的實施方案和實施意見。2017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對《北京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的批復向社會公開，2018年12月，國務院批復同意《北京市副中心控制性詳細規劃（街區層面）（2016年-2035年）》，2018年4月，《河北雄安新區規劃綱要》全文發布。

以上表明，京津冀區域正在進行一場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偉大實踐。一系列改革創新舉措為區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有力地推動了三地在規劃對接、戰略協同、產業聯動、市場統一、人才共享、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方面的重大合作。京津冀統籌有力、競爭有序、共享共贏的區域發展新格局加速形成。

二、京津冀高質量發展亟待破解的三大問題

（一）協同發展理念需進一步強化

理念是行動的先導，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實施六年來，雖然總體上成效顯著，但任務依然艱巨，從黨政干部、企業主體，再到人民群眾都需要進一步強化協同發展理念。

首先，對黨政干部來說，由于一些地區黨政干部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還未建立起有效的正向激勵機制，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干部考核機制缺失，導致一些領導干部在工作中仍存在畏難等靠、精力分散、封閉保守等陳舊思想，工作中缺乏主動性和創造性，這樣的思想狀態很難適應京津冀高質量協同發展的現實新要求。目前，部分領導干部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動力源還主要來自于上級部門或外部倒逼力量，以激勵機制推動干部積極、主動作為的目標還遠未達到。

其次，對企業主體來說，京津冀協同發展以來，在產業轉移疏解方面率先取得的突破，大多依靠的是行政力量，依靠市場手段較少。因此，企業主體協同發展的理念應需強化。還存在企業家不想走，員工不想走的情況。由于北京的先天優勢還在，一些并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企業不愿離開北京，有的企業家認為，企業設在北京離決策機構近，機會多。對于企業員工而言，受親情、孩子教育醫療資源等牽絆，寧愿辭職也不愿意離開北京現象普遍存在。

最后，對廣大百姓來說，一體化協同發展的理念亟待強化。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過程中，前期疏解出去的產業大部分都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比如部分菜市場和批發市場的拆除或搬遷，這勢必影響居民的基本生活，部分群眾出現抵觸情緒。這說明政府有關部門在行動之前，對京津冀協同發展重大意義的宣傳不到位，黨的大政方針出臺背景沒有和老百姓講清楚。就京津冀協同發展本質講，其出發點和落腳點恰恰都是為了實現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要讓人民群眾以實際行動支持、投入到京津冀協同發展這一國家重大戰略中來，必須進一步強化協同發展理念。

（二）區域一體化制度創新需要加強

首先，區域利益協調機制需要進一步完善。京津冀協同發展涉及三地政府和眾多利益主體，矛盾比較復雜，面對著多方利益博弈的困境。雖然京津冀協同發展出發點和落腳地都是三地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最終實現共贏，但在實踐過程中，地方政府和企業主體往往是基于“理性經濟人”基礎上進行決策思考，在協同發展中努力補自身短板，增自身能力，強自身效益，目標就是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在這種情況下，區域高質量協同發展很難實現，只有真正建立起完善的區域利益協調機制，才能有效解決相互間利益沖突，使各方能從京津冀整體利益出發，優勢互補，相得益彰，共同發展。

其次，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利益平衡機制和生態補償機制需要完善。京津冀區域內部經濟發展差距較大，特別是河北省發展水平與京津差距過大，三地處于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4]。在產業轉移過程中，京津企業可能會舍近求遠選擇各方面基礎環境較好的長三角、珠三角地區，而不是河北省。因此，亟須建立以利益為核心的利益平衡機制。另外，需要繼續完善京津冀生態補償機制。厘清各方主體責任，做到權責明晰，充分調動各方積極性。發揮好中央政府對生態補償的協調和監督作用，建立科學的生態補償標準，探索補償資金來源和形式多樣化。加快生態補償法制化建設，生態補償做到有法可依。

再次，產業協同發展動力機制缺失。京津冀要想真正實現產業協同，必須解決好產業轉移稅收分成等利益問題，協調好各方利益。從目前看，動力機制缺失是影響京津冀產業協同的主要原因，產業協同發展的稅收分成、利益補償以及成效考核等方面尚未建立完善的機制，產業協同發展缺乏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地方政府出臺的產業發展政策，往往是基于自身產業發展情況的考慮，很難站在京津冀整個區域角度考慮，導致區域內上中下游產業鏈不完整，產業關聯性小，難以真正實現區域產業協同發展。

最后，京津冀一體化市場機制亟須完善。由于歷史原因，京津冀區域重化工業和國有企業等大型企業較多，與長三角地區中小微企業眾多、規模小，政府較難干預相比，京津冀企業更容易受到政府行政干預。雖然近年來政府加大了對中小微企業的扶持力度，但由于京津冀區域內中小微企業數量相對不足，規模較小，再加上管理水平有限，市場活力仍顯不足，產業協同仍主要依靠政府力量，市場一體化滯后。京津冀區域亟待完善一體化市場結構，充分激發市場活力，促進中小微企業健康有序發展。

（三）區域人才共享機制需要加快形成

人才共享是京津冀高質量協同發展的助推器和必然要求，推動京津冀成為全國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首先要求京津冀成為全國人才高地，促進人才資源在區域內順暢流動，解決人才資源區域間分布不平衡問題，實現共建共享。目前來看，在人才資源共享方面存在著動力不足、制度保障不到位和人才共享效果評估機制缺失等問題。

首先，人才共享動力機制缺失。京津冀人才共享相關政策出臺了不少，但收效甚微，對人才共享的重要意義缺乏足夠認識，三地政府和相關單位主動推進人才共享動力不足。北京作為高端人才聚集地，缺乏主動推動人才在區域內流動的動力。沒有動力是阻礙人才共享發展的重要思想因素，亟須從激勵機制、績效考核方面入手，在區域內加快形成人才共享動力機制。

其次，人才共享制度保障缺位?？鐓^域人才共享往往面臨著戶籍、職稱認定、人事關系限制等問題，阻礙了人才的自由流動，需要圍繞著以上問題進行制度設計。人才共享還需用人單位就人才子女入學、社會保險、住房、科研資助等方面提供制度保障，解決人才流動后顧之憂。建立區域間人才相關政策和待遇協調機制，保障人才在區域內所享受到的社會保障水平和配套服務應該是一致的或者是接近的，避免區域內出現差別化待遇，這樣才能促進人才真正意義上的共享。

最后，人才共享評估機制缺乏。京津冀三地雖然人才共享思維形成得早，就人才共享也已經出臺了相關政策，但是政策實施力度不足，執行不到位，缺乏人才共享成效評估機制，人才共享成效不顯著，實際操作中大打折扣。

三、推動京津冀成為全國高質量發展新動力源的對策建議

（一）以文化創新引領理念先行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加快京津冀協同發展向縱深推進，必須做到以文化創新引領理念先行。

首先，強化協同理念，營造協同文化。動員京津冀社會各界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京津冀協同發展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從戰略高度深刻領會京津冀高質量協同發展的重要意義，要認識到京津冀協同發展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區域發展的又一偉大實踐，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重大戰略舉措，切實增強貫徹落實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

其次，營造京津冀高質量協同發展濃厚政治氛圍。發揮好政績考核指揮棒作用，把京津冀協同發展成效納入三地領導干部政績考核體系中去，倒逼領導干部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主動作為;干部選拔任用方面，把在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中的表現作為重要參考依據;把京津冀協同發展作為識別檢驗領導干部的試金石和操練場，既重視領導干部在協同發展中對上級精神要求的貫徹落實情況，又突出領導干部在協同發展中整體謀劃和決策水平。只有營造出京津冀高質量協同發展濃厚政治氛圍，才能激發出廣大領導干部在京津冀協同發展中干事創業激情和熱情，使他們心無旁騖，一門心思干事，最終成長為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的主力軍。

最后，在基層群眾中營造協同發展的濃厚社會氛圍。在基層群眾中創新開展京津冀協同發展相關主體活動或知識競賽。讓人民群眾深刻理解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大意義，內化于心、外化于行，自覺成為參與京津冀協同發展這一重大國家戰略的主人翁和一分子，在人民群眾中凝聚共識、凝聚人心，凝聚高質量協同發展的強大社會力量。

（二）以科技創新引領動能轉換

京津冀是我國科技創新資源最豐富的地區之一，必須緊緊圍繞“全國創新驅動經濟增長新引擎”功能定位，充分利用自身科技創新優勢，營造有利于創新創業的良好環境，吸引國內外優質資源和要素聚集，帶動整個區域新舊動能轉化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最終打造成為全國乃至全球創新高地，成為推動我國乃至全球經濟高質量發展新的動力源。

首先，打造雄安新區成為京津冀高質量協同發展新引擎。雄安新區正式設立之前，京津冀高質量協同發展的一個重要障礙是河北省對優質資源和優質要素吸引力不夠，河北省缺乏國家級創新平臺，難以對接北京和天津的創新成果，阻礙了創新資源和創新要素在區域內順暢流動。雄安新區的設立使得這一問題迎刃而解，雄安新區的高定位對創新資源有強大的吸引力，成為京津冀又一創新高平臺，彌補了河北省與京津兩地的平臺落差，最終成為京津冀高質量協同發展新引擎。

其次，加強北京科技成果區域內轉化能力，構筑高科技產業聯動鏈條。加快科技成果在區域內轉移擴散及產業化，是切實推進京津冀三地科技創新協同發展的核心環節和重要任務，更是引領京津冀經濟社會一體化的重要體現。另外，京津冀創新鏈鏈接不足，區域內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能力相對薄弱。需要從以下兩個方面著力：一是提高河北省科技創新能力。河北省科技創新整體水平比較落后，與京津難以形成有效的創新梯度，影響了創新成果的承接轉化，應加快提高河北省科技創新能力，以便有效彌合京津冀協同創新梯度差異大現狀。二是加強科技研發，完善科技成果區域內轉化和產業化鏈條，推進產業鏈和創新鏈有機深度融合，打造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共同體，提升京津冀利用創新成果培育發展新興產業能力。

最后，打造一體聯動式創新鏈群支撐體系，營造京津冀高質量發展創新生態。良好的創新生態系統是京津冀高質量發展的基石，有利于打破區域間行政壁壘，降低一體化發展制度成本，是推動區域間創新資源和要素自由流動的保障。一是建立區域一體化聯動創新要素共同體市場。創新要素的自由流動以及在區域內的高效配置需要發達的自由市場。京津冀協同創新發展過程中，亟須打破目前行政壁壘，盡快形成創新要素自由流動的共同體市場，打破要素自由流動的區域限制。二是建設京津冀一體化聯動創新平臺。圍繞著全國高質量發展新動力源目標，打造一批產業創新、科技創新、成果轉化創新等區域一體化聯動創新平臺，使之成為促進京津冀協同創新的有效載體和抓手。三是構建京津冀一體聯動式創新政策落地保障機制。加強京津冀在人才引進、稅收優惠、財政金融支持等創新政策方面的協調性，并加快構建創新政策落地保障機制，解決京津冀協同創新“最后一公里”問題。

（三）以制度創新保障區域協同創新發展健康前行

目前，京津冀已進入創新驅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不斷進行體制機制創新，確保京津冀區域一體化健康前行。從目前情況看，京津冀高質量協同發展亟須圍繞著產業、要素資源、公共服務、社會環境等方面進行制度創新。

首先，創新產業協同發展機制，推動高端產業融合發展。一是構建區域內多層次橫向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京津冀產業協同最大問題是區際間稅收分成，在省際產業轉移時，探索地區間稅收分享和產值分計。另外，在產業轉移過程中，京津冀不同地區對所要轉移承接企業存在供求差異，應當構建合理的補償機制和協調機制。二是堅持以市場為導向，加強區域間產業深度融合。從京津冀各自城市發展功能定位和產業發展實際情況出發，在區域內建立完整的上中下游產業鏈，注重區域間產業鏈上下游的協同，形成優勢互補、分工合理產業發展空間格局。三是創新績效考核制度。發揮好政績考核這個“指揮棒”作用，從根本上改變地方政府只關注本區域經濟發展和利益實現問題，把產業協同成效作為政績考核重要指標，在政績考核中加入反映區域產業協同發展成效的關鍵指標，增強領導干部區域整體協同發展意識和責任。

其次，創新優質要素跨區域流動機制，推動高端要素在區域內高效流動。京津冀協同發展以來，由于市場不完善，區域內行政壁壘嚴重，導致優質要素在區域內流動受阻，亟需創新高端優質要素區域內自由流動機制。一是構建京津冀一體化市場機制，營造公平競爭、開放透明的市場環境，逐步消除行政壁壘，引導要素資源在京津冀三地自由流通、充分流動，實現資源區域內優化配置。二是搭建京津冀三地公共資源交易平臺。實現三地交易平臺互聯互通，公共資源交易數據匯聚共享，形成跨區域、跨部門、跨行業、協同管理機制，提高資源要素在區域內配置效率。三是圍繞高端人才、先進技術等核心要素，探索在區域間流動、共享新模式，創新人才技術資源共建共享新機制。

再次，創新公共服務協同發展機制，縮小區域間公共服務發展差距。一是圍繞著教育、醫療、就業等重點民生領域，加快建立公共服務跨區域流轉銜接制度，降低優質資源要素在區域間流動成本，激活各種創新要素資源在區域間自由流動。二是圍繞著“醫保異地結算，跨省異地養老”等問題進行制度創新，著力解決“錢隨人走”問題，為優質資源要素跨區域流動解決后顧之憂。三是構建京津冀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機制，京津冀城鄉間公共服務斷崖式差距導致城鄉發展差距巨大，需要重點對此問題進行制度創新，激發城鄉間要素流動活力。

最后，創新協同治理機制，為京津冀高質量協同發展營造良好外部環境。在京津冀高質量發展過程中，無論是區域間產業協同、人才共享，還是創新創業、民生改善，都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環境作保障。一是持續推進生態環境聯防聯控機制建設。堅持“一盤棋”思維，加快推進區域生態一體化建設，特別是要加強三地交界地區生態環境聯動執法，為高質量協同發展營造良好人居環境。二是完善跨區域生態補償機制。京津冀一體化要求三地在面對生態環境問題時要堅持“成本共擔、效益共享”，加快完善“污染者付費，保護者受益”生態環境補償制度，明確責任主體，細化補償標準。三是建立重大社會風險防范和化解機制。京津冀作為一個共同體，需要共同做好政治、金融、科技、衛生等重點領域重大風險防控問題，利用高科技手段提前做好預測、預判和預警工作，共筑京津冀高質量協同發展安全網。

參考文獻：

[1] 周京奎，王文波，張彥彥.“產業—交通—環境”耦合協調發展的時空演變——以京津冀城市群為例[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5）：118-134.

[2] 孔凡文，李魯波.環境規制、環境宜居性對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研究——以京津冀地區為例[J].價格理論與實踐，2019，（7）：149-152.

[3] 劉秀杰，萬成偉，葉裕民.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制度困境與對策建議——以通州與北三縣協同發展為例[J].城市發展研究，2019，（11）：5-10.

[4] 蘆俊成，王思月.關于京津冀協同發展中稅收分享機制的探討[J].稅收經濟研究，2019，（4）：8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