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校收入多元化的影響因素研究
——來自中國47家市委黨校的截面數據分析

劉孝斌

(浙江生態文明干部學院 經濟管理教研室， 浙江 湖州 313000)

《求是》雜志2016年第9期刊發了習總書記的《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總書記在文中強調“各級組織部門要做好統籌協調和服務工作，支持黨校解決師資培養、基地建設、教學科研、經費保障等方面的困難和問題?！盵1]黨校經費保障問題得到了總書記的關注。經費問題是黨校事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2]，無論是人才引進、教學支出、科研經費，還是基礎設施建設、后勤保障，皆離不開經費支持[3]。但是長期以來，參公管理的屬性決定了黨校對財政撥款的高度依賴。在高度依賴財政撥款的背景下，黨校的預算收入非常單一，極易受到當地政府財政收入狀況的影響。一旦遇到經濟危機年份，黨校的財政撥款可能會陷入無米下鍋的困境。正是認識到了經費保障對黨校事業發展的重要性，本著化解黨校預算收入波動風險的目的，本文探討黨校收入多元化問題。收入多元化可以減輕黨校經費對財政撥款的依賴，從而降低黨校預算收入波動的風險，也為黨校經費提供了一條可持續性的路徑。

1 現狀分析：黨校收入多元化的影響因素

1.1 黨校收入多元化的衡量

本文采用DIV指數來衡量黨校收入多元化程度，DIV指數的計算公式如下：

(1)

式中，DIV表示黨校收入多元化程度，GOV表示黨校的財政撥款收入，INC表示黨?？偸杖?，i是截面變量，代表各地市委黨校。通過(1)式可以看出，黨校對財政撥款收入的依賴程度越高，則該黨校的收入多元化程度就越低。全國47家市委黨校的DIV指數見下表。從表中看出，浙江省的市委黨校收入多元化程度普遍較高(例如紹興市委黨校達57.80%、溫州市委黨校達57.78%，湖州市委黨校達36.80%，麗水市委黨校達20.23%)，這意味著浙江的市委黨校收入較好地實現了多元化。東北地區的市委黨校收入多元化程度普遍偏低(例如沈陽市委黨校為2.65%，營口市委黨校為9.07%，鐵嶺市委黨校為8.36%，哈爾濱市委黨校為0.47%)，這意味著東北地區的市委黨校收入基本沒有多元化，對財政撥款的依賴程度較高。

1.2 黨校培訓容量對收入多元化有較大促進作用

黨校培訓容量指黨校的最大培訓規模，一般用人數來表示。全國47家市委黨校的培訓容量數據見表1和表2。從表1和表2數據看出，黨校培訓容量與DIV指數之間呈現了較大的正相關性(相關系數為0.27)。溫州市委黨校的培訓容量為2 000，其DIV指數高達57.78%，九江市委黨校的培訓容量為450，其DIV指數僅為17.81%。因此黨校的培訓容量對黨校收入多元化有較大促進作用。

表1 全國47家市委黨校的DIV指數

注：表中的市委黨校是指副省級城市及地市級城市的市委黨校，不含縣級市的市委黨校。之所以選擇這47家市委黨校，是因為在數據搜集過程中只找到了這47家市委黨校的數據。這47家市委黨校的財政撥款、總收入數據來源于各市委黨校2015年或者2014年的預算報告。

表2 全國47家市委黨校的DIV指數與培訓容量比較

注：DIV指數與培訓容量數據為2015年或者2014年數據，若有2015年數據則選擇2015年，若無則選擇2014年數據。數據來源于各市委黨校的官方網站公布的培訓規模。

1.3 黨校人力資本數量對收入多元化影響不確定

黨校人力資本數量指黨校教職工中具有副高及以上職稱的人員數量。全國47家市委黨校的人力資本數量見表3。從表中可以看出，黨校人力資本數量對黨校收入多元化的影響呈現了較大的不確定性。杭州市委黨校的人力資本數量高達39，然而其DIV指數僅為11.53%，同樣的情況還出現在寧波市委黨校、成都市委黨校、廈門市委黨校、長沙市委黨校、遵義市委黨校等黨校。宿遷市委黨校人力資本數量僅為4，然而其DIV指數高達60.66%，同樣的情況還出現在崇左市委黨校、泰州市委黨校、鷹潭市委黨校。

表3 全國47家市委黨校的DIV指數與人力資本數量比較

注：DIV指數與人力資本數據為2015年或者2014年數據，若有2015年數據則選擇2015年，若無則選擇2014年數據。數據來源于各市委黨校的官方網站公布的副高及以上職稱人數。

1.4 黨校所在地經濟發展水平對黨校收入多元化無確定性影響

本文用黨校所在城市的全市人均GDP來衡量黨校所在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全國47家市委黨校的所在地經濟發展水平見表4。從表中可以看出，黨校所在地經濟發展水平對黨校收入多元化并無確定性影響。例如，杭州市人均GDP高達103 757元，但是其DIV指數僅為11.53%，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寧波、南昌、長沙、成都、唐山、廈門等城市。溫州的人均GDP只有53 091元，但是其DIV指數高達57.78%，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麗水、宿遷、河池、貴港、崇左、樂山等城市。這意味著在經濟發展水平與黨校收入多元化之間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兩者之間既有正相關的一面，也有負相關的可能。

表4 全國47家市委黨校的DIV指數與黨校所在地人均GDP比較

注：DIV指數與黨校所在地人均GDP數據為2015年或者2014年數據，若有2015年數據則選擇2015年，若無則選擇2014年數據。人均GDP數據來源于各市統計公報。

1.5 黨校所在地居民收入對黨校收入多元化并無確定性影響

本人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來衡量黨校所在地居民收入，全國47家市委黨校的所在地居民收入水平見表5。從表中可以看出，黨校所在居民收入水平對黨校收入多元化的影響并無確定性趨勢。例如寧波的城鎮居民人均收入高達44 155元，然其DIV指數僅為9.10%，類似情況出現在長沙、廈門、金華、漳州、珠海等城市。連云港的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僅為23 595元，然其DIV指數卻達到20.95%，類似的情況出現在九江、三明、龍巖、崇左等城市。這意味著在居民收入和黨校收入多元化之間并無確定性的作用關系。

表5 全國47家市委黨校的DIV指數與黨校所在地城鎮居民收入比較

注：DIV指數與黨校所在地城鎮居民收入數據為2015年或者2014年數據，若有2015年數據則選擇2015年，若無則選擇2014年數據。城鎮居民收入數據來源于各市統計公報。

1.6 黨校所在地產業結構對黨校收入多元化有促進作用

本文對黨校所在地產業結構用第三產業占比來衡量，全國47家市委黨校所在城市的第三產業占比情況見表6。從下表中可以看出，第三產業占比對市委黨校收入多元化有促進作用。例如，溫州的第三產業占比高達49.7%，而其市委黨校DIV指數也高達57.78%，紹興的第三產業占比達43.6%，而其市委黨校DIV指數達57.80%，梧州的第三產業占比只有28.1%，而其市委黨校DIV指數也只有10.03%。第三產業占比越高，則該地區的發展階段也高，從而給當地市委黨校創造的對外培訓機會也越多，因而黨校收入多元化程度也就相對較高。

表6 全國47家市委黨校的DIV指數與黨校所在地產業結構比較

續表6

序號市委黨校名稱DIV第三產業占比(%)序號市委黨校名稱DIV第三產業占比(%)序號市委黨校名稱DIV第三產業占比(%)6金華市委黨校13.75%48.622常德市委黨校7.21%38.438廣安市委黨校0.00%30.67麗水市委黨校20.23%43.123益陽市委黨校3.97%37.239自貢市委黨校13.68%298南昌市委黨校0.00%40.524郴州市委黨校7.61%33.540樂山市委黨校30.60%29.29贛州市委黨校0.00%38.725唐山市委黨校0.00%26.641宜賓市委黨校12.09%25.510九江市委黨校17.81%3726六盤水市委黨校4.73%38.3542巴中市委黨校3.67%3611鷹潭市委黨校20.05%30.227遵義市委黨校0.00%39.843沈陽市委黨校2.65%45.512宜春市委黨校0.00%30.328珠海市委黨校0.00%46.844營口市委黨校9.07%41.713連云港市委黨校20.95%40.629佛山市委黨校27.09%36.545遼陽市委黨校13.07%35.314宿遷市委黨校60.66%38.630南寧市委黨校25.53%48.9746鐵嶺市委黨校8.36%34.415泰州市委黨校26.10%42.331柳州市委黨校32.52%33.4647哈爾濱市委黨校0.47%53.416福州市委黨校20.13%46.4532北海市委黨校14.78%30.6

注：DIV指數與黨校所在地第三產業占比數據為2015年或者2014年數據，若有2015年數據則選擇2015年，若無則選擇2014年數據。第三產業占比數據來源于各市統計公報。

2 實證研究：黨校收入多元化的影響因素

2.1 模型、變量及數據

根據上一部分對黨校收入多元化影響因素進行現狀分析的基礎上，本文設定了以下截面數據模型以實證檢驗各影響因素對黨校收入多元化的影響程度：

lnyi=α+β1lnX1i+β2lnX2i+β3lnX3i+β4lnX4i+β5lnX5i+εi

(2)

模型中y表示黨校收入多元化，X1表示黨校培訓容量，X2表示黨校人力資本，X3表示黨校所在地的經濟發展水平，X4表示黨校所在地居民收入，X5表示黨校所在地產業結構，i是截面變量，包括全國47家市委黨校。本文選取全國47家市委黨校2015或2014年的數據作為樣本，數據來源于各市委黨校的預算以及各市委黨校所在城市的統計公報。計量模型中各變量的詳情見表7。

表7 變量說明

2.2 實證檢驗

2.2.1 截面數據回歸結果

截面數據回歸結果如表8所示。從表8中看出，X1(黨校培訓容量)對黨校收入多元化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回歸系數為0.002 819 155 574 98。這意味著黨校培訓容量對黨校收入多元化產生了促進作用，培訓容量越大，黨校獲取對外培訓收入的空間越大，則收入多元化程度越高。X2(黨校人力資本)對黨校收入多元化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回歸系數為6.502 602 834 55e-05。這表明人力資本越多，副高職稱以上教職工越多，黨校獲取其他收入的空間越大，因此黨校收入多元化程度越高。X3(黨校所在地經濟發展水平)對黨校收入多元化產生了顯著的負向影響，回歸系數為-2.415 449 004 98e-06。這意味著黨校所在地經濟越發達，財政撥款越充足，則黨校獲取其他收入的積極性越低，于是黨校收入多元化程度越低。X4(黨校所在地居民收入)對黨校收入多元化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回歸系數為1.447 229 335 91e-05。這表明黨校所在地居民收入越高，對培訓的需求越大，因而黨校對外培訓的規模越大，收入的多元化程度越高。X5(黨校所在地產業結構)對黨校收入多元化的影響不顯著，因此產業結構的調整與黨校收入多元化關系不大。

對回歸方程的檢驗見表9，方程的擬合優度為0.282 391 363 689，F檢驗值為3.226 841 296 33，這在截面數據模型中已屬不錯。因此方程的回歸結果較為可靠。

表8 回歸結果

注：***、**、*分別表示回歸系數在1%、5%、10%的顯著性水平顯著。

表9 回歸方程的檢驗

2.2.2 懷特檢驗

采用懷特檢驗來檢驗模型是否存在異方差。對回歸方程的懷特檢驗的結果如下表所示。從表中可知，統計量的P值為0.152 822 373 552>10%,因此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接受同方差的原假設，即模型不存在異方差。

表10 懷特檢驗結果

3 結論及啟示

本文選取了全國47家市委黨校作為截面樣本，對黨校收入多元化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現狀分析與實證檢驗，實證檢驗的結果如下。

黨校培訓容量對黨校收入多元化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黨校培訓容量是黨校擴大社會培訓的基礎條件，容量越大則社會培訓增長空間越大。這給需要提升收入多元化程度的黨校帶來的啟示在于：大力擴展培訓容量，例如增加宿舍床位，擴大食堂就餐容量，新建教學場地等。

黨校人力資本對黨校收入多元化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這給需要提升收入多元化的黨校帶來的啟示在于：通過引進高層次人才、加大教師進修力度、激發教師的教學科研積極性等途徑，提高黨校教師的教學科研能力，從而在高級職稱評定過程中獲取優勢，增大職稱評審通過概率。

黨校所在地經濟發展水平對黨校收入多元化產生了顯著的負向影響，黨校所在地經濟越發達，則黨校收入多元化程度越低。經濟越發達，則當地財政對黨校的撥款越充足，黨校尋求其他收入的積極性大打折扣。因此，對于經濟發達地區的黨校而言，似乎并無關注收入多元化的必要。

黨校所在地居民收入對黨校收入多元化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這意味著黨校所在地居民收入水平越高，黨校的收入多元化程度越高。這給我們的啟示在于：貧困地區的黨校對財政撥款的依賴性更高，因此貧困地區應適當增加對黨校的財政投入。

黨校所在地的產業結構對黨校收入多元化的影響不顯著，因此黨校所在地的產業結構不成為黨校收入多元化的影響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