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合韓國經驗對我國農業生產結構調整的思考和建議

竺喜鳳

摘要：在第十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對我國農業農村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與期望，描繪了“新三農”的燦爛藍圖，于講話中首次指出的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著重強調了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推進農村集體經營產權制度改革，以及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等多方面內容工作的重要意義。這標志著我國的農業農村發展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農業生產結構調整也隨之進入下一個深化階段。實現農業生產結構的合理轉變，即改變現有的農業生產結構落后、僵化、科技含量低的狀況，加速農業農村現代化、科技化發展，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新格局的落實。在這一方面，韓國于20世紀60年代到90年間所進行的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可以為我國接下來的發展計劃提供相似經驗和重要啟示。

關鍵詞：農業生產結構;韓國經驗;改革;調整建議

一、引言

在第十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對我國農業農村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與期望，描繪了“新三農”的燦爛藍圖，于講話中首次指出的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著重強調了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推進農村集體經營產權制度改革，以及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等多方面內容工作的重要意義。這標志著我國的農業農村發展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農業生產結構調整也隨之進入下一個深化階段。實現農業生產結構的合理轉變，即改變現有的農業生產結構落后、僵化、科技含量低的狀況，加速農業農村現代化、科技化發展，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新格局的落實。在這一方面，韓國于20世紀60年代到90年間所進行的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可以為我國接下來的發展計劃提供相似經驗和重要啟示。

二、韓國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過程與結果

從20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的短短30年間，韓國農業獲得了飛速發展，農業產業價值顯著上升，而農業的現代化發展同樣促進了本國工業和服務業數量、質量的快速提高，從而使得韓國整體經濟在該時期得以突飛猛進地向前發展，得以于2005年成為繼日本、新加坡后的第三位亞洲發達國家。

韓國農業結構調整采用的是市場主導、政府支持的方法策略。市場以經濟效益為導向，對于農民種植的農作物實行市場淘汰制，實現土地、原料、勞動力的合理配置;政府不直接對農業生產和發展施加強制力，而是在其產業調整過程中提供制度和技術保障。在這種模式下發展的韓國農業產業得到了顯著發展，農業總產值快速增加，在國民經濟中的相對地位下降。農業總產值的增加提高了農民的收入水平，從而刺激了消費傾向更高的農民階層的消費需求，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面向的需求得以擴大，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逐步上升。根據配第一克拉克定律，韓國的三次產業實現了向前發展，產業結構逐步向高級化和合理化發展。其次，伴隨著產業結構的推進和發展，勞動力不斷從農業部門涌向非農業部門，促進了韓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農業生產率快速提高，其背后是農業生產過程中的機械化和科技水平的提高，與此同時勢必發生農業對勞動力的需求減少，農村對于勞動力外流的推力不斷加大;加之城鄉之間存在的收入差距和工業化初期對于勞動力的大量需求，非農業部門的拉力作用也在逐漸加強。兩種作用相結合，使得農業就業人口實現快速轉移，韓國僅用了14年的時間就將其農業就業人口比例從40%降低到了16%，速度之快讓其他老牌工業化國家難以企及。第三，韓國的農業產品結構和土地利用結構在市場力量為導向的發展框架下，越來越向經濟效益更高的經濟作物傾斜，如肉、蛋、奶等高需求農產品。

以上便是韓國前幾十年的農業發展取得的顯著成效，農業生產結構得到優化，要素得以自由流動，資源也得到了有效配置。透過其取得的成效，我們可以看到韓國農業改革如此成功快速的背后，其主要原因是市場機制與政府力量相結合，即以市場力量為主導，以政府力量為支持的作用機制。

三、中國當今農業產業結構面臨的問題

1_大部分地區農業發展仍處于傳統農業階段。在國內偏遠地區，由于交通受阻、技術水平發展有限，大部分農戶種植農作物的方式甚至和幾百年前如出一轍，這種“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勞作模式在我國已經延續了幾千年，至今仍未發生質的變化。即使是在普通的農村地區，現代科學技術有了些許普及，但是農業生產仍然以人力為主，機械化水平極低;由于當前的土地所有制，農業生產仍然是以小規模的家庭承包生產為主，尚未形成規?；a。

2.農業種植結構存在較大的不合理現象。當前我國的農業生產布局存在個體規模小、區域分布散的問題，遠未實現集體規?；笊a和區域統籌發展。農作物種植中仍以糧食作物為主體，其他高效的經濟農作物占比不高。此外，還存在農作物種類與地區氣候條件、土壤條件不匹配，與當地市場的需求量和需求結構不吻合的情況，即農業生產不遵守區域資源稟賦規律和市場導向規律。

3.尚未形成系統的農業生產引導政策，政府支持力度和政策落實力度欠缺。政府為促進農業結構調整和產值增加而制定的一系列意見措施即為農業生產引導政策，但目前從我國農業發展來看，這些政府引導政策所取得的成效并不十分顯著，原因在于這些政策未形成相互促進、相互加強的正反饋系統，往往是當地農業生產出了哪些問題，有關部門再出臺相應的解決辦法，使得各項政策之間缺乏聯系和延續性。

4.農業部門在國民經濟總體發展過程中占弱勢地位。為加速工業化進程，實現經濟發展的現代化，國家部門對于工業發展和服務業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有利條件，使得各項資源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傾斜，導致作為基礎產業的農業部門發展乏力，資本、人力、技術等各項資源投入不足。

5.農業生態污染現象嚴重，不利于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過度使用化肥、農藥等生物化學產品，嚴重損害了土地的營養狀況和自我修復能力;污染超標的工業廢水和生活用水未經處理便排放至農業用地同樣對土地造成了不可修復的傷害。我國目前的農業污染現況不僅不利于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對于人們食用的農產品也造成了巨大的食品安全隱患。

四、韓國經驗對中國農業結構改革的建議與啟示

目前，我國對于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研究非常充分，但是對于中外之間、各國之間的農業發展研究缺乏對比借鑒，即國別間的比較研究還不夠，中國農業現代化與農業國際化具有互動機制，東亞地區部分國家農業資源與農業生產既有許多相似性，又有明顯的差異性和互補性。因此，研究韓國的農業發展過程和特點，對于我國自身的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可以起到深刻的啟發與借鑒作用。結合我國目前農業結構所存在的問題，在吸取韓國農業發展過程中的經驗教訓，提出如下幾條建議：

第一，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大力提高農業生產率和農業總產值。利用當下的“互聯網+”熱潮，為農業生產和運輸注入技術活力。用現代工業和現代科學部門為農業部門提供先進原材料和生產技術，用現代經濟管理辦法為農業提供高效的組織管理手段，加速實現農業現代化。以農業為基本依托，實現產業鏈條延伸，通過技術滲透、體制創新等方式，將資本、技術以及資源要素進行跨界集約化配置，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達到一產、二產和三產的全面融合發展。

第二，對農業實行供給側結構改革，提高農產品供給質量和效率。在2015年召開的中國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要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改革，通過調整農業供給以適應消費者需求的結構和規模，從而實現農業發展。首先，明確要素供給是指那些在市場交易過程中具有領導力的供給，必須要先保證這些供給能夠發揮出帶頭性作用，并對市場的配置資源帶來正向的幫助作用。其次，需要對供給關系進行創新發展。

第三，加速土地制度改革，實行農業生產的規模經濟。加速土地流轉制度落實，將土地經營權從一家一戶的農民手中轉移到大公司和企業手中，實現土地的大規模生產。企業以營利為目標，會自動根據市場導向選擇最適宜的生產作物，加之使用大型機械和應用專業化的生產和管理措施，農業產業的結構便得以優化和改進。

第四，堅持發展以市場力量為主導，政府力量為支持的發展模式。強化市場作用機制，遵循市場價值規律，使農業發展處于自由開放的競爭環境下。同時，政府為農業的各項發展提供制度保證、技術支持和政策優待，解決市場力量達不到或者做不好的問題，為農業發展提供堅實的現實基礎。

第五，發展綠色農業，注重對于農業生態的保護。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堅戰中著重強調了污染防治問題，應大力發展綠色農業，樹立生態農業發展理念，增強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在農業產值提高的同時保證廣大民眾的“菜籃子”質量。