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新課題：德育如何迎接一個物質豐裕的時代？

檀傳寶

鴉片戰爭以來的100多年，我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擁有國家的尊嚴。中國人民的生活，也沒有像現在這樣好過——我們已經徹底解決溫飽問題，正在進入全面小康社會。相對來說，中國正在進入一個物質豐裕的時代。

改革開放的40多年，我們前進的步伐不僅超越了別人的想象，也超越了我們自己的想象。1984年小平同志跟日本前首相說：我們要努力實現小康，我們的小康跟你們講現代化是不同的，我們是一個初步的現代化。希望到本世紀末（2000年）GDP翻兩番，人均GDP到800美金、接近1，000美金就非常不錯了。那是小平同志當年想象的小康。其實到2000年的時候，我們的GDP已經遠超1，000美金。而不出意外的話，我們2019年的人均GDP會超過1萬美金。所以這個巨大的進步確實是超乎世界的想象、也超過我們自己的想象的。

目前中國正處在一個迅速轉型的路口，我們的制造業正在努力完成從Made in China到“中國創造”的偉大轉型。美國某些政客也正是因為擔心中國產業有可能往價值鏈上游轉移從而迅速壯大國力最終可能挑戰其霸主地位，才在最近對中國“痛下殺手”的。的確，當今世界正面臨著“百年未遇之大變局”。

我最近有一個思考，若不是從國家政治角度去看，而是從人民生活角度去看，我們就會發現，現在所發生的，就不只是“百年未遇之大變局”，而是“千年未遇之大變局”“萬年未遇之大變局”了。

誠如黨的十九大所提出的，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意味著中國從21世紀初開始，已經告別了一個非常漫長的物質匱乏的時代?，F在很多人并沒有意識到我們現在面臨一個最大的變革：從現在起，絕大部分中國人再也不會為溫飽操心，因為即便我們沒有工作，我們仍然可以靠低保生存，且隨著國力增長未來我們的社會保障水準會越來越高。與此相應，在教育領域我們的進步也是劃時代的，比如21世紀初的中國已徹底實現九年義務教育。在我們的教育史、文化史上，無論哪一個強盛的朝代，也都沒有能夠像現在這樣讓所有適齡兒童全部接受九年義務教育（未來義務教育的年限還會延長）。

如果我們認可整個社會已經有這樣一個大的時代變革的話，那這一變革對德育來講又意味著什么呢？

第一，從個人的角度來講，即從每一個學生個體的角度來講，上學的理由、接受德育的理由、接受教育的理由都將發生根本性的變革。

曾經，饑餓是接受教育最重要的理由。像我上學的時候，我們的父輩都是告訴孩子們：不好好上學就沒飯吃或者說沒好飯吃。但現在，你即便沒有工作也不至于沒飯吃。既然對個體來講，他已經沒有溫飽的后顧之憂，上學的理由一定程度上要從工具性的需要變成本體性的需要。用心理學家馬斯洛的觀點來解釋就是，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優勢需要”已經從基本生活需要的滿足逐步轉移到自我實現、真善美等精神追求上來。這些精神追求將成為我們這個時代個體之所以要接受教育、從事教育最重要的理由。這個不光是對德育，對全部的教育都很重要。盡管許多家長還沒有來得及轉變觀念，但作為教育者應該稍微領先社會一步、兩步去考慮社會發展趨勢對我們的要求。所以今天孩子之所以要接受德育，最主要的理由已經不再是生存性的需要，最主要的理由一定是未來他們的生活幸福、生命有意義的充盈！

盡管現在應試教育在民間老百姓的價值觀念里面還仍然頑強地存在著，盡管教育的“饑餓邏輯”仍將存在，但是，時代潮流浩浩湯湯，我們最重要的變革節點已經到了。慢慢地，中國老百姓必會明白，其實逼著孩子學一個不喜歡的專業，遠不如問孩子喜歡什么。比如他喜歡不賺錢的考古專業，就不要逼他去學金融。學考古的他未來可能會很清貧，但是作為考古學家他的人生會很幸福，而幸福的他比有錢的他更重要。所以，一個物質豐裕的時代，對教育來講，的確有一些特殊的意味。個人的物質需要永遠存在，但“優勢需要”會轉移到精神需求上去。隨著社會發展，由于中產階級的崛起，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等這些理念將成為全社會的成員特別需要的一個普遍性價值訴求。從教育角度來講，優質教育就是要解放人，要真正讓人的生活更有品質。這將成為今天乃至未來中國教育最重要的訴求。

第二，如果一個物質豐裕的時代對教育確有某些新的要求的話，道德教育或者廣義的德育，會面臨什么樣的挑戰呢？

對于個體來講，教育怎么能夠關注每一個我們每天都朝夕相處的教育對象擺脫低級趣味，實現對由于高級精神需要長期得不到滿足導致的超越性病態（生活枯燥、寂寞、無意義等等）的治愈，或者說避免陷入超越性病態，變成了我們最重要的一個挑戰。脫離低級趣味都是需要努力的。在一個物質豐裕的時代，因為誘惑更多，這一努力也會更難。比如此時此刻，我們多少人能夠下決心，從我們對手機、對微信的沉迷里面擺脫出來？這是一個挑戰！我特別擔心我們的下一代都毀于手機閱讀。因為老輩人都是紙質閱讀，所以我們還會看莎士比亞、巴爾扎克、泰戈爾的作品，或者我們會閱讀中國的唐詩宋詞以及《紅樓夢》《水滸傳》等等，但現在不是，許多最低劣的文字，正以最狂歡的、讓人“最爽的”表現形式，呈現在每一個兒童的面前，而孩子們會認為那是世上最高級的文字。所以，我們的欣賞品味會越來越差，表達也會越來越粗俗，我們的精神、靈魂的質量也會越來越低。所以，在一個物質豐裕的時代，道德教育只會越來越難做，而不會越來越好做。這是一個挑戰。從個體角度來講，物質豐裕時代的道德教育會變得更難。

挑戰不只是說明了當代德育的重要性。許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好并不那么容易。最近媒體比較關注香港的動蕩，許多教育工作者最近也因此比較關注香港通識教育教材問題。說實在的，媒體在許多情況下都是膚淺的。他們講的那些事情不是說不存在，但關鍵問題都是皮毛。香港通識教育的問題，教材只是那個問題的表象之一，不是根本原因。有人說是教材把孩子教壞了，根本沒觸及到要害。教材是教育的一個細節而已。因為沒有那個教材，某些“黃師”的實際教學還能一切照舊，這才是相對深入一些的問題所在。仔細考察，你就會發現其實不是一個科目，整個教育的生態、社會生態都有問題。今年（2019年）暑假我在香港交流時，曾經對香港的同事們說：以前我們認為香港缺國民教育，許多年輕人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今天街頭正在發生的這些事情告訴我們—香港不僅缺國民教育，最要命的是缺你們自認為不缺的公民教育。比如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不允許別的聲音出現？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你們說了算，別人不能提反對意見嗎？法治是什么？法治就是以無條件地對抗管治、以破壞法律的方式去主張法治社會嗎？自由、平等、公民權利，這些“民主”派嘴里面天天念叨的那些詞匯都已經變質。孩子們天天在那兒穿上奇怪的、類似于恐怖分子那樣的服裝去抗議，本身就說明，他們所主張的“公民抗命”名不正言不順。在一個接受了良好公民教育的社會，孩子們不會不講民主、自由、人權的基本常識。

此外，在互聯網時代，德育會面臨前所未有的競爭。管你開放不開放，“價值觀市場”已經開放了。無論如何對網絡加強管理，形形色色的價值觀念仍然會通過我們的微信傳到每一個手機里面。所以在這種時候，如果你還板起面孔去說話，你仍然堅持不講道理，你仍然用威脅的方式去做德育，其實際效果可想而知。

我們成人社會，包括老師、家長都必須要意識到這一點：價值觀是要通過競爭才能真正確立起來的。我們不是講理論自信嗎？我們在做德育的時候，一方面要確保自己所傳達的是“好的”價值觀，另外一方面還要努力用合適的方式與學生們互動，幫助他們建構這個“好的”價值觀。如果你用壓迫的方式，就既說服不了成人，更說服不了學生，尤其是小學高年級一直到高中，青春期那些具有叛逆個性的孩子！所以，今天我們要做好德育就一定要清楚認識到我們成人社會和兒童的關系，這種巨大的時代變化是前所未有的。我們必須意識到我們的教育任務，是要跟別人去開展價值教育的競爭，必須意識到我們的教育形式必須變革，至少有兩條變革的路徑可以嘗試：一條是德育美學觀的道路，就是德育本身要提高自身的魅力，讓學習者在精神愉悅狀態下接受德育;另一條就是將批判性思維引入德育，經風雨見世面，在思維的鍛煉中提高學生的道德認知、判斷與選擇能力。

在物質豐裕的時代，德育、教育都必須是一個有美感性質的詞匯。就因為如前所述，人們對教育的需求已經轉移到真善美、自我實現上，我們必須與時俱進。

總而言之，物質豐裕的時代對于德育有著許多十分重要的意味。今天的德育，我們一方面面臨一個最好的時期，因為我們有很好的條件去做德育。但與此同時另外一方面，我們也面臨這個新時代諸多艱巨的挑戰。這些挑戰需要教育理論工作者和在一線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攜手，通過不懈地努力，主動、勇敢地面對！

責任編輯︱李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